悅讀MOOK（第五卷）

中阿關係破裂內幕

　　◎ 王洪起

　　上世紀六七十年代，與我國關係最密切的國家可算是阿爾巴尼亞。被稱為“情同手足的兄弟國家”。曾幾何時，兩國關係徹底破裂了！

　　在阿爾巴尼亞生活了二十二年的新華社記者王洪起，收集了大量有關中阿關係的材料，撰寫了《“山鷹之國”親曆》一書，揭示了中阿關係的一些內幕及其來龍去脈。此書即將付印，為讓讀者先睹為快，現摘錄若幹內容如下——

　　中國政府一九五四年開始就向阿爾巴尼亞提供援助，而大批援助則在一九六一年阿蘇關係破裂以後提供，中國“文化大革命”時期，援助達到了最高點。一九七八年，中阿關係交惡，中國被迫停止了全部對阿的援助。

　　在此期間，中國向阿提供援款七十五筆，協議金額為一百多億元人民幣（其中一般物資占28%強，軍事物資占43%強，成套項目占25%強，現匯占2%強），阿成為中國對外援助受援國人均數額最高的國家。

　　這一時期，中國陸續遭受三年災害，蘇聯撕毀協議，撤走專家，“四人幫”肆虐以及唐山地震。在經濟凋敝的困難情況下，中國盡了最大的努力，把自己最新最好的設備、機械、拖拉機、車輛等提供給阿，僅糧食就達一百八十萬噸。

　　當時，中國的經濟和技術還比較落後，有的援阿項目超過了技術負擔能力，上馬顯得頗為吃力。為了完成阿的複雜項目，在無實踐經驗的情況下，中國不得不先在國內進行大量試驗和試製工作，甚至動員了全國二十六個省市的一百多個單位參加，並建立專門的實驗工廠。為此，還有兩位科技人員犧牲了生命。

　　阿在國際市場上賣不出去的一些劣質商品，如香煙、童裝、紡織品等都強行塞給我們包銷。

　　一九七四年的一天，駐阿使館突然給我們每人兩筒中華牌香煙，說是贈品。後來我們才知道，這些香煙是中國為霍查專門製造的，而且根據霍查的要求，香煙雖不帶過濾嘴，但對尼古丁做了專門的處理。一九七三年，霍查心髒病首次發作，醫生建議他戒煙，他才斷了四十三年的吸煙曆史，而由中國運去的最後一批香煙也就不要了，使館便分給了我們。

　　中國人節衣縮食、勒緊褲帶，萬裏迢迢運去的大量鋼材、機械設備、精密儀器等，阿方隨意堆放在露天地裏，常年被風吹雨打。中國專家看到他們這樣嚴重糟蹋援助物資，心疼得直掉眼淚。有些同誌對當時對阿的援助不理解，私下裏說了一句“打腫臉充胖子”，卻遭到了批判。

　　當中方人員向阿方提醒不要隨便浪費時，阿國人竟毫不在乎地說：“沒關係，壞了，沒有了，中國再給嘛。”阿的胃口越來越大，什麽都想要，數額一次比一次加碼，幾億幾十億的要。他們把向中國索要援助看作是理所當然，認為援助他們是中國天經地義的責任。

　　時任駐阿大使耿飆同新華社地拉那分社的同誌談話，希望我們在采訪中多注意，駐在國對中國的政治態度的微妙變化以及援阿物資的使用情況。

　　耿飆說：“霍查曾經毫不掩飾地說：‘你們有的，我們也要有。我們向你們要求幫助，就如同弟弟向哥哥要求幫助一樣。’謝胡還說：‘我們不向你們要，向誰要呢？’李先念副總理訪阿時，曾問謝胡，你拿我們那麽多東西打算什麽時候還？他說，根本沒有考慮過還的問題。”

　　耿飆還說：“阿還存在一種向歐洲發達國家生活水平看齊的思想。如他們在向我們提出援建電視台時說，要做到每個農業社都有電視。而當時在我國，連北京、上海等大城市中黑白電視機的擁有量都少得可憐，更不用說農村了。我們幫他們搞了紡織廠，但他們沒有棉花，我們還要用外匯從埃及買進棉花給他們。他們織成布，做了成衣，還硬要賣給我們。我想，對友好國家進行援助，這符合國際主義原則，但必須注意兩點：一是要按照我國的能力，量力而行；二是要根據對方實際需要和運用援助的能力。像現在這樣‘有求必允’的援助法，加重了我國的經濟困難；對阿方來說，隻能養成他們的懶情和依賴心理，而無助於他們的經濟建設。”

　　即使在中阿蜜月期，雙方也在一係列國際問題上存在分歧。霍查白天對我大談友好，夜裏寫日記裏卻發泄不滿，甚至大罵中國。他於一九六二年初至一九七七年底期間有關中國的“政治日記”以《中國紀事》為書名分兩冊出版，於一九七八年一月黨內發行，一九七九年九月公開發行，同時還翻譯成外文發行到國外。

　　也不知道這些日記是他當時寫的，還是後來補寫的。因為有例在先，阿黨曆史及霍查的其他言論集再版後許多事實和內容就被顛倒或是麵目全非了。比如：《霍查言論集》（1963—1964）（1977年地拉那出版）中發表的他在阿國慶節前的講話中的一段是這樣講的：修正主義在中國共產黨、阿爾巴尼亞勞動黨和其他兄弟黨所進行的堅定的、英勇的和原則性的鬥爭中遇到了頑強抵抗。”而在該選集一九八○年再版時改為這樣：“修正主義在阿爾巴尼亞勞動黨和其他兄弟黨所進行的堅定的、英勇的原則性的鬥爭中遇到了頑強抵抗。”

　　又如，原來的說法是：“中國共產黨、我們黨、其他兄弟黨和所有馬列主義者都英勇地進行了反對修正主義分子的背叛政策的鬥爭。”而新的說法是：“我們黨、其他兄弟黨和所有馬列主義者英勇地進行了反對修正主義分子的背叛政策的鬥爭。”

　　霍查把“中國共產黨”統統刪掉了！

　　隨著形勢的發展變化，阿同中國在國際共運、意識形態、全球戰略、索要援助等方麵，產生的嚴重分歧越來越多。霍查晚年的“要麽一切全好、要麽一切全壞”的絕對思維方式，罵遍全球、反遍全球、沒完沒了超量要援助的蠻橫無理，逐漸暴露出來。

　　在國際共運和意識形態方麵，他標榜阿爾巴尼亞是“唯一堅持無產階級專政和社會主義國家的典範”，地拉那是“國際馬列主義運動的中心”、是“馬克思列寧主義的櫥窗”。霍查熱衷於反對一切，唯我獨革，唯我獨“左”。

　　對各國各黨領導人，他攻擊他們是“獨裁者”、“法西斯分子”、“叛徒”、“修正主義分子”、“匪幫”、“瘋子”、“小醜”、“饒舌者”等等。在阿爾巴尼亞，國際共運的領袖排位是“馬恩列斯霍”，常用口號有“霍查的思想和教導是馬列主義在阿條件下的創造性運用和發展”、“阿黨是唯一真正的馬克思列寧主義的政黨”等等。

　　一九七一年七月八日，霍查異乎尋常地在亞得裏亞海濱的都拉斯避暑勝地呆了很長時間。他在準備定於當年十一月召開的阿黨六大的政治報告。回到地拉那後，他繼續寫報告，幾乎不公開露麵。但是，三條機密消息從秋天起就擾亂了地拉那的平靜。這些消息使霍查十分不安，尤其是這些消息都是通過阿爾巴尼亞信使緊急從北京送來的。

　　第一條消息：阿爾巴尼亞駐北京大使羅博被告知，中國共產黨由於國內原因，將不派代表團參加阿黨六大。

　　第二條消息：林彪從公眾生活中消失，中國壓根兒不再提他的名字，就好像他已不存在，中國人不願說並回避關於這位領導人的任何問題。羅博大使說，所有這些消息是從他的同行——其他國家駐華大使那裏聽到的。霍查很不高興，因為他沒有得到關於這一極其重要事件的大道消息。他一直等到一九七二年七月，才從中國領導人那裏得到期待已久的信件。這時全世界都已知道了林彪的事件。

　　第三條消息：在美國總統特使、國務卿基辛格一九七一年七月秘訪北京後，確定美國總統尼克鬆於一九七二年二月正式訪問中國！霍查氣炸了，他無法沉默。霍查於八月上旬，以阿黨中央名義致中共中央毛澤東主席一封萬言長信，全麵闡述了阿的立場，指責中國這麽大的事為什麽不事先同阿商量（毛主席說同他商量就幹不成了）？

　　霍查在當時屬於絕密的信件中說：“在共產主義曆史上，有過同敵人進行各級會談的很多例子，但曆史上類似的事情不可能重現，因為那是在不同的條件、時間和問題的情況下進行的。我們認為，你們要在北京接待尼克鬆的決定是不正確的、不受歡迎的，我們不讚成、不支持你們這一決定。我們堅信，其他國家的人民、革命者和共產黨人不會接受已宣布的尼克鬆對中國的訪問。”因為中國的做法“在原則上和策略上都是錯誤的”。

　　阿爾巴尼亞報紙隻字不提尼克鬆抵達北京的消息。同時，還特意加強了反美宣傳，霍查稱尼克鬆是“法西斯分子”，稱基辛格是“尼克鬆的裏賓特洛甫”。他故意把基辛格出生於德國同希特勒的外長裏賓特洛甫·馮·約希姆聯係起來。

　　霍查在他後來出版的日記中埋怨說，中國人對阿爾巴尼亞嚴密封鎖，不告訴他發生了什麽。他認為，中國人和當年赫魯曉夫一樣越軌。其實，當時考慮到兄弟國家對尼克鬆訪華可能產生誤解，周恩來總理除了向其他兄弟國家的領導人通報有關情況、作解釋外，很快就約見了阿爾巴尼亞駐華大使羅博，詳細介紹中方與基辛格會談情況，特別強調中國反對帝國主義的基本原則不動搖，不會拿原則作交易。

　　隨後，阿主要領導人對中方先進行內部指責，繼則公開影射，進而阿媒體發表不點名批判文章。阿方不僅把反對的矛頭指向中美關係的改善，說中共搞機會主義，而且批判毛澤東關於“三個世界”劃分的理論。

　　一九七七年七月七日，阿黨報根據霍查七大報告的論調，撰寫了長篇編輯部文章《革命的理論與實踐》（即“七七文章”）。文章雖未點名，但目的很明顯，就是試圖公開挑起中阿論戰。它攻擊“三個世界”理論是“反馬克思主義的，反革命的”，是國際共運中的“機會主義變種”，“三個世界理論是宣揚和推行種族主義，要統治全世界，奴役全人類，是反革命和沙文主義的理論”，“不結盟國家的理論和三個世界的理論，是帝國主義的兩頭怪物”，“中國要當第三世界的領袖，坐不結盟的第一把交椅”。

　　自那以後，阿爾巴尼亞不顧後果地日益惡化兩國關係，反華調子日益高漲，兩國關係愈益緊張。國內有的同誌認為，對阿寧可忍耐一些，不要太急，不要像蘇修那樣，造成中國對阿報複的印象，這在政治上對中方有利。

　　時隔不久，複出後執掌中央和政府全麵工作的鄧小平同誌在外交領域采取了第一個重大決策和斷然措施，就是指示外交部，對阿爾巴尼亞停止援助。撤項目，甩包袱，果斷地擺脫中阿關係的畸形狀態。

　　外交部根據鄧小平的指示精神，由餘湛副部長支持，蘇歐司和外經部的有關同誌起草關於停止對阿援助的報告和照會。一九七八年七月七日，即阿發表批判“三個世界”理論的編輯部文章《革命的理論與實踐》正好一年之後，中國方麵公布了外交部照會（即“七七照會”）。

　　報告指出，一個時期以來，阿領導集團出於內外需要，對我由影射攻擊發展到公開反華。即使在這種情況下，中國仍繼續向阿提供了大量援助。但阿以怨報德，對我援阿工作不斷刁難，設置障礙，明明是阿方不負責任造成的過錯，反誣我“懷有損害阿經濟的蓄意圖謀”。

　　報告認為：我國撤援後，阿馬上倒向蘇修也不那麽容易，即使倒過去也沒有什麽了不起，與我國關係也不大；它要倒向西方，我們也不必擔心，“社會主義明燈”已經熄滅了，其分量、作用就那麽一點點。從全球戰略考慮，我們下決心甩掉這個無足輕重的“又臭又硬”的茅坑裏的石頭。

　　作為對中國外交部一九七八年七月七日致阿爾巴尼亞大使館照會的答複，阿爾巴尼亞勞動黨中央和阿部長會議於一九七八年七月二十九日致函中共中央和中國國務院。該信標誌著中阿關係的公開破裂。

　　在後來的歲月裏，兩國關係就是霍查所說的“隻是形式上的外交關係了”。其時，霍查開足輿論工具的馬力，他本人甚至不顧帶病的身軀，親自披掛上陣，對中國當時的內政外交進行全麵攻擊、全盤否定。對中國主要領導人指名道姓地進行誹謗，惡毒攻擊“中國是最危險的敵人，比蘇聯更危險，因為中國打著反修的旗幟，而實際上是真正的修正主義”，“中國從未建立起無產階級專政，也沒有建立社會主義”，“中國搞四個現代化是想當超強大國”。

　　阿方攻擊鄧小平一九七八年訪日，“是為加強日本軍國主義者和中國修正主義者的聯係服務的，鄧對中國人民的劊子手提出了友誼的保證”；鄧小平訪問東南亞“是為帝國主義在這一地區的帝國主義戰線服務的”。

　　同時阿方還誣蔑中國同羅馬尼亞和南斯拉夫發展關係是在巴爾幹和歐洲挑起第三次世界大戰。指責中國停止對阿援助是“反革命、反動行徑，是中國對阿的出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