悅讀MOOK（第五卷）

《劉誌丹》—— 一部命運多舛的小說

　　◎ 詹 玲

　　在中外文學史上，《劉誌丹》可算是命運最坎坷的小說之一！

　　小說尚未出版，就驚動了黨和國家的最高領導者，一聲“最高指示”，寫作者、參與提意見者、被采訪者……都受到了審查和迫害。“反黨”、“陰謀”等一頂頂可置人死地的帽子把許許多多人壓得喘不過氣來。當曆史撥亂反正後，這部小說得以正式出版了，可又因作品曆史真實性問題再次引起風波，並再次被禁。發表在《文學評論》上的詹玲所寫的《論〈劉誌丹〉》一文介紹了此書寫作和出版的詳細經過，現摘錄如下——

　　在當代文學史中，小說《劉誌丹》是一個特殊的存在。從一九六二年未出版即遭否定，到一九八○年平反後出版，再到一九八六年重新被禁，這部小說的命途可謂多舛，也使得真正讀到這部小說的人並不多。然而，因為此書在“文革”時期受牽連、遭迫害的人卻不少，這不能不說是文壇上一大奇怪現象。

　　新中國成立初期，中宣部製定了宣傳包括劉誌丹在內的革命英烈的計劃，並把這個任務交給了工人出版社。一九五六年，工人出版社找到李建彤，希望她能寫劉誌丹烈士傳記。他們曾經看過李建彤執筆的《劉誌丹太白收槍》，認為作者對劉誌丹事跡比較熟悉，再加上劉誌丹弟媳的特殊身份，在采訪方麵會有很大便利；而且，作為延安培養出來的幹部，李建彤對延安的感情和認識比工人出版社的編輯要深刻得多。因此，她是寫作《劉誌丹》的理想人選。

　　然而，李建彤自己卻不這麽認為。盡管寫劉誌丹是一件符合中央精神的好事，也是她多年的心願，但考慮到這部作品“題目太大，思想、藝術還都沒有準備，怕拿不下來。特別是同劉誌丹相連著的，是一段極其複雜的鬥爭曆史，即便是寫小說，也脫離不開那些事件。回避了那些事件，就不是寫劉誌丹了”。她的丈夫劉景範也很反對寫這部小說，理由很明確，即要寫陝北，寫劉誌丹，就不能不寫高崗。而一九五五年確定的“高饒反黨集團”已經將高崗打倒了，寫高崗就會牽涉到許多曆史問題。如果李建彤寫這本書，將會給那些因高饒事件而處境艱難的西北幹部帶來更大的麻煩。但是在工人出版社的不斷鼓勵以及采訪相關人員的過程中，李建彤漸漸迷上了這個題材，從不願意寫到下決心一定要寫。

　　李建彤決定寫《劉誌丹》的事情，被當時任國務院副總理的習仲勳知道後，習仲勳對李建彤加以了勸阻。他深知陝甘革命根據地有著一段錯綜複雜的曆史，即使一九四二年底，中共中央西北局專門召開過高級幹部會議進行討論，做過決議，但問題並沒有得到徹底解決。要給劉誌丹寫傳記，必然會涉及到那些經曆過這段曆史的有關人士和未經解決的曆史問題，寫不好就會引起新的糾葛。而且，李建彤並不了解當時黨內這種複雜的鬥爭狀況，這就更容易出問題。考慮到這些，習仲勳便請李建彤的丈夫劉景範對她進行勸說，但此時，李建彤創作的決心已定，沒有接受習仲勳的意見。

　　為了寫好劉誌丹，李建彤花了很多精力準備材料，她和工人出版社編輯一起到處找線索，查閱相關資料。後來，又親自去陝西采訪。一兩年時間裏，她幾乎跑遍了全國，訪問了數以百計的了解劉誌丹的人，其中大多數是高級將領和幹部。在李建彤的采訪中，有一個特殊的人物，就是時任中共雲南省第一書記的閻紅彥。一九五六年，李建彤和協助她創作的編輯何家棟一起采訪了他。作為西北紅軍和革命根據地創建人之一，閻紅彥早年參加過西北地區的清澗武裝起義，從事過兵運，參與創建和領導中國工農紅軍晉西遊擊隊、組建西北反帝同盟軍等革命活動，是《劉誌丹》中許多主要內容的重要曆史見證人。盡管閻紅彥讚成宣傳劉誌丹，但同時也表示，宣傳西北根據地的另一領導人——謝子長更為合適。在閻紅彥看來，西北地區最早的武裝起義清澗起義，是由謝子長指揮領導的，中央陝西省委也一直把謝子長而不是劉誌丹看做是西北地區的最高領導人。在一九三○年成立的中共陝北總暴動行動委員會、一九三一年成立的中共隊委會和一九三二年成立的“西北反帝同盟軍”中，中共陝西省委的任職也始終是謝子長擔任總指揮或書記職務，劉誌丹隻是副總指揮或省委委員，因而謝子長的地位，應該高於劉誌丹，即使宣傳劉誌丹，也應該首先突出謝子長。

　　然而，李建彤並不認為謝子長的地位應該高於劉誌丹，在此後的寫作中也沒按閻紅彥的要求突出謝子長。一九五八年，李建彤開始動筆，並分別於同年冬天和一九五九年春寫出初稿和二稿。這兩稿都是以傳記性的紀實文學方式寫成的，後經工人出版社討論，決定將作品體裁改為小說，以便主要人物劉誌丹的形象更為突出。一九五九年夏天，采用小說體例的《劉誌丹》第三稿修改完成。工人出版社想出版，李建彤提出要先請習仲勳看看，“因為習在土地革命時期擔任過陝甘蘇維埃政府主席，是劉誌丹同誌的親密戰友，後來還擔任過西北局書記，不送給他看，則是我（李建彤）的錯誤”。出版社排出書樣時已經是冬天，送給習仲勳審閱時，恰逢廬山會議召開不久，全國上下正在進行反右傾運動，政治氣氛十分緊張。習仲勳很仔細地閱讀了小說，感到不僅小說中涉及到的一些是非問題會在當事人中引起糾紛，而且鑒於當時敏感的政治環境，這部小說也容易引起問題。於是，他提出了一些修改意見，並勸李建彤謹慎從事，最好把這部作品分成片斷來寫，不要寫成大部頭小說。李建彤接受了習仲勳關於沒有把劉誌丹寫好、寫透的意見，再次跑到陝西采訪，補充不足之處，但還是堅持寫成長篇，並在一九六一年春寫出第四稿，再次送給習仲勳審閱。為了幫助李建彤修改好小說，盡量避免引起政治紛爭，習仲勳先後兩次召集李建彤和陝北根據地的另一早期領導人馬錫五，以及工人出版社的兩位編輯進行座談，特別強調寫這本書的目的主要是“教育青年的一代”、“寫毛澤東思想”，“把劉誌丹經曆時期寫成全國的縮影、毛澤東思想的縮影”，並指出：“寫西北大革命，整個寫這一時代。思想呢？就是毛澤東領導革命的正確思想，通過誌丹具體實現。最後一段左傾冒險隻留下一個陝甘蘇區。二萬五千裏長征有個落腳點，以後又是出發點。沒有這個東西，就是沒有寫好。當然也有許多錯誤，但基本路線沒有大錯。最後是毛主席來了，不然也完了！”習仲勳之所以強調這些，既是要求作者在創作時嚴格按照史實，不要隨意拔高劉誌丹形象，同時，也是擔心有人利用小說抬高劉誌丹的地方大做文章，製造與毛主席思想並立之類的罪名，連累到一些無辜的同誌。

　　一九六二年夏，小說的終稿第六稿完成，工人出版社準備出版，並事先印了一些樣書，再次征求多方意見。當時的中宣部副部長周揚是李建彤的老師，李建彤也送了一份給他，他和夫人蘇靈揚讀了之後，對這部小說給予了很高的評價，並告訴作者：“我們全家看了都很感動。”在之後的大連會議期間，周揚在大會上和閑談時曾經多次把《劉誌丹》作為近期出現的優秀作品向大家推薦。劉誌丹的老戰友馬錫五同樣十分支持這部小說，並多次勸習仲勳轉變態度，支持小說《劉誌丹》，連劉景範也改變了原先的觀點，對習仲勳說：“陝北的領導幹部死的死，壞的壞，《劉誌丹》這本書，你不支持誰支持？”於是，習仲勳放棄了不讓出版的想法，表示：“你們一定要出版也可以嘛。”正是這一支持，後來為習仲勳招來主持“反黨”小說的罪名，使他蒙受了多年的不白之冤。

　　一九六二年七月二十一日，閻紅彥從昆明去北戴河參加中央工作會議，途經北京時得知一位老戰友收到了《劉誌丹》（上卷）樣書，知道這部小說即將出版，便借來閱讀。之後，又收到了作者送來的樣書，征求他的意見。據黎之回憶，閻紅彥在閱讀了樣書中的一些章節後，發現文本“沒有突出謝子長，不能全麵反映陝北那個時代的曆史”，便馬上打電話給一位西北老同誌，要求他轉告作者，小說需要修改，建議暫緩出版。在七月二十二、二十三日繼續閱讀了文本的其他部分後，閻紅彥寫了一封信給李建彤，說：“寫一些合乎實際、有教育意義的文章回憶劉誌丹或其他同誌，這是好的。你寫的《劉誌丹》，我抽看了幾篇，這事實上是用小說形式總結了西北的革命鬥爭曆史，這就不能不涉及許多原則問題，有些問題是需要中央做結論的，一個作者是負不了責任的，你的文章很多原則性的問題與曆史不符，因此不宜發表。

　　而李建彤顯然更樂於接受工人出版社以前提出的方案，即先在報紙上發表一點，聽聽群眾的意見。一九六二年七月二十八日，《工人日報》率先刊登了《劉誌丹》的部分內容，並加上編者按：“《劉誌丹》是一部以真實事件為基礎進行藝術概括的長篇傳記小說。書中生動地記述了劉誌丹光輝的一生。同時也反映了西北地區革命鬥爭特別是陝甘寧邊區創建的過程。”緊接著，《中國青年》和《光明日報》也開始連載小說。可是，八月五日，《工人日報》卻接到上級通知，停止刊載。從七月二十八日到八月五日，小說《劉誌丹》與讀者謀麵的時間僅就一周左右。一周後，這部小說就開始了它漫長的重重審查生涯。

　　以往的文學史研究在分析《劉誌丹》冤案的發生時，大多認為，毛澤東對小說作出定性是由於八屆十中全會上的講話內容，卻不難發現其對《劉誌丹》的“反黨小說”定性時間，應該早於這次全會的召開。一九六二年九月二十四日到二十七日，黨的八屆十中全會在北京召開。九月二十四日上午十點，毛澤東在懷仁堂宣布會議召開。在總結了北戴河提出的階級、形勢、矛盾三個問題後，毛澤東談黨應該如何對待國內外修正主義。講到這裏，毛澤東的話鋒陡轉，開始談寫小說與反黨活動的問題。對於毛澤東為何突然轉變話題，史家的一致看法是源於康生寫的“利用小說進行反黨活動，是一大發明”的紙條。而康生在何時遞的紙條，說法不一。有論者認為紙條是康生在毛澤東講話時遞上的，也有論者認為康生在會議之前就已經向毛澤東遞過紙條，全會上毛澤東隻是把這張紙條又念了一遍。從毛澤東後麵的講話內容看，後一種說法似乎更為可信。緊接著，彭德懷、習仲勳、張聞天、黃克誠、賈拓夫就被宣布沒有資格參加這次會議，並被指示這是由政治局常委決定的，而他們被取消參加會議資格的原因是他們這五個人都是被審查的主要分子。而早在九月二十二日，中共中央就已決定對“習（仲勳）、賈（拓夫）、劉（景範）反黨集團”正式立案審查。說明在開會以前，這幾個人就已經被認定犯了非常重大的罪了。如果說彭德懷、張聞天和黃克誠是因為廬山會議事件而犯下難以容忍的“罪惡”的話，那麽，習仲勳和賈拓夫的“罪惡”，自然就是全會上所說的“利用小說進行反黨活動”了。

　　北戴河會議和八屆十中全會預備會議中到底討論了什麽內容，證明習仲勳、賈拓夫犯了“利用小說進行反黨活動”的“罪惡”呢？問題恐怕還是要從閻紅彥說起。

　　一九六二年八月三日，閻紅彥來到北戴河，發現《工人日報》、《中國青年》和《光明日報》已經開始連載《劉誌丹》了，深感意外之下，立即向全國總工會、團中央負責人提出停止發表的意見。八月五日，《工人日報》停止連載；八月十七日，閻紅彥給楊尚昆寫了一封信，九月三日，又致信書記處。在信中，閻紅彥把他所發現的不符合曆史真實的問題和高崗聯係了起來，“我覺得《劉誌丹》這本書的內容，主要是利用宣傳劉誌丹的名義，把高崗的邊區高幹會及‘七大’前後的西北曆史座談會上，為了把自己說成是西北革命領袖而篡改的邊區曆史結論，重新加以宣傳和肯定“。並建議把這本書發給參加十中全會的西北老同誌看看，由中宣部就這本書組織一次座談，用三到五天時間談清楚書中所涉及到的一些原則性問題。同時，閻紅彥還根據自己的理解，采用索引式閱讀法，列出了一張小說人物與曆史人物的對照表，以及一些人的背景、簡曆，並列舉材料，證明小說中的許鍾就是習仲勳，羅炎就是高崗。

　　閻紅彥是怎樣把小說《劉誌丹》從沒有突出謝子長扯到”為高崗翻案“這樣一個問題上的呢？這就要提及中國共產黨曆史上長期懸而未決的一個問題：“西北曆史問題”。中共黨史上的紅軍長征到達陝北之前，西北地區陝甘根據地的革命成績、領導權，以及創建人之間的功過是非等問題，在有關當事人中長期存在著不同意見。一九四二年十月和一九四五年七月，黨中央分別在“邊區高幹會”和“西北曆史問題座談會”上討論了這一問題，不但未得到解決，反而因領導人功過是非引起了閻紅彥等人與高崗的爭執，閻紅彥從誇大西北黨的作用、誇大陝甘遊擊戰爭和誇大高崗個人作用三個方麵指責高崗誇大邊區曆史。高崗誇大個人曆史作用，這點早有定論。但談及西北黨和陝甘遊擊戰爭的曆史作用，各家說法曆來不一。部分西北幹部認為，在開創蘇區、建立革命根據地、組織紅軍隊伍方麵，他們所取得的成績並不亞於中央紅軍，而且“陝北曾經救過中央”。因而，在書寫邊區革命曆史的時候，應給予他們相應的地位。另一部分西北幹部和絕大多數中央幹部則認為，隻有中央紅軍才是貢獻最大，功勞最高的，其他部隊都不應超越中央紅軍，包括西北紅軍在內。一九三五年應該是中央救了陝北，就像習仲勳說的，如果不是中央紅軍來了，陝北這塊根據地也就完了。高崗屬於前者，閻紅彥屬於後者。看了小說《劉誌丹》後，閻紅彥認為，小說犯了與高崗同樣的錯誤，誇大了邊區革命曆史，進而是在為高崗一九四二年得出的邊區曆史結論翻案。而且，在劉、謝等領導人的地位高低問題上，中央還沒有排出誰第一，誰第二的結論，李建彤就擅自將劉誌丹抬得過高，也是在誇大邊區曆史。而李建彤的理解卻是閻紅彥在抓住一九三五年陝北錯誤肅反中的劉誌丹問題沒有做出結論在做文章，並加以激烈反駁，“誰說沒有結論？《關於若幹曆史問題的決議》不就是結論嗎？毛澤東同誌為劉誌丹的題詞‘群眾領袖、民族英雄’，周恩來同誌的題詞：‘上下五千年，英雄萬萬千，人民的英雄，要數劉誌丹’，不是對劉誌丹同誌也做出了評價嗎？我就是按照這個評價去寫的。我認為，不能聽見什麽人吹一口氣，就當成十二級台風……”在中央沒有做結論的曆史這一問題上，閻紅彥的觀點和李建彤的理解之間出現了偏差。

　　不管怎麽說，閻紅彥所謂的《劉誌丹》為高崗翻案，指的是一九四二年邊區曆史問題這個“案”，討論的是文本真實與曆史真實之間的關係，強調文本不能虛構重大黨史史實。而這一意見到了康生手裏，內在含義就全變了。康生借用閻紅彥的說法，指責小說為高崗翻案。但他采用了“偷梁換柱”的手法，將閻紅彥所說的邊區曆史問題案，換成了一九五四年中央在七屆四中全會上給“高饒問題”定的案。同樣是為高崗翻案，前者是史實問題的討論，後者則成了反黨反革命的鐵證。

　　一九六二年八月二十四日，康生致信楊尚昆，要求書記處處理《劉誌丹》“帶有政治傾向性”的問題，並下令通知各報刊不準發表該作品。隨後，他又寫信給中央辦公廳，要把這本書處理成政治案件。當時作者已經修改到第六稿，而康生卻通知工人出版社趕印小說第五稿六百本、第三稿三百本，送中央會議審查。因此，八月二十六日的八屆十中全會預備會議上，與會人員讀到的都是小說的第三、五稿，而非周揚、馬錫五和習仲勳等讀到的第六稿。九月八日，閻紅彥在西南小組會上指出，“在當前國內國外的氣候下，各路人馬都借機出動鬧‘翻案’，小說《劉誌丹》是習仲勳同誌‘主持’寫的，是利用宣傳劉誌丹來宣傳高崗”，隨後康生緊接著的一句話，就使“翻案”這一本就含有政治色彩的話語更為敏感化，“現在的中心問題是，為什麽要在這個時候來宣傳高崗？”康生的用意很明顯，確定小說為高崗翻案，就可以將其定性為反黨反革命，而主持寫作的人，自然也是反黨反革命的了。

　　於是，九月二十二日，中共中央決定對“習（仲勳）、賈（拓夫）、劉（景範）反黨集團”正式立案審查，成立由二十人組成的“清查習仲勳等同誌反黨活動的專案審查委員會”，康生任委員會主要負責人。九月二十四日，毛澤東在大會上宣布取消習仲勳和賈拓夫參加八屆十中全會資格、參加一切重要會議的資格及上天安門的資格。從成立審查團到取消被審查人的與會資格，前後不過兩天時間，難道這麽短的時間就能把他們的反革命行為查清楚並加以確認了嗎？而且，不管閻紅彥和康生對《劉誌丹》發難的各自動機如何，有一點可以肯定，即以他們二人的身份，是無論如何也不可能在這樣一個並沒有確鑿證據的情況下，就能取得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的支持，將批判的大棒從一部小說直接揮到國務院副總理身上。第八屆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一九五六年九月——一九六九年四月）由毛澤東、劉少奇、周恩來、朱德、陳雲、鄧小平以及林彪七人組成，顯然，批判小說《劉誌丹》以及所謂的“背後主謀”習仲勳、賈拓夫，這七個人在八屆十中全會之前就已知曉內情了，否則，就不會在全會第一天即宣布習仲勳、賈拓夫沒有資格參加會議。而在這七個人中，起關鍵作用的就是毛澤東。據黎之回憶，早在七月二十五日，毛澤東在北戴河召開的中央工作會議上，已經開始大抓階級鬥爭，狠批“利用小說反黨”了。對軍隊鬥爭的敏感，加上對文藝界修正主義的錯誤擔心，最終導致了小說冤案的發生。

　　在中國工農紅軍的組成部分中，西北紅軍是一個特殊的存在。作為土地革命時期中國共產黨在西北地區的重要武裝力量之一，這支軍隊曾為新中國無產階級政權的建立立下汗馬功勞，但這並非它的特殊性，工農紅軍的每一支部隊都是革命政權建立不可或缺的力量。它的特殊就在於，這支軍隊的領導人與中央領導之間產生的一而再，再而三的摩擦。一九三五年，毛澤東領導的紅一方麵軍與張國燾領導的紅四方麵軍會師後不久，即發生路線分歧，給黨和紅軍的團結，投下了濃重的陰影。一九五四年高崗問題發生，而且部分西北將領在談到中央紅軍與西北紅軍地位高低問題時的觀點，也引起了一些中央領導的不滿。在階級鬥爭日益擴大化的形勢下，批判《劉誌丹》，不僅重提軍隊內部過去的矛盾，同時又成為射向文藝界的一發炮彈。

　　發動對小說《劉誌丹》的批判，康生無疑就扮演了這樣一個“助力”的角色。在康生的授意下，專案組從李建彤處拿走了全部創作材料，並從工人出版社拿走了習仲勳關於該書的兩次談話記錄，成立了《劉誌丹》稿件審查小組。一九六二年十月二日，康生布置了審查工作的三個步驟：第一步：“集中力量研究《劉誌丹》這本書及圍繞這本書的一切問題和聯係”，“徹底弄清寫這本書的經過情形及各方麵人的政治態度”；第二步：揭發習仲勳在中宣部、文委工作時期的問題；第三步：審查西北地區黨校、革命博物館關於陝北革命史的宣傳。康生還一再指示專案組，要查出“為高崗翻案”的例證，“高崗是陝北王”，而習仲勳是接班人。為了找到康生所想要的“陰謀”，專案組對習仲勳、劉景範等人反複批鬥，一次次地逼迫李建彤交待寫書的過程，卻始終沒有從李建彤的交代中發現任何陰謀的影子。專案審查從一九六二年一直持續到一九六六年，期間，大批西北五省的省級幹部被調到北京接受審查，並被誣為反黨分子。一九六三年五月，審查小組寫出《對〈劉誌丹〉一書的審查報告〈草稿〉》，在“誇大和歪曲”西北根據地的地位和作用、“為高崗翻案”的原有罪名上，又捏造了幾條更為嚴重的罪狀：“把毛澤東思想變成了劉誌丹思想”、“吹捧習仲勳”。一九六六年五月，這份報告再次升級，不僅肯定了原先的審查結論，而且子虛烏有地加進了康生一直想找卻找不到的所謂“陰謀”：“寫《劉誌丹》一書是習仲勳反黨秘密集團蓄謀已久的。習仲勳是《劉誌丹》的第一作者，劉景範是第二作者，執筆者是李建彤。”在這些審查結果的指控下，涉及這一案件的幹部均未得到幸免，文藝界冤案迭起。而以總結此案為名作出的三條規定，更使得文壇文字獄大興，影射比附之風盛行。

　　一九七四年十二月二十一日，毛澤東親自批示：“此案審查已久，不必再拖了。建議宣布釋放，免予追究。”但劉景範在走出牢門後依然受到追究，直到粉碎“四人幫”後，他的問題仍未得到徹底解決。一九七七年五月十七日，中央專案組在《關於劉景範同誌問題的審查結論》中還是將其定罪為：“一九六二年又夥同習仲勳拋出反黨小說《劉誌丹》，為高崗翻案。”為此，李建彤寫了張便函給中央組織部部長，請求重新處理《劉誌丹》一案。然而，曾因這部小說飽受迫害的習仲勳卻不同意為小說平反。在赴北京開會期間，他對中組部副部長李步新、部長助理毛鐸表達了自己的看法，認為這個案子是毛澤東在八屆十中全會上親自定的，給《劉誌丹》平反，“對毛主席不好”。得知李建彤堅持要平反，他親自到李家，試圖說服她放棄這一想法。然而，李建彤還是執意要求為小說平反。一九七七年七月，鄧小平在中共十屆三中全會上批駁了“兩個凡是”的觀點，主張加快平反冤假錯案，有錯必糾。一九七八年十二月二十五日，胡耀邦調任中央組織部部長，組織領導了平反冤假錯案、落實幹部政策的大量工作。在處理小說《劉誌丹》時，中組部派出了幹審局副局長賈素平找李建彤談話，並拿走了書稿，請文化部的專家對小說提意見。經過專家肯定小說在政治上沒有問題後，中組部向中央作出報告，把《劉誌丹》案定為一起錯案。“《劉誌丹》小說的創作過程是正常的，沒有什麽陰謀，沒有根據說習仲勳等在此書創作過程中結成‘秘密反黨集團’；習仲勳等同誌關心這部小說的創作，對如何修改好這部小說發表過意見，是完全正當的，根本談不上是什麽反黨陰謀集團活動；從案件前後經過看，所謂利用寫《劉誌丹》小說進行反黨活動一案，是康生製造的一起大冤案。‘文化大革命’中，康生夥同林彪、‘四人幫’，更變本加厲，搞出一起株連甚廣的現代文字獄。為此，凡因小說《劉誌丹》案受到迫害、誣陷和株連的一切人員，都應恢複名譽，給予平反”。一九八○年二月，中共中央批轉了中組部的報告，並發出通知，為包括作者在內的所有相關人員以及為數眾多的受牽連者平反。

　　小說平反後，一九七九年十月，工人出版社根據李建彤一九六二年寫就的第六稿出版了《劉誌丹》上卷。一九八三年，作者對第一卷做了重大修改，並接著寫出二、三兩卷，合成三卷本，描述了劉誌丹一生的革命鬥爭曆程，一九八四年十二月到一九八五年六月由文化藝術出版社出版。然而，令人難以意料的是，三卷本出版後，立刻引起了社會輿論和許多老幹部的強烈不滿。人們發現書中存在重大與史實不符的地方，紛紛上書中央，要求按黨的紀律嚴肅處理此事。

　　一九八六年一月三日，中共中央黨史資料征集委員會主任馮文彬遵照中央書記處書記習仲勳的指示，主持召開座談會，討論三卷本小說《劉誌丹》中涉及的黨史史實問題。與會同誌一致認為，中共黨史把劉誌丹和謝子長並稱為西北革命鬥爭中的傑出領袖，而小說《劉誌丹》的作者在塑造這兩位深受人們尊敬的革命曆史人物時任意褒貶，一味抬高劉誌丹，貶低謝子長，違反了黨的原則，同中央解決西北曆史爭論問題的方針相悖。

　　除開與史實不符，值得爭議的描寫之外，小說與中央文件精神相違背之處還有一點，即西北紅軍與中央紅軍的地位問題。當馮文彬將一月三日座談會上與會同誌的一致意見上報給胡耀邦總書記後，胡耀邦總書記作出了這樣的批示：“作家創作以黨史為題材的文學作品，黨允許作家在風格和藝術上的自由選擇，不要幹預，但在這類作品中，特別是在文學傳記作品（包括小說、戲劇、電影、電視片）中，不應虛構重大的黨史史實，對黨的曆史人物的描寫，更不能歪曲。因為這不是什麽藝術領域內的是非問題，而是政治領域的是非問題，也是作家的社會責任和職業道德問題。對此，黨員作家必須模範遵行，不能含糊。”這一批示強調了黨史題材作品的特殊性，對於這類題材之後的創作起到了一定的規範作用。之後，中央決定立即停止發行該書，並對作者進行嚴肅的批評幫助和適當處理。 ■

　　魯迅說自己不配拿諾貝爾獎

　　魯迅在與台靜農通信時談到了諾貝爾，魯迅說：諾貝爾賞金，梁啟超自然不配，我也不配，要拿這錢，還欠努力。世界上比我好的作家有許多，他們得不到。你看我譯的那本《小約翰》，我哪裏做得出來？然而這作者就沒有得到…… 我覺得中國實在還沒有可得諾貝爾賞金的人，瑞典最好是不要理我們，誰也不給。倘因為黃色臉皮人，格外優待從寬，反足以長中國人的虛榮心，以為真可與別國大作家比肩了，結果將很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