悅讀MOOK（第五卷）

延安交誼舞始末

　　◎ 朱鴻召

　　朱鴻召先生在查閱大量文獻檔案資料、多方采訪延安革命老人、深入延安實地考察的基礎上，展開了對延安曆史生活的研究，寫就了《延安日常生活中的曆史1937—1947》（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出版）。

　　朱鴻召先生說：“‘五四’發現了人，延安改造了人。延安創造了二十世紀後半葉的中國曆史。因此對延安的研究是很有意義的。”這本著作選擇從日常生活的角度，描述了延安生活中的曆史真實，對我們了解當年的延安是很有參考價值的，現將書中的一個片斷摘介如下，以饗讀者。

　　延安十年的業餘時間裏，其中一九三七至一九四二年前後六年的周末和節假日晚會上，革命隊伍裏時興交際舞。這是在嚴肅緊張的工作、學習、生產、戰鬥生活之餘，另一番生動活潑的革命生活曆史。

　　一九四二年夏秋之際，整風運動全麵開展以後，這種革命隊伍裏的交際舞漸次稀落。經過短暫的沉寂，一九四三年元旦開始，革命隊伍裏再次時興的是軍民同樂的紅色秧歌舞。

　　延安交際舞最初是由外賓傳授，從上層領導開始，並作為向封建勢力的挑戰，而逐漸時興起來的。

　　一九三七年一月十三日，中共中央隨紅軍總部進駐延安。同月底，美國人艾格妮絲·史沫特萊就以《法蘭克福日報》記者身份，到延安作為期七個多月的采訪。此前半年，同樣是美國人埃德加·斯諾，以記者身份，到保安對中國革命隊伍作第一次采訪，然後寫成《西行漫記》一書，向世界和中國首次公開報道了中國革命和中國共產黨人的真實生活，產生良好的效果。史沫特萊是到中國革命隊伍裏采訪的第二位記者，並且事先通過宋慶齡、斯諾的介紹，所以她的到來受到了特別的重視。經過領導討論決定，抽調丁玲趕赴當時國共兩黨轄地分界處的三原古城杜裏鎮迎接。來到延安的當天晚上，史沫特萊就分別見到了她心目中的英雄朱德和毛澤東。次日，中國文藝協會和《新中華報》社聯合集會，熱烈歡迎史沫特萊的到訪。

　　帶有部分印第安血統，天生具有叛逆性格的史沫特萊，時年四十五歲，曾經遊曆過大半個世界，飽嚐了生活的磨難。但苦難並沒有磨滅她擁抱生活的熱情，更沒有消損她的正義感。當她初見朱德時，史沫特萊寫道：“他有五十多歲了，相貌和藹可親，額角布滿皺紋。他看起來確像紅軍之父。他滿麵春風，連連對我說歡迎，並向我伸出了雙手；我用雙臂抱住他的脖子，在他的臉頰左右親了一下”。然後，她在這個結實的人物旁邊走來走去，直爽地說：“讓我好好瞧瞧你！” ① 在延安，甚至在中國革命隊伍裏，這種見麵禮是從來沒有過的。因為在男女授受不親的國度裏，握手在當時已經是非常革命的舉止了，當眾擁抱親吻怎麽敢看呀？所以，這兩個響亮的熱吻，在當時和以後的許多文章裏，都被說成是史沫特萊抱住朱德的臉狠狠地“啃”了兩口。但是，此時此地，對待這樣的客人，不是客隨主便，而是主隨客便。

　　正是這樣一位自稱“大地的女兒”的史沫特萊，不僅在延安采訪寫作，聯係促成白求恩大夫的援華，而且還倡導了滅鼠運動、節育運動，以及聲噪一時的交際舞潮流。

　　史沫特萊是以一身時裝出現在延安一片青灰色軍裝製服麵前的。與她形影不離的是一位年輕漂亮，長發披肩，大學畢業後寫過詩，演過話劇的吳光偉（吳莉莉），時任史沫特萊的翻譯兼秘書。② 平時偶爾和她們一起出現的還有那位被稱為文藝明星的丁玲。

　　斯諾夫人總是拒絕公開場合唱歌、跳舞，甚至講話，除了采訪，很少串門。而史沫特萊拉著吳光偉，有時還有丁玲，卻特別愛交際，喜歡串門。“在一個軍事營地裏，史沫特萊、丁玲、吳光偉成了獨一無二的三人小組：三個有大丈夫氣概的離過婚的女人，對傳統的婚姻都持批判態度，都希望婦女在一個社會主義社會裏能享有較大的權力。” ③ 這樣三位耀眼的單身女性，芳齡都在二十五至四十五歲之間，“像旋風一樣出入在各種政治、社交和群眾場合。” ④ 她們所到之處都受到熱情的接待和熱烈的歡迎。並且，在革命隊伍裏一直盛行著的娛樂節目，是集體唱歌和相互“拉歌”。史沫特萊不擅長唱歌，卻能跳舞。她後來的回憶錄中說：

　　在延安召開的一次高級軍事幹部會議期間，我試著教他們一些人如何跳舞，他們勤奮好學，逢事必問，不怕丟麵子。朱德同我破除迷信，揭開了交際舞的場麵。周恩來接著也跳了起來，不過他跳舞像一個人在演算一道數學習題似的。彭德懷喜歡作壁上觀看，但不肯下來跳一次舞。賀龍在青磚鋪的地上隨音樂旋律一起歡跳，他是身上唯一有節奏感的舞師。在延安的婦女中間，我贏得了敗壞軍風的惡名，人言可畏，群情側目，以致有一回朱德邀我再教他跳一次舞時我居然謝絕了他。他指責我怕事，說道：“我同封建主義鬥了半生，現在還不想罷休！”我隻好站起來以民主的名義和他跳了一次。⑤

　　這是延安早期的交際舞，主要是在高級幹部聚會的娛樂性晚會上作表演性節目。很快，在鳳凰山下史沫特萊的住處，就有了私人性質的娛樂晚會，當然少不了要跳交際舞。毛澤東剛開始“由於自尊心強，他不學跳舞，生理上也沒有節奏感”，但卻經常光顧客人們的住處。

　　有時候，我給毛澤東寫一個“請即來一談”的便條，他很快就來了，手裏提著一袋花生米。於是請外國友人唱一支歌，外國朋友引吭高歌，中國主人拍掌擊節，歌罷由中國主人們或唱歌或講古，窯洞滿座，談笑風生，一時稱為樂事。⑥

　　在這友好歡樂的悠閑時刻裏，我經常邀大家排成一隊，教他們跳弗吉尼亞土風舞。世界上沒有任何東西可以阻止朱將軍參加，他和舞伴們旋舞起來，而且按著一、二、三的拍子，好像剛參加閱兵式的新兵一樣，踢得塵土飛揚。我把自己所知的土風舞傾囊相授後，他要求我教西方式的交際舞，我也教了。⑦

　　慢慢地，交際舞逐漸出現在公開舉行的晚會上。當時延安古城裏的鍾樓東側有一座不大的基督教堂，被辟為中共中央大禮堂後，幾乎每個周末的晚上，這裏都舉行晚會或舞會。史沫特萊和她的“學生們”成了舞會上的“明星”。

　　延安交際舞時興不久，很快就引起了革命隊伍裏女將們的強烈反對。

　　所以，最初在延安高層男性社會時興的交際舞，直接觸犯了的是革命隊伍裏女將們的安全感。參加過長征的五十位女英雄們，她們戎馬倥傯的生活和工作，無暇去修飾自己的容顏；她們在革命隊伍裏所享有的地位和聲望，也沒有必要去注意修飾自己的外貌。據說，她們從來不化妝，頭發太長有礙行動時，隨便拿一把剪刀剪短即可。因為在她們看來，把頭發梳理得漂漂亮亮是一種小資產階級情調的表現。“她們把新式婚姻作為一種嚴肅的社會製度來捍衛。……形形色色的‘小資產階級浪漫情調’早已被視為毒草，從革命陣營中鏟除了。” ⑧ 交際舞“一直是被當做外國的惡習被禁止的”。⑨ 陝北那些生性溫順、政治落後的鄉下婆姨，對這批強悍的女英雄們沒有構成多大的威脅。現在，隨著“西安事變”的和平解決，從淪陷區和國統區的上海等大城市湧來的一批批受過教育的女學生們，她們剛剛參加革命隊伍的驚喜未定，又被邀請參加逐漸蔓延著的延安周末晚會或交際舞會，從而有了與延安高層社會男英雄們手把手、麵對麵直接接觸與交流的機會。

　　此事，毛澤東後來曾經風趣地回憶說：“在延安我們也經常舉辦舞會，我也算是舞場中的常客了。那時候，不僅我喜歡跳舞，恩來、弼時也都喜歡跳呀，連朱老總也去下幾盤操（形容朱德的舞步像出操的步伐一樣）。但是我那貴夫人賀子珍就對跳舞不喜歡，她尤其對我跳舞這件事很討厭……” ⑩

　　“跳舞就是照著音樂走路。”毛澤東對交際舞也有他自己獨到的理解。雖然他也經常光顧舞場，但一開始並沒有參加交際舞，隻是與史沫特萊、吳光偉有著非常頻繁的接觸。據史沫特萊回憶：

　　毛澤東常到我和我的翻譯同住的窯洞裏來，於是我們三人一起吃便飯，縱談幾個小時。因為他從來沒有出過國，所以他提出了成堆的問題。我們談到印度，談到文藝。有時他朗誦中國古代詩人的名句，有時他低吟他自己寫的律詩。他有一首懷念他第一個夫人的悼亡詩，因為她是被國民黨殺害了。……他一口湖南腔，試著跟我的女秘書學北京官話，跟我學英語，學唱英文歌子。{11}

　　另據埃德加·斯諾根據史沫特萊介紹所作的記錄說：

　　紅軍正在享用戰爭與戰爭之間的幾個月的和平間歇期。時令是春季，禾苗給紅土染上綠色，蘋果樹繁花盛開。終於從持續多年的戰鬥中脫出身來的毛澤東讀著許多書，寫著有關政治和哲學的論文。不為眾人所知的是，毛還寫出大量的詩詞來教授和指導吳莉莉。毛常常會在太陽剛一落山和開始工作之前，帶一名警衛，來到史沫特萊的窯洞。他們一邊喝茶或喝米酒，一邊談天說地。他對外國的情況表現出極大的興趣。他和艾格妮絲同歲。他詳細詢問她的生活經曆，包括她的愛情生活。毛讀過一些譯成中文的西文詩歌，他問艾格妮絲，她是否體驗過拜倫、濟慈和雪萊那一類詩人所讚美的那種羅曼蒂克愛情。……他說，他不知道在西文小說中讀到的那種類型的愛是否真有可能存在，他很想知道它究竟是什麽樣的。在他遇到過的人中間，我（史沫特萊——引者注）似乎是體驗過這種愛的第一人。他似乎覺得曾經錯過了點什麽。莉莉好像喚醒了他對於美好高雅感情的青春幻想。{12}

　　長時間頻繁的接觸，使賀子珍產生了疑心。賀子珍在晚年對來訪者說，有一天，賀子珍找到史沫特萊住的窯洞，發現毛澤東與吳光偉麵對麵地正在談話。賀子珍一腔怒氣地衝了進去，毛澤東仍然坐在那裏，吳光偉起身招呼讓座：“賀子珍，請坐，來，來！”

　　而賀子珍卻厲聲厲色地回道：“還來呢！我就是為你才來的！我不是為你，我也不來這裏了。”

　　窯洞裏的氣氛頓然緊張起來，毛澤東愣住了，吳光偉也不知所措。賀子珍馬上轉向毛澤東發火，說著說著，手就揮舞起來，手指劃到吳光偉的耳朵和臉頰上。

　　“怎麽，你打人？還了得！”吳光偉也很厲害地吵開了。

　　這時，史沫特萊聞聲出來勸架。毛澤東既掃興又尷尬，趕緊把賀子珍拉回家。{13}

　　事後，吳光偉向有關部門反應賀子珍打人，小範圍內稱之為“吳光偉事件”，但有關部門並沒有對此給予一個什麽處理意見。

　　賀子珍在得知自己被“惡人先告狀”後，氣憤地表示：要把史沫特萊槍斃了！

　　朱德的夫人康克清，以及其他女英雄們都極力支持賀子珍。她們一致認為，一個外國女人竟然花費那麽多時間在自己的窯洞裏與別人的丈夫談話是不可思議的事，況且男男女女夜晚聚在一起跳交際舞，彼此親密地接觸，更是傷風敗俗的資產階級腐朽生活方式。而禍根子不是別人，就是史沫特萊。

　　這樣，一時間延安因為交際舞而鬧得沸沸揚揚。先是吳光偉大約在一九三七年七月底“被禮送”悄然離開延安；稍後，賀子珍於八月間離開延安，經西安轉道赴蘇聯。史沫特萊因為從馬背上摔下來，在延安多呆了一段時間，到九月初“毛澤東斷然命令她離開延安”，便與斯諾夫人一道，索然寡味地告別了延安。{14}

　　賀子珍出走，江青進入毛澤東的生活，在延安引起不大不小的風波。但是，延安交際舞時潮並沒有因此而消歇。相反，因為有了大量的青年學生的到來，延安周末晚會或交際舞更加時興起來。

　　自一九三六年底的“西安事變”至一九四一年初的“皖南事變”期間，隨著國共兩黨關係的一鬆一緊，成千上萬的青年學生奔向延安。

　　這些青年學生的到來，不僅為革命隊伍增添了大量新鮮血液，而且使延安這座本來灰色狹小的古城，頓然間煥發出年輕的光彩，成為歌的海洋、舞的世界。

　　每到周末和節假日的晚上，延安城裏由原基督教堂改建的中共中央辦公廳大禮堂、城東門外橋兒溝由原天主教堂改建的魯藝大禮堂、城南門外的自然科學院禮堂、城西門外延河兩岸的王家坪八路軍總部大禮堂、女子大學禮堂或操場、藍家坪的馬列學院大禮堂、中華全國文藝界抗敵協會延安分會所屬的作家俱樂部、大砭溝的文化俱樂部等等，幾乎都有文藝晚會或交際舞會。

　　音樂伴奏雖然很簡單，但已經是現場樂器演奏。計有口琴、風琴、手風琴、小提琴、竹笛、二胡，其中很多樂器大多是臨時手工製作的。

　　最能渲染舞場氣氛的定音鼓、爵士鼓，都是用廢棄的美孚油桶改做而成。全延安唯一的一架鋼琴，是大後方一位愛國民主人士贈送給周恩來的，一九四一年春轉贈到魯藝。

　　隻有兩處教堂裏的舞場是青磚地麵，其他舞場都是平整的黃土地。有的露天舞場由於天氣幹燥，跳舞人多而難免塵土飛揚。

　　在當時延安所有的舞場裏，王家坪和中央大禮堂舞場是政治級別最高的，經常有軍政首長光顧。藍家坪文抗所屬的作家俱樂部舞場條件最好，有被張仃設計成沙發式的折疊椅，是延安絕無僅有的，還有蕭軍夫人王德芬當壚的窯洞酒吧供應飲料。但是，最客滿為患的舞場卻是女大禮堂或操場，最熱鬧的舞場是橋兒溝魯藝那座中世紀城堡式樣的大禮堂，每到新年之際這裏都舉辦稀奇迷人的化裝舞會。

　　在魯藝舞場上，還演繹出許多愛情佳話。文學係第二期學員蘇菲，是魯藝的“校花”。一九四○年大除夕在魯藝大禮堂的舞會上，大鼻子醫生馬海德勇敢地邀請她跳舞。她拒絕說不會，他堅持要教她，這樣就牽上了她的纖纖玉手，並且整個晚會上就沒有放下過。當天夜裏，和蘇菲同窯洞的一位大姐臨產了，其他人都讓她出麵請馬大夫來。他說自己不是婦科醫生，但還是跟著蘇菲就跑過來了。到清晨，孩子順利地降生了。蘇菲請馬大夫回去休息，他卻說：“天氣那麽好，我們出去散散步吧！”她同意了。沐浴著新年的陽光，他向她求愛，她答應了。

　　何其芳到延安之前根本不會跳舞，還反對跳舞。一九三九年七月，他從抗日前線帶實習學生回魯藝正趕上文學係係主任蕭三提倡跳舞，便進行指責，致使蕭三負氣離開魯藝，轉而擔任文化俱樂部主任。但隨著交際舞逐漸蔓延時興，他也走進了舞場。剛開始，他隻在舞場邊上，與文學係的幾個男生學著跳一跳，一遇到某些女舞伴顧盼生輝的目光，便靦腆得手足無措。老師的窘態，激起男同學們的不滿，經過一番策劃，在不久後的一個周末舞會上，何其芳被有意安排與一個同樣有些靦腆的女舞伴跳舞，她就是文學係第三期學員牟決鳴。大概是心有靈犀，他們在一起卻學得很默契，跳得很和諧。三年後的七月，同樣是在一個周末的晚上，何其芳、牟決鳴與周立波、林藍兩對新人，同時在窯洞裏舉行婚禮。她們身穿洗得發白的灰製服，先向毛澤東畫像鞠躬，再向來賓致謝，分發紅棗和瓜子之後，大家拉起琴，唱起歌，用歡樂的交際舞晚會向新人表示誠摯的祝福。

　　當時的中央黨校，主要是分期分批培訓從前線回延安的高級將領。這裏的舞會有鄧發從蘇聯帶回來的留聲機和幾張唱片，場地冬天有俱樂部，夏天就是露天的籃球場，大家學著跳著，不亦樂乎。“看不慣，試試看，一頭汗，死了算。” {15} 這個順口溜生動地描述了在黨校學習的高級將領們接受交際舞的心理過程。“舞會在當時之所以特別盛行，除了跳舞可以娛樂身心，有利健康的原因外，還因為參加跳舞的舞伴都是妙齡女郎。毛澤東和中共中央為補償大多數高級將領由於軍務倥傯而耽誤了青春，鼓勵和幫助他們解決婚姻問題。”而深入交際舞場的男女亂陣之中，既為將領們提供了寬裕的條件，又有了自由婚姻的美譽。所以，據不完全統計，“當時延安的高級領導人，師級以上軍官中百分之八十以上的人都是在這一時期戀愛、結婚、成家、生子，延安對他們來說是一種溫馨、甜蜜的回憶。” {16}

　　延安交際舞時潮持續到一九四二年延安整風運動全麵展開，經過整風審幹運動，一九四三年元旦以後，取代交際舞的是群眾性的大秧歌舞。偶爾還有的交際舞會，都是王家坪八路軍總部、棗園中央小禮堂等最高權力機關，很小範圍內的高層娛樂活動。{17}

　　一九四三年元旦，魯藝組織宣傳隊學習改編並試演陝北秧歌劇獲得好評，中宣部及時推廣其經驗。春節期間不僅魯藝秧歌輪流到延安各機關、部隊、學校演出，而且其他單位也都相繼組織成立秧歌隊，開展演出活動。這樣，延安城裏軍與民、上級與下級、演員與觀眾，不分老幼與男女，全部都可以隨著悠揚的鼓點和高亢的嗩呐聲，扭到秧歌的舞陣裏來，成為感受集體情緒，體驗革命力量的民間狂歡。

　　注：

　　① ［美］艾格妮絲·史沫特萊：《中國的戰歌》

　　② ［美］海倫·斯諾：《我在中國的歲月》。

　　③ ［美］簡·麥金農、斯·麥金農：《史沫特萊傳》。

　　④ 姬乃軍：《情係熱土——國際友人在延安》。

　　⑤ ［美］艾格妮絲·史沫特萊：《中國的戰歌》。

　　⑥ ［美］艾格妮絲·史沫特萊：《中國的戰歌》。

　　⑦ ［美］艾格妮絲·史沫特萊：《偉大的道路》。

　　⑧ ［美］尼姆·威爾斯（即海倫·斯諾）：《續西行漫記》。

　　⑨ ［美］奧托·布勞恩：《中國紀事》。

　　⑩ 轉引自尹緯斌、左招祥：《賀子珍和她的兄妹》。

　　{11} ［美］艾格妮絲·史沫特萊：《中國的戰歌》。

　　{12} 轉引自［美］簡·麥金農、斯·麥金農：《史沫特萊傳》。

　　{13} 參見尹緯斌、左招祥：《賀子珍和她的兄妹》。

　　{14} 後期，史沫特萊在延安的朋友隻不過丁玲和朱德。而此時丁、朱都不在延安，所以她臨行前隻有向斯諾夫人借錢。她對斯諾夫人說：“你在這兒能借到錢，我借不到。”見［美］海倫·斯諾：《我在中國的歲月》。

　　{15} 姚鐵：《歡快的寶塔山——延安黨校的文化生活》，《黨史縱橫》。

　　{16} 梅劍主編：《延安秘事》。

　　{17} 1942年5月至1945年11月間，擔任共產國際駐中共聯絡員兼塔斯社駐華特派員的彼得·佛拉第米洛夫，中文名孫平，在其日記中論述了當時的情況。1945年邊區幹旱，備荒節約成了當務之急。毛澤東說：楊家嶺的夥食減三分之二，停止跳舞。過去跳舞對的，現在不跳也可以。見《林伯渠在邊府備荒節約會上的講話》，1945年6月19日。《陝甘寧邊區政府文件選編》第9輯。 ■

　　李敖談金庸

　　有一年，金庸到台灣，跟李敖聊天，特別提到，在他兒子死後，他精研佛學，已是虔誠的佛教徒了。李敖說：“佛經裏講‘七注財’、‘七聖財’、‘七德財’，雖然有點出入，但大體上，無不以舍棄財產為要件。所謂‘舍離一切，而無染著’，所謂‘隨求給施，無所吝惜’，你有這麽多的財產在身邊，你說你是虔誠佛教徒，你怎麽解釋你的財產呢？”金庸聽了，窘得無以對答。李敖認為，金庸的信佛，是一種“選擇法”：凡對他有利的他就信；對他不利的，他就佯裝不見。這種偽善，自成一家，就叫做“金庸式偽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