悅讀MOOK（第五卷）

《毛選》英譯內情點滴

　　◎ 王水照

　　英譯《毛澤東選集》是建國初期的一次重要的譯事活動，因其特殊的政治性質和當時的保密製度，至今仍顯得神秘莫測。錢鍾書先生是參加時間最長、用力最勤、且最受倚重的譯者之一，但他的具體工作情況亦不為外人所知。湯晏的《一代才子錢鍾書》對史實蒐討詳盡、查證嚴謹，是目前據信程度較高的一部“錢傳”，而於錢先生此段經曆卻付之闕如。錢先生平日健談無飾，對此事卻三緘其口。隻是有次聽他發感慨道：從事文字工作，最容易的是編寫大部頭書，洋洋灑灑，易摻水分；其次是論文，自應要有新觀點、新材料，但若有自己尚未弄懂的問題，盡可按下不表；再其次是注釋，字字句句都得追究，萬一遇到攔路虎，還可以不注或徑作“不詳”、“待考”，一般也是容許的；最難的是翻譯，就連一個字都逃不過去了。用他在《林紓的翻譯》中的表述，是“原作裏沒有一個字可以滑溜過去，沒有一處困難躲閃得了”。當時聽他這番議論，我立刻聯想到其中恐有他參加《毛選》英譯的甘苦體會在內。這一著作、論文、注釋、翻譯的難易次序，雖是一時戲笑之言，卻包涵一定的道理，恰與目前流行的學術評價標準相反，至今不少地方對古籍整理、注釋和譯介等是不算“成果”的。

　　錢先生在一九五五年填寫的《中國作家協會會員表》中說：“自一九五○年七月起至去年（1954）二月皆全部從事《毛澤東選集》英譯工作（現在尚部分從事此項工作），故無暇及其他活動”，如果加上他後來參加的《毛澤東詩詞》英譯工作，一共化去五六年的時間，實是他無法抹去的人生曆程，也是重要的學術活動。以前隻斷斷續續聽到一些“故事”，如他指出《毛選》原稿說孫悟空鑽進牛魔王的腹中有誤（《一個極其重要的政策》一文），應為鐵扇公主，從而使《毛選》正文避免了一次缺失；又如他譯“吃一塹，長一智”為A fall in pit is a gain in wit，使有的英譯專家“拍案叫絕”（綠原《幾次和錢鍾書先生萍水相逢》，《新文學史料》2002年3期）。有些傳聞也饒有興味，如《七律·到韶山》“紅旗卷起農奴戟，黑手高懸霸主鞭”中的“黑手”，究竟是地主之手，鎮壓農民運動，還是農奴之手，奪取地主武裝，據說英譯組也有爭論。他們還把有些疑難問題直接向毛主席請示，但毛總不批複。總之有關英譯情況，至今隻見到程鎮球《〈毛選〉英譯回憶片斷——紀念毛澤東一百周年誕辰》（載《中國翻譯》1993年第6期）等少許篇章，才露出冰山一角，期待有更詳細的資料能予披露。

　　《毛選》英譯工作是由中宣部《毛選》英譯委員會（後稱英譯室）負責的，其主持人是徐永煐。在他百歲誕辰之際，其子女編輯印行了一部紀念文集，披露了不少珍貴資料，可以大致鉤稽出其工作進程和概況，點點滴滴的遺聞逸事更映照出當年曆史情貌，值得推介。

　　《毛選》的編輯，據說是毛主席訪蘇時，斯大林向他提出的建議。其前三卷的英譯工作與中文版《毛選》同步完成，時在一九五○年至一九五三年。參加翻譯和審訂的有錢鍾書、金嶽霖、王佐良、鄭儒箴、浦壽昌等。譯稿完成後，交英共中央，一九五四年由英國Lawrence & Wishart出版社出版了《毛澤東選集》前三卷的英文版。國內前三卷的中文版，則分別出版於一九五一、一九五二、一九五三年，時間稍前。這個英國出版的英譯版本被稱為“初版稿”。圍繞這個“初版稿”，與英共之間頗有一些周折。在出版前，一九五四年三月二十九日，時任英共總書記的波立特給中共中央來信，提出他們準備將《戰爭和戰略問題》（《毛選》第二卷）一文的第一、第二兩節從英譯本中刪去。五月，中共中宣部起草了給波立特的複信稿，認為可以同意波立特的意見。這封複信稿送中央審閱時，受到毛澤東的批評。他在八月十三日給陸定一的信中直接了當地指出：“中宣部在這個問題上犯了錯誤——同意英國黨的錯誤提議——應當注意。”同月，由中聯部重新替中央起草了複波立特的信，明確表示不同意刪去該文的頭兩節內容，“因為毛澤東同誌在該文件中所說到的原則，是馬列主義的普遍真理，並不因為國際形勢變化，而須要作什麽修正”。以上情況均見《建國以來毛澤東文稿》第四冊，《關於不同意英譯本〈毛澤東選集〉第二卷所作刪節的批語》一文及注釋，中央文獻出版社一九九○年公開出版，頗易尋讀。《戰爭和戰略問題》開篇即雲： “革命的中心任務和最高形式是武裝奪取政權，是戰爭解決問題。這個馬克思列寧主義的革命原則是普遍地對的，不論在中國在外國，一概都是對的”。第二節中又提出“槍杆子裏麵出政權”的著名論斷。而波立特的來信引述他們的“綱領”——《英國到社會主義之路》，認為“鑒於變化了的國際形勢，蘇聯奪取政權的方式並不適用於英國”。經曆過二十世紀六十年代了解國際共運的人們，很容易發現這是往後“反修”鬥爭的前兆。

　　“初版稿”出版後，在一九五四年至一九六○年間，又由一位英共作家主持了對“初版稿”的修改，其修改稿被稱為“舊改稿”。應這位英共作家之邀，錢鍾書參加了修改審訂，徐永煐、浦壽昌曾參加部分工作。至於為什麽要修改，據綠原先生說：“不料過了些時，卻聽說外文局的英國專家史平浩（Springhall），或稱‘春堂先生’，竟對這個譯本（指英國初版本）提出了批評，說是‘譯得太雅了，我們倫敦碼頭工人讀不懂！’” 綠原當時在中宣部國際宣傳處工作，與“毛選英譯室”同在堂子胡同的一所大宅院內辦公，一起用餐，與錢先生有“同桌之雅達半年之久”，故而知聞。此“舊改稿”後沒有正式出版。

　　然後在一九六○年至一九六五年，由中央聯絡部重新組織對《毛選》前三卷的審訂修改，由外文出版社出版，始有國內出版的英譯本。

　　以上是《毛選》前三卷英譯工作的大致情況。至於第四卷的英譯，據前引程鎮球的回憶，他在一九六○年夏參加仍由徐永煐主持的第四卷英譯工作，同時參加的有楊承芳、陳龍、吳景榮、方钜成、於寶榘、鄭儒箴、趙一鶴等。為譯稿作潤色有外國友人馬尼婭（Manya Reiss）與柯弗蘭（Frank Coe）等。工作地點在萬壽路十八所。初稿完成後，又由章漢夫組織審定，地點在東交民巷十五號賓館，至一九六一年春全部完成並出版。因而就國內出版而言，《毛選》第四卷英譯本比之前三卷英譯本提前麵世，這是一個頗有意味的現象。《毛選》英譯分為翻譯和定稿兩個工作程序，錢鍾書先生沒有參加第四卷的翻譯工作，但也作過“潤色”。程鎮球文中說：“錢（鍾書）五十年代初即參加過《毛選》前三卷的英譯定稿工作，亦曾為《毛選》第四卷英譯進行過潤色。徐永煐一直對他很倚重。”徐永煐寫於一九六二年三月的《關於英譯毛選稿再次修改問題》的請示報告，提出對前三卷“英譯舊改稿”的修改工作，“建議由程鎮球、SOL（即Sol Adler，中文名愛德勒）、錢鍾書三人，組成谘詢小組，專責整理曆次修改建議”；在介紹錢鍾書時，他寫道：“（錢）漢文英文卻都很好，特別是始終地全麵地參加了初版稿和舊改稿的工作。文學研究所現在讓他每星期在翻譯組工作兩天。他隻能參加一部分稿子的校改。又因為陷於會議，更不能發揮全麵和深思熟慮的作用。……如果把這三個人擺到一起，擔任全麵地、細致地衡量性的工作，則能收政治和技術、英文和漢文、舊人和新人的結合的效果”。錢先生大概是作為“技術”、“舊人”的一方被“結合”進去的；至於“英文漢文”兼擅於一身，比之程、SOL兩位似更具優勢；而“始終地和全麵地參加了初版稿和舊改稿的工作”，則是無人可比了。可見錢先生在整個翻譯工作中的地位和作用，也難怪綠原先生在文章中稱他“是英譯室的主持人”了。

　　這次譯事活動不僅英譯高手雲集（大都是老清華學生），中外專家齊聚，而且其要求之嚴、標準之高，均是罕見的。徐永煐說：“上星期我參加一次審稿會議，一下午完成了英文四百字。”如果能把當年他們字斟句酌、一絲不苟的事例整理出來，一定是份不可多得的英語教材。“五湖四海”這個成語，英語中沒有相應說法，後來譯成We hail from all corners of the country，就是經過反複斟酌的。又如“本本主義”的譯法，定稿時有人覺得難以找到貼切譯文，主張造一新詞Bookism， 經過討論，提出兩種譯法，即Bookism和Book worship，各述理由供上麵抉擇，最後由毛主席親自決定用Book worship（據程鎮球文）。這些一鱗半爪的事例反映出翻譯工作的嚴細和對精確性的追求。

　　徐永煐生於一九○二年，長於錢先生八歲；一九一六年考入清華，一九二四年畢業，早於錢氏九年，為其學長。一九二七年入黨，他是清華學生中第一批共產黨員之一，長期在外交部工作，後任外交部顧問，因病半休，一九六八年辭世。

　　他與錢先生正是在《毛選》英譯工作中，切磋琢磨，相互“較真”，結下深厚的友誼，成了莫逆之交。有次徐永煐生病住院，他的親戚前去探望，適錢先生亦在座，聽他倆在討論《紀念白求恩》結尾問題：“一個高尚的人，一個純粹的人，一個有道德的人，一個脫離了低級趣味的人，一個有益於人民的人。”錢雲：這前四種人，直譯成英文，不容易有差別；而徐仍堅持直譯，相互反複討論。徐永煐也並不一概主張直譯，如對“力爭上遊”一詞，在英語裏，沒有“上遊”比“下遊”好的意思，徐認為不妨用短語aim high來譯“力爭上遊”，指往高處射箭，於中文原意較合。對工作殫精竭慮的共同態度促成他倆友情的日臻深摯。

　　徐永煐是位學者型的官員。他在一九六二年以《翻譯的共同認識》為題，寫了一篇三萬字以上的大文章，係統總結由《毛選》英譯而引發的翻譯理論與實踐問題。該文包括“理論認識”和“具體認識”兩部分，其“理論認識”部分，又以《論翻譯的矛盾統一》為題，公開發表於《外語教學與研究》刊物，惜“具體認識”部分，現尚未見。在公開發表的這篇文字中，他從“矛盾統一”的觀點和方法，來論述翻譯的性質和標準。他指出，“翻譯不是表達譯者本人的思想，而是譯者用一種語言（歸宿語言）來表達原作者用另一種語言（出發語言）表達的思想”，“翻譯過程裏的矛盾便是表達同一思想的兩個麵對麵的語言的矛盾，便是歸宿語言和出發語言之間的矛盾”。他還提到，“不懂出發語言而精通歸宿語言的譯者，最顯著的例子是林琴南。林琴南介紹西洋文藝的功績是不可磨滅的，不過他的翻譯方法是不足為訓的。”

　　這篇文章當時就“油印好了請大家研究”，“供大家討論”（徐永煐《關於英譯毛選稿再次修改問題》，1962年3月），錢先生必已寓目並參預“討論”；他於一九六三年三月寫成的《林紓的翻譯》一文，對此也有所回應。

　　《林紓的翻譯》，初刊《文學研究集刊》第一冊，一九六四年六月由人民文學出版社出版。此文主要討論翻譯的功能作用、理想目標和實踐困惑，以“媒”（“誘”）、“化”、“訛”三者展開論述，重點也在“訛”的不可避免性。譯事活動是“從一種文字出發，積寸累尺地度越那許多距離，安穩到達另一種文字裏，這是很艱辛的曆程”，“譯文總有失真和走樣的地方，在意義或口吻上違背或不盡貼合原文，那就是‘訛’。”錢先生在注文中說：維耐與達勃而耐合著《英法文風格比較》）（1958）稱“原作的語言為‘出發的語言’（langue de départ）、譯本的語言為‘到達的語言’（langue d’arrivée）。徐永煐同誌《論翻譯的矛盾統一》（《外語教學與研究》1963年第1期）也分為‘出發語言’和‘歸宿語言’。這比英美習稱的‘來源語言’（source language）和‘目標語言’（target language）似乎在比喻上更配合”。我們注意到錢先生在建國後的論著中，一般很少稱引健在學人的文章，此處特引徐永煐文為證，是個較少見的例外。至於他對林紓翻譯的評價，更是對徐文觀點的拓展和深化。

　　徐永煐的長子徐慶東《父親瑣憶》中的一則趣聞，近日我第一次讀到，深深為之感動：

　　有一次，錢叔叔來家裏和父親聊了一天，天色已晚，起身回家。我跟父親母親送他。出門的過程中，兩人談話始終不輟。那天下著大雪，他們站在雪地裏聊，好像有說不完的話。母親看快到吃飯的時間，就跑回家拿了棵白菜給錢叔叔（困難時期，大白菜是細菜），錢把白菜往腋下一夾，就走了。一小時後，楊絳阿姨打來電話，問母親是不是給了錢鍾書一棵白菜。原來，錢叔叔回家後，楊絳阿姨發現他夾著白菜，問是哪兒來的，回答說不知道。

　　他倆之間真“有說不完的話”，遺憾的是後人已不明具體內容了。這篇回憶文章又說：“他們談話內容很豐富，天南地北。記得有一次，他們聊宋代詩人王安石的詩句‘春風又綠江南岸’。父親說，把‘綠’字當動詞用，王安石不是第一人，從前就有人這樣用過。錢叔叔很以為然，回去查了一下，在他的《宋詩選》注釋裏，加上了這個意思。” 《宋詩選注》的確舉過丘為、李白、常建的詩例，說明“綠”字用法在唐詩中“早見而亦屢見”，然後提了五個問題：

　　王安石的反複修改是忘記了唐人的詩句而白費心力呢？還是明知道這些詩句而有心立異呢？他的選定“綠”字是跟唐人暗合呢？還是最後想起了唐人詩句而欣然沿用呢？還是自覺不能出奇製勝，終於向唐人認輸呢？

　　這一連串的問題，倒頗似當年他倆交談的口吻，很有現場感，姑且作這樣的胡猜亂測，來彌補現場了解上的缺失吧。

　　楊絳先生說：錢先生“在徐永煐同誌領導下工作多年，從信賴的部下成為要好的朋友”（《我們仨》），是對他倆關係的確切表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