悅讀MOOK（第五卷）

林彪墜機之謎

　　◎ 張 凡 何 璐

　　一九七一年九月十三日，中國發生了一件令全世界都驚歎不已的事：中國的黨和國家的第二號領導人林彪，突然乘飛機離開中國，飛機墜落在蒙古草原，頓時機毀人亡。

　　三十六年過去了，雖然對這一事件在政治上早有了明確的結論，可是，這天晚上究竟發生過些什麽，仍然存在不少疑點。根據中國、俄羅斯、蒙古學術界和軍界的研究成果，撰寫的《林彪墜機之謎》一文，大致推測出一個接近事實的情況。現摘登如下——

　　蒙古大漠裏，那一座孤墳仍然向著東方，向著“紅太陽升起的地方”。

　　葬在這裏的人，是林彪。

　　這位前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共中央副主席、中央軍委副主席、國防部長的名字，近日再度被提起，今年正好是其一百周年誕辰。

　　這個人在消失三十多年後，最近出現在中國革命軍事博物館“我們的隊伍向太陽”的圖片展覽中。

　　孤墳裏那個失去頭顱的人，在三十六年前的那一夜裏，到底做出了什麽抉擇？

　　林彪，在一九七一年九月十二日夜晚，登上了一架飛機。在夜色降臨前的這個白天裏，許多事情都透著不同尋常的味道。中午十三時三十分，毛澤東突然從南方回到北京。時任北京軍區司令員的李德生回憶，在豐台車站，毛澤東與他和紀登奎、吳德、吳忠談話後，單獨交代給他一項任務，調三十八軍一個師到南口待命。

　　三點談話結束，李德生立即趕回北京軍區，同北京軍區政委陳先瑞等研究調動部隊。南口在北京西北，再往前就是八達嶺，這是非常重要的戰略要地，向北就是張家口，進可以防蘇軍，退可以拱衛北京。

　　毛澤東回到北京時，北京空軍學院東北角十三號和十四號的兩幢兩層小樓裏，另外一批人則準備出發。空軍司令辦外事處秘書陳倫和吩咐後勤工作人員老王，讓他趕快準備十一個人的午飯，三位首長的送到這裏，另外八人在食堂吃，要爭取十二時三十分吃上飯。

　　十三時許，午飯備好，老王先給將軍樓打了電話，把三個人的飯送到樓門口，交給等候在門口的三個女兵，然後帶其他人去食堂吃飯。十五時十分左右，將軍樓車庫開出一輛伏爾加，老王清楚地看見裏麵坐著三個人，司機是周宇馳，旁邊是於新野，後座坐著林立果，一個個神情緊張。

　　周恩來的衛士長高振普回憶，九月十二日十七時，周恩來起床，睡夠了六小時，特別精神。一直等候的楊德中（中央警衛局副局長、中央警衛團政委）跟著總理進了衛生間，報告說主席回來了。

　　汪東興後來回憶說，他打電話給周恩來，周感到非常詫異：“你們怎麽不聲不響地回來了，連我都不知道，路上怎麽沒有停？原來的計劃不是這樣的呀！”汪回答說：“計劃改了。”

　　這一天中午的十二時三十分，林彪的內勤聽到了一段令他終生難忘的話，林彪說：“反正活不了多久了，死也死在這裏。一是坐牢，二是從容就義。”

　　中國的一號人物，二號人物，三號人物的一係列言行都讓人摸不著頭腦。

　　這一夜是改變中國曆史的一夜。

　　九月十三日午夜零時三十二分，一架當時最新型的三叉戟256號飛機從山海關突然起飛，飛機高度在三千五百至六千五百米，在中國境內飛行了八十三分鍾。

　　飛機在空中劃出的路線後來有幾種說法，一是直線說，直飛蘇聯的；一種稱是“？”型的，轉一個大彎後飛向蒙古。

　　256號在空中的軌跡，都被地下的人們記錄下來。256號在山海關機場強行起飛後，出現一個很不正常的航跡。飛機起飛後先照直飛行四分鍾，空三十四師師長時念堂後來亦回憶稱，這與去廣州的航向基本一致，為244度。

　　飛機之後用極緩慢的動作轉彎，三到四分鍾之後，才穩定到270度的航向上，就是對著正西，飛機在這個方向平飛了三至四分鍾。這個航向，是從山海關回到北京的航向。

　　然後該機又開始轉向到310度，向西北方向飛去。接下來繼續轉到345度，又最終調整到325度左右的航向。飛機在山海關機場起飛後，在空中畫了一個碩大的問號。廣州？北京？蘇聯？飛機在空中似乎做出過不同的選擇。

　　飛機的航線後來還有不同看法，空軍雷達兵部部長博英豪說，航圖上基本上是“之”字形；北京軍區作戰部值班參謀劉建林和空軍指揮所作戰值班參謀朱秉秀卻說是“一條直線，一點彎也沒有”，“一條特別直的直線”，直奔蒙古的烏蘭巴托。

　　關於林彪專機航線的問題，前蘇聯方麵親曆者的回憶略有不同，前克格勃九局的官員紮格沃茲汀說：“飛機先是要往台灣飛，後來又改變了航向，改成向北飛，接近了蘇聯的邊境，離赤塔不遠了，離赤塔好像隻有五十公裏，我們的同誌和蒙古同誌一起，詢問了當地的百姓，目擊者聽到了飛機轟鳴聲。”

　　淩晨一時零五分。北京。

　　時任空軍司令員的吳法憲，從西郊機場打電話找到在中南海的汪東興。吳說林彪的專機已經起飛三十多分鍾了，飛機在向北飛行，即將從張家口一帶飛出河北，進入內蒙古。吳法憲請示，要不要派殲擊機攔截。

　　8341部隊負責人張耀祠回憶：256號三叉戟飛機強行起飛後，周恩來總理向毛澤東主席簡要匯報，問怎麽辦？打不打？還在射程之內。主席說，這架飛機不能打，不能攔截。

　　李德生到空軍指揮所五分鍾後，256號三叉戟飛機飛出國境。一時五十五分，256號三叉戟從中蒙414號界樁上空進入蒙古上空。飛機的地麵雷達信號在溫都爾汗以南消失。飛機出國境後，中國地麵雷達還跟蹤了十多分鍾，之後就看不到了。事後得知，三叉戟飛機又飛了十多分鍾，到溫都爾汗以南，下降到二千五百米。二時二十五分，蒙古邊防部隊報告，飛行目標消失。

　　三叉戟在蒙古國從入境到墜毀共三十分鍾。前蘇聯的雷達，全程監視了256號飛機的行蹤。

　　“一時五十五分，飛機於中蒙邊界414號界樁上空越界進入蒙古上空。256號三叉戟飛機在飛到接近前蘇聯與蒙古的邊界線後，又改變了航向，掉頭返回，向中國的方向飛來。二時二十五分，256號三叉戟在蒙古肯特省依德爾默格縣境內墜毀。”

　　克格勃九局當時負責調查該事件的紮格沃茲汀，證實了飛機轉向南飛之前，飛到了距蘇蒙邊境幾公裏處。“它為何轉彎，對任何人都是個謎。”他說。援引蘇聯航空觀察員的報告，這位前克格勃將軍說，沒有證據表明那架三叉戟曾試圖與蘇聯、蒙古機場聯係。

　　“我們隻在飛機墜毀後才聽說那架飛機，那時已經沒有危險了。”即使這樣，他指出這架三叉戟有可能飛向空軍戰略基地赤塔——而不是伊爾庫茨克，就像一般估計的那樣，甚至中國人也是這麽認為的。如果這個說法是真實的，判斷是正確的，那麽一架大型的、且相對較慢的飛機，怎麽可能避開雷達的偵測而如此接近蘇聯具有最敏感設備的軍事基地呢？

　　這個在蘇蒙邊界上的奇怪掉頭，在中方的雷達中並沒有記錄，但卻被蘇聯方麵記錄下來了。據時任中方軍委空軍指揮所值班作戰參謀的朱秉秀的敘述：“目標接近邊境線移動，一時五十分飛出國境，進入蒙古人民共和國境內，並在逐漸下降高度，直到我地麵雷達上的信號於溫都爾汗以南消失。”

　　舒雲的新書中，提供了時任空軍參謀長的梁璞回憶，據梁稱，出境前，三叉戟飛機在邊境上空，繞了一圈。三叉戟的掉頭回飛並非沒有可能。

　　雷達信號消失於溫都爾汗“以南”，256號飛機實際上是墜毀於溫都爾汗“東北”六十公裏處的蘇布拉嘎盆地。既然消失於溫都爾汗“以南”，而實際墜毀於溫都爾汗的“東北”，也就是說256號飛機在中方雷達上消失以後，實際仍在飛行，而且有可能改變飛行方向。

　　一團火光衝天而起。九月十三日淩晨二時二十五分，就在飛機起飛約一百十三分鍾時，256號三叉戟飛機，墜毀在東經111°15′，北緯47°42′，距溫都爾汗約六十公裏的蒙古肯特省依德爾莫格縣蘇布拉嘎盆地。機上共九人，無一生還。

　　目擊者拉哈瑪在多年後回憶稱，一九七一年九月十三日淩晨二時許，一陣“嗡嗡”的聲音把她驚醒。她急忙穿好衣服，出門一看，發現這難聽的聲音是空中傳來的。這時牛羊驚散，馬嘶狗叫。她仔細一看，從西南向北飛過來一架冒著大火的飛機，飛得相當低。在巴圖腦爾布蘇木上空，繞圖門山轉一圈後順著紮森山穀向西南方向飛行，聲音越來越大。大概不到二十分鍾就在蘇布拉嗄盆地墜毀。

　　美國記者彼得·漢納姆後來找到了另兩位目擊者：杜卡嘉汶·丹吉德瑪（DugarjavynDunjidmaa）守衛著一處炸藥庫，她凝視著一公裏外產熒石礦的小城市貝爾赫（Bekh）的方向。突然，發動機的嗡嗡聲使她昂首向天空中望去。

　　在城的另一邊，聲音也引起女哨兵納瓦盧桑吉·索若爾（Navaanluvsangivn Soror）的注意。她回憶說：“我聽到有像汽車發動機般的很大的噪音，奇怪到底發生了什麽事。於是，我提起槍跑了出去。”

　　很快飛機就進入了人們視野。丹吉德瑪說：“我看到它墜落時尾部著火。”她現在仍住在貝爾赫她的毛氈帳篷裏。索若爾也說她看到飛機上有三處著火，她衝回辦公室，打電話報告了上級。丹吉德瑪還說：“從我的位置可以追蹤到那架飛機，直到它墜毀。”

　　這兩個女人當時並不知道，她們正好見證了一段曆史。那架失事的飛機來自中國，由於迄今為止還無法調查的原因，它墜毀於蒙古境內一百多公裏處，機上人員全部罹難。自此以後，全世界的外交官與中國問題專家們一直在探討機上的乘客到底是何方神聖。

　　最先到達現場的中國使館人員孫一先發現，九個人分三堆分布，死亡的慘狀他都記錄下來，並有詳細描述。後來證實，編號為五號的屍體正是林彪，“第五號屍體，個子瘦小，雖然每具屍體焚燒後似乎都有些縮短，而且由於皮膚腫脹顯得年輕，但這具屍體看來縮得更厲害一些，像個大孩子。全身衣服燒光，但皮膚燒灼不重。上身平仰，下身略向右側。頭部上昂，禿頂，頭皮有綻裂，露出幾道灰白色頭骨。有額紋，眉燒光，眼睛燒凹深陷。顴骨較高，下巴較尖，臉部棱角明顯。鼻子較大，鼻尖燒焦，露出兩個朝天的黑洞。嘴張開，右門牙及尖牙摔掉，舌頭燒黑。左眼內角至鼻梁間有一傷痕，血跡沿額部流至右頭頂。右臂平伸，手心向上，左臂內彎，手心扣向腰眼。右腿直伸，腳心向下，左腿內屈，踝部搭在右膝上，脛骨炸斷，肌肉外翻，上徑骨刺露。兩腳底及手心都燒起燎泡。這個屍體的麵部輪廓看起來眼熟，但想不起在哪裏見過。”

　　一陣亮光之後，中國的二號人物就此灰飛煙滅，但他身後的疑雲卻越來越多。蒙古方麵當年草擬的事故報告裏排除了氣候原因：據烏蘭巴托中央機場氣象台報告，在九月十三日兩點鍾時，肯特省伊德爾莫格縣上空有二至四級的雲，能見度五十公裏，無危險的氣象情況，無風沙、無霧、無風。因此，自然因素也應屬排除之列。

　　在飛機墜落後的北京，盡管形勢嚴峻，但還有輕鬆之舉，吳法憲在自己的回憶錄裏記述了有趣的一幕：“九月十三日上午九時左右，飛機墜落七個小時後，空三十四師的師長時念堂來報告說，毛主席那裏的警衛部隊，要派人進機場，給毛主席打野兔子吃。”周恩來說：“都什麽時候了，隻好讓他們去打一次，以後不要再這樣了。”吳法憲隨後又將這一批示向時念堂作了傳達。

　　蘇聯當局根據其駐華使館的情報，認為應該弄清楚這架飛機上乘坐的究竟是什麽人，於是在飛機墜毀五周之後（按：後來俄羅斯報紙又稱為九月下旬），派克格勃的調查組來到墜機現場。他們把墓地的棺材全部挖了出來，逐個檢驗因天寒地凍而未完全腐爛的屍體，在蒙古專家的幫助下，首先肯定了屍體的所有傷痕都是因飛機墜毀造成的，排除了乘客在墜機前死亡的可能性。

　　新華社《參考消息》於一九九四年五月二十一日登載了俄羅斯軍隊的《紅星報》報道的《林彪事件鑒定始末》。據稱他們於一九九四年五月派記者采訪了托米林。托米林的真實身份是退役少將軍醫，當年已是著名的犯罪偵察學者，以及是經驗豐富的法醫和高級專家，剛被任命為國防部法醫學實驗所所長。

　　與他同去蒙古進行調查的，有克格勃的偵察員紮格沃茲汀及其助手、病理學家沃爾斯基。

　　克格勃調查組雖然帶來了“九·一三”以後中國再沒有公開露麵的領導人資料，但燒焦的屍體已麵目全非，對照資料難以判定。於是，他們割下了那個女人和那個歲數最大的男人的頭顱，放在大鍋裏架起柴火煮，目的是將毛發、皮肉剝離幹淨。這種殘酷的做法，外行人看來實在是異常恐怖。最後，蘇聯人把兩個煮幹淨的顱骨裝箱帶回蘇聯。

　　托米林回到蘇聯駐蒙古大使館，翻閱幾本雜誌時看到了林彪的照片，他心裏一動，脫口而出，“真像啊”。回到莫斯科以後，他收集大量的林彪的照片，在一張脫帽照片中，發現了林彪的右太陽穴稍上處有一道明顯的疤痕，而從蒙古帶回的頭骨上也有這麽一條傷痕。

　　當他找來林彪過去在蘇聯治病時的病曆，一張X光片上清楚顯示了其肺部結核鈣化的硬結。於是他決定再次飛往蒙古，陪同他的是人體形態學研究所所長佩爾米亞科夫。調查組的工作，使蘇聯最高領導非常滿意，他們得到了嘉獎和晉升，紮格沃茲汀擢升為將軍，托米林則獲得領導國防部所有病理實驗室的特權。

　　一九九八年二月十八日，《參考消息》刊登了日本《朝日新聞》記者對一九七一年擔任蒙古外交部副部長的雲登的采訪報道。雲登證實，死難者屍體掩埋四五周後，蘇聯掌握了情報，認為“似乎是林彪乘坐的飛機”。十月中旬，蘇聯國防部法醫部門和國家安全委員會克格勃兩名將軍到現場，從墓中挖出了據說是林彪及其夫人的遺體，割下頭顱帶走了。

　　十一月，這兩位將軍再次來到現場，詳細檢查了被割掉頭部的男性遺體，並帶走了上半身，當時有蒙古的兩名法醫在場，但事後蒙古政府被拋在一邊，屍骨也沒有歸回原葬墓地。

　　日本共同社二○○六年披露了以前未公開的一九七一年九月十三日林彪所乘飛機在蒙古境內墜毀一事，為256號飛機的命運提供了新的說法。當時蒙古政府曾總結了一份題為《中國飛機在蒙古境內墜毀原因的確定文件》的調查報告，所署日期為一九七一年十一月二十日，共十六頁。共同社獲取了這份未公開的文件和未曾發表的現場照片。

　　該報告說，對一九七一年九月十三日墜毀的林彪座機展開的調查是在事故發生約一個月後（從十月八日至十八日）進行的，當時蘇聯專家參與了調查工作。

　　調查小組當時得出的結論是，導致這架飛機墜毀的直接原因是導航問題，這就排除了飛機被擊落的可能性。報告說，英國製造的三叉戟在氣候良好時極少犯航線錯誤，而且也沒有來自這架飛機的任何無線電通信，這兩個事實說明，中國解釋說這架飛機犯了航線錯誤是說不通的。

　　報告還對林彪座機燃油不夠的說法表示懷疑。說：“飛機殘骸在極廣範圍內燃燒了很長時間，這一事實表明它有足夠的燃料繼續飛行。”它說：“大火覆蓋了一塊長九百七十五米、寬三百二十一米的地方。”它還說，飛機墜毀時，引擎正常，而且“沒有證據證明機上人員由於緊急原因做出了降落決定”。

　　蒙古方麵的消息人士當時說，調查人員一致認為，一定是機上人員之間發生了搏鬥，支持林彪的一方想逃去蘇聯；另一方則想返回中國。蒙古的這篇報告說，在墜毀現場發現的八支槍中，有一支槍子彈已經上了膛。

　　雲登透露，中國飛機墜毀現場發現了大量軍用物品，包括：中國空軍密碼，含師級名稱在內的飛行指示書，寫有部隊名稱的燃料購買證，出入部隊的身份證明書，軍用手槍（中國造六支、蘇聯造一支）及一支自動步槍、軍裝和軍隊相關書籍，等等。

　　蒙方認為中國軍用飛機侵犯領空，進行間諜飛行或破壞工作的可能性是存在的，機上遺物情況沒有告訴中國方麵。中國方麵雖要求歸還機上遺物，但當蒙方要求提交全體機上人員名單時，中方撤回了自己的主張。

　　蒙古曾成立一個委員會來調查這次飛機失事，但是蒙古方麵的保密法規定，此報告到二○○八年才可公布。現時尚未全部披露。據有關人士透露，蒙方的諸多電影記錄裏曾有墜機現場的諸多真實場景，未來披露的材料或將進一步提示當日所發生的一切。

　　對林彪專機的墜毀，一種最廣為流傳的說法是，該機是被導彈擊中後墜毀的。中國駐蒙古大使館的人員在飛機墜毀的現場調查後，帶回一張照片，正好飛機的機翼上有一洞孔。這兩點不謀而合，曾被人懷疑，飛機是被導彈擊落的。

　　前駐蒙使館外交官孫一先，是當年中方到達墜機現場勘察的四人成員之一。他回憶起當時對墜機現場的勘察情況時說，“墜毀飛機頭的旁邊，有一段斷翼，就是飛機翅膀斷了，從翼根的地方斷了，另外，它前麵那一截也沒有了。機翼上麵有一個大洞，大概有四十來公分直徑的一個大洞。我看到那個大洞，我馬上就意識到了‘這是不是導彈給打的洞’？這個飛機翼很厚，翼根很厚，翼根大概有將近一米的高度。我就爬上去，往下看，結果發現這個大洞沒打穿。朝上這個麵是個洞，下麵還都完好的。”

　　俄羅斯遠東問題研究專家達維多夫在談到彈孔問題時說：“在研究飛機殘骸的時候，有一種說法認為蒙古方麵發射了導彈，蒙古領導人向蘇聯和西方記者聲明過，他曾向蘇方請求，對飛機發射導彈，蘇方的領導拒絕這麽做。於是蒙古領導人說，那就讓他飛吧。根據我讀到的材料說，在調查現場發現有彈孔，而且，發射的方向不是由外而內，而是由內而外，這也就否定了被導彈擊中的可能性。”

　　近十年來，內地的彈道和導彈專家幾乎是同一種結論：中國導彈要把蒙古溫都爾汗的飛機打下來幾乎是不可能的。因為當時裝備的導彈，還到不了二百公裏的射程，而中國離溫都爾汗則有一千一百多公裏。

　　也有人對256號飛機墜毀提出質疑，認為飛機可能是由於艙內起火，導致引擎失火而墜毀。還有人認為是飛機機翼斷毀，飛機失去平衡，采取迫降的方法，在迫降的過程中，產生了失誤，最終導致了飛機墜毀。

　　根據對飛機墜毀現場和飛機殘骸進行的技術研究，以及對屍體進行法醫鑒定，沒有發現搏鬥的痕跡。九具屍體都沒有任何彈孔。幾具屍體部位的血跡，是飛機爆炸時撞傷和急速甩出時摔傷所致。

　　達維多夫說：“飛機上有紅外線，能夠夜間飛行，甚至可以不用飛行員，專家們的結論是256機失事，是操作失誤造成的。飛機上的人所攜帶的武器，並沒有用過的痕跡，也就是誰都沒有開過槍。”

　　潘景寅在二十世紀六十年代初的一次迫降經曆：“有一年冬季下雪，他在起飛時飛機左邊的主起落架撞在了跑道邊沿清掃堆起的雪丘上，致使起落架後撐杆受損而不能正常落地。在此情況下，潘景寅首先想到的是在空中盤旋，盡可能將機上的燃油消耗掉，以防止落地時另一個沒有受傷的起落架也支撐不住，機身與地麵摩擦起火爆炸。潘對這一事故處理的結果是：在落地滑跑中，隨著飛機速度的逐漸減小，由於左起落架失去支撐，左機翼下沉，造成向左偏出跑道，致使左發動機的螺旋槳觸地打壞，飛行員安然無恙，飛機經修複後繼續使用。”

　　民間研究者“京城孤魂”認為，在這次經曆後，潘景寅又經過近十年的飛行磨練，對於飛機迫降，尤其是三叉戟這種下置油箱飛機迫降更是沒有道理在燃油沒有耗盡的情況下就貿然實行。

　　256號三叉戟飛機的機尾是全機中最大的一塊沒有燃燒爆炸的金屬物。據此可斷定：裝在這裏麵的飛機狀態記錄器會完好無損且不會被拋出去在機頭部位，盛著語音記錄器的架子，也仍然完好無損，因此可斷定：“黑匣子”不會損壞。

　　從蒙古回國，並帶回照片的駐蒙使館人員孫一先也在回憶中證實，當時提供這一洞孔情況，主要是林彪專機墜毀地點離蘇軍駐蒙的軍事基地很近，懷疑有蘇軍發射導彈的可能。提出此問題後，經周總理指示，在事後，很快找了一架與出事同樣的飛機進行了現場分析，當時就否定了“被導彈擊毀”的懷疑。

　　但從很多方麵來看，當初中方這一判斷顯得有些草率。蘇聯政府及軍方，在事發後的行動，顯得頗不尋常。

　　雲登在接受采訪時肯定地說，九月十四日，蒙方本來要派專機運送中國駐蒙古使館人員去溫都爾汗勘察現場，突然接到蘇方通知，蘇軍直升機已從赤塔飛到中國飛機墜毀現場進行調查，並拆走飛機上的一座引擎，因而運送中國人員的專機不得不推遲至十五日下午起飛。

　　而中方人員卻被蒙方人員告知，因為天氣原因，起飛被迫延遲，而當日的氣象資料顯示，蒙方這種說法明顯是托詞。雲登說，駐紮的蘇軍行動相當快，隨即將三叉戟的三個引擎中的一個拿回去，但是當時他們對於九人的屍體或身份完全沒興趣。

　　雲登說，現場是寬廣的草原地帶，地上留有長達八百公尺的滑行痕跡，而令人揣測該機係擬準備降落，但是因為土質過軟，途中機體陷落，機翼折斷而引發爆炸起火；總之飛機失事並不是如坊間所傳的原因，係因降落著陸失敗所致。

　　美國記者漢納姆後來訪問了莫羅紮姆茨，後者已經任蒙古政治局成員三十年之久，在那時，烏蘭巴托的第二號人物是國家代理元首。莫羅紮姆茨告訴漢納姆：“我們最先發現飛機時並非是其正穿越我們的國境，而是它已經飛越了我國領土，它向蘇聯人表示：‘讓我們進入。’但是蘇聯人拒絕了。我們得知如果此飛機繼續飛行，它將被擊落。這就是飛機為什麽會掉頭轉彎。”莫羅紮姆茨說，飛機墜毀幾個月後，他在一次與一位資深蘇聯軍官偶然的聊天中得知了這個資訊。

　　其時，在蒙古駐有蘇聯軍隊大約七萬人。飛機墜毀當天，一批由蘇聯軍人和航空專家組成的調查組就趕到現場，了解飛機墜毀原因，蘇軍方麵四五個工作人員勘察和拍照了所有出事的地形全貌和屍體排列形狀後，將飛機機體的三台勞斯萊斯公司製造的斯佩式發動機中的一台拆運回蘇聯。

　　蘇方為什麽要拿走發動機？許多人認為是蘇聯為了竊取勞斯萊斯發動機的製造技術。但即便如此，蘇聯沒有理由阻撓中方人員在第一時間趕到現場。有一種說法認為，蘇方不想讓中方人員看見那台發動機。從“竊取技術”的原因說，拆走兩台才真正符合技術人員的通常做法，但蘇方似乎對剩餘的兩台發動機毫無興趣。

　　蘇軍在“九·一三”之後，發生過兩次擊落外國民航客機的事件。一九七八年四月二十日，一架航班號為902的韓國航空公司的波音707客機，從巴黎經北極航線飛往漢城，由於駕駛員的疏忽，在蘇聯北方城市摩爾曼斯克附近的蘇芬邊境上空進入蘇聯領空。

　　蘇軍立即起飛六架戰鬥機進行攔截，美國監聽到蘇聯飛行員向其上司報告，根據標誌看這是一架民航客機，但蘇軍地麵指揮仍然下令將其擊落。蘇-15戰鬥機向902航班發射了兩枚P-98空空導彈。

　　一枚沒有擊中，一枚近機爆炸，打斷了波音707左翼四米多的一段，導彈彈片穿入機艙，打死了兩名乘客，另有十三人受傷。盡管被導彈打掉了部分左外翼，座艙被擊穿失壓，但波音707在低空又堅持飛行了一個多小時，直到在數百公裏外蘇聯境內科爾皮亞爾維湖的冰麵上找到迫降場，迫降成功。

　　一九八三年九月一日，蘇軍擊落了韓國一架波音747客機。這架航班號為KAL007的客機在從安克雷奇飛往漢城途中，不知何故嚴重偏離航線，飛臨蘇聯薩哈林上空，盡管起飛攔截的前蘇聯空軍蘇-15戰鬥機分辨出那是一架波音747客機，但仍遵照地麵命令用空空導彈將其擊落在莫涅龍島附近海麵，該機上的二百六十九名乘客和機組人員全部喪生。

　　民間研究者“京城孤魂”在題為《誰幹掉了林彪256專機？》一文中提出兩個支持理由。在從巴基斯坦購進這批三叉戟之前，中國最好的民航客機就是林彪以前的專機所用的“子爵號”渦輪螺旋槳飛機。該型飛機使用渦輪螺旋槳飛行，速度遠遠低於三叉戟，巡航速度也隻有五百多公裏。

　　三叉戟的巡航速度是九百多公裏。這新買來的四架三叉戟噴氣機進入中國時間很短，從沒在民航中使用過，也沒有計劃給民航做普通客機使用。那時的中國民航根本就沒有噴氣客機。因此，在夜間的雷達上如果蘇聯軍方看到這種大型、快速、中國民航從未使用過的飛機入侵，從而將其認作中國先進的噴氣式軍用偵察機或轟炸機是十分合理的推斷。

　　其次，256飛行的不是民航國際航線，而是一條很少有民航飛機使用的偏僻航線，同時采用了規避雷達的低空高度直插蒙古腹地，從這點很容易判斷，這是懷有某種不明目的使用的軍用飛機。對在正常高度飛行的民航客機尚且不留情麵，256采用這種偷偷摸摸方式溜進來，蘇聯人當然不會客氣。

　　從一九七一年九月十三日淩晨二時三十分左右飛機墜毀，到九月十五日下午中國大使館人員趕到現場，在這兩天半的時間裏，蒙古及蘇聯的有關人員及專家已經在墜機現場做了很多事情，機上“黑匣子”也被蘇聯的調查組帶了回去，直至如今，依然未公開“黑匣子”上的內容。

　　紮格沃茲汀說：“黑匣子找到了，但克格勃鑒定時，沒有發現錄音裏有飛機和地麵的通話。” ■

　　林彪女兒談感想

　　《我們的隊伍向太陽——新中國成立以來國防和軍隊建設成就展》在北京中國軍事博物館展出時，林彪被列為“十大開國元帥”之一的照片赫然在列，展覽使用“出色的作戰指揮才能”形容林彪早年的軍事貢獻。對此，記者采訪了林彪大女兒林曉霖，她談了自己的感想——

　　“九·一三”事件發生不久，我很快就知道了。領導找我談話，我很震驚。在頭幾天，我就有一種不祥的預感。因為很多人過去見麵，都笑嘻嘻、很熱情，怎麽一下子都拉下臉不理了。過“十一”，報紙上也沒有父親的名字了。我夜裏睡不著，預感大禍要來臨。雖然我寫了斷絕父女關係的信，但這時候，骨肉之情就冒出來了。

　　我後來了解了整個事情的真相。我父親當時是中央的二號人物，對“文革”造成的災難，有著不可推卸的責任，對不起人民、對不起黨、對不起老戰友、對不起老部下、對不起他戰鬥過的地方的父老鄉親。這是我的看法。作為林彪的女兒，我義不容辭地，對遭父親迫害的人、受他牽連的人謝罪。

　　我六十多歲了，有時還做夢夢見父親。從個人感情說，我和林彪的父女感情是怎麽也抹不掉的，怎麽也消失不了的。這是人的天然親情。雖然我和父親在一起生活不是很久，因為我的後媽，我就像是一個灰小鴨，被排擠在外，受罪受苦。但是，給我親情、給我父愛的，也就隻有我爸了。我永遠忘不了。這人世間，沒有任何人給我這種父愛的感受。

　　多年來，我內心裏確實非常沉重。“九·一三”事件後，關於我父親在革命戰爭時期的戰功，被盡可能地抹去了。我曾經到解放軍畫報社，想花錢把我父親的照片洗出來。在指揮平津戰役的將領合影中，他們把我父親抹掉了。我找他們說，這不是原來的照片，曆史就是曆史，我要原來的照片。現在這兩張照片，被抹掉的和沒被抹掉的，我手頭都有。我說過，對林彪的評價，功是功，過是過。他在幾十年中曾立下了輝煌戰功，但這不能掩蓋他後來發生的“九·一三”事件的結局。

　　現在，官方對父親的評價有改善，我覺得，這是一個實事求是的表現。這是一個進步，向著曆史的真相跨近了一步。“實事求是”這四個字說起來很簡單，真做起來，是很不容易的。總的來說，我感到很苦。這麽多年，我一直很低調，有一種非常沉重的心理，平常我不太願意接觸社會。有時，我覺得，如果不在這樣的家庭出身，我真是寧願做一個小小老百姓的孩子，做一個工人、農民、小市民、職員、中學老師、小學老師、知識分子的孩子更好。

　　摘自《南方都市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