悅讀MOOK（第五卷）

口述史平議

　　◎ 錢伯城

　　近幾年，以口述或口述曆史名義出版的書增多起來。如何讀這些書？應該是“信其可信者耳”。當代出版的許多口述史，包括一般的回憶錄。由於某一曆史真相每每隱藏於細節之中，所以還可加上一句：於細微處看大文章。

　　一、什麽是口述史？

　　口述史，早在上世紀五十年代已出現了。雖然以廣收新詞為己任的《現代漢語詞典》直到二○○五年出版的最新修訂第五版，還沒有收入這個詞目，那是編者失收，並不影響它的存在與流傳。近幾年，書店裏以口述或口述史名義出版的書增多起來，雖然還沒有形成什麽熱，但已成為時尚新詞，以此號召，反映了史學界、出版界和讀者群這三個方麵對這類書的關注與興趣。上海社科院曆史研究所主辦的《史林》雜誌，於二○○四年、二○○六年先後出版了兩期口述史專號增刊，提供了自上世紀五十年代以來上海社科院曆史所從事口述史工作的多項成果，以及這段時間海內外口述史研究的出版信息，還有專家學者的若幹篇研究文章。這都有助讀者了解口述史在我國的發展狀況和存在的一些問題。我是對口述史有興趣的讀者之一，常看這方麵的書，願從讀者角度談幾點意見，也算野人獻芹吧。

　　我的意見，其實很平常，也簡單，首先就是一個問題：什麽是口述史？我認為應定一個標準，或稱特征，共三條，分述如下：

　　第一條，口述史是口述的回憶錄。

　　這條看似多此一講的話，重點在確定口述史的實質是回憶錄這個落腳點上。口述，不同於筆寫，強調一下口述，這是口述史的第一標準，也是特征，有此必要。但口述什麽呢？這更重要。必須落實到口述者本人對某件或某段曆史的回憶，這就是通常所說的回憶錄，而不是其他的什麽曆史記載。例如《李宗仁回憶錄》（華東師大出版社1995年出版），這是美國哥倫比亞大學東亞研究所下屬的中國口述曆史學部主持的產物，當然是口述史，但同時名為回憶錄，這就是必須落實到這個回憶錄上麵。又如《黃克誠自述》（人民出版社1994年出版），也是一部口述史，當時黃“雙目已近失明，由克誠講述”，夫人唐棣華“和孩子們忠實地記錄整理”（見本書後記）。最後也是作為回憶錄形式（《自述》）出版。回憶錄的名稱可不同，五花八門均無不可，但實質不能變。名人的口述史如此，非名人的口述史也不例外。

　　為什麽要強調回憶錄這個重點呢？因為從《史林》增刊的文章中，似乎有種尊口述史為新學科、新科研項目的論調，回憶錄這個實質性名稱卻不提了，但口述隻是完成回憶錄的一種方法和手段，回憶錄離得開口述，可改用筆錄，口述卻離不開回憶錄這個載體，這是很明白的道理。

　　第二條，口述史是口述的語言轉換成紙麵的文字，並發表出來。

　　這條是說，保存在磁帶上的錄音，或保留下來的筆錄，主要是錄音，如果不能轉換成紙麵上的文字，並發表出來，那就不能給人閱讀，也就無法發揮口述史的作用。這樣的口述史，做了雖不能說白做，但隻能靜靜躺在錄音的磁帶裏麵，作為某項社會調查的資料儲存起來。且看下麵引用《史林》雜誌二○○四年增刊《編者的話》所說的一段話：

　　上海社會科學院曆史研究所在上世紀五十年代就開始致力於口述曆史的研究工作，通過調查、訪問和舉行座談會，搜集和整理了大量有關上海工人運動和工人生活的口述資料，總字數超過一千萬。近幾年來，為了配合正在進行的上海社會科學重大項目“上海城市社會生活史”研究和上海城市史重點學科建設，所內又組織人員進行了大規模的采訪、整理，從二○○○年至二○○四年共出動約二十人，錄音磁帶七十餘盒，整理文稿約一百萬字，發表文章近二十篇。

　　請看錄音的口述資料，總字數超過一千萬，整理出的文稿僅十分之一的一百萬字，而成為文章發表的近二十篇，未談字數，若以每篇一萬字計算，不過二十萬字，還有九百八十萬字的錄音資料未能轉換成紙麵文字供人閱讀。因此也不能稱之為口述史。

　　這條口述史特征，強調的就是由錄音轉換成文字並發表出來的重要性和必要性。

　　第三條，口述史是一般回憶錄的延伸與擴大。

　　這條似乎也有點多此一講之嫌，因為具備了前兩條的條件與特征，很自然就會達到這條所要求的結果。其實不然，具體的內容如何，還必須一一予以具體化。

　　先談一般回憶錄，這指的就是由作者本人執筆撰寫的回憶錄。改革開放以來，國內出版的如季羨林《牛棚雜錄》、韋君宜《思痛錄》、徐鑄成《徐鑄成回憶錄》等，翻譯過來的如克林頓《我的生活》、葉利欽《午夜日記》等都是。

　　再談延伸與擴大。一般的回憶錄，限於執筆撰寫，現在增加了口述錄音或口述筆錄（主要還是錄音）的功能，為回憶錄的傳承，特別是擴大做出了貢獻。原來一些不寫回憶錄的人群，由於有了口述史的出現與開展，逐漸進入了參與錄寫回憶錄的範圍。這樣的人群，包括名人中的高年老翁或一些無暇執筆者和非名人中的不善寫作者。前者如美國哥倫比亞大學東亞研究所中國口述曆史學部擬定的“中國名人口述自傳”，計劃中的名人已列出名字的，有胡適、孔祥熙、陳立夫、顧維鈞、張發奎、蔣廷黻、陳光甫、蔣彝、吳國禎、李漢魂、何廉等人（見唐德剛《李宗仁回憶錄·後記》）。後者如《史林》雜誌二○○四年、二○○六年增刊口述史專號所載的近四十篇文章，作者群涵蓋了社會各界各業人士，他們中有工商業者、買辦、店員、教師、民間藝人，甚至有民國時期妻妾共居家庭的生活記錄，等等。如果沒有口述史這項活動，他們中的絕大部分人是不可能會有回憶錄文章保留下來的。因此，不論是名人或非名人，由於口述而擴大了回憶錄範圍，保存了大量的第一手史料，自然是大好事，但我並不讚成為口述而口述的無限擴大化，為趕時髦，什麽人，什麽事，都一哄而上，口述一番，那就過分熱鬧了。

　　以上三條，就是作為一個讀者，我對什麽是口述史這個問題的一點認識和看法。於是，也就衍生後麵兩個問題。

　　二、整理者的地位和作用

　　口述史在由口述錄音（也有少數筆錄）轉換為紙麵文字的過程中，必須有一個或一個以上的助手協助完成，方能成為通順可讀的文章或著作。這個工作稱之為整理工作；做這個整理工作的助手，稱之為整理者。出版發表的口述史的文章或著作，當然由口述者的作者署名，但與作者並列的，必然還有一個整理者的署名。有個別特殊情況，封麵和版權頁無整理者的署名，但在此書的前言或後記中，一定也要提及他或他們整理者的名字。整理者與口述主人的關係，猶如影隨形，不可分離。整理者決定著他所整理的這本回憶錄的內容取舍和文風華實。這種整理者的地位和作用，我每想起林琴南翻譯西洋小說。林氏依靠一位口述者的傳譯，轉換成《左傳》、《史記》式的文言文，錢鍾書舉《塊肉餘生述》為例，讚之為比起後來的白話文翻譯（《大衛·考柏菲爾》）更能傳神達意，也就是說更接近和忠實於原著。今天口述史整理者的地位，相當於當年林琴南的地位；他的作用，自然也應該與之相符才是。

　　這裏舉幾本口述史一談。

　　《李宗仁回憶錄》，整理者唐德剛。據唐在本書的《後記》中介紹，他開始工作時，對李宗仁供給的口述史料，決定不去畫蛇添足，使他的回憶錄以原始史料出現。但在工作過程中，又不得不廣集史料，參照筆記，一氣寫成初稿，交李認可。李改完後，再據之增刪，並稍事潤飾。此一過程，唐氏歸納為三大原則：

　　1. 那必須是“李宗仁的故事”。雖然在他的口述史料之外，所有成筐成簍的著述史料，全是我（唐自稱）一手搜集編輯的。

　　2. 盡可能保持他口述桂林官話的原語氣，和他對政敵、戰友的基本態度。所以筆者(唐自稱)撰稿時，亦絕對以他的語氣為依歸，斷不亂用一字。

　　3. 他如有少許文字上的修改，我（唐自稱）也盡量保留他那不文不白，古裏古怪的樸素文體，以存其真。隻是有時文章組織不清、文理欠通或字句訛錯，非改不可之時，我才加以改寫。全稿改後再經他核準認可。

　　唐德剛這位口述史整理者自述的工作經曆、工作方法和工作中必須遵守的幾條整理原則，都有示範意義，對於所有的整理者來說，基本上應是相似的或適用的。值得注意的是，這本回憶錄出版時的署名形式：李宗仁口述，唐德剛撰寫。他不用“整理”，而用“撰寫”，表明它不僅是“助手”，而且是“合夥人”，並享有著作權。這說明整理者地位的上升，但同時也開了一個整理者反客為主的先例。

　　一九九四年出版的《胡喬木回憶毛澤東》，據《前言》，這本書第一部分為“談話錄”，是胡喬木二十多次談話記錄，由黨中央批準成立編寫組幫助工作，寫出初稿，陸續送他審閱修改，再寫成修改稿。又據《後記》，參加編寫組的人員，先後達十餘人之多。這本書的“談話錄”部分，實際就是一部口述史，編寫組的參加者也就是這部分口述史的整理者了。本書編寫組《後記》特別提到“這本著作得以出版，還得感謝中共中央辦公廳、中央檔案館、中央黨史研究室、中央文獻研究室、中國社會科學院和人民出版社等單位的鼎力支持”。可見本書的整理者們所花費的時間和精力了。但他們的名字隻在《後記》中順便提及。這是口述史的一個特例，這樣眾多的編寫組整理者來做助手，也隻有口述者胡喬木的顯赫身份方可做到。但本書整理者所采用的編寫程序與編寫方式，對所有的口述史整理者來說，來自官方還是來自民間，采用的方式大體上還是差不多的。

　　不過，最普遍可行的還是一對一方式：一個口述者配一個整理者，如《史林》雜誌兩期增刊口述史專號，登載口述文章近四十篇，每篇各有一個整理者。封麵署名“揚帆口述，丁兆甲執筆整理”的《斷桅揚帆》，是新中國上海市第一任公安局長揚帆的回憶錄，也是一個口述者，一個整理者。整理者丁兆甲，原與揚帆同為抗戰時期新四軍戰士，一九八四年冬在上海重逢，丁兆甲發現這位老友“以前有一對機敏的眼睛，眨一眨眼就能想出主意來，可惜現在已雙目失明，戴上了墨鏡”，成為一個“默坐無語的老人”。在丁的鼓勵下，揚帆同意口述他的身世與二十五年身陷囹圄等經曆，他們一共花了八天時間，口述這段曆史。由丁參考揚帆的舊筆記，寫成文字，先後三次修改，均由揚帆夫人讀給揚聽，做了修改補充，並經有關人士核對部分材料，最後定稿。這是一位誌願整理者，協助一位盲人完成的口述史，署“執筆整理”，名副其實。

　　當代中國出版社於二○○四年出版吳德口述《十年風雨紀事——我在北京工作的一些經曆》，這是出版社“當代中國口述史”係列的一種，整理者的署名是“訪談、整理：朱元石等”，用小號字體排在封麵書名下麵，不仔細看，一眼就忽略過去了。這是我看到的最為謙遜的整理者署名，有一個“等”字，說明協助者還不止一人。吳德女兒吳鐵梅在書末寫了《後記》，敘述這本回憶錄的口述整理經過：一九九三年夏季，當代中國研究所所長李延明委派該所朱元石、劉誌男來采訪，“把父親講的記錄整理成文”。吳德很滿意，說：“整理得很好，幫助查找了相關的背景資料，核對了每件事情發生的時間、地點、先後次序。”又說：“人老了，時間長了，記憶難免有誤，多虧了他們辛勤而細致的工作。”正是這兩位整理者的踏實工作，這本回憶錄基本上真實地又是樸實地反映了吳德“文革”十年的主要經曆和親身見聞。唐德剛是整理口述史深知其中甘苦的過來者，他有一段整理李宗仁口述回憶錄的經驗之談：

　　我這位執筆人，來大搞其社會科學，那又與“李宗仁”何幹呢？這樣不是驢頭不對馬嘴嗎？所以我就多少有負於校中（指美國哥倫比亞大學）同仁之囑望，決定不去畫蛇添足。還是使他的回憶錄以原始史料出現吧。（《李宗仁回憶錄·後記》）

　　拿這段話對照吳德這本口述回憶錄，我認為庶幾近之了。這當然是朱元石、劉誌男二位整理者的功勞。

　　《共和國大審判——審判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團親曆記》（2006年1月出版）和《我所親曆的胡風案》（2007年1月出版），是我目前所看到的以口述名義最新出版的書。前一書是當代中國出版社“當代中國口述史”係列的一種，後一書是中共黨史出版社“親曆者口述”係列的一種。這兩個出版社，都是中央級的大牌出版社，是讀者所信任的官方出版社。兩書的口述者同為法官王文正，整理者同為沈國凡，但標名“采寫”，這同唐德剛用“撰寫”，《胡喬木回憶錄》記錄人員用“編寫組”，吳德口述的整理者用“訪談、整理”，揚帆口述者用“執筆整理”，各有不同，分別表示了整理者的介入程度。沈國凡為兩書各寫了一篇《後記》，均以“作為作者”的身份，向出版社和國家新聞出版總署的領導和有關專家的“認真仔細的審閱”，最後批準同意出版，“表示真誠的感謝”。這就透露兩條信息：第一，整理者成了“采寫者”，也就自然成為本書事實上的“作者”。第二，書籍出版有一條自下而上又自上而下的審批程序，由一位作者以擁護與感謝的形式首次披露。

　　此外還可增加一條信息，就是口述史有轉變為報告文學或紀實文學的趨向。此指多用描摹式語言，帶感情色彩，常以主觀判斷代替客觀敘述，以致衝淡了書中多少保存著的一點口述曆史真相。這種趨向，不自今日始，下麵引一段口述史研究者文章中的資料：

　　能夠集中體現這一階段口述史研究特點的是對清朝末代皇帝溥儀的研究，溥儀由清帝國的皇帝轉而成為中華人民共和國的一個普通公民，這一身份的轉變使得國內外眾多學者予以關注。其中，吉林省社會科學院研究員王慶祥的口述史研究最有影響。他不僅記錄了大量的口述資料，而且收集了他們的照片和一些手稿，整理出版著作（包括電視專題片）共二十六部，在中外報刊上發表文章七十餘篇，總字數超過六百五十萬字。根據李淑賢口述，由王慶祥整理采寫的《溥儀與我》，同年改編為電影《火龍》。根據口述資料製作的專題片《中國末代皇帝溥儀評說》和《愛新覺羅·溥儀——你想知道嗎？》，在全國引起良好的反響。（王豔勤《中國口述史學的曆史、現狀與未來》，《史林》2004年增刊口述史研究專號）

　　這段資料中提到的溥儀夫婦生活，最近又有新書出版，署“李淑賢憶述，王慶祥撰寫”的《我的丈夫溥儀》，已由團結出版社出版，關於末代皇帝生活故事的書，可讀性自然是強的。口述史研究者以此作為口述史成果來論述，其實不一定準確。這是紀實文學或報告文學獲得的成果，口述史如果走這條路，就走上了文學化之路，恐怕隻能為影視劇提供題材了。這是我個人看法，對不對還有待專家學者的研究。

　　三、口述史讀法

　　還是根據上述引用的那篇研究論文的資料，早在二○○二年初，就有學者在《北京日報》上提出了口述史未必是信史的質疑，認為口述史的真實性和客觀性存在疑問。上海社科院曆史研究所為成立口述史研究中心，於二○○四年三月舉行了一次座談會，會上也有學者提到口述史的真偽問題，認為做口述史應把自己的感覺放進去，而不是把自己的感想放進去。座談會記錄發表在《史林》雜誌二○○四年增刊口述史專號上麵。連出版口述史的出版社，也對口述史史料的真實性不大放心，要求口述者“避免情感的因素”，要求整理者“文采不求飛揚”（意思是少用些文學筆調吧）。這見於“當代中國口述史”係列的《出版說明》。

　　這樣看來，口述史的真實性存在一個“信任危機”問題。按本文第一節的看法，口述史既然是一般回憶錄的延續與擴大，那麽口述史存在的問題，也就是一般回憶錄同樣存在的問題。不過口述史的作者除了口述者本人，還有一個整理者，所以口述史的可信度問題，除了口述者本人要負責任，整理者也要負責任，有時整理者還要負更多的責任。

　　中國是曆史文獻大國，古人讀史便講究一個讀法。宋朝時候有人問程子（二程兄弟中的一位）：“《左傳》可信否？”答：“不可全信，信其可信者耳。”又問：“《公》、《穀》（指《公羊傳》、《穀梁傳》）如何？”答：“又次於左氏。”《春秋》三傳，《左傳》以紀事勝，但有誇誕之譏；《公》、《穀》以義理勝，但有穿鑿之嫌。所以程子有如上的評論。我看他回答得好，“信其可信者耳”，可信者中又有高下之分。這似乎又可適用於當代出版的許多口述史，包括一般的回憶錄。由於某一曆史真相每每隱藏於細節之中，所以還可加上一句：於細微處看大文章。怎麽個看法呢？看法就是讀法。每本書各有不同，因此也各有讀法。但總的讀法隻有一個，就是借用程子的讀法。

　　這裏試舉一例。《胡喬木回憶毛澤東》是口述史中十分重要的一本回憶錄，他在口述開始時就說：“與薄老的書（指薄一波著《若幹重大決策與事件的回顧》）不同，他寫的是重大決策，我寫的是回憶。”讀者可以順著他的這個思路讀下去。薄的書裏有關於一九五九年廬山會議專章，胡的書裏“談話錄”與“初擬搞”都缺少這個章節。但在一九九一年八月二十八日關於寫作此書設想的談話中，他卻提到了廬山會議時劉少奇與胡喬木與毛澤東三人之間的一個不大為人知的細微過節：

　　廬山會議在毛主席講話（指1959年7月23日的長篇講話）以後，少奇同誌主張批彭（德懷）隻在小範圍進行，另外發一個反“左”的文件。他要我（胡自稱，下同）起草，我感到不好寫。我對他說，是不是同毛主席談一下。少奇同誌生氣了，說你寫出來，我自然會去談。後來我請彭真同誌找少奇同誌談，決定不寫了。現在看，如果寫出來，少奇同誌也要牽進去。（《胡喬木回憶毛澤東》15—16頁）

　　一九六一年，胡喬木隨毛澤東去廣州開會，回來的路上與毛又談起此事：

　　從廣州回來時，在路上我向毛主席說少奇同誌在廬山會議時曾經想提出寫個反“左”文件的建議，毛主席聽後沒有表示什麽，隻是說：“啊，有這回事！”後來開工作會議，少奇同誌在這件事上對我批評得很厲害。（同上，16頁）

　　從這裏，讀者不是可以讀出一篇大文章來嗎？

　　2007年9月2日，於上海 ■

　　口述曆史的前世今生

　　二○○七年七月，張學良口述、唐德剛撰寫的《張學良口述曆史》由中國檔案出版社引進出版，口述史出版物在中國圖書市場再掀一陣熱潮。

　　口述史學也稱口碑史學，主要指一種搜集和利用口頭史料研究曆史的方法和流派。口述史學淵源流長，可以追溯到荷馬史詩、希羅多德的《曆史》和修昔底德的《伯羅奔尼撒戰爭史》。十九世紀以前，口頭傳說一直是很重要的史料來源，直到德國法蘭克福學派興起，檔案庫的資料被看做最可信的記錄，口述資料才遭到冷落。但是二十世紀初，法蘭克福學派的治史主張開始受到各國史學家的批評，口述資料又重新受到史學界的重視。一九八三年，美國曆史學家A·尼文斯出版了《通往曆史之路》一書，首次發出開展口述史學研究的呼籲。二戰以後，也就是一九四八年，尼文斯在哥倫比亞大學建立了口述史料學研究室，一九六○年出版了第一部《口述史料匯編》。一九五七年，唐德剛開始參加哥倫比亞大學中國口述曆史學部的工作，並以《胡適口述自傳》、《李宗仁回憶錄》、《顧維鈞回憶錄》聞名，為學界公認為中國現代口述史的開山學者。在尼文斯的帶動下，口述史學不僅在美國而且在整個西方發展起來。

　　在中國大陸史學界，二十世紀五十年代已開始了具有現代意義的口述史的調查和訪談，其成果有中共方麵高級軍事將領和黨政要人的回憶，如《紅旗飄飄》和《星火燎原》叢書； 規模最大的口述史學實踐活動當推全國政協文史資料委員會匯編的《文史資料》。它匯聚了從全國範圍內收集的文獻資料和口述史料，從晚清到民國重大的軍事、政治、外交、經濟、文化、社會等多方麵的珍貴資料都有收錄，到目前為止，一共出版了一百五十多輯(不包括地方收集的)。

　　二十世紀八十年代。中國大陸史學開始在理論與實踐上和國際口述曆史學接軌，與此同時，一大批口述曆史出版物也應運而生。上世紀九十年代中後期以來，先後逢到毛、周、劉、鄧等的百年誕辰，回憶他們生平業績的口述曆史性質出版物便形成熱點；而且還有不少老同誌從工作崗位上退下來，以他們為代表撰寫的回憶錄已蔚然成風。而群眾性的群體口述曆史，則以反右、知青等為題材，也出現了頗有分量和影響的作品。

　　此後，口述曆史出版物便一直在圖書市場走紅，並受到出版機構的重視。如上世紀九十年代以來出版有賀黎、楊健的《無罪流放：66位知識分子“五·七幹校”告白》、劉小萌的《中國知青口述史》等。《知情者說：與曆史關鍵人物的對話》從一九九五年起已出版多輯。在實證曆史路線口述史方麵，當代中國研究所不斷地在《當代中國史研究》雜誌上刊登口述史成果。從二○○四年開始推出“當代中國口述史”叢書。一些學術出版機構如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從二○○二年開始由專業學者主持編選“口述自傳叢書”，二○○三年推出了連續出版叢書《口述曆史》；北京大學出版社從一九九九年就開始出版“口述傳記叢書”……

　　口述曆史出版物之所以受到讀者青睞，除了獨特的學術取向和曆史眼光之外，很重要的一點，恐怕還在於讀者從這些口述曆史中發現了被以往那些曆史記載忽略或掩蓋了的鮮活的史實。正如英國口述史學家保羅·湯普森有句名言，“口碑曆史的最大作用在於：它給了我們一個機會，把曆史恢複成普通人的曆史，並使曆史密切與現實相聯係。”西方口述史被認為是用新方法來發現“新曆史”，這種新曆史就是所謂的“普通人的曆史”，而曆史學隻有反映了包括以前被忽略的這種普通人的曆史才是全麵的、科學的，這也就是一種所謂的“人民史觀”。

　　一句話，口述曆史不排斥大人物，它所關注的是普通人，是沉默的大多數。

　　（雪　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