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李雲雷
諾貝爾文學獎評委馬悅然說:“曹乃謙是中國最一流的作家之一,他和李銳、莫言一樣都有希望獲得諾貝爾文學獎,我不管中國大陸的評論家對曹乃謙的看法……我覺得曹乃謙是個天才的作家。”對大陸評論界長期忽略這樣一位優秀的中國作家,馬悅然感到難以理解。這也對中國大陸的文學界提出了一些問題:一,曹乃謙是否是“中國最一流的作家”,對他應該如何定位;二,中國批評界是否忽略了這位作家的價值;三,馬悅然的評價是否可靠?
在讀完曹乃謙的《最後的村莊》、《到黑夜想你沒辦法》這兩本小說集後,我認為曹乃謙是一個有獨特風格的作家,但說不上是一位大家,曹乃謙小說的特點很突出,有著獨特的藝術風格、敘述方式和語言特色,但也有明顯的不足之處。
在文學傳統上,曹乃謙的作品繼承了中國現代小說“抒情詩”的藝術脈絡,即鬱達夫、廢名、沈從文、蕭紅、孫犁、汪曾祺的傳統,在小說的抒情性、散文式筆法等方麵別開生麵,其優秀的作品如《野酸棗》、《沙蓬球》等,能令人想起沈從文的《蕭蕭》、孫犁的《山地回憶》等經典作品,但作者卻又有獨到的發揮與創造,在色調上有著明顯的區別。如果說沈從文的小說明麗自然,孫犁的小說清新細膩,那麽曹乃謙的小說則更為幽暗,但他們對特定環境下“人性美、人情美”的關注則是相通的。
曹乃謙小說最值得注意的,是在語言上采用了一些方言土語,並成功地將之融入到小說的敘述之中,帶有濃重的泥土味,達到了一種“既雅且俗,大雅大俗”的藝術效果,這令人想起趙樹理的小說,但與趙樹理將方言“化”為普通話不同,曹乃謙的小說則注重突顯“方言”自身的特點,在這個意義上,我們可以說曹乃謙有著類似韓少功、李銳等作家對語言的自覺。另外,對地方民歌的頻繁引用,也構成了小說的一大特點,這顯示了曹乃謙對地方文化、民間文化的汲取,也是構成他小說“風俗畫”特色的一個重要因素。
曹乃謙的小說也有一些不足之處,主要表現在:一,小說的風格化過於明顯,不少作品自我重複,不但在風格、題材上重複,在敘述的姿態上也自我重複,一個明顯的例子是,我們讀曹乃謙的一篇小說,會有驚喜之感,但讀完他的一整本小說集後,會發現人物、故事與敘述方式都極為雷同,模糊在一起了;二,小說一直以“性與饑餓”來刻畫農村中的苦難,但對“性”的描寫與展示過於集中,如兄弟朋鍋、母子亂倫、兄妹越界、光棍“跑馬”、糞坑偷窺等等,有時顯得格調不高,並有“炫異”之嫌;三,小說對苦難有著較為細致的呈現,但作者卻時常流露出一種類似於古代“文人”那種欣賞、把玩的態度,有一種精英式的優越感,這使小說以“審美”遮蔽了對人物的同情、批判與反思。
如果我們承認張承誌、史鐵生、賈平凹、王安憶、莫言、韓少功、張煒、李銳等是“中國最一流的作家”,那麽曹乃謙離他們還是有一定距離的,他沒有這些作家的文學世界那麽豐富、寬廣與深厚。也許曹乃謙最大的意義在於他延續了“抒情詩”小說的傳統,並做出了自己獨到的探索,這使他在當代文壇有不可忽略的價值。
那麽,中國文學界是否忽略了曹乃謙呢?
這涉及到曹乃謙作品的發表與出版情況,在《最後的村莊》的“後記”中,曹乃謙說,“收進本集子的作品,都是以前發表過的”,楊新雨在該書的序言中也介紹說,“早在上世紀八十年代,文壇巨擘汪曾祺就看中曹乃謙的小說,極力舉薦他之後,還說他是‘一舉成名天下聞’。他的小說連續發表於國內的大刊及港台的報刊,入選各種選本,被翻譯到國外,文壇人物也多有評價”,而他後來是“因服侍病重的母親,為盡孝而輟筆”了。在這兩本書的封底,附有王安憶、陳忠實、李銳、劉心武等人推薦性的短語,對曹乃謙的小說都有極高的評價。在這裏,我們可以看出,中國大陸文學界對曹乃謙並沒有故意的忽略,而隻是沒有馬悅然的評價那麽高罷了。
馬悅然和他背後的諾貝爾文學獎,當然具有一定的權威性,但其弊端也是明顯的。就馬悅然個人來說,對曹乃謙的評價,首先受製於他的個人趣味,他像一般的海外漢學家一樣,不喜歡“感時憂國”的作品,更喜歡“抒情詩”的優美動人,最典型的例子是他對沈從文的喜愛。個人趣味是時代與環境的產物,本無可厚非,但如果以之淩駕於中國文學之上作為評價的標準,則難免跨越了界限;其次,則是政治與民族偏見,我們注意到《到黑夜想你沒辦法》的背景是一九七三年左右的中國,小說將這一時期的中國農村描述為貧窮、愚昧、落後,似乎不可理喻的世界,雖然較為隱約,我們似乎也不難看到馬悅然對之肯定的背後,存在著他對中國在政治與民族上的雙重偏見;第三,從現實的效果來說,曹乃謙的小說在市場上獲得了成功,在“文學場”上也獲得了成功,這雙重性的成功不僅屬於曹乃謙,同時也是屬於譯者馬悅然的,與曹乃謙的親近關係使他的評價不得不打上一點折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