悅讀MOOK（第三卷）

賭一元錢的激辯——

　　書會在21世紀消失嗎？

　　◎牛康博士

　　哈姆雷特疑問：活著，還是死去？這是個問題。

　　關於書的疑問：存在，還是消失？這是個問題。

　　牛康博士：先讀一則虛擬的故事——一百年後的虛擬故事——

　　一對愛書的老夫妻，由於年輕時候讀過許多書，不能為“N後現代”社會所容。他們試圖為兒孫們講述書中的故事和自己的讀書心得。孩子們紛紛放下電子玩具，嚇得大哭起來。因為“N後現代”的孩子們隻知道操縱輕型飛機上天遊玩，或者安坐家中享受機器人的服務，卻從來沒有看過書，甚至不知道有一種叫做“書”的東西存在。老夫婦自感不合時宜，決定把所藏五千冊書賣掉。但是賣給誰呢？夫婦倆逢人便問，對方卻幾乎異口同聲地說：“不，不，我們不信教！”也合該夫妻倆絕處逢生，書終於賣掉了。買者是一位曆史學家，他說正好用這些書去完成他的學術論文，題目叫：人類的文化遺跡——書。

　　好了，故事講完，辯題也出來了：

　　書在21世紀會消失嗎？

　　或者是：在二十一世紀，書該不該消失？書會不會成為人類的文化遺跡？

　　當然，所謂“書”，也包括刊物雜誌乃至報紙，也就是用紙張印著文字的閱讀物。

　　對書生們來說，這無疑是一個辛酸的話題；不幸的是：本博士也忝為“書生一族”。雖然如此，本博士作為“舌戰會”代理主席，當能做到不偏不倚，不左不右，不慌不忙，不陰不陽。所以，雙方辯手盡可放心放膽，勿疑勿忌，鼓唇搖舌，辯將起來！

　　今天破例，先請反方開辯。

　　反方：一切都將成為遺跡

　　主席先生讀的一則故事，看上去好像是虛擬性的；但不幸的是，這虛擬必將成為現實。

　　文字或圖畫印在紙上裝訂起來，我們就稱它為“書”。書是一種載體，在它前麵有幾代老祖宗，我們不妨回顧一番。

　　三千年前，文字是刻在龜的甲殼或野獸的骨頭上，那文字叫“甲骨文”。一塊龜殼刻一篇，通常不滿十個字，隻好刻一句“香濃可口，味道好極了”之類；要刻一首七律或七絕也難。當然大海龜的甲殼大，大概可以刻一篇“妲己娘娘試穿迷你裙”小特寫，而這特寫也隻能是“迷你”（超短）的。如果請微刻專家來刻，或許能刻上一個蘇童的中篇小說；但這樣的話，滿街就都是“祝枝山”了，——用放大鏡看文章，而且恐怕都是三千度近視。

　　甲骨文時代之後，是金文時代，文章鑄刻在青銅器上。一尊青銅鍾鼎能刻幾百字的文章，比甲骨進步了。如今你買一本徐誌摩的《愛眉小劄》，胳肢窩下一夾，很瀟灑；但如果青銅金文鑄刻的《愛眉小劄》，你就非要出動起重機和十噸大卡車不可。

　　金文時代之後，是竹簡時代。用刀把文字刻寫在竹片上，再用細繩把它們一片片連綴成冊（“冊”就是竹簡邊綴的象形字）；幾篇文章（或一篇較長的文章）為一個單元，可以把它們卷起來；——所謂牛康文集第幾卷的“卷”，就是由此而來（牛康主席非常謙虛地擺擺手）。當年秦始皇每天看文件，有兩個宦官在旁邊忙著展開，卷起；卷起，展開……像擺地攤賣席子的。

　　再後來有蔡侯紙，抄寫成書；再後來有畢氏活字排版，印刷成書；再後來……

　　今天還有誰在甲骨上寫情書，在鍾鼎上著書立說，用竹簡起草紅頭文件？沒有了，都沒有了。一切舊的都將從人們的生活中退出，一切都會成為過去的遺跡。

　　書當然也是這樣。對方辯友有何高見呢？

　　正方：書與現代文明同在

　　對方辯友說，一切都會成為過去的遺跡。說“一切”是不是太絕對了？

　　十萬年前山頂洞人用嘴吃東西，一萬年前的古人用嘴吃東西，今天作為現代人的對方辯友，你們不是還是用嘴而不是用耳朵吃東西嗎？我們的“嘴”沒有成為“遺跡”，十萬年後也不會。

　　人類創造了文字，文字是文明的標誌。誠如對方辯友所說，文字從刻在甲骨上，鑄在青銅鍾鼎上，刻寫在竹簡上，……直到印刷在紙張上，這是進步變化，以新代舊的過程。然而這隻是材料、形式的遞變，而不是從根本上消滅“書”。

　　書是一種載體，它載著現代文明。現代文明也大大拓展了“書”載運馳騁的空間。

　　二十一世紀還將是現代文明社會吧，那麽下個世紀就始終不能消滅“書”。假如二十一世紀回到洪荒蒙昧時代去，“書”當然就無須存在了。

　　然而這是不可能的。對方辯友本人，以及你們兒女、孫輩，在二十一世紀會逆轉成四肢爬行，倒退得全不識“之乎”隻會嗷嗷吼叫嗎？當然不會。既然我們以及我們的後人還將“文明”下去，又怎麽能消滅“書”呢？

　　反方：21世紀孫輩將不讀書了

　　到下個世紀較晚的時候，我方的兒孫輩很可能不讀“書”了，但他們將是更文明的人，因為他們有更新型的電腦，或比電腦更神奇的東西。但願對方辯友的兒孫輩也是這樣，而不至於“杞人憂書”，憂出抑鬱症來。

　　如今的多媒體電腦，聲像一體化，視聽一體化，“書”能做到嗎？一張磁盤可以容納中國四大古典小說，而“書”呢，印出來就是至少四大部，如笨重的磚。也許“書”是徐娘半老，風韻猶存；但“徐娘”的風韻，能跟電腦（電子讀物）的“少女”風韻相媲美嗎？

　　對方辯友想必知道“信息高速公路”吧？“書”能進入這“高速公路”嗎？不能。相比之下，它簡直是老牛舊車；“書”被擠出、被替代，唉，實在是勢在必然呀！

　　正方：書和電腦是“既生瑜，何生亮”嗎？

　　對方辨友描繪了一幅“電腦霸權時代”的可怕圖像，這就像是一首霸氣十足的詩所鼓噪的：“我若發時百花殺！”

　　電腦真是超級“殺手”，它能殺絕除它之外的一切文化載體——包括書嗎？

　　讓我們來看看實際情況——

　　計算機（電腦）的始作俑者出自西方發達國家，美國科學家艾肯是計算機發明人之一。在美國，電腦以及軟件的研製開發，是最早也是最發達的。那麽，“書”在美國就被慘兮兮擠落到太平洋裏去了嗎？沒有！恰恰相反，“書”在美國還是鋒頭正健、大行其道。隻要看看那裏書刊報紙繁多的種類以及驚人的發行量，就足以說明了。這叫做“事實勝於雄辯雌辯或強辯詭辯”。

　　倒是那些不知電腦為何物的地方，書也少得可憐。不可想象，一個從不讀書的人，會是利用電腦智能的行家。發明、開發電腦的人沒有一個是文盲，他們都讀過很多書。

　　所以，書之於電腦，並非是“既生瑜，何生亮”的誓不兩立、你死我活的關係。在二十一世紀，電腦可能升級到“N86”、“NN86”，而書還將存在，以更新更美的姿容存在。

　　電子讀物當然有書所沒有的優勝處，但書也自有其獨特的魅力。書是不可替代，更不容驅逐的。對方辯友說，一張磁盤可容四大名著，輕便是輕便了；但設想一下，屋子裏書架上整齊排列琳琅滿目的書，跟櫃架裏那麽幾張幾十張磁盤相比，何者更悅目誘人，充滿書香氣呢？

　　多媒體電腦的聲像一體化、視聽一體化，無疑比書“有聲有色”。但電腦上顯示出聲像，一般要求人們眼、耳緊緊跟從著，不如書那樣能使人們有更多的主體性，當你看書時盡可以自由地時讀時輟時想；書不那麽一覽無餘，反倒留給了我們想象的天地。為什麽看有的名著改編的影視劇，感覺反而不如讀原著呢？道理就在這裏。文字自有文字的魅力。書上的有些妙筆，確實是隻能意會，隻能用心靈去感覺，若用別的形式表現出來，往往弄巧成拙，令人索然寡味。

　　磁盤容量大，看上去輕巧，但它須電腦硬件來呈示。書就簡單多啦！夜晚臨睡之前，你手執一卷小書，讀讀想想，悠哉優哉；旅行途中，在車上摸出書來賞讀，化乏味為有味。電子讀物即使袖珍化了，也總沒有書這樣簡便吧。

　　所以，書自有其“不可取代”性。既然不可取代，那麽，在二十一世紀，乃至二十二、二十三……世紀，書怎麽會消失呢？

　　對方辯友要孫輩不讀書，悉聽尊便吧。我方還是要把“書香”一代一代傳下去的！

　　謝謝主席。

　　牛康博士左邊耳朵聽聽有道理，右邊耳朵聽聽也有道理。左右道理弄得左右為難，結果想起柏楊先生“賭一塊錢”的急辦法，摸出一塊錢來說，放進銀行裏生利息，到二十一世紀九十年代末的最後一天，看看那時候“書”究竟存在與否，雙方辯手的後輩中贏的一方，就將獲得這一塊錢的本金加上利息。雙方辯手就此閉嘴以待吧！■

　　被誤解的文史常識

　　中國書籍出版社出版的《中國人最易誤解的文史常識》（郭燦金、張召鵬著）介紹了不少我們日常生活中用錯的人文、曆史知識以及成語典故，現選取若幹則，以饗讀者——

　　唐伯虎未曾點秋香

　　周星馳主演的電影《唐伯虎點秋香》，敘述的是唐伯虎被秋香的三笑迷得失魂落魄，於是施計混入太師府當家奴，曆經幾多波折才追到了秋香。影片中的唐伯虎文武雙全，不僅能詩善對，更是武功高強。

　　但是電影畢竟是電影，其內容誇張了很多。唐伯虎是才子不假，但是從未自稱“江南四大才子之首”；他雖有三段婚史，但是並不風流。尤其值得指出的是，唐伯虎從未有過“點秋香”的豔遇。

　　唐伯虎是明代人，因為生於寅年寅時，寅為虎，故取字伯虎，後改字子畏。他自幼聰穎，能詩擅畫，十六歲便中秀才，十九歲娶徐氏。但是妻子、父親幾年後接連病故，對他打擊甚大，使他意誌消沉。後來他發憤苦讀，結果鄉試名列榜首，“解元公唐伯虎”一時名遍南京城。二十七歲時續弦，娶妻何氏。當唐寅上京考進士時，被誣告行賄主考官，押入大牢，幾番周折才獲釋。窮困潦倒時，妻子何氏離他而去。幸有一位名叫九娘的青樓女子周濟他。後來，他便娶了九娘為妻，潛心作畫，成為丹青高手。

　　清代學者俞樾曾在《茶香室叢鈔》中為唐伯虎辟謠，斷定“三笑姻緣”是好事者借著唐伯虎的盛名，把別人的事轉在他的名下。有人還專門考證，證實秋香確有其人，是當時南京一個頗具名氣的青樓妓女，至少比唐寅大十幾歲，根本不可能與他有風流情事。所謂的唐伯虎有九個妻妾，全是從他最後娶的妻子“沈九娘”的名字上以訛傳而來的。當時唐伯虎貧困交加，怎麽可能妻妾成群？

　　電影《唐伯虎點秋香》隻是娛樂品，雖然看著輕鬆，但終究純屬虛構。如果以戲說的電影來了解唐伯虎其人，那就差得遠了。

　　陳世美不是負心郎

　　在後人的心目裏，陳世美是一個符號，他代表了天下所有薄幸負心的男人。

　　陳世美的形象是通過傳統戲曲《鍘美案》而廣為人知的。在該劇中，陳世美欺君罔上，拋父棄母，殺妻滅子，最終為正義的化身包拯所正法，永遠釘在了道德的恥辱柱上。

　　然而，真實的曆史卻是另外一番樣子。據《均州誌·進士篇》和《湖北曆史人物辭典》記載：陳世美又名陳年穀、熟美，均州（即湖北均縣，現十堰丹江口市）人。出身於仕宦之家。清初遊學北京，順治八年（1651年）辛卯科進士。初任河北某地知縣，後因康熙帝賞識，升為貴州省分守思仁府兼石道按察使，兼布政使參政。在貴州為官時，同鄉同誌來投，謀取官職，他多次接待，並勸以刻苦攻讀以求仕進。後因來投奔者眾多，陳世美難於應付，乃囑咐管家一律謝絕。有兩個家住均州城郊秦家坡的士子，昔日與陳世美一同進京赴考時，曾以錢物助陳，沒想遭到了陳世美管家的回絕，頓生報複之念。遂將社會上一些升官發財、忘恩負義而拋棄妻兒之事，捏在一起，加在了陳世美的身上，編成戲曲《秦香蓮》，在陝西、河南等地演出。

　　相傳，清末時有劇團在均州演出此戲時，陳世美的第八代傳人組織家族眾人，砸了該劇團衣箱，並毆打演員，使演出被迫停止。據說，現在當地仍有“北門街不唱陳世美，秦家樓不唱秦香蓮”的俗話。

　　因此，包拯和陳世美相差了幾個朝代，讓包公鍘陳世美，可以說是“關公戰秦瓊”。同時，這也開了一個惡劣的先例，那就是利用文藝作品發泄自己心頭的積忿，利用文藝作品打擊他人。而後人也跟著責罵陳世美，豈不冤煞人哉！

　　李太白無緣品白酒

　　李白的酒量當然了得：“李白鬥酒詩百篇，長安市上酒家眠。天子呼來不上船，自稱臣是酒中仙。”

　　“李白鬥酒詩百篇”，這是中國人心目裏的一個最為動情、最為完美的故事，不需要過多的想象，我們就會為大唐時代詩人們白衣飄飄的絕代風華所傾倒，驚歎詩人太白的超凡才華和過人酒量，其實這裏麵既有誤會也有後人添加的虛構成分。

　　首先我們應該知道的是，李白的酒量可能沒有我們想象中那麽大，要知道，他飲的不是我們今天常見的白酒。在唐朝，白酒還沒真正出現。一般認為，中國的酒有五千年以上的悠久曆史。中國酒以生長黴菌為主要微生物的酒曲為糖化發酵劑，複式發酵，半固態發酵為特征。所以，早期的酒在釀製方法和口感上更接近於今天的黃酒。目前流行的白酒的釀製技術到元朝才漸漸成熟，在明清時代，白酒才逐漸取代了黃酒，成為中國人餐桌上的主角。

　　知道了這一點，我們就會明白，為什麽唐朝的詩人和宋朝的土匪都可以大碗喝酒。雖然黃酒喝多了照樣也不好受，但是它的口感、酒精度數和對腸胃的刺激程度卻與白酒完全不同。

　　因為黃酒的酒精度數低，所以文人來了興致就可以肆無忌憚地狂飲。即使這樣，唐朝詩人的酒量也沒有我們想象的那麽大。現在我們就來具體分析一下“李白鬥酒詩百篇”中的“鬥酒”到底有多少酒。

　　根據古代的容量標準來換算：一斛=十石，一石=十鬥=一百二十斤，一鬥也就是十二斤左右，需要注意的是，這裏的斤是市斤。以目前中國大陸市場上流行的瓶裝啤酒620毫升的淨容量來折算，所謂的鬥酒還不到目前九瓶啤酒的淨含量。因此，知道了“鬥酒”的容量，知道了酒的度數之後，也許我們會對李白的酒量有新的看法和感受。

　　既然酒的度數不高，喝的酒又不是太多，所以飲酒者胃裏不是那麽難受，而大腦恰恰正興奮，碰見李白這樣的謫仙人，寫個幾十首詩豈不是小菜一碟？

　　至今訛傳，孔明草船借箭

　　諸葛亮，字孔明，是三國時期蜀國傑出的政治家、思想家、軍事家。人們一提到他，便想起了《三國演義》中“三顧茅廬”、“草船借箭”、“七擒七縱”等故事。然而“草船借箭”之人並不是諸葛亮，而是孫權。

　　作為小說，《三國演義》第四十六回對諸葛亮“草船借箭”的描寫是極其生動的。小說中，諸葛亮借著滿天大霧，把二十隻戰船開到曹軍寨前擂鼓呐喊，曹操怕有埋伏不敢妄動，便派弓弩手放箭。結果，諸葛亮輕易地得到了十萬多支箭，不僅挫敗了周瑜的謀害，又直接削弱了曹操的軍事力量。

　　《三國演義》作為一部曆史小說，雖然突出了諸葛亮性格、品德、功業等的積極方麵，但又過於誇大，把他描寫成智慧的化身、忠貞的代表，並將其神化成了半人半神的超人形象。所以魯迅先生在評論《三國演義》時說：“狀諸葛亮之智而近於妖。”《三國演義》中的諸葛亮不是真實的曆史人物，而是小說塑造的藝術形象。

　　據史料記載，“草船借箭”的真實情況是這樣的：建安十八年（公元213年），孫權與曹操兩軍相持一個多月沒分勝負。一天，為了觀察曹軍動靜，“權乘大船來觀軍，公（曹操）使弓弩亂發，箭著其船，船偏重將覆，權因回船，複以一麵受箭，箭均船平，乃還。”孫權起初料不到船身會中這麽多箭，弄得船要傾覆，他隻是急中生智，設法讓船身得到平衡。

　　羅貫中把“草船借箭”這件事從孫權移到諸葛亮身上，目的是為了突出諸葛亮的智謀而已。自從有了《三國演義》之後，人們就以它作為衡量、品評三國人物的標準，而且平民百姓家隻知有《三國演義》而不知有《三國誌》，是故“草船借箭”的主角便成了諸葛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