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元化先生在他的名為“清園”的書齋中,幾乎每天都會收到來自海內外的信件,已交上海檔案館保存的,就有兩千餘封。這些信件大都是在“文革”後友人寫給元化先生的。其中有先生在學術界的故舊新交,有結識時間不久的後輩學子,也有曆經數十年風霜雨雪情誼不改的親朋好友。每封信在當時都有它的背景,透露一些令元化先生迄今難忘的往事和深深的眷念。其中不少寫信者已離開這個世間了。但信中流瀉的友情和關愛,令元化先生縈繞心頭難以忘懷。而曆經歲月滄桑依然生動如昔的名人手跡,今天讀來更是彌足珍貴。
征得元化先生的同意,我們特辟“清園飛鴻”專欄,陸續選刊,信後附有簡略介紹,以饗讀者。
趙樸初先生來信(三封)
元化同誌:
得大函,欣同晤對。遵示題基金會名,不知合用否。如不合式就請放進字紙簍為荷。年來耳聾愈甚,有完全失聰之可能。他日相見恐隻能作筆談耳。
敬頌
儷安
樸 初
七月十三日
元化同誌:
惠賜大著,昨晚收到,一口氣把它讀完了。非常佩服您博學深思。杜亞泉其人,名字我都不知,何況其學識?真應當謝謝您,開了我的一點茅塞。
我最近確實較忙,自上月從日本歸來後,一直忙於開會,應付紛繁的人事。鄧穎超大姐逝世前曾囑我“注意勞逸結合,把重點放在‘逸’字上”,無奈做不到。幸頑軀尚適,隻是耳聾更甚耳。
匆此敬頌
撰安
樸 初
十一月十日
張可同誌均此奉候
邦織附筆問訊
元化同誌:
接奉大函,敬悉一是。我曾聽說上海很熱,初未料到竟是百年未見之奇熱,幸諸親友俱無恙,可為之慶幸。北京涼爽得多,我因受涼感冒,入住醫院,幾致肺炎。現感冒已痊可,但醫師懷疑有其它病症,留住檢查,可能還須小住一星期。
前接大函囑書會名,立即書就,交秘書寄發,後家人接到電話,始查悉,被壓置多日未辦,當即快郵寄出,時弟已住醫院。年輕人做事太不認真,致勞久候,至以為歉。近來發現不認真工作已是普遍現象,深堪憂慮。我自己教育工作也未作好。
您寄贈的書,我至今未看到。邦織問了秘書,正在查,尚無消息。我已是八十多歲的人,如果是十幾年前,定會拍桌子。
叼在老友,揭自己的瘡疤給你看,於此可見一斑。
多保重,敬祝您和張可同誌安好。
樸初、邦織上
七月三十一日
今後來信,信封上請寫陳邦織的名字。以免人拆看。
此信未發,夏衍同誌的女兒送來您和夏老惠贈鮮花,病室寂寥,頓增春色,盛意至感。寫到此,家人又送來手翰,高情重疊,彌可珍愛。尊囑以顧問見委,謹當附驥,惟學識空疏徒增漸汗耳。
弟又及
七月三十一日午飯時
編者按:
元化先生與趙樸初先生的通信遠不止這幾封。這裏選輯的是上世紀八十年代元化先生請趙樸初先生為一個基金會題寫會名一事,樸初先生給元化先生的三封信。
回憶與趙樸初先生的友情,元化先生有些動容。他說,記得那是在抗日戰爭爆發不久,上海淪陷時期。樸初先生在上海居住,住處就在北京西路原上海第六人民醫院旁的覺園。初次見麵是由樸初先生的朋友梅大雷介紹的。當時元化先生約二十出頭一點的年紀。樸初先生也不過三十歲光景,他眉清目秀,身穿一件綢質長衫,風度翩翩一美少年,才氣橫溢。樸初先生是位佛教居士,宗教信仰甚篤,終身茹素,那次請吃飯,吃的也是素齋。
那年頭,樸初先生在佛教協會任職,辦了一個難民事務所。一九三七年十一月,國民黨軍隊從上海撤退,上海成了“孤島”。之後,人們紛紛離開“孤島”。難民事務所收容有各色人等,這些人向哪裏轉移?距離最近的就是蘇南的新四軍抗日根據地。樸初先生去新四軍駐滬辦事處,想找潘漢年幫助解決,但未遇見,接待他的是張愛萍(當時他並不認識),由張愛萍寫了便條介紹他與新四軍接上了關係,順利轉移了難民。
粉碎“四人幫”後曾任中宣部出版局局長的鍾沛璋辦了一份雜誌,他來上海,要元化先生介紹去看望樸初先生,元化先生陪同前往,還拍了一張照片。
——編 者
朱光潛先生來信(一封)
元化同誌:
近得來信知已回上海,並對拙文所提政法上層建築與意識形態上層建築的分別和關係的看法表示同意。這其實就是政治與學術的分別和關係問題。看到一些“商榷”,準備到一定階段再作答複。我對《文心雕龍》雖讀過,但未認真研究,有意待抽得出閑空時再據範注和尊注仔細讀一讀,如有所得,當再奉告請教。
茲有文革前北大哲學係同學曹天宇同誌研究黑格爾和馬克思早年著作頗有心得,後受“四人幫”殘酷迫害,勞動改造多年,最近才得平反,惟尚未安排工作,特介紹他造訪您一談,此是有用之才,請斟酌大百科全書編纂處是否可以安插。我寫此信,是為國家事業和培養人才著想,並不是要循私情,想不見怪。專頌春節佳快,
並詢嫂夫人安好!
朱光潛
1980年1月24日
編者按:
這封信寫於一九八○年一月二十四日,而元化先生收到時已是一九八七年九月,朱先生已謝世一年多了。
信的開頭朱先生雖提到“政法上層建築與意識形態上層建築的分別和關係的看法,其實就是政治與學術的分別和關係問題”,但並未展開。信的主要內容是向元化先生介紹朱先生的學生、北京大學哲學係曹天宇“是否可以在大百科全書編纂處安排工作”一事。信是讓曹天宇麵呈元化先生的。而後因曹天宇未來上海,信就一直沒有機會交給元化先生。一九八六年朱先生仙逝,時在美國的曹天宇覺得有責任將朱先生的信交給元化先生,於是從美國寄來了信的複印件,請人轉給了元化先生。談起朱光潛先生,元化先生說,早在青少年時代就讀過朱先生的美學論著,諸如《談美的十二封信》等,對朱先生崇敬有加。當時還是抗日戰爭時期,一直沒有機會與朱先生見麵。其中既有工作原因,因為元化先生從事黨的地下工作,不便與朱先生聯係;也有地域原因,即與朱先生不在一個城市。直至上世紀七十年代粉碎“四人幫”後,約在一九七八、一九七九年間,元化先生在大百科全書出版社工作,才與朱先生結識。這封信輾轉收到已在朱先生謝世之後,所以無法回信。
——編 者
呂叔湘先生來信(一封)
元化同誌:
收到惠贈大作,謹當從容拜讀,先此申謝。
承詢“為意識流爭專利權”有無語病,我覺這跟“意大利隊(和巴西隊)為世界杯爭決賽權”也差不多,如果後者能過關,前者應該也能過關。前一句可以有另一種說法:“……為……爭意識流的專利權”;後一句也可以有另一種說法:“羅西為意大利隊爭世界杯的決賽權”。批評者認定“為”字隻有“給、替”的意思,忘了“為”字還可以表示行為的目的或目的物。(《現代漢語詞典》分別列為②③兩個義項,見1187頁。)鄙見如此,寫供參考。
率複,順頌
暑祺。
呂叔湘
元化先生認識呂叔湘先生是他一九八一年被聘為國務院學位委員會學科評議員在北京開會時,是年元化先生六十一歲,呂叔湘先生長元化先生十六歲。
呂先生寫給元化先生這封信的緣起,是元化先生上世紀八十年代初發表的一篇文章《和新形式探索者對話》,文中有一句“為意識流爭專利權”,引來王蒙先生的批評,認為這句話不通。元化先生就這句話寫信請教呂叔湘先生。呂先生來信說,“為”字還可以表示行為的目的,或目的物。換句話說:“為意識流爭專利權”這句話是可以的,不存在不通的問題。元化先生給王蒙先生回信表示:“您指出的文法問題我將不攙雜任何感情成分在內地完全被動式地辯明幾句。將來您讀到,我想可以證明我的態度。”
——編 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