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勞倫斯作品傳入中國:陰差陽錯的曆程

  ◎ 黑 馬

  勞倫斯於一九三○年三月在法國溘然長逝,去世時還不滿四十五歲。這個在英國備受壓製和禁止的文學天才,從一九一九年第一次世界大戰結束後可以自由離開英國,就迫不及待地出走,此後隻短暫地回國三次,其餘時間均浪跡天涯,客居美洲和意大利。他仍在不停地寫作,但他的口號是不為英國寫作,寫出的作品多在美國首發,讓英國隻喝第二鍋湯。在人們眼裏,他成了一個沒有美國國籍的純粹的美國作家。英國的文學和出版界對他的回擊也是致命的,他不僅被視為邊緣作家,甚至是可以忽略的作家。

  但就是這樣一個命運多舛的邊緣作家,以自己非凡的天賦和作品的實力,最終贏得了二十世紀最偉大作家之一的稱號,在英國作家中與喬伊斯、福斯特、伍爾夫夫人齊名比肩。而在後現代主義理論的視野中,後三位作家則漸漸淡出,隻有勞倫斯是一棵文學的長青樹了,他居然成功地跨越了寫實主義、現代主義和後現代主義三個階段,實屬文壇奇跡。造化就是這樣捉弄人也成全人。而勞倫斯則是先受到捉弄,再輝煌地崛起並屹立於世界文壇。

  一九三○年前後,在中國,正是軍閥混戰、民不聊生,日本隨時準備發起全麵的侵華戰爭的前夜。即使是在這樣對文學和文化傳播極為不利的形勢下,勞倫斯還是開始被介紹了進來。

  而對他的介紹自然是以對他的禁作《查泰萊夫人的情人》的譯介為開端的。勞倫斯是在這本書出版三年後去世的,去世前這本書在英國和美國都遭到了禁止。與此同時,大量的盜版書不脛而走,勞倫斯反倒因此而獲得了更多的讀者,名聲大震,甚至連戰亂頻仍的遠東的中國都不得不開始重視他。這樣的重視與勞倫斯在英國的崛起幾乎是同步的。

  據介紹,早在這部作品出版的當年(1928年),詩人邵洵美就在他主編的《獅吼》上介紹了這本小說。他寫道:“愛讀D。H。Lawrence(他有一篇小說曾登在本刊第7期)小說的,誰都恐怕不能否認不是多少有些為了‘性’的關係。但他對於這一類的描寫是暗示的,是有神秘性的隱約的。不過最近他在Florence自印的《卻脫來夫人的情人》,卻是一本赤裸裸的小說,作者因為要避免審查者的尋釁而有些遮掩的,現在均盡量地露布出來了。情節是一個貴族婦人愛了一個gamekeeper(獵場看守),句句是力的描寫與表現,使讀者的心,從頭到底被他擒捉住。本書印一千冊,簽名發行,恐怕不容易買到;但因排字人是意大利人,所以全書很多錯字”(《一本赤裸裸的小說》,載《獅吼》半月刊第9期,1928年11月1日)。估計邵洵美當是勞倫斯這本小說最早的中國讀者和介紹者之一。

  幾年以後,這部小說的多種版本相繼流入中國,在北京、上海、南京等一些大城市的西書鋪裏可以買到。

  各種報刊裏開始出現一些評論,如一九三○年的《小說月報》第21卷第9號上的《勞倫斯》,一九三一年《世界雜誌》第l卷2期上的《勞倫斯的最後的小說》。而有分量的研究和介紹文章則集中出現在一九三四年,至於為何是在這個年份,則有待於以後進行專門的研究。這些文章是孫晉三的《勞倫斯》(《清華周刊》第42卷9/10期),章益的《勞倫斯的〈卻特萊爵夫人的愛人〉研究》(《世界文學》第1卷2期),鬱達夫的《讀勞倫斯的小說〈卻泰萊夫人的愛人〉》(《人間世》第14期),林語堂《談勞倫斯》(《人間世》第19期,林語堂還在文章中節譯了該小說,其譯文之傳神精當,令後人難以超越)和《讀勞倫斯的小說》(《人言周刊》第1卷38期)。一九三五年則有《勞倫斯自敘》一文發表(《晨報》,1935年6月25日)。

  孫晉三和章益的文章估計是中國最早的學術類論文,其深度大致和當時的歐美學術界的研究同步,至今看來不少觀點也不過時,應該說為中國的勞倫斯學術研究奠定了良好的基礎。如果說與歐美學術界的研究基本同步的話,這要歸功於這兩位教授的背景:孫先生是當時稀有的哈佛博士、中央大學的教授,章先生則是留美碩士,但研究範圍涉獵廣博,含科學和人文,亦翻譯了大量英國文學作品,後任複旦大學校長,其一大功績是阻止了蔣介石將複旦大學遷往台灣。這樣兩位德高望重之學者成為勞倫斯研究在中國的奠基人,足見當初的勞倫斯研究起點之高,所受到的重視之重。

  而從影響麵看,林語堂和鬱達夫的兩篇文章則更為廣泛,他們的文學地位和大作家的洞察是振聾發聵的,他們尤其結合中國的國情,將《查泰萊夫人的情人》與《金瓶梅》做了深入的比較,認為前者中性的描寫是全書中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有著鮮明的時代背景和象征意義,因此不能將其看做是“淫穢”。鬱達夫還認為,即使是性的描寫,勞倫斯的手法也是高明的,“使讀者不覺得猥褻,不感到他是在故意挑撥劣情”。而鬱達夫當年所下的結論即勞倫斯是“積極厭世的虛無主義者”則更是空前絕後地精辟,他簡潔明了地給勞倫斯文學下了定義,這一點連西方學者至今還沒有做到。林、鬱二位文學大師對勞倫斯在中國的普及所起的作用無論怎麽估價也不過分,他們深刻的洞察和充滿熱情的肯定將隨著曆史的前進而彰顯其英明。

  總之,在當初的中國,有這樣四位大師幾乎與國際文學界同步肯定和推介勞倫斯和他的《查泰萊夫人的情人》,使國人在這方麵的視野大為拓寬,也是中國文學鑒賞水準之高的充分展示。

  這之後的一九三六年《約翰聲》雜誌上發表了部分譯文,譯名是《契脫來夫人的情人》,譯者筆名是T。N。T;一九三六年三月,王孔嘉翻譯的《賈泰來夫人之戀人》發表在《天地人》半月刊上,由於《天地人》雜誌的中途停刊,該譯本隻發表九章,成了一個殘本。同年八月,饒述一根據法譯本轉譯的新譯本在上海問世,這是第一部完整的中譯本,但因為是自費出版,發行量僅千冊。當年的中國內憂外患,戰火紛飛,估計人們都沒了讀小說的雅興,這個譯本就沒有機會再版。以後又有一些節譯和未完成的殘本,在此不一一贅述。客觀地說,饒述一的譯本不僅是全本,而且質量最優。或許如果當年林語堂先生譯出全本,其質量無疑會高過饒譯(根據林的節譯推斷),但可惜林語堂是寫作大師,不肯屈尊翻譯,所以中國就少了一個大師級的《查》書譯本。饒先生的譯本於是就成了最佳,其譯文用字準確考究,說明饒對當時的歐陸生活有切身的體會,其行文流麗典雅,帶有明顯的白話文散文風格,是值得後人效法和光大的。我們國家在勞倫斯謝世不久就出版了這樣的優秀譯文值得我們驕傲。七十年後當我複譯這本書時,我感到我是同時在向勞倫斯和饒先生這一中一外兩個良師討教,那種文化血脈息息相通的感覺是微妙、美妙的。

  於是我們看到,四位學術和文學大師的理論推介和饒述一先生的優秀譯本,使我國的勞倫斯研究和翻譯都幾乎與世界同步,其基礎十分夯實。勞倫斯本應在中國一路順暢的,但不幸的是,其後連年的戰火硝煙,使這項事業中斷了。而二十世紀五十年代後在極左文藝政策的控製下,勞倫斯又被認為是頹廢作家,難以得到客觀的譯介。檢索一九五○年至一九八○年全國高等院校社會科學學報總目,居然沒有一篇與勞倫斯有關的論文。

  而一九六○年英國則宣布開禁《查泰萊夫人的情人》,它一度洛陽紙貴,高踞暢銷書排行榜數周並一直是常銷書。但比暢銷更重要的是,對它的開禁標誌著人類的寬容精神終於戰勝了道德虛偽和文化強權。從此,其作者勞倫斯作為二十世紀文學大師的地位得到了確認,勞倫斯學也漸漸成為一門英美大學裏的學位課程和文學研究的一門學科。

  但遺憾的是,我們國家當時並沒有對此注意,仍然對其持以偏見,勞倫斯作品的翻譯和評論仍處於空白狀態,沒能與世界同步。直到二十世紀八十年代初改革開放後,才出現了零星的勞倫斯短篇小說譯文和一部短篇小說選。僅此而已。我們與世界的距離一下子就拉大了幾十年。

  而對勞倫斯的重新肯定則是以趙少偉研究員發表在一九八一年的《世界文學》第二期上的論文《戴·赫·勞倫斯的社會批判三部曲》為標誌。這篇論文應該說全麵肯定了勞倫斯的創作,推翻了以往文學史對他做出的所謂頹廢的資產階級作家的定論。以趙少偉中國社會科學院研究員的地位和《世界文學》的地位,這篇文章等於是徹底肯定了勞倫斯及其創作,從而開創了勞倫斯研究和翻譯在中國的新局麵。

  筆者從一九八二年開始研究勞倫斯,到一九八四年完成了國內第一篇勞倫斯研究的碩士論文並以此獲得了碩士學位,該論文的兩部分分別在一九八五年的《外國文學研究》和一九八七年的《外國文學評論》上發表,所研究的對象是小說《虹》和《兒子與情人》,應該說是繼趙少偉先生的奠基之作後最早的兩篇具體作品的研究論文。

  一九八六年是我國的勞倫斯翻譯出版史上最重要的一年,這一年在老出版家鍾叔河先生的推動下,饒述一一九三六年的《查泰萊夫人的情人》譯本在湖南再版,他的譯者序言寫得激情四溢,說“它在近代文藝界放了一線炫人的光彩,而且在近代人的黑暗生活上,燃起了一盞光亮的明燈”,對當代中國人正確認識這部世界名著起到了啟蒙作用。林語堂和鬱達夫當年的高論也隨書重見天日,中國的學術與出版界對勞倫斯從此有了一個全麵公正的認識,這是無比令人欣慰的。

  從此勞倫斯作品的出版和研究進入正常的軌道,特別在二十世紀八十年代末和九十年代初,出現了一個前所未有的譯介高潮。雖然《查泰萊夫人的情人》出版後因種種理由而被停止銷售,但其他小說和非小說作品都得到了翻譯和複譯,他的幾大名著如《白孔雀》、《兒子與情人》、《虹》、《戀愛中的女人》則出現了多個譯本,雖然質量參差不齊,但似乎銷量大都可觀,如筆者翻譯的《虹》和《戀愛中的女人》都已經多次再版,而拙譯勞倫斯的散文隨筆則更是出了無數個選本和中英文對照本。一九九一年和一九九三年拙譯《勞倫斯論文藝》和《勞倫斯隨筆集》的出版,得益於當時興起的文人散文隨筆熱,一批現代作家和老作家的小品文大量被重新發現和挖掘,於是國外大師的隨筆也因此“借光”成批上市。不同的是勞倫斯隨筆則是完全首譯,國內讀者於是發現勞倫斯不僅是小說大師,其散文和詩歌創作亦獨樹一幟,是一個文藝通才。

  一九八八年可以說是中國的勞倫斯研究與國際的接軌年。這一年北方文藝出版社出版了國內第一套勞倫斯文集並與上海第二外國語學院等單位在上海召開了一次勞倫斯學術研討會,與會的有英國著名學者基思·薩加和詹姆士·波頓教授,後者是權威的劍橋版勞倫斯作品集的總主編。這之後還成立了中國的勞倫斯研究會,是亞洲繼日本之後的第二個這樣的學術團體,筆者雖隻是個年輕編輯,但因為在新時期勞倫斯譯介方麵是最早的實踐者之一,被邀赴會並成為其理事之一,親曆了整個過程。可惜的是該會幾年後因經費匱乏和人員短缺問題停止了運轉。但無疑這次研討會對國內的勞倫斯研究和出版起到了不可估量的推動作用。

  這之後的勞倫斯出版和研究告別了轟轟烈烈,進入了平實、紮實和提高的新階段,勞倫斯成了我們外國文學大花園中的一棵自然成長的大樹,這是最令人欣慰的。不同的是,勞倫斯似乎屬於更受青睞的外國作家之一。據不完全統計,僅從二○○○年到二○○四年,發表在各類正式刊物上的關於勞倫斯的論文達一百五十篇,每年三十多篇,這是其他許多作家望塵莫及的。還出現了近十種中國學者撰寫的勞倫斯評傳和評論專集。事實上,這與勞倫斯在國際學術界的地位也是相稱的。據說國際上每年出版的作家論著和研究論文中,勞倫斯研究在英國作家中僅次於莎士比亞,位居第二。鬱達夫在一九三四年就憑著有限的閱讀英明地預見,勞倫斯會成為現代英國的四大作家之一,這個預言一語中的。他提到的另外三個是喬伊斯、福斯特和赫胥黎,隻是現在伍爾夫夫人的地位取代了赫胥黎(不過赫應該算僅次於這四位的第二梯隊作家),所以鬱達夫的預言應該算很準確了,我們不得不佩服鬱達夫的直覺和感悟。

  二○○四年人民文學出版社推出的一個《查泰萊夫人的情人》新譯本悄然上市,它隻是作為一套叢書的一種位列其中,並沒有任何炒作和宣傳。這和勞倫斯目前在中國的知名度和地位是相稱的,勞倫斯已經成為了我們的文學和文化生活的有機部分,不需要任何特別的宣傳即可走入人們的書架。於是,有出版社也鼓勵我譯出一個更為優秀的譯本,以饗讀眾,還特別說明以不才多年的翻譯和研究,必須用一個高質量的譯本來證明自己的水準。在這樣的好心噓拂下,我花了一年的時間推敲打磨,力爭做新時代的饒述一。不幸的是,在譯本完成之際人文版的《查泰萊夫人的情人》不能再銷售了,約我翻譯的出版社出於謹慎,告訴我因“不可抗力”無限期推遲出版拙譯。這是一個勞倫斯學者和譯者最不幸的事,但也隻能麵對現實,讓新時代的饒述一成為我的一個夢,繼續做下去。

  最近看到一篇博客文章,引用了人民大學的報刊複印中心的資料顯示,從一九八五年至二○○一年,僅人大報刊資料複印匯編中出現的有關勞倫斯的論文就有二百零八篇。該文還綜述了很多重要論文和論著的內容,具頗參考價值。

  我也同意該文的觀點,目前的勞倫斯作品出版和研究中,除了《查泰萊夫人的情人》是出版禁區(但研究著作和論文不是禁區),其詩歌仍是一個弱項。這是因為勞倫斯的詩歌屬於現代派的自由詩,其紛呈的意象往往與西方文化和文學原型密切關聯,因此翻譯成中文後需要大量的注解不算,其譯文還很難在中文裏表現其詩意,其自由奔放的韻腳,更是難以在中文中對應。國際上一些研究已經把勞倫斯的詩歌列入解構主義和後殖民主義的研究範疇中,這無疑對我們的翻譯提出了更艱難的挑戰。目前已經出版的譯本十分差強人意,甚至可以說暫付闕如是更好的選擇。這有待於有詩人資質的翻譯家來逐步推進,這也是不能一蹴而就的事,相信一定有人勝任這樣的工作,讓我們期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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