悅讀MOOK（第五卷）

並沒有真正了解日本

　　◎ 李 梓

　　戴季陶先生在六十多年前說過：“日本已經把中國放在手術台進行解剖，中國人對於日本，隻是一味地排斥反對，再不肯做研究的工夫。”而在六十年後，這段話仍不過時。

　　中國社科院文學研究所比較文學研究室研究員程麻說：“我國絕對人口數十倍於日本，但在曆史的任何時期，研究日本的人數始終沒有超過日本研究中國的人數。就算在今天，日本有上萬人在研究中國，而中國肯定沒有這麽多人研究日本。”

　　中國與日本，長期被稱為“遙遠的鄰國”。日本在不同的曆史時期，始終對中國文化抱有極大的興趣，研究中國幾乎成為一種傳統，而中國對日本文化的關心卻不夠。“中國的文化是大中華的思想，是以自己為中心的，因此對日本文化很難提起興趣。”日本漢學家竹內實先生從文化傳統的角度解釋這個現象。

　　基於曆史和感情的原因，我們對身邊的第二經濟強國熟視無睹。這麽多年以來，中國對日本研究一直集中在政治和經濟領域，而日本對中國的研究幾乎無所不包，從文化曆史、政治經濟到風俗民情，很多課題我們自己都想不到。

　　中國對日本的研究，每次興趣都是因為戰爭或者其他原因而被迫進行的關注。程麻列舉中國曆史上幾次對日研究的高峰時說：“在甲午戰爭前，中國基本缺乏對日本的研究，隻在甲午戰爭後，才有一批人開始到日本，去了解這個國度。而在抗日戰爭前後，中國出現了一批日本研究專著，比如影響力巨大的戴季陶的《日本論》，比如王芸生所寫的《六十年來中國與日本》，其他還有許多作家寫過日本，因為那時候去過日本的作家非常多。”

　　在抗日戰爭結束以後，中國不僅對日本的研究減少，就連文學方麵的關注也甚少。而到了上世紀六十年代以後，中國對日本研究停滯。

　　近些年，對日本的“誤解”成為中國人研究的一個新話題，中國人發現，自己的常識中有許多日本民族的錯誤認識。於是很多人開始對此進行比較分析。“很長時間以來，我們都沒有意識到中日之間的巨大差異性，想當然地把對方想成和自己是同樣思維方式的人。”程麻說。他認為，從政治體係的構建，到日常的行為以及思維的依據，中日都是兩個差異巨大的民族。從曆史上，日本雖然向中國學習，但隻拿走了自己需要的東西，在許多根本性問題上，中日兩國認識迥異。“中國被稱為禮儀之邦，結果日本人來學走了禮儀，但我們的禮是為了‘義’而服務，而這點，日本人很難理解。”同樣，在對日本儒學的總結上，程麻也提出了許多他的觀點，最重要的一點就是，日本雖然接受了儒家文化，卻沒有形成“德”的觀點，所以，日本人靠守紀律來維持自己的道德，而中國人以道德為原則來要求公民守法。

　　兩種不同的思維方式，有時成為中日之間關係的要害。中國人認為，日本人在侵華問題始終沒有徹底認清自己的錯誤，而日本國民則對中國人對已經過去的問題如此糾纏不休而感到不可理解。“立足之道”與“立足現實”的巨大差異，使中日關係一度陷入冰凍狀態。

　　程麻認為，在中日關係多變的今天，中國人應該調整自己的思考習慣和心態，冷靜客觀地去審視日本文化心理，以求得破解之道。他舉例說，戰後被譽為對日本文化最具深刻洞察力的羅斯·本尼迪克特的《菊花與刀》，僅是借助單一的歐美文化視角，從而窺探出日本文化內涵的雙重與矛盾結構。而半個多世紀後，人們越來越清楚，這本著作並未挖掘出潛藏於日本文化雙重與矛盾結構下的根本性質，也正因為如此，美國在戰後雖然就推動經濟方麵有恩於日本，但最終卻對日本東山再起的咄咄逼人之勢束手無策。 ■

　　（摘自《新世紀周刊》）

　　“這個寶貝怎麽也被打倒了？”

　　一九七一年國慶節前夕，中日邦交正常化問題逐步提上議事日程之時，廖承誌還在靠邊站，連續來訪的藤山愛一郎、黑田壽男、宮崎世民等日本朋友都強烈希望會見老朋友廖承誌，因此周恩來為廖承誌複出做了精心部署：先是讓他的秘書通知廖承誌，不必再回隔離審查的地方，什麽時候回去聽通知。再讓對外友協給廖承誌送票觀看日本鬆山芭蕾舞團的訪華演出，在報道觀看演出的領導人名單中，頗有深意地寫上“還有久病初愈的中日友好協會會長廖承誌”。

　　日本國際貿易促進協會關西本部專務理事木村一三迫不及待地前來拜訪，他驚奇地發現，原來英姿颯爽的廖公似乎不複存在，麵前的廖承誌頭發全白了，魁梧的身軀瘦了一大圈，中山裝大了兩號，看起來晃晃蕩蕩，隻有眉宇間的笑容如故，仍然那麽坦誠、明朗、安祥，仍然那麽熱情似火……

　　一天深夜，廖承誌被電召到中南海西花廳，周恩來對廖承誌說：“小廖，我們一同去見毛主席！” 廖承誌跟隨周恩來走進毛澤東的房間，隻見毛澤東正躺在床上看書，周恩來輕聲報告：“主席，小廖來！”毛澤東放下書本翻身而起，微微一笑用濃重的湘音問道：“小廖，你怎麽好久不來看我？” 廖承誌直言不諱地說：“我被打倒了。” 毛澤東轉過臉看著周恩來，用手指點點廖承誌問周恩來道： “這個寶貝怎麽也被打倒了？”

　　（《廖承誌傳》 王俊彥著 人民出版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