悅讀MOOK（第五卷）

由舒蕪新序想到“恥”

　　◎ 虞非子

　　媒體爭說《色，戒》時，舒蕪先生又有關於周作人的新序問世。

　　這篇新序是舒蕪先生應約為一出版社選編《知堂文叢》後寫的交代文字，二○○七年九月二日寫就，九月十四日、二十一日分兩次刊載於《文匯讀書周報》，題為《我怎麽寫起關於周作人的文章》（以下簡稱“新序”）。

　　舒蕪先生很擅長作序，早年的《周作人概觀》竟由序而成書，“這個情況，居然有些像梁啟超的《清代學術概論》”，舒蕪先生提及此事，雖“哪敢（將這兩本書）相提並論”，但畢竟還是“不禁失笑”、在新序中以妙筆略帶一過的——

　　大約一九八四年，或者一九八三年……人民文學出版社同香港三聯書店合作出版一套名家選集，其中有周作人選集，要我寫序言……一九八六年四月十九日寫成，一數，竟然有六萬字。原來聽說這套選本每種隻是十萬字左右，當然不可能用上六萬字的序……試投《中國社會科學》雜誌，總編輯李學昆先生毅然決定采用。然後，湖南人民出版社又有興趣將此文出單行本，收入他們的《駱駝叢書》。這個情況，居然有些像梁啟超的《清代學術概論》。那是蔣方震著《歐洲文藝複興史》，請梁啟超作序。梁啟超以清代學術史與歐洲文藝複興史相比較，寫得太長，不好用作序，隻好另以《清代學術概論》之名單行出版。梁氏此書成為學術名著，我的小冊子哪敢相提並論？但經過情況卻這麽類似，自思也不禁失笑。

　　新序篇幅遠不及《周作人概觀》，但作者寫的時候顯然還是很用心的：除了“交代一下自己讀知堂散文的曆程”，還要（或可）“幫助讀者更清醒地把握政治標準與藝術標準的關係，領略知堂散文的真味”。不過，通篇讀下來，隻覺得舒蕪先生可能太沉浸於“知堂散文的真味”，以至很多“經過情況”都看不見了。

　　舒蕪先生說他自己發表研究周作人的文章已“約近二十年”，又說“周作人研究今天還在起步階段”，這樣的說法當然也不矛盾。“起步階段”是一個可以伸縮的時間段，即便二十多年來周作人的著作、傳記、研究論著出版很是熱鬧（舒蕪先生也知道“已經出版過一些好的周作人全集和選集”，他還應約編選了這套《知堂文叢》），也還是可以說未走出“起步階段”的，因為舒蕪先生顯然對周作人的研究現狀還是很不滿意或者說還是有更高期待的，不然新序中便不會有這樣一段聽起來似乎鏗鏘有力的話：

　　整個二十世紀是政治鬥爭激烈尖銳的世紀，卷入鬥爭旋渦中的人們，很容易憑政治上的好惡決定藝術好惡，毛澤東的“政治標準第一”的公式將這一事實肯定為最權威的理論。於是周作人的附逆一段曆史當然使他長期被摒棄於中國新文學史之外。但是，他的藝術成就太高，在中國新文學史上的貢獻太大，稍稍了解中國新文學情況者無不熟悉，不是因其一段附逆曆史就能一筆勾銷的……

　　問題是，新序所謂周作人“長期被摒棄於中國新文學史之外”一說，其實並不成立。早在舒蕪先生發表研究周作人的文章之前，周作人就進入文學史了。一九八二年上海文藝出版社重版的王瑤先生建國初期出版的《中國新文學史稿》，就已經將周作人列入“叛徒與隱士”一節，隻是王瑤先生沒有將周作人的附逆曆史“一筆勾銷”（周作人“是隱士的‘歸朝’，而且所歸的又是可恥的日本帝國主義者所統治的‘朝’”），當然也沒有寫出舒蕪先生所認為的周作人那麽“高”“大”的藝術成就和對新文學史的貢獻。但不管怎麽說，早在抗戰以前就欣賞周氏兄弟、後來又研究周作人數十年的舒蕪先生，實在是不該將王瑤先生的《中國新文學史稿》長期摒棄於視野之外的；倘若因為王瑤先生的“叛徒與隱士”沒有寫出周作人的“高”“大”而無視其的存在，並進而斷言周作人“長期被摒棄於中國新文學史之外”，則是對讀者連“或許”的“幫助”也沒有而簡直是誤導了。

　　新文學史應該怎麽寫周作人，舒蕪先生顯然是很有獨到見解的，不然他不會說出上麵那段在他肯定是鏗鏘有力的話。但我想，既然文學是“人的文學”，那麽文學周作人便怎麽也離不開周作人這個人，離不開漢奸周作人這個人的，甚至隱約覺得，倘若舒蕪先生來寫新文學史，說不定也會認為王瑤先生對周作人附逆的文字蹤跡、心理軌跡的探尋還太過簡單了些。不過我也相信，隻要舒蕪先生落筆文學史，他一定能將一個喪失人格、國格的人的“高”“大”的藝術成就充分地展示出來，因為他確信“政治標準和藝術標準本來是兩個，政治上的左右和藝術上的優劣本來不是一回事，政治左而藝術劣，藝術優而政治右，都有可能”。

　　舒蕪先生的新序很講政治，但就周作人來“講政治”、講“政治上的左右”，畢竟是離譜了。“漢奸”，從根本上來說並不是由某個政治標準（“政治左”或“政治右”）來認定的。“漢奸”背叛的是國家和人民，對他的審判是國家的審判、人民的審判，也是曆史的終身判決。賣國求榮與受“政治上的左右”出賣朋友的所謂“檢舉揭發”、賣身投靠，性質完全不一樣，後者至多隻涉及人格而不關涉國格。說到底，兩者還是不同性質的“恥”。

　　說到“恥”，我又想起了一個“藝術成就太高”而附逆的著名音樂家（當然遠不如周作人“傑出”）。錢鋼先生的《舊聞記者》中有一篇文章，題為《請原諒我隱去了他的名字》，說的是一位著名的中國音樂家，一九四五年三月五日在上海和平飯店一場為日本自殺式飛機“神鷲”謳歌的演奏會上，指揮了他親自譜曲的“神鷲歌”……套用舒蕪先生的話來說，這位音樂家的“藝術成就太高，在中國現代音樂史上的貢獻太大，稍稍了解中國現代音樂情況者無不熟悉，不是因其一段附逆曆史就能一筆勾銷的……”

　　舒蕪先生也許是對的，周作人和那位著名音樂家注定將載入史冊。但文學史、音樂史畢竟不是漢奸史或者賣國求榮史，是不可能將附逆者的劣跡逐一寫入的。寫到這裏忽然想到，或許應該編一本《恥》，將那些“高”“大”的賣國求榮者，因受“政治上的左右”而賣身投靠、喪失人格的文化人分卷收入，作為中國新文學史、現代音樂史等等的參考讀物，以警示後人。

　　舒蕪先生或可對《恥》有所貢獻，他的《周作人概觀》便有第十五、十六兩節“專論周作人從反對抗戰到叛國附敵的問題”，不妨充實、修訂後列入《恥》中。

　　2007年10月21日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