悅讀MOOK（第三卷）

離 婚

　　◎溥 儀

　　中國末代皇帝溥儀的自傳《我的前半生（全本）》不久前由群眾出版社出版後，引起了讀者的注意，也引發了許多爭議。

　　《我的前半生》最初在一九六四年正式出版，多年來印刷了二十一次，累計印數達一百八十六萬三千冊，被稱為“二十世紀中國最優秀和最有趣的傳記文學”。

　　由於曆史的原因，此書在一九六四年出版時，不少內容被刪節了。二○○四年，群眾出版社在整理圖書檔案時，發現了《我的前半生》的原稿，其中有近十六萬字沒有公開發表過。這次所出版的“全本”恢複了這些內容。

　　《我的前半生（全本）》出版後，與一九六四年的版本相比較，究竟哪一本是“信本”，引起了爭論。有人指出，“全本”在細節上有一些“硬傷”，但出版社認為，他們這是忠於原著，無權擅自修改原稿。溥儀的一些親屬認為，書中增加的內容未經溥儀在世親人同意，暴露了大量溥儀的個人隱私，是不恰當的，他們甚至要求“此書立即下架”，並要求出版社以書麵形式道歉。

　　以下刊登的是《我的前半生（全本）》新增加的一節《離婚》。

　　——編 者

　　那些早就發生著的、在一切方麵表現著的變化，從前在我眼裏不過是些不相關聯的、一個個孤立著的現象。到了一九五六年，我這才看它們原來是彼此呼應著，奔向同一個大海的激流。我雖然還不能理解它，但已經感覺出了它的不可抗拒的力量。在不可抗拒的衝擊下，一切都要變。如果說從前我是在不自覺中隨波逐浪，那麽，現在就是明白了自己除了一起變，別無出路可走。任你是誰，任你是願意還是不願意，隻要不想碰壁，你必須如此。一九五六年末時的我對我妻子的態度，就是出於這種感受的結果之一。

　　在蘇聯時，從溥傑的妻子來信中知道了婉容在“八·一五”後不久死在長春的消息，以後又從這同一消息來源聽到李玉琴結了婚的消息。這些消息引起過我一陣悲哀，又都輕輕逝去。我對個人命運的憂慮遠超過了對親人生死的關心。以後幾年一直沒有聽到玉琴的任何消息，偶然想起她來，那個最後消息能又引起我的思緒的，悲哀也次於不快，隨即又當做一件已經了卻的太虛公案，又輕輕讓它在心裏消失了。

　　一九五五年六月，我們的學習組長老普從學委會開會回來傳達：所方允許我們和家屬通信。這個消息激蕩了每個人的心。各號都開起了熱烈的小組會，小組會上每個人表示了對政府的感激——特別感激的是政府連失掉通信處的，不明下落的家屬都給做了調查。我立即想起了北京的妹妹弟弟。這是我僅有的親人了。在我正握筆作書的時候，管我們學習的李科員（就是被我們稱為學習主任的）走進監房裏遞給了我一張紙條。

　　“你的妻子的地址給你查到了。”

　　“李玉琴？我的妻子？”

　　“她還等著你哩。”

　　李科員微笑著。這個年輕的大高個子端正的臉上總帶點微笑。這種笑容總好像在說：“一切都是很清楚的。”

　　他把地址交給我，轉身去了。我拿著紙條坐在那裏，兩眼熱乎乎的……

　　我寫去了一封信，但是，過了不多天，原信信皮上印著：“查無此人”，退回來了。

　　這天在散步的時候見到所長，我向他表示了對政府的感激，我說她一定嫁了人，也就算了。

　　“不會的，一定是地址弄錯了，我們調查過，她確實沒有結婚。”所長很自信地說，並且反對我這消極的態度。又出主意說，“我們可以再調查，你也可以寫信給你的妹妹打聽一下她的地址。”

　　我接受了所長的意見。果然五妹寄來了她的地址，這次再發信去，她的回信真來了。

　　親愛的溥儀：

　　十年渴望的人來信了。我真不知高興得如何是好。我害怕這又是做夢，可是接到北京五妹他們也來信告訴我這個難得的好消息。這可真是朝思暮盼的人來信了……

　　這封寫了六七頁的信的開頭，立刻在我心頭引起一種說不出的滋味，好像我這是有生以來第一次有妻子似的。從前，我有的不是妻子，隻不過是“娘娘”、“貴人”，就像戲台上的那樣。她們從來也沒對我用過您或者你的字樣，我也從來沒有像個丈夫似的看待她們。

　　然而我自己還弄不清，從這封信我感到十分新鮮和十分驚奇的那個生疏的東西究竟是什麽。是一個生疏的愛情？還是一個生疏的精神麵貌？

　　她說這十年來為了打聽我的音信，曾想盡了一切辦法，她因不知我的音信而感到的痛苦，是難以述說的。她說：“可是在我內心中，是覺得不會永遠看不見的……一天天，一月月，一年年過了十年漫長的歲月，也有了今天了，首先感激政府的溫暖、關懷、寬大，我們又能通信了。”她說：“謝謝您還記得玉琴，我滿意了！”

　　我感到了一種好像是從小說裏看到的情感。這是和記憶中的同德殿裏那個十五六歲的女孩子不同的。我對那時的“福貴人”的印象，隻有恭順、謹慎以及畏畏縮縮的形象。她服侍我，順從我，也許還可以說是崇拜我。她稱我為皇上，伺候我的顏色……我曾經因為各種莫名其妙的理由而對她發怒，嚇得她下跪求饒。今天，她卻在信中流露出了一種令人奇異的感情。

　　再看下去，我覺得除了語氣還可以聽出是她的以外，別的地方更加新奇。她敘述了分離後的經過。一九四五年在臨江，她和一批偽滿官員和眷屬遇見了解放軍，被收容去了。次年解放軍進入長春，她被遣送回到娘家，住了兩個月，又到天津投奔給我看管房產的我一位族兄，在這裏住了五年半一直到一九五一年，她才走出這個大門。她在這裏表示了很大的憤懣，批評了我這位族兄“非常落後，封建頑固得很，不同意我出去工作，可是生活方麵除了吃飯外，連手紙都不給……”說她要找點活做做，還受到諷刺，說“餓死事小，失節事大”。她說：

　　但我終因受到新社會的影響和政府同誌的幫助，使我思想逐漸明白，體會到自己還年輕，應當勞動爭取獨立，不應當再過依賴生活，所以，我不顧他們的阻礙，終於在一九五二年參加了夜校擔任速成識字教員。參加革命後……見到許多青年男女都愉快地工作著，為祖國建設奔忙著，他們是多麽光榮啊！

　　這就是在長春同德殿裏逐漸長胖起來，逐漸變得滿足，嬌懶，講究吃穿，整天向老媽子找碴兒挑錯的那個“福貴人”寫的嗎？我記憶中的形象和今天要求獨立生活的呼聲，過去的“福貴人”今天對青年男女幹部充滿欣羨之情，這是多麽令人驚異的事！我又想起在我三令五申之下，不準她和外界有任何接觸，甚至她的父親來看她也不準留飯。她為了叫人拿幾個蘋果給孤兒，受到我的責問，由於和我的侄媳開過那樣的玩笑，挨過我的罵。如今，她向我憤憤地批評不讓她拋頭露麵的人，稱之為封建頑固落後了！

　　毫無疑問，今天她的憤懣和她的羨慕都是對的。我感到不安的已經不是這些，而是她對於那個封鎖她、統治她，把她看做奴隸似的人，今天表示了這種溫情是真實的嗎？“親愛的溥儀”這句開頭的稱呼，是真情的流露嗎？還是被我的去信的開頭無意識地引起的？還是由於別的我不知道的原因……

　　一九五三年，她請假回到長春母親那裏，請求勞動局分配工作，她做了一段時間臨時的保育員，寫信時正等著區勞動科分配工作。在這封信的末尾，她表示了最大希望：要來看看我。在所長同意下，我的信寫去了。不到十天，她突然出現在家屬會見室裏。

　　家屬會見室是這年新設備的房間，這是認罪檢舉時訊問員和我談話的那間小屋改成的。我又在這裏感到了一陣緊張，當然是和訊問員第一次時不同的緊張，但畢竟也是緊張。

　　我麵前的那個小女孩，已經是個長成熟的、容貌煥發的，美麗而溫柔的少婦了。花布衣代替了從前的綾羅綢緞的旗袍，臉上沒有了脂粉，梳著兩個小辮，正像在報紙和畫冊上所看到的青年女工那樣。臉上已經沒有長春時代的稚氣和嬌態。我第一次看見了最親切的微笑和想念的淚眼。她給我帶來了手絹、襪子、糖果、紙本、相片，就像我從書上看到的探望遠地丈夫的妻子所做的那樣。

　　在一年半的時間裏，她來探望了我五次，探望的間隔裏又不斷寫信。第一次見麵時的談話，她並不如信裏說得多，但說得更富於感情。總之，從第一次會麵起，我忽然似乎懂得了什麽叫做夫妻，什麽叫做戀愛。當一九五六年的春天降臨時，我真感到了春天，政府的寬大，人民的寬大，妻子的愛情，這就是我的春天，我的希望。

　　她在一封信裏有這樣一段話：

　　“我們重新建立新社會的幸福家庭，那時我們才是幸福呢！”

　　這種不自覺中流露出的向往，也令我覺得了她對舊日生活的厭棄。我想起了我們過去的家庭生活。那時是什麽家庭生活呢？對於她，我不過是當做一名奴仆，一個工具，一個用來聽我說些無處可說的蠢話的收音機，一個用來解悶出氣的物件。這可憐的姑娘被我訓練成不能有一點兒主見，和對於“夫君”的懷疑。這段回憶對她無疑是不快的和恥辱的，她願意重新建設和過去不同的生活，因此，她開始向我迂回地表示出她的意見了。

　　每次看見她出現在我身邊，每次看見她的來信，我都懷著一種負疚的心情。這是一種奇怪的經曆：越覺得負疚，感情卻越是在滋長。我發現，隨著見麵和通信次數的增加，對她的感情和對未來的向往也逐漸強烈起來。“重新建立新社會的幸福生活”，這句話也越來越吸引著我。

　　她的向往，她的希望，她的一切變化都在吸引著我。我把它也看成了我的幸福和希望。但是，我並未料到，她的變化並沒有靜止下來。被同德殿兩年的噩夢所蒙汙過的貧民的女兒的心不過剛在蘇醒。短短幾年的解放後的生活，還沒有讓她完全蘇醒過來，傳統的習慣的影響也還沒有從她身上完全消失，因此，她看到的事物還是模糊的，婚姻、家庭等舊日的概念還沒有從根底動搖。所以，她隻是迂回地表示了對過去的批評，用新的向往來表示對舊的否認。我當時還不明白這些，更不明白那個不可遏製的一個人的變化是怎麽在進行的。隻是在她後來的來信和會見中，發現她不太談到未來家庭的生活，而更多的是對過去的怨恨。關於她的過去，有的我知道，有的我不太知道，她似乎不管這些，有時寫得很多，顯然是感觸激發之際，不吐不快，至於對誰談倒像是次要問題了。

　　在一九五六年兒童節後，她寫了一封很長的信來。她一麵說，總沒有時間寫信給我，但在這封長信裏，幾乎沒有一句再談到“我們的”未來，全篇寫的都是她自己的無限怨苦的過去。

　　如果我當時能把這信仔細地研究一下，就可以明白，是不是真如她所說的“不能有時間多寫信”了。顯然，那個曾受過鬼子、官太太、洋狗和采買傭人欺負過的孩子，已經懂得了更多的事情。回憶所激起的感情，是和信開頭的稱呼不和諧的。她說這封信是分做好多次才寫成的，究竟是沒有時間，還是由於那越來越不能和諧的感情？這也是明顯的。但我當時對這些都沒有懂得，特別是沒有懂得：既然已經沒有了值得回憶的過去，那又有什麽值得向往的共同的未來呢？

　　當然，突然明白了這一切時，已經是事情到了最後結束的時候了。

　　一九五六年十二月中旬，是她第五次來看我。照例的，我走進了那間由訊問室改設的小單間，照例看見她從沙發上站起來迎接我，而且她臉上還浮著照例的微笑。我一坐下來，她便說：

　　“今天咱們研究一下，咱們生活上的事。”

　　我不明白有什麽生活上的事要研究，但立刻也就明白了。

　　“你對我現在雖然很不錯，可是我們年歲差得這麽多，興趣就很難一致，我喜歡的你不一定喜歡，你喜歡的我也不一定喜歡……我想來想去，還是離了的好……”

　　這一番話真像一桶冷水似的，直澆到我頭上，一年半的往來，忽然有了這樣的結果，真是難以令人相信的事。說實話，我對她的感情也正是在這一年半中才有的，我相信她對我也是如此，為什麽會出了這樣的事呢？我不得不表示了異議，我說出自己的感覺，我說：“我們感情不是很好嗎？你說的那些，我並不那樣想，為什麽興趣不能一致呢……”

　　我沒想到，她的態度是那樣堅定。我這時還不知道她先和所長談過，當所長說出了調解的話來，她竟是越勸越堅決。我真沒意料到的是從前那個百依百順的人竟是這樣。

　　她對我隻是重複著那句話：“我想來想去，隻好這麽著。”

　　“既然如此，”我最後說，“這是勉強不了你的，我也不能把自己的幸福建築在你的痛苦上。我希望離開之後，我們還是朋友，像兄妹一樣……”

　　“那是一定的。”她竟然又掉了眼淚，表示了同意，“我們還是朋友，以後感情也不壞。”

　　送她走出了會見室，我心酸起來了。接著所長找了我，一看所長的表情，我已明白他全知道了。我還是把我們的談話告訴了他。他聽完，沉默了一會兒，問道：“是不是就不可挽救呢？”

　　“她很堅決。”我說，“我想我比她也是太老了，她不幸福……”

　　“你的態度是很好的……且看看她是不是還有信來吧。”

　　又出乎我意外的是，不多天，她真又來了信，而且說她回去如何痛苦，她的母親如何責備她，反對她，她方寸已亂，不知怎麽才好。

　　所長又找了我去，出了個主意：“讓她來，再談談，好不好？”

　　我的信去不久，她又來了。這時已到了年節，所裏放了假，工作人員除了值班的都過年假去了，但是在所長的命令下，給專門布置了一個房間給她，如果她認為必要的話，可以盡量談下去，明天再走也可以。

　　我們談了很久。可是談來談去仍是那個結果。

　　我也明白了，這是不可挽回的事。不但是我沒有這個力量，熱心腸的所長和慈愛的母親也都沒有辦法。她有了完全屬於自己的意誌，她真變了。

　　這是我當時唯一所想到的結論。但是，事後所長微笑著對我說：

　　“一切都在變，你在變、溥儀……不把自己幸福建築在別人的犧牲上，這是對的！”■

　　馬季：我從來沒有打過侯寶林

　　《一生守候》是馬季的一本自傳。馬季準備和撰寫了多年，但沒想到他的生命戛然而止，未能看到此書付梓。在這本書中，馬季回顧了自己的經曆和從事相聲藝術的種種甘苦。對於社會上傳說紛紛的，他在“文革”中打了侯寶林一事，馬季在此書中正式加以否定，他說：我從來沒有打過侯先生——

　　一九六六年，轟轟烈烈的“文化大革命”開始，我身不由己地卷入政治鬥爭的漩渦，並很快成為被批鬥的對象。侯寶林先生、劉寶瑞先生這些老前輩都被揪出來了。批判“三家村”之後，全國揪出一大批“反動權威”，侯先生、劉先生算是相聲界的權威。讓我想不通的是我三十歲剛出頭，也跟他們同等待遇。

　　我的一些作品被他們抓住不放，其中一個叫《寸步難行》，主要描寫國民黨統治時期，各種苛捐雜稅多如牛毛，讓人民無法忍受。由於創作的時候水平不高，就套用了侯寶林先生的相聲《三棒鼓》中的台詞，其中有句台詞：“反共救國，人人有責，掏錢吧，老太太！”表現國民黨四處征稅的情景。不曾想這句話被一個小學生誤解了，他在學校寫大字時就寫了“反共救國，人人有責”八個字。當時出現這樣的事情無疑是嚴重的“政治事件”！學校就把這件事反映到當時公安局，查來查去是馬季相聲裏的，公安局向說唱團調查我，團領導說我作風正派，是很好的共產黨員，公安局不再追究。“文化大革命”的時候，這件事又被故意翻了出來，認為我是“披著共產黨的外衣，敢於叫喊出蔣介石不敢叫喊的話”。

　　批鬥我的形式十分戲劇化，會場上寫著大幅標語“批鬥反動權威侯寶林大會”，我被指定坐在會場頭一排，按理說，我屬於小字輩，隻是陪侯先生挨鬥。台上造反派大聲宣布侯寶林的罪狀，說他是反動權威，在相聲中詆毀社會主義、詛咒共產黨，比如說《寸步難行》中如何如何，然後大喝一聲：

　　“侯寶林，你老實交代！”

　　侯寶林在台上低著頭說：“那不是我寫的，是馬季寫的。”

　　“馬季！上來！”於是，改成批鬥我。群情激憤，慷慨激昂一番，造反派最後說：“滾蛋！”我被趕下台。……

　　我很不服氣，這種形式無非是在參加批鬥會的人們麵前醜化我。這時一個相聲同行衝著我大叫：“你馬季算是什麽東西？”我忍不住回敬了一句：“你寫一個我瞧瞧。”話音未落，一個耳光扇過來。我雖然不能還嘴，但心裏仍然不服。說我反對共產黨，我死也不承認！我從一個普通的新華書店職工成長為受群眾歡迎的相聲演員，黨和人民給了我很高的榮譽，沒有共產黨，哪有我馬季的今天？

　　這場“觸及人們靈魂”的“文化大革命”，釋放了人性中一些最醜惡的東西，將正常的文藝批評，變成了人身攻擊，公報私仇。我不恨那些整我的人，如果沒有“文化大革命”，他們也不過心裏嫉妒而已，大不了背後罵罵街，傳一傳閑話，那隻算是人性的弱點吧，可是“文化大革命”把他們的弱點放大成赤裸裸的惡。

　　那時候我已經靠邊站了，每天早晨上班，打掃衛生、掃廁所，等著挨鬥。不過，即便是在這種情況下我對相聲都沒有動搖，相信終有一天我會重新站在舞台上。

　　關於“文化大革命”有很多我的傳聞，凡經曆過的人們都知道，那是一場曆史的鬧劇。真正的人性在那場鬧劇中完全泯滅了。而人性中最惡的一麵則發揮得淋漓盡致。同誌之間、朋友之間、夫妻之間甚至是母子與父子之間，在當時的環境也會反目成仇。那是一個特殊的年代，是一個一切都不正常的年代，身處那個年代我矛盾過、鬥爭過，也做過一些違心的事情。

　　在“文化大革命”開始的動員會上，政委說：“同誌們，運動開始了，希望大家站穩立場，這是一場你死我活的鬥爭，回去大家寫大字報吧。”

　　我是聽黨的話還是聽侯先生的話呢？我當然麵臨著選擇。我是一名共產黨員，我不能不管黨的號召而跟著侯先生跑呀？我也不敢呀？我當然要聽黨的。

　　其實寫給侯先生的大字報是一個很簡單的事情。就是在開灤礦務局演出時，觀眾反應熱烈，一再要求“翻場”，而侯先生對觀眾卻說：“藝術啊，是魚肝油。魚肝油丸你們知道嗎？一天吃兩粒對你身體有營養，魚肝油雖然不是毒藥，一塊吃八斤也藥死你。”我們在後台都愣了，真敢說啊！罵觀眾啊？台下有開灤礦務局的宣傳部部長，晚上吃夜餐的時候，侯先生沒在餐廳吃，讓人把夜餐送到自己房間吃去了。

　　這位宣傳部長講了這樣幾句話：“我們是這樣考慮的，這侯寶林同誌啊，給他的榮譽和他的貢獻有較大的差距！侯寶林同誌的覺悟和觀眾對他的要求有較大的差距！他的思想水平和他嘴裏所說的話有較大的差距……今天晚上的事情我們要以宣傳部的名義給中央寫信，反應這種情況。”當時我們都在旁邊兒聽著。

　　“文化大革命”的時候我把這事兒跟當時的造反派頭頭說了，他說：“寫啊！給他寫大字報！”我寫了，但沒寫得這麽詳細，隻是寫了“侯寶林同誌有時候對觀眾並不是十分熱情”。這樣的大字報我寫過幾張，我認為我沒出格！作為一個共產黨員我要表態，領導又要求寫，這是很正常的。侯先生也給我寫過大字報，別人也寫過，我也寫過別人。當然了，我沒給自己寫，因為我跟侯先生經曆不一樣，我沒經過舊社會，我沒像侯先生那樣是名家，我不夠格！是啊，我把我自己當成革命者了，但是到後來沒想到也把我“揪”出來了，敢情我也不是好人！

　　那位我一直感覺不錯的人當上“造反派”頭頭的時候，便經常拉攏侯先生，侯先生也為了向這些造反派們買好，保護自己，經常悄悄向他們匯報。這些匯報往往是假的：“馬季昨天拉著一卡車的人到二七劇場搞武鬥去了。”

　　“是嗎？找幾個人，鬥馬季！”

　　有兩個跟班的找到我說：“馬季，出來！你昨天幹什麽去了？”

　　“我哪兒都沒去！”

　　“不老實！說實話！頑固不化！……滾蛋！”沒鬥出什麽來，讓我滾蛋了。

　　在這裏我想多說幾句，社會上曾傳言，說在“文革”中我打了侯先生一個耳光。有人說，曾就此事問過侯先生，侯先生模棱兩可地回答說：“舊社會徒弟打師傅，是常有的事。”侯先生到底說沒說過這樣的話，我不得而知。但在一些公開的場合出於對侯先生的尊重，我也沒有解釋過。但現在我可以明確地告訴讀者，我從來沒有打過侯先生。而且，我一直認為侯先生是我的老師。

　　但是，憑著這些傳言來對待我的那些人，甚至是一些領導，就太不應該了。甚至，粉碎“四人幫”之後多年，在去香港演出時，還有人把這事拎出來當成他們去香港的條件來說，說是為了做侯、馬的思想工作。

　　假如“文化大革命”中沒有我馬季，侯寶林先生是不是還會有這樣的遭遇呢？我想也會是這樣，他也必然是“反動藝術權威”！可是把一切都擱到我頭上了，難道就因為我給侯先生寫過大字報嗎？

　　“文化大革命”是一場鬧劇！誰都別埋怨誰！能怨誰呢？“文化大革命”把中國人都弄成瘋子一樣，那是一場浩劫啊！

　　我跟別人說過，“文化大革命”對我來說，我不把它看成是對我的迫害，它是我的財富！我甚至慶幸我趕上了這個階段！我要不挨鬥去，我怎麽能看到各種形形色色的嘴臉！我對人性怎麽能有更深的理解？■

　　文人臨死前的非常話語

　　人之將死，其言必善。天津人民出版社出版的《殘照記——1840-2000年中國人最後的非常話語》（西林編），截取百餘年來中國近代名人臨死前的非常話語，這些話既是他們一生的總結，也折射出曆史社會的變遷。現摘錄若幹，以饗讀者——

　　梁巨川：這世界還會好嗎

　　梁巨川即民國大儒梁漱溟之父，一九一八年深秋，巨川先生有感於民國初年社會之黑暗，於自己生日前三天在北京積水潭憤然投水自盡——社會已然如此，他不能容忍自己還能過什麽生日！當時，家人正準備為其做壽而打掃房間，梁巨川遂以此為借口說去親戚處借住幾天，生日那天自己會回來——其實他已經下定了自殺的決心。

　　為了不留下遺憾，梁巨川把以前借他人的一筆錢還掉，然後到自己的老師處提前奉上賀壽的禮金，最後又為侄孫女買了一些畫冊。當這些瑣事已了，就是他告別塵世的時候。

　　臨行之前，梁巨川先生與梁漱溟之間進行了最後一次對話：

　　父親：這世界還會好嗎？

　　兒子：我相信世界是一天天往好裏去的。

　　父親：能好就好啊！能好就好！……

　　梁巨川先生在他的絕筆《敬告世人書》中寫下了這樣沉痛的文字：在中國曆史上，每個王朝的滅亡總有人為之殉生，唯獨清亡卻無一人以殉。這是道德水準下降的表現，非常不好。既然那些有責任殉清的王公大臣都不肯死，我願意替他們做這件事。

　　林白水：新聞記者應該說人話，不說鬼話

　　林白水是我國早期著名報人之一，與邵飄萍齊名。他教過書、辦過學、從過政，但一生主要的事業還是辦報。他二十七歲任《杭州白話報》主筆，二十五年間他先後創辦或參與編輯的報刊就有十多種，經曆了晚清到軍閥肆虐的動蕩歲月，曾五度被查封，三入牢獄。

　　一九二六年八月五日，林白水在他主編的《社會日報》上發表了《官僚的運氣》的署名文章，猛烈抨擊軍閥張宗昌及其部屬潘複，當天深夜即被憲兵逮捕。就死之前，林白水給女兒寫下一份遺囑：“我絕命在頃刻，家中事一時無從談起，隻好聽之。愛女好好讀書，以後擇婿須格外慎重。可電知陸兒回家照應。小林、寶玉，和氣過日，所有難次之事，請莪孫、淮生、律閣、秋嶽諸友幫忙。我生平不作虧心事，天應佑我家人也。……外玉器兩件，銅印一個，又金手表一個。”

　　林白水有一句著名的話，流傳至今，毫未褪色：“新聞記者應該說人話，不說鬼話；應該說真話，不說假話！”

　　梁思成：家祭毋忘告乃翁

　　梁思成是我國一代建築大師，清華大學土木工程係的創始人。

　　他講課非常有特色。講西方建築史時，他把雅典衛城中伊瑞克先神廟的女神柱廊上的女神雕像，和我國古建築中的力士雕像對比，分析中西文化的不同。為了便於學生理解，他在講台上像演員一樣，自己做了一個悠閑自若、亭亭玉立的少女姿態，接著又做了一個騎馬蹲檔式、咬牙切齒舉千鈞的姿態，引得哄堂大笑，故給學生印象極深。

　　另一堂課，講課一開始，他首先說：“我是‘無齒之徒’。”滿堂為之愕然，以為是“無恥之徒”。這時梁先生緩緩接上說：“我的牙齒沒有了，後來在美國裝上這副假牙。因為上了年紀，所以裝的不是純白色的，而是略帶點黃，因此看不出是假牙，這就叫作‘整舊如舊’。我們修理古建築也要這樣，不能煥然一新。”他把維修與保護古建築的關係講得非常形象、透徹，贏得滿堂喝彩。

　　一九七一年梁思成正式被定為“反動學術權威”，但他毫不懷疑這場“文化大革命”的正確與必要，不斷進行自我批判。林徽因死後，林洙是他的第二任妻子。林洙每天都在護士的幫助下為他變換姿勢，防止身體靜態不動，常常把他從床上抱到沙發上，又從沙發上搬回床上。“慢慢地我一個人就能抱動他了，當我抱起他來感到他一天比一天輕時，我的心也就一天一天地往下沉。”次年元旦，梁思成對林洙說：“台灣回歸祖國的一天我是看不見了，‘王師北定中原日，家祭毋忘告乃翁。’等到了那一天你別忘了替我歡呼。”

　　馬連良：一陣風，留下千古絕唱

　　馬連良，著名京劇大師，一九○一年生人，上世紀二十年代起走紅江湖四十餘年，被稱為京劇“四大須生”之一，自創馬派藝術，在京劇史上地位顯赫。他八歲入喜連成（後改富連成社）科班，一年以後即登台演出。十七歲，學藝十年期滿出科，應邀去福州擔任主演。十八歲北返，聲名鵲起。二十七歲後，他多次灌製唱片，劇目之多，發行量之大，為當時所少有。

　　一九五一年，周恩來派人將馬連良從香港接回大陸，同時回來的還有張君秋。起程之前，馬連良曾找著名星相大師袁樹珊算命卜卦。卜算的結果，大師對馬老板雲：“你還有十五年大運。”

　　一九六六年，正是馬連良離開香港十五年之後，轟轟烈烈的“文化大革命”爆發了。批鬥、抄家、打砸搶，所有的馬連良未能幸免，家被紅衛兵洗劫一空。他多年收藏的古董、字畫以及所有的擺設、玩意兒都被砸碎在地，刹那間灰飛煙滅，不複存在。馬連良被隔離期間，有一天，一個十六七歲的女紅衛生手執鞭子，闖進所謂“黑屋”，命令裏麵的所有人都跪下——馬連良自然也不能例外，讓他們逐個交代每人掙多少錢，然後大聲斥責：“你們掙得太多了，每人每月隻發給十二元生活費。”叫喊一通以後，又風風火火地走了。

　　那年國慶節的時候，馬連良被“釋放”回家。就在回家住後不久，一天夜裏已經十二點多了，馬連良叫了輛三輪車，從民族宮對麵的家裏趕到了中和戲院。值班的開門後見是馬連良，不解地問他怎麽這麽晚還上這兒來，馬無可奈何地說：“我們家裏紅衛兵跟紅衛兵打起來了（當時馬先生家已成紅衛兵‘西糾’總部）。等會兒他們好了，講和了，想起馬連良來，打我，我可受不了，我就跑到這兒來了。”以後，他就住在團裏，不敢回家了。

　　一九六六年十二月十三日中午，劇團食堂開飯了，大家排隊。馬連良問站在他前麵的張君秋：“今兒吃什麽呀？”張君秋答：“吃麵條，挺好的，您來三兩吧。”

　　馬連良說：“今兒家裏會給我送來點兒蝦米熬白菜，我倒想吃米飯。”但此時隻能吃麵條，他買了一碗，之後，便摔倒在地，拐棍、麵條、飯碗都扔了出去。從此不再醒來。

　　趙樹理：真話不能說，假話不想說

　　一九七○年，在山西全省又掀起一次批趙樹理高潮。據不完全統計，從七月二十四日至年底，僅《山西日報》就發表批趙文章七十六篇，到處都是批趙專欄，連窮鄉僻壤，也塗滿了“砸爛趙樹理的狗頭”的標語和漫畫。已被鬥得奄奄一息的趙樹理，又被押進太原鍾樓街山西省高級人民法院“軍管專案組”進行隔離審查。九月六日，幾經周折獲準探望父親的趙廣建，來到關押趙樹理的山西省高級法院的一間小屋裏，見“父親在伏案認真地抄寫著什麽，我輕輕地走過去一看，原來是毛主席的詩詞《卜算子·詠梅》。父親用一隻手按著被打斷的兩根肋骨的側胸，忍著極大的疼痛，艱難地坐在桌前恭恭敬敬、一筆一畫地抄寫著，汗水從他布滿皺紋的額頭沁出來，滴在紙上，他卻抄得那樣虔誠，那樣聚精會神，仿佛是在用整個生命書寫著自己的信仰和寄托。看到這個情景，我積悲難禁，一下子哭出聲來。父親抬頭一看是我，叫我靠到桌前，雙手捧著那首剛剛寫好的《詠梅》遞給我，莊重嚴肅地對我說：‘小鬼，如果將來有一天你能看到黨的領導，就替我把它交給黨，黨會明白我的……’這次會麵與女兒長談了數小時，詳細地回顧自己的家世、曆史和創作生涯。臨分手時惋惜地說：“近些年來，我幾乎沒有寫什麽，因為真話不能說，假話我不想說，隻好不寫。”

　　九月十七日，趙樹理被揪到太原工農兵（即湖濱）會堂批鬥，因病體不支，暈厥倒地。二十三日淩晨二時四十五分含冤逝世。■

　　古玩市場裏的“跟屁蟲兒”

　　這年頭，喜歡古玩文物的人愈來愈多。盜古墓、竊文物愈演愈烈，而收藏文物的人也不計其數，不少當官的也增加了這方麵的雅興。其實，此中黑幕重重。《打眼——古玩收藏的實話實說》（白明著 華藝出版社出版）一書披露了不少受騙上當的故事，這對文物愛好者是一種提醒，而對讀者來說，也可見我們當今社會的一個側麵——

　　但凡逛過古玩市場或其他什麽舊貨攤兒的人，大抵都有過一種經曆：你逛著逛著，身後就有一兩個神秘的不速之客尾隨您，就像一個甩都甩不掉的“跟屁蟲兒”。隻要一回頭，這人就搶步上前和你搭話兒，神情嚴肅、語調低沉：“先生，您要古董嗎？剛從墓裏挖出來的！”

　　頭些年我買過一輛麵包車，那破車老出毛病，有朋友就給我介紹了一位修車師傅——老張。給我修車都是利用節假日的時間，而且是一分錢不也收。欠了人家的情就得還！老張也不客氣，說：“我如今是受了你的影響，開始喜歡古玩啦，我拜您為師如何？”本以為他不過是說說而已，不成想老張是真“喜歡”上古玩了。有一天，老張找到我說：“這修車的工作該和我道拜拜啦！我如今也是收藏家啦，跟你學的。”然後他又神經兮兮地說，“我憋著寶啦！”

　　“什麽寶呀？”我不經意地問。

　　“一隻明代萬曆年間的五彩大罐子！”老張興奮地說。

　　萬曆五彩？玩瓷器的都知道，這明代的瓷器到了“隆（隆慶）萬（萬曆）”時期，雖不如“永（永樂）宣（宣德）”那麽珍貴，但也是“製作日巧，無物不有”。據說明萬曆年前，還湊合著用江西浮梁縣的“麻倉白土”製瓷，再往後就基本沒有了，那會每百斤“麻倉白土”就合銀價九分，算起來挺老貴的了。而所謂“萬曆五彩”又是“景器”（特指景德鎮燒瓷）中“官古瓷”（即禦窯場專製）中的上上品。民國初年，在古玩市場上還不難見到萬曆五彩，可時價就已經四五千塊現大洋了，比同時期的青花瓷貴得多。其工藝是在燒好的白瓷上先高溫燒出青花，再施以紅、黃、綠、紫等釉上彩，製作複雜，煞是美豔。故有史料記曰：“萬曆五彩其能力最大，縱橫變化，層出而未有窮者也……”

　　老張嘿嘿一樂，道出了他的那隻“萬曆五彩大罐”的來曆。

　　在逛古玩市場的時候，老張被“跟屁蟲兒”給盯上了，不到一個回合，就讓人家給忽悠暈啦。老張就隨著那個人出了古玩市場，拐彎抹角地來到一家叫不上名的小旅館。在半地下的一間客房裏，還有三兩個人在那正等著他，那屋子裏昏昏暗暗。

　　老張就罵：“這兒怎麽跟他媽公共廁所是一個味兒？能有什麽好東西給我看？！”

　　那幾個人低聲說：“大哥呀，您可別嚷嚷，我們是盜墓的，不是沒錢住好地方，是怕出事兒！”

　　“我不怕事兒，快拿出來讓我瞧瞧！”

　　這哥兒幾個就從床底下拉出來一隻大紙箱子，裏邊放著個至少用了兩卷手紙一道一道纏得嚴嚴實實的物件兒，費了老大的工夫才打開。老張一看，喲——是一隻青花五彩大罐，上邊繪的是“海水龍紋”。除此之外，還有兩把銅鏡。

　　賣主兒說了，他們是在南方燒磚取土時挖出了個明代古墓，金銀財寶之類的東西已經被被別人拿走了，就剩下這點玩意兒。哥幾個越想越怕，尋思著趕緊出手得了，賣點兒是點兒。

　　老張問：“賣多少錢？”

　　賣主說：“這罐子在外邊至少賣十幾萬，賣好了值個幾十萬也說不準。誰讓我們幾個是有案在身呢？這罐子一萬元歸您了，倆銅鏡要四千，總共是一萬四！您發財去吧……”

　　老張說：“我沒帶著這麽多的錢呀。”

　　那人說：“我們跟著您去取吧，不是不相信你，出了門兒您把我們給舉報了，到時候咱可連哭都找不著調兒。”

　　“大哥，您到底要還是不要呀？”

　　老張被賣主的問話給喚醒了，才發覺自己剛才想多了，有點失態，就忙說：“要，當然要啦！”於是，就帶著那幾個出去取錢——成交！

　　聽了老張的故事，我大驚失色道：“壞啦，您可是上了跟屁蟲兒的當了！”

　　老張卻笑著說：“別來這套好不好？就知道瞧見我發財您該眼饞了，咱倆是不是朋友？”

　　我說：“正因為咱們是朋友，我才替您捏把汗。走！看了東西再說。”

　　來到了老張家，還真不含糊，老張居然為這隻破罐子做了個展櫃，還裝上了兩盞射燈。兩束冷光打下來，別說，還真有一眼。老張講，街坊四鄰們走馬燈似的前來觀瞧，都快羨慕死他了，咱怕招賊，還給家裏新安了防盜門。

　　這真讓我哭笑不得，我跺著腳說：“老兄呀，這東西也實在是太假了，您從來就沒真正見過所謂‘萬曆五彩’是什麽樣兒，你的膽兒也忒大啦！”

　　老張認真地說：“我和書上對照過了，有一模一樣的東西！”

　　我什麽時候教過您照著書本上的圖片，就可以出去買古玩啦？”

　　老張就慌了，道：“別嚇唬我，我可指著這個寶貝換錢送我兒子去英國呢。”我說：“歇菜吧您哪，別說去英國，把這個破玩意兒賣了，連去趟天津的錢都不夠。”老張又問：“那兩個銅鏡呢？總不會也假了吧，那上邊可滿是綠鏽，摳都摳不下來。”

　　我說：“趕緊給扔到涼台上去，放在屋子裏都埋汰。不定是在哪個村兒茅房的尿臊窩子裏給沁出來的，你還當寶貝似的，敢把它們往大衣櫃裏放，也不怕招來大尾巴蛆？”

　　老張抓著自己的頭發，呼天搶地大叫起來：“一萬四喲……”■

　　自由女神是如何消失的？

　　美國的魔術大師大衛·科波菲爾在眾目睽睽之下，把自由女神像變得無影無蹤。這是怎麽回事？威廉·龐德斯通所著的《更大秘密》（上海科技教育出版社出版）把謎底揭開了。此書揭穿了生活中的一百二十五個想象不到的秘密——

　　在一九八三年四月八日，美國哥倫比亞廣播公司播出了一個特別節目：魔術師大衛·科波菲爾把重達二百二十五噸、立於紐約灣的自由女神雕像變沒了。海報宣傳把自由女神的“消失”稱為“世紀幻術”。對數百萬電視觀眾來說，觀賞科波菲爾的表演讓他們有了一次神秘的體驗，由衷歎服科波菲爾的幻術。

　　表演是在晚上進行的，觀眾分為兩大類：一類是電視觀眾，一類是自由島上的現場觀眾。現場觀眾坐在椅子上，看得見女神像及其周圍的環境，但是視野有限。科波菲爾在觀眾和雕像之間搭起一個古羅馬式的拱形舞台，兩邊各立一座寬大的塔樓，塔樓中間拉起一幅幕布，幕布拉上去可以擋住雕像。觀眾隻能透過舞台看到雕像，電視攝像機也是這樣。

　　雕像底座圍著一圈地燈，將雕像照得通明，還有兩盞探照燈。一架直升機在場地上空盤旋並拍攝電視畫圖。科波菲爾身邊有一個“雷達”顯示屏，屏幕上有一個亮點，顯示的應該是女神像吧。

　　科波菲爾的安排是這樣的：觀眾先看到雕像，然後拉上幕布，幕布拉上一段時間後再拉開，觀眾即發現雕像不翼而飛了。隨後，科波菲爾反著順序再把雕像變回來。

　　科波菲爾對電視觀眾有意強調讓雕像消失毫無實現的可能：“你不可能用升降機把它藏到地下，因為那要花上十五分鍾”。他還說，把雕像吊到空中需要一個直升機大隊。另外，他還提到移動雕像必須得到美國政府的特別授權。聽了這些話令你不禁犯疑：沃茨主持的內務部對待國家級標誌性建築也太隨便了吧！如果有人保證拆掉再恢複原狀，難道他們就允許把雕像拆了嗎？

　　三架柯達閃光照相機（柯達公司讚助）固定好位置，能自動即時拍攝雕像的照片。幾個穿著惹火的模特兒站在照相機旁邊，這些照相機可以從幕布四周拍攝雕像的情況。科波菲爾強調說，照相機開始哢嚓哢嚓拍攝時，他是無法控製的。雕像消失前拍攝的一張照片顯示，雕像依然如初，正前麵站著一個模特兒。

　　幕布拉上了。科波菲爾開始了冗長的獨白，他說：“自由才是真正的魔術，是任何魔術師都無法駕馭的。”他談起了他母親移民到美國的經曆。大家都很清楚他說這些是在拖延時間。幕布依然沒有拉開，電視轉播插進了一段商業廣告。

　　需要強調指出的是：雕像在幕布後麵消失的過程中，電視畫麵沒有雕像的影像；電視觀眾看不到，現場觀眾也看不到，他們看到的隻是兩座塔樓和塔樓之間的幕布。

　　終於，插播的商業廣告結束了，幕布拉開了。雕像不見了——看不到任何東西！

　　電視攝像機展示一圈燈光，那幾個探照燈也掃來掃去，沒有照見任何東西。看上去似乎是表演魔術的人造出了一種人造霧，讓探照燈的光柱清晰可辨。從直升機上拍攝的鏡頭還有很多，讓觀眾也弄不清看到了什麽，是從什麽角度拍攝的。但是，的的確確雕像是不見了，連一點可疑的輪廊也看不見了。

　　雕像剛一消失，科波菲爾就向人們展示雷達屏幕，上麵的亮點也沒有了。他走到一架自動照相機前，相機已經拍出一堆照片，他翻看著，最初的照片上有雕像，但隨後的照片上隻剩下了模特兒——雕像的位置空無一物。

　　幕布又一次被拉上。科波菲爾大談愛國，讓觀眾好好體會一下“自由”這個詞——“自由，是多麽容易失去呀！”又過了一會兒，幕布打開，人們看到雕像又回到了原來的位置。

　　一位直接參與了“讓自由女神‘失蹤’”的魔術表演的人說，“女神像消失”的過程大概是這樣的：

　　魔術的關鍵就在那個拱形舞台和電視觀眾注意不到的平台上，現場觀眾的座椅就擺放在這個平台上。這兩個部件和一個巨型的電動轉盤連成一體。幕布拉上時，所有現場觀眾和拱形舞台一起由機械驅動旋轉，轉到另一個方向，轉得非常非常慢。觀眾根本就感覺不到旋轉和方向的改變。幕布再次拉開時，觀眾看到的實際上是雕像旁邊的地方，雕像則隱藏在一座塔樓的背後。

　　塔樓上的燈光亮如白晝，觀眾個個都患上了臨時夜盲症。雕像昏黑一片，即便是有一些地方處於某些觀眾的視野內，他們也看不見。

　　地燈其實是布設了兩圈：有一圈繞著雕像，另一圈設在別處。雕像失蹤後，雕像周圍的地燈被關掉，電視轉而拍攝另一處。坐在家裏的電視觀眾看到探照燈搜索的位置實際上是另一處地燈照亮的地方。

　　布設自動閃光相機的障眼法蠢得可笑。想想看，柯達相機的閃光燈能發出多少光亮？雕像的高度是三百零五英尺，相機到雕像底座的距離至少有一百英尺。連業餘攝影師都知道，閃光燈在這麽遠的距離是沒有什麽效果的。

　　即便是閃光相機正對著雕像，雕像也無法在照片上顯現出來。近旁的模特兒離閃光燈隻有幾英尺遠，要她們站在那兒，可以表明相機在正常工作。結果。相機拍出來的是模特兒們的靚照，而不會是一片空白。你在每張照片上會看到原先雕像矗立的地方是一片空白。模特們是拍照的主光源，她們提供了很強的反射光，相機快門會很快合上。不然的話，曝光時間過長很可能把雕像顯現出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