悅讀MOOK（第五卷）

堅 強 的 人

　　——訪問巴金

　　◎ 楊 苡

　　編 者 按

　　編發楊苡先生二十八年前采寫的這篇訪問記《堅強的人》，適值巴金先生逝世兩周年。巴金忌日的第二天晚上，楊苡先生來電說，“巴老生前，生日多麽熱鬧啊，才走了兩年……”這位自“一二·九”運動以後即開始與巴金通信的米壽老人，至今仍關注著媒體上有關巴金的文章、報道，而她耿耿於心的則是“敬愛的先生”那未了的心願……“文革”，一個民族永久的創痛。

　　《堅強的人》采寫於一九七九年。當時外文局《中國文學》雜誌準備刊載巴金的《春天裏的秋天》，及巴金新近完成的“創作回憶錄之一”《談〈春天裏的秋天〉》，同時還想配發一篇訪問巴金的文章，時在《中國文學》雜誌任職的楊憲益先生在給妹妹楊苡的信中說：“我們這裏編輯沒有熟悉巴金的，找不到合適的人寫。我就推薦了你寫，大家都讚成。”“文章需要一個半月內交稿，有六七千字即可，再長些或短些也可以，介紹巴金總的著作情況，現在的生活情況等等，可以寫得輕鬆隨便一些，不要太嚴肅，希望你能同意……”但同樣是劫後餘生的楊苡先生怎麽可能“寫得輕鬆隨便一些”呢？她剛走到武康路巴金寓所門口，見到“一扇扇大葉向牆外探身”的棕櫚樹，便像巴金先生一樣發出了“我控訴！”的吼聲：“這一切是事實，這不僅僅是一場惡夢！”（巴金後來在致楊苡的信中說“棕櫚樹不錯。”見《雪泥集》）——“文革”，一個民族永久的創痛……

　　《堅強的人》完稿後，巴金曾致信楊苡，“謝謝你的文章，使我想起一些事情，可惜我沒有時間，否則我還可以寫許多東西……”二十八年過去了，巴老帶著未了的心願離去也有兩年了，而《堅強的人》迄今一直未在內地全文刊發過。一九七九年《中國文學》（英文版）刊出的是經編輯部壓縮、楊憲益翻譯的節譯稿，《中國新文學史料》也隻刊登了刪節壓縮稿，全文隻在一九八○年由香港《開卷》刊發過。本書經作者同意，今特刊發楊苡先生的最新修訂稿，以紀念“敬愛的先生”逝世兩周年暨誕生一百零三周年。

　　“隻有堅強的人才大笑”，因為他堅信“凡是曾經把自己的幸福建築在別人的痛苦上麵的人都應該毀滅”，因為他“相信未來，未來是美麗的！”……雖然“他的笑聲常常近似眼淚”！

　　不再有死亡，也不再有悲哀、哭號、疼痛。因為以前的事都過去了。

　　——新約·啟示錄

　　第二十一章第四節

　　沉重的命運敲門聲開始了，樂聖貝多芬在一百七十年前用音樂語言驕傲地向全世界宣告：“命運就是這樣敲門的！”（“Thus Fate Knocks at the door！”）

　　它嚴厲而急促，由近到遠，時隱時現；不斷衝破反抗，不斷執拗地再現，人和命運在頑強地搏鬥著，反抗！反抗！寧靜中埋伏著不安！我麵前突然出現一位堅強的老人的身影，他微笑著走近——我們的巴金！記憶的書頁翻動著，從二十世紀的三十年代翻到七十年代，我翻到了最近的一頁……

　　我站在一個油漆得嶄新的大門前。這是一條幽靜的街道，完全擺脫了這個城市的喧囂。我仔細端詳著那新裝的電鈴，忽然發現庭院裏那棵棕櫚樹已經長得那樣高大了，一扇扇大葉向牆外探身，仿佛在告訴路人，在這漫長的歲月裏，它默默地承受著風暴，卻不曾被摧毀，一如庭院內它的主人。它看到過一群年輕人闖進大門進行著那侵犯人權的打、砸、搶，並且用銅頭皮帶抽打棕櫚樹的女主人！它看到過“狂妄派”在大門上貼了一張胡言亂語的大字報；它看到過它的女主人和一位已入老年的妹妹每天沉默地掃著街道，而後來隻有一個妹妹還在掃著；終於有一天它又看到它那已變得十分憔悴的女主人被人攙扶著，步子不穩地進了一輛出租汽車，走了，從此就沒有再回來！它更看到過它的一向顯得比較年輕的主人那些年很快地變成白發蒼蒼的老人！是的，棕櫚樹，你是最好的“見證人”，如果你會說話，你會對我們說：這一切是事實，這不僅僅是一場惡夢！

　　幾年前我也曾來過這裏，那時它的主人還在蒙受著不白之冤，但是那時候風暴在表麵上似乎小一些了，而這位老作家卻仍然擺脫不掉在風暴中某些人曾賜給他的一個古怪的稱號：稱他為“文藝界的黑老K”，說他的十四卷《巴金文集》為邪書等等，仿佛這是一堆從魔洞裏挖出的奇異的禮物，他受著鞭撻，還必須雙手捧著這種“恩賜”，如果想扔掉，便又犯了“對抗”的死罪！這些稱號不止使他本人和他的親友痛苦不解，就連他的廣大讀者們也不明白為什麽對這樣一個正直的老作家，一個用他的血和淚、愛和憎，以及他所有的精力寫作了將近一生的作家，會加上這許多莫須有的罪名！這像陣陣鋒利的北風割裂著人們的心！這是嚴寒！史無前例的嚴寒襲擊了大地，連一棵小草也不能幸免，何況這本是一棵歲寒之鬆！它必須忍受著風暴的摧殘卻並不倒，決不會倒！他使我常常想起陳毅同誌的詩：“大雪壓青鬆，青鬆挺且直；欲知鬆高潔，待到雪化時。”我久久地望著，想著幾年前那破壞了的大門，拉斷了的門鈴……是的，終於變了！終於換了人間！這個宅子已經抖落了它十幾年來的孤寂淒涼，它的主人不再被人冷落，他恢複了名譽！巴金仍舊是值得我們中國人民驕傲的全國人民代表，仍舊是永遠煥發青春的民主戰士，而且他仍舊願意為他親愛的祖國獻出他的心、他的筆和全部力量！

　　我按了一下電鈴，門開了，開門的是一個高高的、十分俏麗的姑娘。這是巴金的一個侄女，在雲南插隊鍛煉那麽久了，現在已回到幾位老人的身邊。跟著，巴金的兩個妹妹帶著他的小外孫女也迎出來了，我們笑著互相問好，穿過堂屋走進了大廳……

　　巴金從樓上走下來，微笑著和我們握手，他還是穿著一身藍哢嘰布的棉衣棉褲，頭發似乎並沒有比前些年更白些，人也並未顯得更為蒼老。相反，我覺得那副被侮辱與損害壓得如此沉重的陰鬱神色卻真的消失了，眉宇間的鬱結早已舒展，和他說話時可以發現在近視眼鏡後麵那一對眯縫著的眼睛又在愉快地、敏銳地閃著，而且他竟恢複了原來的連說帶笑的開朗性格。那對於我是那麽熟悉而親切的四川口音又開始在直率地對這件事、那件事發表議論了！是的，他十分健康，仍然是保持著他那清醒的頭腦，熱愛祖國和人民，關心青年人的成長，而且還是並沒有“改造”掉他那種坦白而激動地說出他這樣那樣的見解的脾氣！

　　現在讓我們看一下這個大廳，它基本上恢複到原來的樣子：樸素、舒適，並不華麗。牆上掛著林風眠的一幅畫：三隻鷺鷥站在水邊，十分恬靜幽美。幾張沙發，幾張小桌，當然還有數不盡的書櫥分布在家中幾乎是每一個房間，這是巴金的家的特點。巴金在生活上從來沒有什麽奢求，他要求的僅僅是安安靜靜地生活，讓他看書，讓他寫！有十年左右這一家人全部被趕到樓下，不，最早是被趕到樓上，樓下成了什麽造反派的“司令部”（雖然這是自己用稿費租的房子！），後來“司令部”撤了，一家人又被趕到樓下，而樓上所有的房間貼上了封條，當然，在貼封條之前，樓上的書房內的有些雜物早已被搶劫破壞，連一支作為紀念品的鋼筆也不放過；至於留了多少年的親友們和讀者們的信件等等更是早已被撕得粉碎胡亂丟在地上了！很長的一個時期，巴金隻能睡在這個大廳裏，和他作伴的是他最親愛的人——翻譯過普希金和屠格涅夫的中短篇小說的蕭珊（她曾經是一個多麽心地善良的、熱情坦率的好妻子啊！），但是，後來就隻有他那在安徽山區農村插隊多年的兒子回來陪伴他了。而此刻我進來時，大廳裏已不再像前幾年那樣淒涼淩亂，如今已粉刷一新，他和那唯一的兒子又搬到樓上原來的臥房。現在大廳裏新添了一台彩色電視機，每天晚上全家在度過白天各自的勞碌之後，聚集在這裏，欣賞著粉碎“四人幫”之後各種豐富多彩的文藝節目。

　　這個宅子裏如今有八個成員：巴金的兩個妹妹、女兒、女婿、兒子、侄女，還有一個將近五周歲的小外孫女，再加上巴金自己，組成了一個十分溫暖的家。但是有一段不短的時間，並不是這樣。用他自己的話說：“日子難過啊！”女主人病了，一個年長的妹妹還在掃大街，兒子插隊落戶，由於父母落難，也隻能默默地勞動，根本不可能調回，這個孩子開始學會了成年人的沉默，雖然那時候他還不到二十歲。女兒女婿被分配到遙遠的省份，使他們無法照顧老人，他們隻好在家裏拖延行期，因為母親病重，父親在幹校，“上邊”不開恩，父親是回不來的。從“文化大革命”開始後沒多久，這位國內外負有盛名的作家便被當作“罪人”和“賤民”，先是在“牛棚”勞動、學習、寫交待、寫檢查、寫思想匯報，任何人都可以把他揪出去“示眾”，任何人都可以闖進他家裏，想拿什麽就拿什麽（這是多麽可怕的目無法紀的侵犯人權！），隨後便是大規模的群眾性批鬥和電視批鬥大會，這是席卷全市的風暴，這風暴蔓延到全國，所謂“要刮一場十二級台風！”“狂妄派”把他的妻子也揪出來陪鬥了，這時滿頭黑發、步子矯健的巴金卻變成了白發蒼蒼的行動遲緩的老人！這之後，他的一些文藝界的老朋友和同誌們（所謂走資派、反革命修正主義分子等等）被迫到幹校勞動，抬著一大筐一大筐的土，拿著一點點少得可憐的生活費，每個月他還盡力省下幾塊錢帶給他的妻子，因為他知道家裏僅僅靠著按人口計算發給的生活費來度日是相當拮據的。直到一九七二年秋天，在他的妻子已確定為晚期癌症，而且由於拖延已無法醫治時，有朋友設法開後門，聯係了一家醫院同意收容這也被人稱為“牛鬼蛇神”的無辜的人，這時工宣隊才開恩準許他回家守護他病危的妻子，不必再回幹校。他回到家裏來了，每天到醫院陪著她，二十天後他失去了他最親愛的人……

　　小端端在我們中間跑來跑去，她生於一九七四年的端午節——這是我們紀念詩人屈原的節日，也正是最明媚的初夏季節。現在小姑娘穿著紅色的棉衣，像一個快樂的紅色小精靈飛到這裏、那裏。她會講四川話，也會講上海話，而對我這個北方來客卻用北京話來接待，還帶有幾分嚴肅的神氣說：“今天下午我沒去幼兒園！我半休！”她的外公大笑起來。今天早上外公在庭院裏散步之後親自為她熱了牛奶，她十分得意！外公對她說：“今天外公給端端熱牛奶，二天端端大了給外公熱牛奶！”……

　　是的，這就是巴金的樂觀主義，永遠充滿信心，永遠充滿活力，他的一生就是一支命運交響曲，從青少年時代就同黑暗勢力鬥爭，這之後也有休息和沉思，甚至有時也幾乎精疲力盡，而到最後終於鬥爭勝利，戰勝了命運！

　　從幼年起幾十年來死神就在巴金的身邊來回踱著，威脅著，奪去一個個他所愛的生命，如他的父母、哥哥、姐姐、朋友，卻不能動他！但誰又會想到前些年那場風暴和嚴寒竟奪去了那麽多親密的朋友，還奪去了三十多年和他朝夕相伴的最親愛的人，他稱她為“他生命中的一部分”。今年一月十六日他流著眼淚寫完了他的《懷念蕭珊》。他寫信告訴我說：“我自己為她平反。”在文中他寫道：“她非常安靜，但並未昏睡，始終睜大兩隻眼睛。眼睛很大、很美、很亮。我望著、望著，好像在望那快要燃盡的燭火。我多麽想讓這對眼睛永遠亮下去！我多麽害怕她離開我！我甚至願意我那十四卷‘邪書’受到千刀萬剮，隻求她能安靜地活下去。”

　　巴金又一次戰勝了壓迫他的命運，蕭珊離去後他終於挺起身來。是的，還是要頑強地活下去，他決不和命運妥協！在粉碎“四人幫”之後，他在一封信中對我說：“張春橋說‘不槍斃巴金就是落實政策！’我卻一定要活下去，看著他的垮台，現在我總算等到了這一天！”

　　一提起“四人幫”，這位老人就壓抑不住他的憤怒，這並不是由於“四人幫”及其爪牙將他的妻子和朋友迫害至死，而是他想到我們的國家有幾十萬善良的人被摧殘至死；上億的人被株連，整整一代人被毒害，有多少文藝界的朋友，和他一樣，在那些年裏即使活著，也等於死去一樣，因為他們的筆不能作畫，不能寫文章，隻能用他們的筆寫著沒完沒了的檢查交代，仿佛他們頭腦裏都浸透了罪惡，就靠這支筆一生一世也傾注不完！他一想到“四人幫”時代文藝界某種法門寺裏的劉瑾和賈桂式的人物，狐假虎威，作威作福，那些幫凶和小醜，那個自命不凡的不可一世的“秀才”……便激動起來，他說：“現在我們國家要執行法律了，對違法亂紀侵犯人權的行為是應該起訴的！”是的，當他還是一個二十三歲的青年在巴黎那所古老公寓的五層樓上開始寫著《滅亡》時，他又怎能想到後來他的近四十年的寫作生涯會遇上這樣方式的中斷！又怎麽會想到竟有這樣的大批“滅亡”的悲劇？！在舊社會巴金寫了幾百萬字的向封建製度、向資本主義挑戰的作品，他憤怒地鞭撻著吃人的舊禮教，點燃起“五四”以來多少青年的革命激情！在新中國誕生後他又寫出多少歌頌黨和人民的熱情篇章，在抗美援朝中他熱情地歌頌了敬愛的彭德懷同誌。小說《團圓》敘述了一個誌願軍的英勇故事，塑造了一個光輝的英雄形象，一個最可愛的人，之後改編成電影《英雄兒女》。可笑的是在巴金早已被打成“牛鬼蛇神”之後，這部片子照常放映，而在片頭卻抹去了巴金這個作者的名字！

　　巴金很少談起自己這些年是怎樣過來的，直到最近他才開始寫《隨想錄》。他當然記得他和其他的老朋友一樣，是怎樣扮演過被侮辱被損害的角色，對於知識分子來說：“士可殺不可辱”是句名言，然而在那些日子裏那種可憎的淩辱……他笑起來，他說：“‘四人幫’說是破四舊、反封建，其實他們一些做法是很封建的。”他說他記得小時候他的父親當過廣元縣的縣長的情景，他的父親對自己的孩子很慈祥，但在審案子時總不免遵循那時的作法，常常拷打犯人來逼供，而拷打之後，犯人照例又要叩頭謝恩。說到這裏巴金大笑起來，他說：“那時我們這些人挨了批鬥，然後寫檢查，還要表示感謝挽救了我們，這和過去的謝恩不是同樣的封建嗎？”

　　夠了，讓我們拋開這令人不愉快的話題轉到青年身上去吧。巴金從來不願僅僅撫摸著傷痕而不前進的，他始終關心青年的成長，他並沒有忘記他的妻子為了用身子擋住他，竟挨了“北京來的紅衛兵”狠狠的一下皮帶，在她的臉上留下了傷痕。然而他隻是痛心，痛心這一代青年受“四人幫”蒙蔽，被利用，他們的純潔被玷汙，社會主義風氣被“四人幫”糟蹋了，而要恢複好的傳統，建立好的社會風氣是要靠大家努力的。這幾年他越來越感到在我們這個社會裏，沒有民主傳統，隻有封建傳統，到處有高老太爺的鬼魂出現，變相的買賣婚姻，變相的出賣靈魂！有些青年追求“時髦”，奇裝異服，胸無大誌、思想空虛；有些青年怕艱苦，不勤奮，把生命白白地糟蹋了。他說這應該歸罪於“四人幫”，他堅信絕大多數青年已經懂得“四人幫”浪費了他們十多年的寶貴時間，他們正努力彌補這個損失。巴金在一篇《隨想錄》中寫道：“今天的青年，拿《天安門詩抄》的作者和讀者為例吧！他們比我們那一代高明得多！他們覺悟高，勇氣大，方法多，決心大，沒這樣的新一代的革命青年，誰來實現‘四個現代化’？”他又說：“我們的青年並不是看見婦女就起壞心思的人，他們有崇高的革命理想，新中國的希望就寄托在他們的身上。”當然他也承認至今也存在著有的青年還不懂得作了“愚民”之苦的現象，他們很不自覺，認識不到這是害自己，但這畢竟是極少數。在《爝火集》序言中他還是堅定地說：“現在是‘四五’運動英雄們的時代，這些英雄的革命精神是我們社會主義祖國的希望。我雖然老了，還要跟著他們一起走上新長征的道路，我祝福這些新時期的年輕人！”

　　現在我們又轉到了看書的問題，巴金說起他從小愛讀書，而且是各種各樣的書，可並不見得中了多少毒。他風趣地說：“各種人物、各種思想在我的腦子裏打架，大家放毒，彼此消毒。”事實上他正是讀了小說才開始寫小說的。十幾年來圖書館是禁止青年人隨意借書的，然而也正是這十幾年，青少年的犯罪率卻增長了。“四人幫”稱他的書是“十四卷邪書”，沒讀過他的作品的青年人還真的以為巴金是個宣傳打砸搶的無政府主義的信徒，一批判就仿佛那幾年全國的武鬥也要他來負責似的！誰也不能想象關在“牛棚”裏整天勞動或挨著批鬥的“牛鬼蛇神”又怎樣去指揮全國到處發生的武鬥呢？何況他自己的家也遭受了被“打砸搶”的厄運！正像他在一九三八年七月九日曾經寫過的一段話：“在這些日子裏我們的生命是沒有保障的，今天閉上眼睛就想不到明天的存在。但是完成了的工作卻是不能夠消滅的。沒有一種暴力可以毀滅它。”然而誰會想到四十年前的感觸過了三十年又重新浮現！終於有一天惡夢消逝了，他又走進了他的書房。封條撕去了，他找到了他的書——十四卷《巴金文集》，他默默地把淩亂不堪、滿地是撕碎的紙片的書房整理起來，他在苦苦思念著他最親愛的人，她如果活到現在，能和他在一起收拾這間書房，那該是多麽好啊！……

　　我走進書房，也想起那個女主人，二十世紀六十年代初的一個冬夜我們三人圍爐談心的情景已經永遠逝去了，現在隻有她那最後一張照片擺在巴金的書桌上，她淒婉地苦笑著，仿佛在說：“我等不到了！”書房裏仍舊放著巴金的半身塑像，他稍稍歪著頭似乎也在苦苦地思索著這場浩劫！

　　在壁爐的上方掛著一幅俞雲階畫的油畫，這是一幅巴金最近的半身肖像畫，白發蒼蒼，卻是精神飽滿。在全國肖像畫展中曾展出這位畫家所畫的另一幅巴金的肖像，那一幅描繪了煥發青春的巴金，但這一幅卻是飽經風雨卻仍堅強的老人，比他本人顯得蒼老些，但保存了他的神態。

　　我們坐在這裏，想到過去，翻閱著他過去的著作，他真是一個精力充沛的多產作家！我們回顧了他的創作道路：這個一九○四年出生於一個四川的封建大家庭裏，在那裏度過了十八個歲月的堅強的人當年是怎樣獻身於寫作事業的。

　　早在十一歲時，巴金便失去了最疼愛他的母親，死亡第一次在他的心上投擲下陰影，富裕的家庭不再能帶給他溫暖，過了三年父親又病故了，祖父像一個暴君似的統治著全家的兒孫。巴金的大哥，作為大房的長孫挑起了掌管全部家務事的擔子，溫順地忍受長輩的欺淩。在這個“家”裏女人的命運更慘，她們被關在封建的牢籠裏，當玩物，受折磨，婚姻不能自主鬱鬱終生……這時巴金開始憎恨那封建的傳統和那些長輩們的濫施威權了。祖父不許他進中學，隻能在家自學，在一九二○年祖父去世後半年多，這才隨他的三哥進了成都的外國語專門學校，在那裏讀了兩年半。十五歲的巴金和哥哥們每天晚上貪婪地讀著新出版的進步書報，如《新青年》和《每周評論》等等；克魯泡特金的《告少年》一書強烈地感染了這個青年人。那時的巴金說：“我想不到世界上還有這樣的書！”於是他開始有了理想，他想：愛人類就要為人類做些有用的事。甚至為了自由，可以奉獻出他的生命！後來他買到了一本波蘭作家廖·抗夫（Leopold Kampf）的劇本《夜未央》，在一九三○年他的重譯本序言裏曾經這樣寫道：“大約在十年前吧，一個十五歲的孩子讀到了一本小書。那時他剛剛信奉了愛人類，愛世界的理想，有一種孩子的幻夢，以為萬人享樂的新社會就會與明天的太陽一起升起來，一切的罪惡就會立刻消滅。他懷著這樣的心情來讀那一本小書，他底感動真是不能用言語形容出來的。那本書給他打開了一個新的眼界，使他看見了另一個國度裏一代青年為人民爭自由、謀幸福的奮鬥之大悲劇。在那本書裏麵這個十五歲的孩子第一次找到了他夢境中的英雄，他又找到了他的終身事業。”天才的巴金在十五歲時的第一個譯作便是《夜未央》，一九二八年在巴黎重新譯過，譯稿又被郵局遺失了。到了一九三○年又重譯出，印了一千本。一九三六年又重新出版了這本給他影響極大的小書。

　　另一個給他巨大影響的是愛瑪·高德曼（Emma Goldman）。是她的文章使他看見了他認為是“美麗的安那其主義”。一九二五年巴金開始和她通信。他欽佩她，稱她為“精神上的母親”，正像瑪爾維達（Malwide de Meysenbug）做了羅曼·羅蘭精神的姐姐一樣。

　　巴金早在少年時代從《半月》刊物上發現了一個“適社”，這個團體在重慶，使他向往。後來和《半月》的編輯聯係上了，參加了編輯工作，之後他和好幾位同他一樣的愛國青年組成了“均社”，這段時期他認識了一位姓吳的朋友，這個人的犧牲精神和毅力在巴金的生活裏留下了不可磨滅的印象，在巴金的《短簡》中他曾總結他從童年到成年所受的影響，說：“母親教給我愛，轎夫老周教給我忠實（公道）；朋友吳教給我自己犧牲，他還給我勇氣。”這時候可以說巴金已漸漸學會用筆來戰鬥了。

　　一九二三年春，不到十九歲的巴金和他的三哥毫不留戀地離開了成都，離開了那個一直被他當作牢籠的家。他們先去上海，後來考進南京的東南大學附中。一九二五年中學畢業後，他的三哥考進了大學，而他因病輟學了，自此開始了漂泊的生活。他在上海出版過一種雜誌，印過幾本小書，還譯出克魯泡特金的《麵包與自由》。一九二七年一月十五日，巴金同他的朋友衛離開祖國乘船到馬賽轉赴巴黎。朋友把他安置在巴黎拉丁區一家古老公寓的五層樓上。雖然他也還有三四個朋友常常在一起聚會，畢竟各人都有自己的工作和學習，那時二十三歲的巴金是寂寞的。他的住處離先賢祠（國葬院）不遠，他經常走過那裏，望著兩個法國啟蒙時期偉大的思想家和作家盧梭和伏爾泰沉思著。先賢祠內有雨果和左拉的墓，左拉曾經冒著生命危險為德萊斐斯上尉的冤案鬥爭，為他辯護，終於推倒誣陷不實的判決。這件事在青年巴金心上劃下了極深刻的痕跡，他說十年前他在“牛棚”勞動時還夢見過左拉。

　　在巴黎，每天聽著巴黎聖母院的鍾聲，這鍾聲敲打著他寂寞的心，他想到他的過去，“我想到在上海的活動的生活，我想到那些在奮鬥中的朋友，我想到那過去的愛和恨，悲哀和歡樂，受苦和同情，希望和掙紮，我想到那過去的一切，我底心就像被刀割著痛。那不能熄滅的烈焰又猛烈地燃燒起來了。”他開始寫他的第一部小說《滅亡》。那些日子正是薩柯（N。Sacco)與樊塞蒂（B。Vanzetti）的案件轟動了全世界的時候，這兩個意大利工人被關在美國的死囚牢裏已有六年，巴金曾寫信給樊塞蒂稱他為“先生”，並翻譯過他的自傳《一個無產者生活的故事》。

　　那時國內發生了令人震驚、憤怒的大事：蔣介石背叛革命，屠殺無數優秀的革命者，巴金感到極端苦悶，這時他收到樊塞蒂在死囚牢中寫給他的回信，叫他“不要灰心”，“要忠實地生活，要愛人類，要幫助人”。以後他又接到樊塞蒂第二封回信，開頭說：“青年是人類的希望。”……一九二七年八月二十二日，雖然死刑執行日期推遲了十二天，美國政府卻不顧世界人民各種形式的抗議，終於將這兩個工人燒死在電椅上。這件事促使巴金下決心寫完了《滅亡》，並陸續寄給國內的朋友。一九二八年十月十八日巴金離開巴黎準備回國。在馬賽因海員罷工，滯留了十二天，當他在十二月初到達上海後才發現他的第一部小說已被介紹給《小說月報》編輯、文藝前輩葉聖陶和鄭振鐸，並已在《小說月報》陸續發表，這就使他決定了今後的寫作為生的道路，後來巴金曾謙虛地說：“《滅亡》不是一本革命的小說，但它是一本誠實的作品。它沒有給人指出革命的道路，但是它真實地暴露了一個想革命而又沒有找到正確道路的小知識分子的靈魂。”“……不用說，我集中全力攻擊的目標就是一切不合理的舊製度，我所期待的就是革命早日到來。貫穿全書的響亮的呼聲就是這樣一句話：‘凡是曾經把自己的幸福建築在別人的痛苦上麵的人都應該毀滅。’”

　　一九三○年他完成了《死去的太陽》，這部小說描寫的是一個小資產階級在“五卅”事件中的盲目活動及其滅亡。同時他開始寫短篇小說。一九三一年他不但寫完了二十幾萬字的長篇小說《家》，還寫了八九萬字的《新生》和中篇小說《霧》。

　　一九三二年由於侵略者的戰爭破壞，他所住的上海閘北區成了火海，他回到那已中過槍彈的破爛的家，繼續寫完中篇《海底夢》，然後到南方旅行。回來後以一個星期的時間寫完了《春天裏的秋天》，過後又寫了以錫礦為題材的《砂丁》。這年的夏天他又重寫了《新生》，因為原稿已毀於閘北大火。之後又寫了《雨》，同時還寫了《旅途隨筆》和其他一些短篇小說。這樣年僅二十八歲的巴金在十分不安定的動亂生活中度過了創作果實累累的一九三二年！

　　一九三三年上半年他寫完了長篇小說《萌芽》，這是他自己很重視的一部寫煤礦的小說。他希望能像左拉的《萌芽》一樣喚醒人們要求改善人間不平等的待遇，要工人們聯合起來反抗一切不合理的製度，他甚至號召暴力革命。這部小說在出版後就被國民黨政府禁止了，然而兩年後他又將它改名為《雪》由上海文化生活出版社再度出版發行了。一九三三年底巴金在北京寫完了《電》，這就完成了他著名的《愛情三部曲》。這個《愛情三部曲》便是《霧》、《雨》、《電》（與《雪》），它敘述了一些青年的革命生活、信仰和愛情。這是巴金在年輕時期最喜歡的作品，他說這是為他自己寫的書，書中活動的人物全是他的朋友。這其中《電》比較鮮明地表現了巴金的思想傾向：相信未來，未來肯定是光明的。

　　一九三四年，他去日本旅行，寫完了《神·鬼·人》、《點滴》，編好了舊作散文集《生之懺悔》。

　　一九三五年七月回國，他做了“文化生活出版社”的編輯，又同他的朋友靳以創辦了《文季月刊》，僅出版七期便被國民黨政府列為禁止發行的刊物之一。這以後他出版了《短簡》、《憶》以及小說《長生塔》。從《短簡》和《憶》我們可以了解巴金的幼年和青少年時代，《憶》實際上是他的自傳。

　　抗日戰爭爆發後，他暫時放下了自己的工作和茅盾創辦了《呐喊》周刊（出版兩期後更名為《烽火》）。第二年寫完了《春》並出版，後來到香港、廣州、漢口、桂林等地，寫了很多旅途中所見所聞，並寫完了《秋》。一九四○年出版《秋》，至此完成了著名的《激流三部曲》：《家》、《春》、《秋》。巴金在《家》的後記中曾說這部作品是“我來向一個垂死的製度叫出我底‘我控訴’”（“J’accuse！”）。這的確是一個十分強有力的控訴，在二十世紀三十年代，它震撼了對當時現實不滿的無數的中國青年人的心，它使年輕的讀者懂得憎恨黑暗，憧憬光明，渴望改變現狀，為自己謀求幸福！《激流三部曲》正是通過一個封建大家庭走向崩潰，具有叛逆性格的一代青年的成長來給當時的讀者指出了方向。巴金在《激流總序》中說，他“無論在什麽地方總是看見那一股生活之激流在動蕩，在創造他自己的徑路，以通過黑暗的亂山碎石之間”，最後作者借覺民的口在《秋》中說：“沒有一個永久的秋，秋天或者就要過去了。”這就說明巴金永遠具有那種革命的樂觀主義精神，他相信未來，並願給青年人以鼓舞！《家》是全世界聞名的作品。最近法國一家出版社已準備出版法譯本。它的感染力是十分強烈的。《激流》中的三個弟兄恰恰是巴金和他的哥哥們的性格，三個不同的性格，因此也有三種不同的結局。巴金很像覺慧，他喜歡覺慧，覺慧說：“我是青年，我不是畸人，我不是愚人，我要給自己把幸福爭過來。”一九三六年巴金在《家》的五版題記中曾寫道：“我禁不住要愛覺慧。他不是一個英雄，他很幼稚。但我看見他就不覺想起丹東的話：‘大膽、大膽、永遠大膽！’”這恰恰是巴金的性格。

　　長篇小說《火》第一部是一九四○年七月巴金赴昆明後寫成的，第二部同年底在重慶完成。一九四一年七月，在昆明寫完雜記《龍·虎·狗》，又去桂林完成了短篇小說集《還魂草》。一九四二年一直往返桂林、重慶、成都這幾個地方。到一九四三年完成了《火》第三部。

　　一九四四年春，在貴陽結婚後，直到一九四六年，巴金寫完了中篇小說《憩園》，兩部長篇小說《第四病室》和《寒夜》。《憩園》寫一個紈絝子弟如何墮落為慣偷的故事，《第四病室》寫在醫院裏目睹的悲劇。《寒夜》寫一個普通讀書人的悲劇，這部長篇小說已譯成法文，在國際上評價很高。

　　從上麵的簡單介紹來看，巴金不愧是一個精力旺盛的創作量十分豐富的作家：從一九二七年到一九四七年，僅僅二十年，他寫了二十部中長篇小說，十二部左右的雜記和遊記，還有無數的短篇小說，而他的譯著也達到十九部之多（一九四八年以後譯著又顯著增加）。

　　這就是巴金。他的名字早在二十世紀三十年代就被年輕的讀者們所敬仰，以後他的作品也在世界文壇上煥發著異彩，正如在一九四八年法國教授明興禮博士（Dr。I。 Monsterleet）的論文中指出：

　　巴金的作品是中國文藝複興和社會革命的動人的傳述，它好像我們古代的陶醉人的歌曲，永遠留在我們人間！它是我們新中國的讀物，等到這個時代過去後，雖然那時或者也許有比他更大的思想家和文學家出現，可是他的作品如同珍貴的文獻一樣，永遠被後人保存。

　　關於“安那其”，或者說“無政府主義”，巴金覺得一些連“安那其”究竟是怎麽回事也沒鬧清楚的批評家們卻口口聲聲說他是無政府主義者，煽動了國內的無政府主義思潮等等，這些是很滑稽的。他說文藝作品和政治宣傳是兩回事，作家不是宣傳機器。小說決不可能和某一種社會政治思想劃等號。一個信仰不會簡單地變成一部小說。巴金說過：“我雖然信仰從外國輸入的‘安那其’，但我仍然還是一個中國人，我的血管裏有的也是一個中國人的血。有時候我不免要站在中國人的立場上看事情，發議論。”事實上，“安那其”對巴金的作品是有影響的，然而他的取材主要來源於生活，在“五四”以後新民主主義革命時期的社會環境下，他的作品中主要的思想傾向自然表現為反帝反封建的民主主義精神，而在“文化大革命”開始時竟還有人“考據”他的名字，因為巴金是他的筆名，他們說這是為了紀念安那其主義者巴枯寧和克魯泡特金的緣故，以此來證明巴金從來就是中國的“老反革命”作家、“頭號的無政府主義者”。關於這個名字，巴金曾經坦率地在《談〈滅亡〉》的文章中寫道：

　　不久我因為身體不好，聽從醫生的勸告，又得到一位學哲學的安徽朋友的介紹，到瑪倫河畔的小城沙多－吉裏去休養，順便在沙城中學念法文。在這個地方我認識了幾個中國朋友。有一個姓巴的北方同學（巴恩波）跟我相處不到一個月，就到巴黎去了。第二年聽說他在項熱自殺了。我和他不熟，但是他自殺的消息使我痛苦。我的筆名中的“巴”字就是因他而聯想起來的。從他那裏我才知道《百家姓》中有個“巴”字。“金”字是學哲學的安徽朋友替我想的，那個時候我譯完克魯泡特金的《倫理學》前半部不久，這部書的英譯本還放在我的書桌上，他聽說我要找個容易記住的名字，便半開玩笑地說出了“金”字。

　　這些在中華人民共和國建國以前寫的作品已於一九六二年編入《巴金文集》十四卷，除了最後收入文集的《談自己的創作》這一小部分是一九五七年到一九六一年中間的作品，可以說二十年來，從一九二七年到一九四七年巴金從來沒有放下他的筆。這就是“四人幫”稱為“邪書”的十四卷，傾注了血和淚，燃燒著全部熱情和勇敢，也點燃了多少年輕人的尋求光明的希望的十四卷《巴金文集》！他熱愛他的讀者，永遠是那樣謙虛而親切地向讀者們表白自己的思想。在二十世紀三十年代，他喜歡在信中對他的讀者說：“相信未來，未來是美麗的。”他對於未來的信念就仿佛在做著美麗的夢。現在他又在笑著說：“我隻能給人一個方向，希望他自己去尋找光明，至於他走上什麽具體的道路，那是他自己的事了。”是的，他始終相信有一條應當走的路，他既然走了，也決不回頭，這就是一條爭取自由通向光明的路。

　　在這裏，巴金回憶起一九六二年春上海第二次文代會。當時他十分坦率地作了一個發言《作家的勇氣和責任心》，他對那些年的文化批評中所存在的“框框”、“棍子”問題提出了坦率的批評。當然這就得罪了以後在“文化大革命”中爬上革命左派寶座的姚文元，因為眾所周知，姚文元從來就是文壇上一個惡狠狠的打手。巴金回憶起他發言後在會議休息時，大家在草地上交談，同誌們還稱讚他有勇氣說出了作家們的心裏話。後來這個發言就在同年五月發表於《上海文學》，就是這個發言在“文化大革命”中被稱之為“反革命宣言書”，由於巴金在國際文壇上享有盛名，因此當時國外曾轉載過這篇文章。本來這是沒有什麽可奇怪的，但這便被後來的“造反派”說成是“一起嚴重的反革命事件”……這時我也想起他確曾這樣說：“希望他們能夠以平等態度對待作家，好批評家是作家的朋友，並不是作家的上級。”

　　這時我們的話題又轉到“民主”，巴金激動地說：“作家不是應聲蟲，不是傳聲筒，他應該幹預生活。”他說幹預生活並不是一定要找陰暗麵來寫，而是寫他所熟悉的，有感受的。他又笑起來：“作家怎麽能是幹部呢？我一向反對終身幹部，反對長官意誌。作家才不要人家把他養起來，多少年寫不出東西還算什麽作家！作家是人民培養出來的，寫不出東西對於自己該是個精神負擔。而多少年來我們的作家往往被主題和題材限製住了。”他又說：“作為一個作家，一定要為祖國為人民做一點有用的事。”他回顧整整十年他隻寫出一點東西來，隻在一九七三年才開始譯了赫爾岑的《回憶錄》第一部分，他說：“我寫的東西有比較好的，也有比較差的，我也有矛盾，有時解決了，有時解決不了。解放後我也想寫工農兵，但生活不熟悉，下去一陣再上來寫，畢竟不是我熟悉的，因此總不成功。”巴金說他已七十五歲了，沒有什麽嚴重的慢性病，他想再寫五年總是可以的，他要寫他所熟悉的知識分子，不願再受人支配了。他正開始寫兩部長篇小說，敘述知識分子在這些年的遭遇。他又說他還要寫《隨想錄》，把他的真實的思想留給讀者。

　　巴金寫出了《家》，“向一個垂死的製度叫出我底‘我控訴’。”一九三七年他為了那些年帝國主義在中國燒起的戰火又一次喊叫：“對於危害主義，危害人道的暴力，我發出了我的呼聲：‘我控訴！’”而過了四十年，作為一個又獲得了第二次解放的老作家，他對禍國殃民的萬惡的“四人幫”再一次發出了憤怒的呼聲：“我控訴！”巴金曾在編完十四冊文集後有過這樣的雄心：“準備在建國二十周年大歡樂的節日裏編印《文集》的《續篇》，用我的文學工作第二個二十年的成績來表示我對於新時代、新社會、新中國的熱愛。”他卻怎麽也沒想到在建國二十周年的時候，卻早被關進了“牛棚”！在“牛棚”裏他常常回憶起過去，也曾想到伏爾泰和左拉。他說：“他們要是生活在一九六七年的上海，也隻好在‘牛棚’裏搖頭歎氣。”

　　如今一切過去了，現在巴金坐在我的對麵微笑著，仿佛又回到四十年前他在信中說：相信未來，未來是美麗的！

　　是的，那時候他經常在信上這樣地鼓勵著他的年輕的讀者們。他們都稱他為“先生”，在一封信上他寫道：“把精神寄托在工作上，讓生命的花開在事業上麵也是美麗的。”在另一封信上，他為了一個老朋友病故十分悲傷，然而他接著說：“想到一個人很快死去，不免有生命易逝之感。但是我還有夠多的生命力。我還要勇敢地活下去。”

　　從年青時代他就養成了勤奮讀書、刻苦自學的好習慣，幾十年來不論到哪裏開會或旅行，他總是不忘記帶幾本書擺在床頭以便在晚間抽空翻閱一會。他精通好幾國文字，全靠自學，也從來不在口頭炫耀。抗戰時他曾寫過這樣的信鼓勵一個被迫輟學兩年又重新進入大學的青年人，他說：“盼好好讀書，在今天還能有讀書機會這畢竟是幸福的，不管環境如何困難，盼你堅持著你的主張，堅定你的決心和勇氣，生活的瑣碎事情是免不掉的，人不能因為這個就悲觀絕望。”最後他又說：“這裏天氣最近突然變冷，我住在高樓，晚上北風帶著怒吼搖撼壁板，兩腿幾乎凍僵，但我仍還坐到深夜，這點勇氣我還是有的。盼望你也有。”

　　這就是永遠嘲笑命運，永遠要堅強地活下去的巴金！

　　……

　　激昂的命運交響曲像咆哮著的激浪撲打著海岸，不斷衝擊卻終於退卻，命運無法控製人類，人類戰勝了命運，這敲門聲像是幾次戰鬥的回聲，漸漸地遙遠、遙遠，終於消失；在生命的凱歌進行曲中，樂曲走向尾聲。渾身散發著火一樣激情的小澤征爾抖動著他那獅子般的長發，用他神奇般的指揮棒向前一伸，左手揚起，音樂戛然而止。我含著激動的淚水合上了這一頁珍貴的回憶。我站起來，離開了朋友的家，走到寧靜的黑暗中。這是一個蕩漾著春天氣息的夜晚，雖有一點微風，卻並不使人感到春寒料峭。院子裏十四年前栽下的白丁香樹已開始挺立著無數、無數的綠色花蕊，不久又要用那一串串細碎的小白花點綴在每一個枝頭了。嚴寒畢竟是過去了，我想到不久這位幸存的老人將帶著他的女兒（她是多麽酷似她的媽媽！）踏上歐洲的土地，重新回到闊別五十年的巴黎！仆仆風塵中他又將用他的筆寫下多少熱情的隨想、精辟的見解和美好的回憶啊！當他聽到巴黎聖母院的鍾聲時，他一定會想到曾經在一個五層樓上麵有一個二十三歲的中國青年如何忍受著難堪的孤寂，開始寫出了第一部小說，而從此竟寫了一生！當他擁抱著法國朋友時，他會說：我來自一個偉大的國家，我們度過了艱難的歲月，現在正走向新的長征！

　　祝福你！敬愛的巴金！你還要不停地寫下去，不是像你所說的隻寫五年，而是還要寫十年、十五年、二十年！你的澎湃的熱情將使嚴寒化盡，你的親切的鼓勵將使青年人願以你為榜樣：忠實地生活、忠實地愛人！你一向不計較個人的得失，因為你始終遵奉著這樣的信條：生命隻是給予，而不是來領受什麽（Life is to give， not to take）。而你這些年的堅強使我們更深刻地懂得了：

　　隻有堅強的人才承認自己的錯，隻有堅強的人才謙虛，隻有堅強的人才寬恕——而且的確隻有堅強的人才大笑，不過他的笑聲常常近似眼淚。（注）

　　再見，堅強的人！我們這一代卓越的語言大師，永遠像一團火一樣的老作家，敬愛的先生，祝你一路平安！

　　1979年4月寫於南京 ■

　　注：引自巴金所譯赫爾岑《回憶錄》之《家庭的戲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