悅讀MOOK（第三卷）

與和田教授在京都逛書店

　　◎張建智

　　二○○六年五月，日本正逢上一號台風吹襲之際，我們首到的是大阪市。下機後，在機場大廳等候。說是有一位老教授來接我們，但是從未見過麵，連隨團的翻譯也沒見過。這位老教授是翻譯的夫人小葉數年前在日本求學時的導師，抵日前已約好在京都車站相認。不一刻，在我們東張西望的視線中，出現了約有六十多歲的一位老人，在向我們走來，隻見他手臂上掛有兩把木柄傘、戴著一副眼鏡。翻譯高先生，看到了這相認的標記，急步上去與他對話，隨即很興奮地向我們介紹說：“這就是我愛人在日本的導師，和田克斯教授！”對方隨即向我們鞠躬行禮，我們也彬彬以還。大家稍寒暄後，和田教授即帶我們到一家小餐館，在那裏我們一邊喝飲料吃點心，一邊雙方作些介紹。日本在飲料中大多要放上點冰塊，肚中饑寒的我們，有點不習慣，初次相識的和田教授，在匆匆的小憩中，向我們介紹了他為我們精心安排的在日本行程，還很簡明地向我們交待了在日期間應注意的事項。比如，日本是一個地震多發國家，如一旦遇上，應如何不慌不忙地應對，都向我們仔細關照。隨後，因下榻地是在京都，他說需要立即帶我們乘火車去那裏。

　　當我們一行所乘的火車到達京都時，我眺望京都的天空，正是台風帶來的一片雨濛濛的情景，我看到外麵街道上的行人，都撐著一把把長長的木柄傘。雨還在淅淅瀝瀝地下，時間已是午後，台風時節的京都溫度，不像是五月的初夏，倒有點兒象春寒料峭的初春時光。和田教授很能體會我們到異國的心情，把我們安排在一個乘地鐵與火車都很方便而又安靜、名叫“大巴”的賓館。住下後，他向我們交待了明天在京都一整天的活動，而其中令我高興也令我最激情難忘的，是他特地為我們安排了在京都逛書店的精彩節目。

　　逛書店、淘書，在短暫而匆忙的訪日行程中，也許是多餘的，原本已經排得緊緊的時程中，不就浪費了一天？然而，和田教授卻不是這樣想，許是天下讀書人靈犀相通，我以為能在京都，這堪稱世界文化都市，能在那裏逛書店、淘舊書，豈非機會難得。甚或比去日本有名的金閣寺、京都的嵐山一帶觀光，更有一番情致與風韻。因為中國傳統的“書香”，總離不了書的種子，離不了周圍有堆書之氣氛、境界，它是讀書人心靈的一種情懷，一如菩提樹下一柱幽香。“數畝薄田唯種秫，幾間破屋隻堆書。”是中國耕讀生涯的象征。況且，我們此次來日本，是為追蹤從晚清皕宋樓至日本靜嘉堂百年藏書之謎，為尋數千裏中日書香之路而來。所以能在日本京都，這風景秀美之地，尚有一位吉川幸次郎的弟子——那處處充溢著儒雅風度的和田教授，幸有他全程陪同，去逛書店、淘舊書，豈不樂乎？

　　那日，我們去了日本地鐵的書店，也去了有十多層高樓的書店，還去了既連地麵也可走到地下層的書鋪。比如京都的“淳久堂”現代書店，從五樓始，每一層全是書，還專辟了中國漢語書櫃。但和田教授說，這次主要帶我們去逛京都的一些舊書店。

　　當我們走到京都市政府大廈，抬頭一望，給我的印象是，這裏的辦公房很小、也很冷清，隻感到我們鄉鎮政府的房子也比它要高大雄偉。當我在馬路對麵的一家叫“菊花”的舊書店觀書時，由於掏書累了，就瞧瞧對麵京都市政府的大門，隻看到市政府門前，可謂門可羅雀，僅有幾位小孩在遊戲、在拍球。在午後的陽光下，我站在舊書店的門口望了許久，發現京都市政府前，沒有警衛站崗，也沒有人進出忙乎什麽的，可就在我注視著市街走過來熙熙攘攘的行人時，忽從這舊書店裏傳來一聲呼喚，打斷了我的觀察，原來是我們同行的王院長，他突然淘到了一部久已向往的舊書。

　　“老板，可否替我把此書拿下來一閱！”他一邊向裏喊話，一邊對我們說，“啊，我終於看到這部書了，這書國內還沒看到！”當我聽到這樣可喜的聲音，馬上進了書店。隻看到一位沉靜的書店老人，長著黑黝黝的臉蛋、胖乎乎的身軀，正悠然地從一張攤著一堆舊書的寫字台邊移步過來，日本的舊書店大都麵積不大，其實這“菊花”舊書店，也僅有約三十多平方米的空間，上到牆頂下至地麵，全放滿了各種舊書。他隻能從旁邊輕輕地拖了一把木梯子，慢慢爬了上去，從高高的書架上把這部書拿了下來。我們打開看一看，果然是一部難得的好書，是一九二九年版的《靜嘉堂文庫漢籍分類目錄》，此書為後來一九九二年續出的《靜嘉堂文庫宋元版圖錄》打下了資料積累的基礎。

　　捧著這紙質已經發黃的、大大而厚厚的稀有舊書，我們要舊書店老板開個價，隻見他友好地張開笑臉，對我們說：“此書你們國內已無購，是近八十年的初版本，日本也已少見，二萬日元，另加稅一千，你們買去吧！”王院長二話沒說，當即付錢。和田教授馬上說，交由他與他贈我們的書一起幫助代運。

　　初獲豐收，我與和田教授逛書店、淘舊書的勁頭大增。沿這條馬路，每隔一段路總有一家舊書店，如“平樂堂”書店、“文榮堂”書店等。這一座座的舊書店，和田教授都帶我們進去找我們所需之書。他對我們說，這些以前孰悉的舊書店，他也許久未來了，幾年前在京都市政府對麵的叫“寺町一條街”上，舊書業非常興旺，舊書店林立，一派書香風光。那日，他雖背著很沉的挎包，卻飛也似地帶我們去那一帶的舊書店，走家串戶地去掏書。

　　到了寺町那條街，那裏的書鋪確是一排排毗鄰相接，但很可惜，這裏的舊書業已很冷清而不景氣了，大都因維持不下去而關門大吉，真可謂今非昔比、風光不再。我遙望著這條據和田教授說原是很熱鬧的書街而出神，站在長長的街中心，瞧著那些已經歇業但店招依在的書鋪，這裏雖已沒有了熙熙攘攘的人群，但在一個個充滿書香味的招牌下，可以想象出當年進進出出、人頭攢動的掏書人，當他們掏到好書時的樂趣，如今雖似“昔人已乘黃鶴去，此地空餘黃鶴樓”。盡管有一種空悠悠的感覺，但其書香尤在。此情此景，我聯想到國內一些舊書業，也同樣遇到不景氣狀況，那一刻心中不禁升起縷縷悵愁之感。我想，當和田教授看到日本的舊書業不景氣狀況，作為一位日本愛書者，不知他心中會有一種什麽樣的感覺？而作為第一次到京都淘書的我，“無可奈何花落去，似曾相識燕歸來”那兩句詩的意象，在我心中回蕩不已。

　　日本之舊書業雖如此之狀，然而那日我們還是有幸地找到了一家叫“竹苞樓”的舊書店，這個書店從店麵到匾額，從裝橫到放舊書的樣式，倒挺有中國明清時期的那種古色古香的氣派。我在京都終於在這樣的舊書店裏，很高興拍攝到一些照片。這書店在一長排的門前，堆滿了各式舊書、上世紀二三十年代的雜誌，還有許多舊連環畫。我們進店看到店主紋絲不動地端坐在一個小書桌後，他的左右均堆滿了高高的舊書，這家書店也沒有書架，舊書就層層壘起，我翻到一本吳昌碩的印譜集，一問書價並不菲。我一邊在淘書，心中也想，為什麽店主起了個“竹苞樓”的店名呢？後來在我們返回住處的車上，聽和田教授說，那是出自日本詩人鬆尾巴蕉的俳句。講到日本的俳句詩，使我想起當年魯迅在日本仙台讀高等醫科學校時寄居的地方，如今已有魯迅的紀念碑，那裏有一山叫雙觀山，可直下一望鬆島，此地惟以多鬆樹而得名，聽說鬆尾芭蕉這位詩人為此寫了很多的詩。

　　那日在京都淘書很累，很晚才歸。我記得那天是五月十四日，因為，當我們一起在京都逛完書店之後，和田先生特別好客，那晚，他又特地選擇了一家“頑固酒店”宴請我們，這酒店的名字就很奇，可生意特別好，許多歐美去日本的旅遊者都在那裏用餐。日本人開的飯店，桌椅都很簡樸，但服務很好。也許是淘書累了，那晚我們喝了很多日本清酒，我也特地為和田先生泡上一杯我帶至日本的“白茶”，他細細品味，說這白茶味道純正好極了，而我對他說，日本的清酒也太棒了。在飯桌上，看著這一衣帶水的兩國茶酒，真由心底滋生出一種同宗之感。難道不是嗎？比如，我們看一本日文書，如你仔細詳讀它，也許能大致了解一半的意思。而且，今日在日本的各大書店裏，我們隨處可見日文翻譯的《三國演義》、《紅樓夢》、《西遊記》和《水滸傳》等中國古典名著，或者《四書》、《五經》等中國儒家經典。

　　晚夜已深深，當我寫完此文時，一讀今日的報紙，今年正好是魯迅逝世七十周年的紀念，翻讀魯迅的文章，也恰是一百年前的五月，魯迅那時已從仙台到東京。先生在日本求讀時，當年他所留下的足跡，不也正好是一百年後我們所走過的足跡嗎？不知怎的，此時我突發奇想，一百年前的五月，魯迅先生，他是否也會在櫻花盛開之時到京都，也同樣會去逛了那裏的舊書店？我想，一百年前京都的舊書業，又是怎樣一種狀況呢？這有趣的問題，我想還是留待日本學者——我們的書友和田教授，作一番“魯迅先生在日考”吧。■

　　中國政府行政成本浪費驚人

　　中國政府運行成本高企，公務消費、形象工程等對財政資源的浪費十分驚人，被媒體冠以“中國式奢侈”，在海內外廣為傳播。據報道：中國的行政成本高居世界第一。從一九七八年至二○○三年的二十五年間，財政收入從一千一百三十二億元增長到三萬億元，約二十八倍；同期行政管理費用從不到五十億元升至七千億元，增長八十七倍；行政管理費占財政總支出的比重二○○三年已上升到19.03%，遠遠高出日本（2.38%）、韓國（5.06%）、美國（9.9%）等國。二十八年間，公務員的職務消費增長一百四十倍，占全國財政總收入的比例從一九七八年的4%上升到二○○五年的24%；而在國外，這一比例一般是3～6%。

　　人們甚至有理由懷疑，上述數據仍然被低估。據中央黨校《學習時報》披露，二○○四年公款吃喝二千多億元，公費出國、旅遊二千多億元，公車消費三千多億元，三項合計為七千多億元，占當年財政收入（二萬六千三百九十六億元）的30%；而此後兩年，行政管理費用仍以每年23%的速度在增長。此外，由企業、商家攤銷的“行政成本”也不容忽視。從對政府官員及其親屬的一般性宴請、娛樂、到安排旅遊、出國，提供包括名車、豪宅之類的商品，種種具有商業賄賂性質的利益輸送，都構成社會“行政成本”的一部分，毒化了社會風氣，扭曲了黨群關係，極大損害了黨和政府的形象。■

　　中共對托洛茨基評價的轉變

　　自上世紀二十年代末以來，在整整幾代人心目中，托洛茨基或“托派”都是反動或反革命的代名詞。這種情況一直延續到上世紀八十年代末，蘇聯開始為三十年代“大清洗”中的冤案平反。就在托洛茨基即將迎來公正評價之時，蘇聯解體了。因此，蘇聯未能就托洛茨基平反做出一個正式的“官方結論”，可謂是不了了之。

　　而中共對托洛茨基的評價，隨著國內外形勢的變化和黨史、共運史研究的深入，幾十年來有著一個巨大的轉變過程。

　　人民出版社一九五二年版《毛澤東選集》第一卷《論反對日本帝國主義的策略》一文中，針對托洛茨基的注釋是這樣寫的：“托洛茨基集團，原是俄國工人運動中的一個反對列寧主義的派別，後來墮落成為完全反革命的匪幫。關於這個叛徒集團的演變，斯大林同誌於一九三七年在聯共中央全會上的報告裏，作過如下的說明：‘過去，在七八年前，托洛茨基主義是工人階級中這樣的政治派別之一，誠然，是一個反列寧主義的、因而也就是極端錯誤的政治派別，可是它當時總算是一個政治派別，而是一夥無原則的和無思想的暗害者、破壞者、偵探間諜、殺人凶手的匪幫，是受外國偵探機關雇用而活動的工人階級死敵的匪幫。’”從這條注釋可以看出，當時中共對托洛茨基的評價是引用了斯大林報告中的原話，對托洛茨基極盡醜化詆毀。

　　隨著國內國際形勢發生巨大變化，中共對托洛茨基的評價也逐步地發生了微妙的較客觀的轉變。人民出版社一九九一年版《毛澤東選集》第一卷《論反對日本帝國主義的策略》文中，關於托洛茨基的注釋修改為如下內容：“托洛茨基（1879—1940），俄國十月革命勝利後曾任革命軍事委員會主席等職。列寧逝世後，反對列寧關於在蘇聯建設社會主義的理論和路線，一九二七年十一月被清除出黨。在國際共產主義運動中，托洛茨基進行了許多分裂和破壞活動。”從注釋內容的整體來看，對托洛茨基的評價依然是負麵的。但是，這裏有兩個改變：一、注釋中加入了一句很重要的話，“俄國十月革命勝利後曾任革命軍事委員會主席等職”。中共肯定了托洛茨基在十月革命勝利後軍事領域的工作。二、刪去了原注釋中大量醜化和誣蔑性詞匯。

　　更大的改變接踵而至。人民出版社一九九三年版《毛澤東文集》第一卷《中國共產黨紅軍第四軍第九次代表大會決議案》一文中，對托洛茨基的注釋又有所不同：“托洛茨基（1879—1940），曾任俄國社會民主工黨（布爾什維克）中央政治局委員、革命軍事委員會主席等職。列寧逝世後，他反對列寧關於在蘇聯建設社會主義的理論和路線，在聯共（布）黨內組織反對派，進行派別活動，一九二七年十一月被開除出黨。”注釋中又有了三個可喜的變化：一、肯定了托洛茨基在布爾什維克黨內的領導工作；二、頗帶蔑視色彩的“清除”出黨，改為了較中性的“開除”出黨，體現了中共對托洛茨基態度的溫和傾向；三、肯定了托洛茨基在國際共產主義運動中的曆史功績。僅就托洛茨基對中國革命的觀點而言，中共黨史出版社二○○二年新版《中國共產黨曆史》第一卷中，就有這樣的表述：“托洛茨基對大革命後期蔣介石、汪精衛兩個集團的階級實質的認識，對他們將要叛變革命的判斷，對斯大林在指導中國革命中的錯誤的批評，有些是正確的或基本正確的”，“托洛茨基認為斯大林應對中國大革命的失敗負責。”

　　就在二十世紀即將結束的時候，人民出版社一九九九年版《毛澤東文集》第六卷《在中國共產黨全國代表會議上的講話》一文中，第七卷《在莫斯科共產黨和工人黨代表會議上的講話》一文中，均有對托洛茨基的注釋，對其評價發生了根本性的變化：“托洛茨基（1879—1940），十月革命時，任俄國社會民主工黨（布爾什維克）中央政治局委員、彼得格勒蘇維埃主席。十月革命後，曾任外交人民委員、陸海軍人民委員、革命軍事委員會主席、共產國際執行委員會委員等職。一九二六年十月聯共（布）中央全會決定，撤銷他的中央政治局委員職務。一九二七年一月共產國際執行委員會決定，撤銷他的執行委員職務，同年十一月被開除出黨。一九二九年一月被驅逐出蘇聯。一九四○年八月在墨西哥遭暗殺。”首先，也是最最重要的，這裏刪去了舊注釋中“反對列寧關於在蘇聯建設社會主義的理論和路線”的評價，這等於說“反對列寧”是非真，所以應刪去。其次，刪去了原注中“在聯共（布）黨內組織反對派，進行派別活動”的評價，肯定了托洛茨基一直顧全黨的團結的大局，致力於黨內民主建設的功績。第三，新注釋中對托洛茨基在十月革命之前及之後各個領域中的工作給予了充分肯定，逐一點出了他所擔任的重要職務。第四，使用了“遭暗殺”字樣，體現了中共對托洛茨基之死的同情。

　　至此，中共終於對托洛茨基有了一個較為客觀公正的評價。■

　　（摘自《炎黃春秋》)

　　五千萬人掌握十萬億元資本

　　中國新社會階層正在不斷擴大

　　據中共中央統戰部副部長陳喜慶分析說，我國目前新社會階層大約有五千萬人，加上相關從業人員，總人數約一點五億人。他們掌握或管理著十萬億元左右的資本，使用著全國半數以上的技術專利，並直接或間接貢獻著全國近三分之一的稅收，每年吸納著半數以上新增就業人員。他們涉及了中國經濟和社會生活的各個領域、各個行業。他們不但與國內各階層、各方麵有密切接觸，而且與國外組織和個人有廣泛聯係。

　　新社會階層有如下八大特征：

　　1. 許多人是從工人、農民、幹部和知識分子中分離出來的。

　　2. 他們中相當部分是知識分子。

　　3. 他們主要集中在非公有製領域。

　　4. 該階層聚集了中國大部分高收入者。

　　5. 職業和身份具有較大不穩定性。

　　6. 他們的政治訴求逐步增強。

　　7. 他們中絕大多數是非中共人士。

　　8. 新社會階層具有不斷擴大的趨勢。■

　　據《人民日報（海外版）》

　　美國蘭德公司：中國會非常窮

　　美國《時代》周刊最近以《中國：一個新王朝的開端》為封麵故事，指出二十一世紀即將成為“中國世紀”。與此同時，網上也流傳著一篇標題刺眼的文章：美國蘭德公司的報告——《2020年，中國會非常窮》。

　　有趣的是，無論是對中國看漲還是看跌，人口問題都是核心中的核心。

　　中國資源不足，又無技術，更不能去殖民，為什麽經濟能起飛？——利用勞動力優勢進行原始積累，從“人口年輕化”中獲得大量的“人口紅利”是個重要因素。中國社會科學院人口與勞動經濟研究所所長蔡昉解釋說，從上世紀七十年代末到本世紀前十年，中國的勞動年齡人口的供給達到了最充分的狀態，從而對經濟的增長產生了極大的促進作用。這一點與日本及“四小龍”的“東亞奇跡”非常相似。

　　“人口紅利”，即撫養人口比例不斷減低，給經濟帶來促進作用。一九八二至二○○○年間中國總撫養比下降20.1%，帶來經濟增長提高2.3%，蔡昉認為，這意味著，人均GDP每增長四元就有一元是靠人口年齡結構優勢獲得的。

　　接踵而來的變化將是，讓我們驕傲的“世界上四分之一勞動人口在中國”，將演變為“世界上四分之一的老人在中國”。大約到二○一三年，中國的人口紅利就將耗盡，勞動力供給優勢將不複存在，二○二五年勞動力將以每年九百萬至一千萬的速度往下降，老齡化社會迅疾而來。

　　蘭德公司的報告點出中國將非常窮的原因：“到二○二○年，中國人口老齡化會使工作人口與不工作人口的比率成為世界上最糟糕的，比日本更甚。如果沒有特效的新政策，中國的經濟在那個時期就會狠狠地撞牆。”

　　雖然也有專家樂觀地認為老齡化社會未必是壞事，但有人卻警告：“人口態勢是客觀結果，對這個結果我們要有敬畏之心。”他們認為，“‘人口高增長’這個在近幾百年來主導著中國人口態勢的現象將曆史性地成為過去，我們已從近年來關於小學不斷萎縮，小學生不斷減少的報告中看出端倪。”

　　二○○○年，中國的人口結構圖還是“金字塔”型，即老年人最少，在塔尖；中青年與少年人構成巨大的基座。而執行計劃生育比較嚴格的江蘇、北京、上海已經成了“棗核”型，中年人成為最多數的人群；如果按照這個態勢發展下去，2040年中國的人口結構圖可能變成柱狀，北京上海的人口結構圖會變成“蘑菇雲”。■

　　中蘇關係破裂的真相

　　新華出版社出版的《中蘇關係史綱》一書，對中蘇關係複雜曲折曆史的全過程作了解析。書中對中蘇關係破裂的原因提出了新的見解。

　　作者認為，中蘇之間的原則性分岐並非產生於蘇共二十大或一九五六年。書中指出，在一九五六年至一九五七年，中蘇關係恰恰處於上升時期。一九五七年十一月的莫斯科會議是中蘇同盟顯示其力量和影響的最高峰，毛澤東在會議期間的言談舉止充分反映出一個客觀事實——在國際共產主義運動中，中共已經可以同蘇共平起平坐了。但也就在這時，雙方的分岐開始露出苗頭。

　　一九五八年夏天，發生了“長波電台”和“聯合艦隊”事件。長期以來，在社會上和史學界普遍認為，這場衝突是中蘇關係走向破裂的導火索，其原因在於蘇聯的做法侵害了中國主權，赫魯曉夫企圖控製中國。《中蘇關係史綱》一書並不讚成這種既定說法。該書認為，真正反映出中蘇在對外對內政策上出現重大分歧並引起尖銳對立的，和後來發生的中共炮擊金門事件關係重大。

　　中國突然采取的炮擊金門的軍事行動之所以觸怒了莫斯科，並使赫魯曉夫感到憤怒不已，其原因在於：第一，事前中國絲毫沒有向蘇聯透露早已謀劃的這次行動。赫魯曉夫認為中國的這種違反常規的做法不啻為對盟國的蔑視和侮辱。第二，毛澤東有意向蘇聯顯示中國可以獨立行事的地位和能力；如何解決台灣問題是中國的內部事務，無須向別人請示或與別人協商。第三，炮擊行動本身充分表明中國不讚成蘇聯緩和國際緊張局勢的對外政策。毛澤東認為，中國也可以搞“戰爭邊緣政策”，因為“國際緊張”實際上對美國不利。第四，中國拖延向蘇聯提供在台海危機空戰中獲得的一枚美國“響尾蛇”導彈，這使赫魯曉夫憤怒不已。總之，在赫魯曉夫看來，毛澤東根本無視同盟的存在。

　　台海危機反映出中蘇在對外政策上的重大分歧，赫魯曉夫對此不能容忍，蘇聯決定給中共一些顏色看。此外，公社問題反映出中共在對內政策上的嚴重分岐，毛澤東對此不服，中共決定公開批評莫斯科。於是在一九五九年十月兩國領導人發生激烈爭吵後，中蘇分別確定了處理兩國關係的相同方針：繼續維護中蘇之間的同盟，但對方必須承認錯誤。一九六○年伊始，雙方便開始在報刊上發表文章，闡述各自的觀點和主張，意在規勸和說服對方。後來又在世界工聯會議和布加勒斯特會議上互相攻擊，雙方沒有一個願意讓步。於是，赫魯曉夫終於決定撕破臉皮，宣布限期撤退全部在華工作的蘇聯專家，從而使中蘇分歧公開化。

　　盡管一九六一至一九六二年中蘇都有意緩和矛盾，修複關係，但是所堅持的原則仍然是要對方承認錯誤。而一九六三年七月兩黨會議的結果再一次表明，中蘇之間已經沒有妥協餘地，中蘇同盟的破裂成為不可挽回的事實。■

　　二十世紀西方人眼中的中國

　　北京大學出版社出版的《天朝遙遠》（周寧春著）一書，介紹了西方人是如何看待中國的。現將書中有關西方人是如何看待二十世紀的中國的有關內容摘錄如下——

　　二十世紀西方文化中烏托邦化與意識形態化的中國形象交替出現，一個樂園般光明，一個地獄般黑暗。

　　二十世紀四十年代後期到五十年代，西方的中國形象迅速從光明陷入黑暗。紅色中國在西方想象中，幾乎成為一個被專製奴役、被饑餓困擾的人間魔窟，它不僅威脅著現實世界，也威脅著人們關於世界與人的善良的觀念與信仰。

　　這種情況在二十世紀五十年代末已經開始出現轉機。六十年代開始，西方的中國形象重新表現出一種美化、烏托邦化傾向。在“左翼”思潮的影響下，紅色中國變成了“美好新世界”。西方那些來紅色中國“朝聖”的知識分子熱情地宣告，在中國，人類看到未來，毛澤東領導的中國革命，不僅在世界上創造了一種新的文明，而且創造了一種新的人類。他們在那裏看到人類的未來與希望。

　　二十世紀七十年代中葉，美好的紅色中國形象出現破裂。西方人發現左翼知識分子在中國看到的“美好新世界”，完全是一個“騙局”。真相是“中國那些漂亮的開放性城市和富裕的專供人參觀的公社製造了一個安逸平靜的假相，在這個假相後麵隱藏著一個巨大的混亂不堪的國家”。

　　西方清算美好的中國形象，從經濟與政治兩個領域開始。經濟領域的核心事件是二十世紀六十年代初的饑荒，政治領域的核心事件是二十世紀六十年代後期的“文化大革命”。饑荒證據解構了“巨大的物質進步成就”的神話，“文化大革命”的暴露又解構了“政治平等民主，道德高尚質樸”的神話。西方視野對“文革”災難的關注，一直延續到二十世紀八十年代，成為二十世紀八十年代中國形象最突出的一部分。在西方人看來，“文化大革命”是人類曆史上最大的災難之一，它對文化、社會、人的破壞與迫害，似乎隻有法西斯時代可以與之相比。近十億人在瘋狂的個人崇拜鼓動下爆發了一陣持久的歇斯底裏式的破壞症，千年文明遺產毀於一炬，千百萬人的生命被碾作泥濘，革命過後，偌大的國家在物質與精神上都荒蕪一片。

　　中國的改革開放消息，複活了西方古老的市場神話與基督教民主神話。首先是中國的經濟改革複活了古老的“中國市場”神話——十億中國人都喝可口可樂，抽萬寶路，那將是一種什麽樣的經濟奇跡！其次是中國的改革複活了普世民主政治與普世基督教的神話。傳統的基督教與現代的民主政治的“傳教士”又借著教英語、傳播科技、慈善事業這類四個世紀以前耶穌會傳教士已經使用過的方法，到中國傳播西方文化。西方人欣喜但也不無懷疑與憂慮地期望中國變成一個民主與基督教國家。

　　二十世紀八十年代西方的中國形象的確出現了一次“小陽春”，但這隻是乍暖還寒時節，而且，不論從二十世紀還是西方的中國形象的七個世紀曆史上看，上世紀八十年代的中國形象都不能算是光明的。“文化大革命”的陰影與改革開放的遲疑，都使八十年代西方的中國形象成為七十年代後期開始、九十年代繼續的邪惡化趨勢的總過程中的一次小間歇或小調整，中國形象的否定性的下落趨勢並沒有改變。

　　二十世紀西方的中國形象在新保守主義強烈的意識形態化視野中結束。改革開放以來十年積累起來的可能好轉的中國形象，在上世紀八十年代未蕩然無存。九十年代西方的中國形象中，中國似乎是一個永遠也不可能改變的東方專製社會，那裏踐踏人權、政治腐敗、道德墮落；它的經濟的確在發展，但這種發展不再是可喜的，而是可怕的，因為它將“助長邪惡的力量”。二十世紀西方的中國形象，在“中國威脅論”的新“黃禍”背景下結束。

　　回顧西方的中國形象的演變曆程，有兩種明顯的“差距”令人驚奇。第一，不同時代西方的中國形象變化的“差距”如此之大，天上地下，天堂地獄，時常讓你很難相信他們談論的是同一個國家。十八世紀從孔教烏托邦演變成東方專製帝國，轉變的幅度就從一個極端到另一個極端，二十世紀這種變化就更激烈更極端化，而且變化的時間也更短更急劇，從一個世紀到一代人。第二，西方的中國形象與中國的現實“差距”如此之大，使你時常難以相信他們談論的就是那個現實的國家。具有反諷意味的是，有時中國的現實越糟，在西方的中國形象反而越美好。■

　　周作人如何為自己開脫

　　穆 欣

　　周作人在文壇上頗有建樹，可是他晚節不終，降敵附逆。到了晚年，他一再為自己辯解、開脫。曾在《光明日報》擔任領導工作的穆欣，撰寫了《述學譚往——追憶在〈光明日報〉十年》一書，其中記述了當年周作人撰寫文章，欲為自己罪行辯解的經過，現摘刊如下——

　　當年《光明日報》的《東風》副刊除了文章體裁和內容的綜合性，在作者的思想傾向和文字風格上也是兼容並包的。當時被文藝界冷落已久的、因受批判而沉默多時的以及被人稱作“鴛鴦蝴蝶派”的一些老作家，都在這裏發表過文章。後來還曾發表過周作人的文章。

　　不過，《東風》向周作人約稿的事，卻頗費了一些周折。眾所周知，周作人是個晚節不終，降敵附逆的作家。因此，一九四六年他被國民黨法院判處有期徒刑十四年，囚於南京老虎橋監獄。一九四九年一月，人民解放軍進逼南京，周作人經反動政府同意交保釋放，同年八月輾轉回到北平。新中國成立後，他以生計無著，先後曾給周恩來、毛澤東以及周揚寫信求助。其時他的刑期還沒有滿（他作為“專政對象”的身份從未改變），他又不肯徹底認罪，公開在報紙上悔過，因此他的情況並未得到什麽改變。初時，周作人曾在上海、香港等地報刊上發表文章，出版過譯作，領取稿費為生。後經中央有關部門決定，從一九五五年起，由人民文學出版社支付給他一定數額的“預支稿費”，他的譯著則由人民文學出版社出版。之後陸續出版了關於魯迅的著作《魯迅的故家》、《魯迅小說裏的人物》（均署名周遐壽）等和翻譯的書如《希臘的神話與英雄》、《伊索寓言》、《日本狂言選》（均署名周啟明）等書。

　　二十世紀六十年代初期，周作人正在寫回憶錄《藥堂談住》（以後定名《知堂回想錄》）。有一天，阿英（錢杏邨）向我報記者黎丁談了有關周作人的情況，又向我報建議，可以讓周作人寫點啟蒙時期的情況。“五四”以前這方麵的材料非常缺乏，寫出來還是有用的。一九六一年五月十日，黎丁去看周作人時，知道《藥堂談往》已經寫了一百六十五篇，稿子都已寄給香港的曹聚仁。黎丁帶回一份目錄，單看目錄很難看出哪幾篇適用，因需去向曹聚仁索回，也不宜過多，決定選用《北大感舊錄》各篇。周作人同意我們挑選的幾篇，答應馬上寫信去香港。此後黎丁幾度往返，所選文篇總無音信。七月八日，周作人寄來一篇隨筆譯稿，附信說，此文是日本小說《真空地帶》的作者野間宏寫的：“後來聽說他因文學上的意見不同，被日共的文學會開除了，現在不寫他的名字，含混的算作我的文章，不知可以否？”我們作了研究，認為牽涉到日本作家，如此處理欠妥，即由黎丁將稿退回，並婉言道謝。

　　八月二十三日，周作人又寄來兩篇稿子，一篇題為《元旦的刺客》，記他在敵偽時期被刺的事，說是新寫的回憶錄中的一章，不知道適不適用？說如不用，“不必客氣為要”。另一篇，說是剛從香港寄回來的：“本來令寄北大感舊錄（有十章），乃誤寄此篇。”故一並寄來或可當補白雲雲。

　　這篇《元旦的剌客》約近三千字，他寫了被刺的經過。說是一九三九年元旦“那天上午大約九點鍾，燕大的舊學生沈啟無來賀年，我剛在西屋客室中同他談話，工役徐田來說有天津中日學院的李姓求見；我一向對於來訪的無不接見，所以便叫請進來。隻見一個人進來，沒有看清他的麵貌，隻說一聲，‘你是周先生麽？’便是一手槍。我覺得左腹有點疼痛，卻並不跌倒。那時客人站了起來，說道‘我是客’。這人卻不理他，對他也是一槍，客人應聲仆地。那人從容出門，我也趕緊從北門退歸內室，沈啟無已經起立，也跟了進來。這時候，聽見外麵槍聲三四響，如放鞭炮相似，原來徐田以前當過偵緝隊的差使，懂得一點方法，在門背後等那人出來時跟在後麵，一把將他攔腰抱住，捏槍的手兜在衣袋裏，一麵叫人來幫他拿下那凶人的武器。其時因為是陽曆新年，門房裏的人很多，有近地的車夫也來閑談，大家正在忙亂不知所措。不料刺客有一個助手，看他好久不出來，知道事情不妙，便進來協助，開槍數響，那人遂得脫逃；而幫忙的車夫卻有數人受傷，張三傷重即死，小方肩背為槍彈平麵所穿過。”

　　文章接著以冗長的篇幅，敘述他“肚臍左邊有手掌大的一塊黑色，隻是皮麵擦破”，到“日華同仁醫院”檢查醫治的經過之後，就編造起刺客的來曆：

　　“這件事的經過已經約略敘說過了，現在便是想問詢這位暴客的來訪的意義與其來源了。這案始終未破，來源當然無從知悉，但這也可以用常識推理而知的。日本軍警方麵固然是竭力推給國民黨的特務，但是事實上還是他們自己搞的，這有好幾方麵的證據。第一，日本憲兵在這案件上對於被害者從頭就取一種很有惡意的態度。一日下午我剛從醫院裏回家，就有兩個憲兵來傳我到憲兵隊問話，這就是設在漢花園的北京大學第一院的。當時在地下室的一間屋裏，仔細盤問了兩個鍾頭，以為可能國民黨認為黨員動搖，因而下手亦未可知。以後一個月裏總要來訪問一兩次，說是聯絡，後來有一次大言治安良好，種種暗殺案件悉已破獲，我便笑問，那麽我的這一件呢？他急應道，也快了。但自此以後，便不再來訪問了。

　　“第二，刺客有兩個，坐汽車來到後麵的胡同，顯然大規模的。但奇怪的是，到家裏來找我，卻不在我到海甸去的路上，那是有一定的日子和時刻的，在那路上等我可以萬無一失，也不必用兩個人，一個就盡夠用了。民國十五年燕大初搬到海甸的時候，我曾在一篇文章裏說過上學校去的行程道：

　　假定上午八時出門，行程如下，即十五分高亮橋，五分慈獻寺，十分白祥閹南村，十分葉赫那拉氏墳，五分黃莊，十五分海甸簍鬥橋。現在卻是大舉的找上門來，不用簡單直接的辦法，豈不是為避免目標。免得人聯想到燕大去的事情麽？這安排得很巧，但也因此顯露出拙來了。我到燕大去當了客座教授，就可以謝絕一切別的學校的邀請，這件事情第一觸怒了誰。這是十分顯而易見的事情。

　　我們研究了這篇《元旦的刺客》，認為不能刊用。一九三九年的刺殺事件，原是抗日青年的鋤奸行動。周作人卻借此事為自己的叛國罪行辯護，把它說成是因為他“觸怒了”日寇而遭日本軍警刺殺的案件，居然把自己打扮成了一副未成仁的“準烈士”的形象。他把這天發生的事情胡說是日本軍警所為，還胡謅了“好幾方麵的證據”，毫無道理。

　　周作人所舉出的“證據”，先是說“日本憲兵在這案件上對於被害者從頭就取一種很有惡意的態度”，事實據說就是“兩個憲兵來傳我到憲兵隊問話”，“仔細盤問了兩個鍾頭，以為可能國民黨認為黨員動搖，因而下手也未可知”。又說“刺客有兩個，坐汽車來到後麵的胡同，顯然大規模的”。還說當時他在美國教會辦的燕京大學任教：“我到燕大當了客座教授，就可以謝絕一切別的學校的邀請，這件事情第一觸怒了誰，這是十分顯然而易見的事情。”

　　周作人在此文中所用來說明刺殺是日本軍警所為的“證據”，實難令人信服。而此文在為自己漢奸行徑狡辯的意圖，倒真“是十分顯然而易見的事情”。如將這種顛倒黑白的文章發表，還會使後來的研究者陷入謬誤。

　　此文不能用，另一文也一般。因此決定退稿。八月三十一日，黎丁到八道灣周作人處，婉退稿件，周甚為不快。周作人所以特別惱火，這是因為，如何為他當漢奸的行徑辯解，乃是周作人最大的心病。早在十五年以前，一九四六年七月國民黨南京高等法院開庭公審周作人時，他就詭稱這次刺殺是日人所為，迫他不得不充當漢奸以保性命。所以在這整本回憶錄中，《元旦的刺客》在周作人心目中是最關緊要的一章。因此，我們和他約定索要的十幾篇，他都推托不給，獨將上文送來試探。

　　以後看到海內外出版的《周作人回憶錄》（《知堂回想錄》）全書，證明我們對此文的分析和處理都是對的。周作人到底是作賊心虛，在《元旦的刺客》裏虛構了刺客是日本軍警的故事後，心裏並不踏實。為防被人識破，緊接著就又寫了《從不說話到說話》一章，對此事層層設防，百般遮掩。先把自己說得可憐巴巴的樣子：“華北淪陷於日寇，在那地方的人民處於俘虜的地位，既然非在北京苦住不可，隻好隱忍地勉強過活。”而在“廿八年元旦來了刺客”之後，“連出門的自由也剝奪了”。於是，他開始接受日偽要他做的一個比一個大的官職，直到偽“華北政務委員會常務委員兼教育總署督辦”。記述中間他卻突然賣關子說：“不過這些在敵偽時期所做的事，我不想這裏來寫，因為這些事本是人所共知，若是由我來記述，難免有近似辯解的文句，但是我是主張不辯解主義的，所以覺得不很合理。”周作人這時筆鋒一轉，忽又寫道：“古來許多名人都曾寫過那些名稱懺悔錄，自敘傳或是回憶的文章，裏邊多是虛實淆混，例如盧梭、托爾斯泰、折裏尼、歌德都是如此。”同時立即聲明：“我寫這回憶錄，也同從前寫《魯迅的故家》一個樣子。隻就事實來作報告，沒有加入絲毫的虛構；除了因年代久遠而生的有些遺忘和脫漏，那是不能免的，若是添加潤色則是絕對沒有的事。”

　　周作人所以一口咬定“元旦的刺客”是日本軍警，無非是想把他之所以當了漢奸，歸結為這場刺殺的逼迫，以此謊言曲為己辯，妄圖減輕罪責。他的謊言還是蒙騙了某些研究者。某些周作人傳記作者輕信了他的捏造，在書中複述了周作人關於“誰是刺客”的種種“假設”，就深信他是迫於日寇的威逼，貪生怕死而屈膝附敵的。

　　然而，了解真相的人總會說出曆史的真實。後來發表的，當年愛國青年刺殺周作人的真實記述，證明周作人的這篇東西完全是意在為自己辯護的憑空臆造。

　　但是，麵對無法抵賴的罪行，周作人始終躲躲閃閃，總要找出種種“理由”為自己開脫。新中國成立後，一九五一年二月十八日，周作人曾寫信給周揚。隨信附去致毛主席信的抄件。信中說：“現在關於半公半私的事，又寫了一封信給毛主席，已經直接送去，抄了一份信稿，附上請你一看。不但因為你是文化部門的主持者，實在還是因為我相信你是肯看而且理解這信的人……我的意思是不願在人民政府之下被說是通謀敵國反抗本國的人。以前在國民黨時代，是非顛倒全是一塌糊塗，所以也就算了，但是現在相信政府最講情理，自己的事可被了解，有如溺水的人望見了救生船，不免又有了希望，這是人間的弱點，尚乞鑒原是幸。”企圖利用國共兩黨的“矛盾”，妄想借人民政府的手，為他抹掉“通謀敵國反抗本國”的罪名。■

　　東 北 大 鼠 疫

　　歐陽海燕

　　千百年來，世界上發生了一次又一次大災患——

　　十四世紀發生在歐洲和西亞的“黑死病”，毀掉了歐洲四分之一的人口；

　　一七九九年結核病把英國人口死亡率推向頂峰；

　　一八四○至一八六六年霍亂席卷全球；

　　一八四四至一八六六年大規模炭疽發生在沙俄西伯利亞地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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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九一○年十月至一九一一年四月，發生在中國東北的流行性鼠疫是世界上最嚴重的一次流行性鼠疫，卷走了六萬餘人的性命。遼寧大學曆史文化學院焦潤明教授對這場災難進行了仔細的研究，撰寫了《1910-1911年的東北大鼠疫及朝野應對措施》一文。《新世紀周刊》最近刊登了根據此文撰寫的《1910-1911東北大鼠疫再考》，現摘刊如下——

　　一九一○年（宣統二年），在吉林省榆樹縣大嶺區大嶺村前紅石砬屯發生了一連串離奇慘劇。

　　村民郭老十臘月末回家過年，一天突感額頭發燙，周身不適，躺了兩天，病情未見好轉，反倒咳嗽不止，繼而吐血，除夕病死，死後皮膚呈紫紅色。當時東北地區的漢族有停屍祭祀的葬俗，郭老十的家人遂將其屍體在家中停留五天，親屬鄰裏紛紛前去吊唁。意外發生，數日內，郭老十一家五十三口人，有三十二人得了與郭老十一樣的怪病，咯血而死。隨後，全屯死了近百人。到了正月二十，這場怪病終於停止，但屯子裏的幸存者已寥寥無幾。

　　生前的郭老十曾在大嶺街開了一家名為“魁升元”的旅店，就在他趕著回家過年之前，接待了兩位從哈爾濱過來的客商，蹊蹺的是，兩個人沒住兩日便死在店中，隨後，郭老十的一個店員也死了。

　　就在郭老十病死的前三個月，中俄邊境有官方報告稱：“有華人在俄界大烏拉站務工，宣統二年（公元1910年）九月初工棚內有七人暴斃。其中有二人於九月十七日（陽曆10月19日）由烏拉站來滿州裏寓居，九月二十三日（陽曆10月25日）相繼死亡，同院居住的房東、客人等亦身亡。”

　　接下來，怪病有如江河決堤般蔓延開來，一九一○年十一月八日傳至北滿中心哈爾濱（當時屬吉林省），之後又蔓延到長春、吉林，再波及河北、山東等地。“從北部中國各地疫情流行的時間上看，呈現出明顯的由北向南的傳播態勢。流行方向和路線大多是沿著鐵路交通線呈爆發狀流行。”焦潤明說。

　　哈爾濱，死亡人數五千六百九十三人！

　　長春市，死亡人數五千八百二十七人！

　　奉天（今沈陽），死亡人數二千五百七十九人！

　　一時從城市到鄉村都籠罩在死亡的陰影之下，在人們心頭，重重地壓著兩個恐怖的大字：鼠疫！

　　疫情肆虐之處，百業俱廢，民生凋敝，社會經濟生活出現全麵恐慌。通過史料記載，焦潤明記述如下：政府強令關閉了疫區所有戲院、妓館等娛樂場所，導致優伶“沿街求乞”，妓女“困坐日久，毫無生路”。在奉天，因鼠疫引發了人們的擠兌風潮。在吉林，因交通斷絕，致使市麵乏貨，百姓苦不堪言。在哈爾濱，鼠疫亦影響到大豆等糧食作物的出口。學校因鼠疫流行而停課，工礦停工停產也極為普遍。

　　鼠疫是一種比人類更古老的疾病。據專家考證，世界公認紀元後全球性鼠疫大流行就有三次，每次都給人類造成了巨大的損失。

　　“導致此次東北大鼠疫的直接原因在俄羅斯境內。早在一九一○年的春夏之交，在俄境西伯利亞的斯列堅克斯已經發生鼠疫，接著俄屬黑龍江下遊的尼克拉耶夫斯克城也發生了鼠疫。但因俄屬遠東地區人煙稀少，居住分散，加上俄國方麵控製嚴密，使疫情未得肆虐。不過，當時的俄方出於自身防疫要求，將有染疫嫌疑的中國人驅逐出境，從而直接導致了東北鼠疫的發生。”焦潤明分析說。

　　傳統醫學理論普遍認為鼠疫由老鼠傳播，所以在當時的幾乎所有防疫規章中，都有除滅老鼠這一項。但日本醫學家北裏柴三郎博士稱自己在奉天解剖老鼠三萬隻，無一例含有百斯篤（鼠疫）病菌。既然在這次鼠疫大流行中，老鼠及其他動物、牲畜等都沒有成為病源物，那麽真正的罪魁禍首又是誰呢？

　　直到一九一一年四月，肆虐已近半年之久的東北大鼠疫疫情將息，專家們才基本確認旱獺是這次鼠疫的傳染源，鼠類身上的跳蚤是傳播鼠疫的媒介，滿洲裏一帶有蒙古旱獺疫源地。

　　屬齧齒類小動物的旱獺行動敏捷、奔跑迅速，然而一旦染病，它就會瞎眼、失聲、行動遲緩，並且每每被健康的同類逐出洞外。染病旱獺無異於一顆注滿鼠疫病菌的生化炸彈，有經驗的獵人惟恐避之不及，即便射殺，也決不裹挾而去。

　　二十世紀初旱獺皮毛在世界皮革市場上銷售火熱，價格猛漲。於是，中俄商人及部分官員受經濟利益驅使，私自招募華工瘋狂捕殺旱獺。不幸的是，這些私自招募上來的華工大都毫無狩獵經驗，即使是染疫的旱獺，他們也不放過，有時還將這種旱獺剝皮煮肉充饑。這樣就為鼠疫向人類傳播提供了機會。

　　華工的居住環境又是極其惡劣的。他們大多寄宿在一些低矮的草屋裏，一間屋子裏有兩麵大炕，一麵大炕上至少可以排列睡下數十人。而肺鼠疫主要是通過呼吸道和唾液傳染的。於是在這個擁擠不堪的環境中，一個人染疫，立即會傳染全屋的人。

　　焦潤明介紹說：“據當時的報道，起初是一個姓王的山東農民，打死了一隻病旱獺，剝皮而食，回到客棧不久便咯血而死，緊接著又死了數人。驚恐的勞工知道這是一種要命的瘟疫開始傳播了，互相奔走相告，四下逃散。於是，火車上、客棧裏、鬧市的商店、妓院，都成了肺鼠疫的傳播地。”

　　而此時的俄羅斯在發現疫情後，並沒有立即通知清政府，也沒有采取任何人道主義的救援措施，而是將約三千勞工關進舊列車的鐵皮車廂，很多人活生生地被凍死在裏麵。勞工的住房用具也被俄國人全部焚毀。爾後，俄國人又先後將一萬多難民驅逐出境，並用火車押往長春。這些難民被送往長春後，又遭到了日本占領者的阻撓，日本人以避免鼠疫傳播為由，不許難民下車。因此，很多人其實沒有死於鼠疫，而是死於寒冷和饑餓。

　　事後發布的《東三省疫事報告書》確認了這次東北大鼠疫的源頭：“滿洲鼠疫確源於捕旱獺者……滿洲裏與達烏裏亞間傳染之媒介，實即被逐之華工，遂釀成此三省最慘最烈之疫症！”

　　在近代中國備受屈辱的外交史中，清政府這一次難得地表現出了一點大國氣概，不僅主要憑借中國人的力量在較短時間內成功地抑製了鼠疫的蔓延，而且成功地舉辦了中國第一次國際防疫大會——萬國鼠疫研究會。

　　清政府對這次鼠疫大流行的防疫行動，實際上是在鼠疫流行了兩個月之後才開始的。當時清政府接到哈爾濱陸軍衛戍病院發來的急電，稱“黑死病”已在滿洲流行，建議速設法防止。而此時的東北，正值日本、沙俄兩大列強南北分踞。鼠疫發生後，日俄企圖借此在東北繼續擴大侵略地盤，因而準備隨時對清政府的防疫工作進行幹涉。

　　在這種形勢下，經外交大臣施肇基推薦，清廷於一九一○年十二月指派天津北洋陸軍醫學院副監督伍連德為全權總醫官赴哈爾濱，開始了較大規模的鼠疫防疫工作。

　　而當時中國的醫療衛生條件是極其簡陋的。為了發現東北大鼠疫的流行根源，一九一一年一月，伍連德在哈爾濱建立了第一個鼠疫研究所。通過對醫學界已有成果的研究和深入疫區分析病例，伍連德確定了一九一○年東北大鼠疫鼠疫菌的貯存宿主是旱獺，並弄清了鼠疫杆菌的傳播路徑。

　　在伍連德等專家的建議下，清政府及各地方當局對疫情采取了科學而有效的防疫措施，比如組建各級防疫組織、頒布各種防疫法規，以及采取了隔斷交通、對病人及疑似病人實施隔離、焚化屍體、對疫區嚴格消毒等具體防疫措施。“總的來看，晚清各級政府組建起比較完善的防疫體係來應對這場災難，為防治疫病提供了強有力的組織保證，這與以往完全不同。”焦潤明說。

　　在這次抗疫鬥爭中，清政府還積極加強了與世界各國的防疫合作。“這也是以往防疫工作所沒有的。”焦潤明說。在伍連德組建的防疫隊伍中，就有一些自願參與和清政府聘請的外國醫生。在防疫工作中殉職的外國醫生也不乏其人，比如法國醫生曼斯萊博士、英國醫生嘉森、日本醫生守川歆顯等。

　　發生在二十世紀初的這場大瘟疫也讓當時的中國人有機會重新審視政府的公共衛生防疫製度和表達對危機事件的觀念。

　　“雖然清政府在不到四個月的時間裏撲滅了這場震驚中外的大瘟疫，但因缺乏應急措施、個別官員瀆職、醫護人員防疫素養參差不齊等因素，防疫成績在某種程度上被抵消。所以當時有報紙刊載評論文章批評清政府在這次防疫事件中舉措不利。另外也有人呼籲，每個中國人都要把東北人民所受的災難看作是自己的兄弟姐妹所受的災難，號召捐款捐物，並認為這是一個提升愛國主義和民族認同的絕好機會。”焦潤明說，“通過這件事，可以看出，當時的社會輿論已經能夠表達政府以外的獨立見解，同時報紙發表的觀念已經具有近代國民觀念和國家民族意識了。這是很可喜的。”■

　　當前的中國算得上盛世嗎？

　　《真理越辯越暈》（北方文藝出版社出版）是鳳凰衛視的“鳳凰怪譚——時事辯論會”專欄節目的實錄。這個節目采取辯論會的形式，暢所欲言，頗受觀眾的歡迎。再將其中一則摘錄如下——

　　主持：劉慶東

　　正方：

　　謝百三（複旦大學金融與資本市場研究中心主任）

　　反方：

　　俞偉峰（香港理工大學金融係教授）

　　黃煜（香港浸會大學新聞係教授）

　　複旦大學謝百三教授不久前赴新加坡，在“華資論壇”上發表了題為《盛世中的牛市》演講，指出：中國處於五千年來最大的盛世。幾天前，鳳凰衛視《時事辯論會》曾就這個題目辯過一場。不過，製造這個話題的人物——謝百三教授收看了以後說，讚同他的李煒先生還沒有把他的觀點講透；而反對他的俞偉峰和黃煜兩位香港教授，低估了中國的實力，誇大了中國的問題。為此，他自費來到香港，要跟兩位對手當麵論戰。

　　謝百三：中國曆史上有四大盛世，第一個是“文景之治”，從漢文帝到漢武帝極盛時期一共是九十三年。第二個是“貞觀之治”，從李世民“玄武之變”，經過武則天到李隆基，一直到七五五年的“安史之亂”，是一百二十九年。第三個是明朝的“永宣之治”（永樂朱棣和宣德），一共是三十二年。第四個是康、雍、乾盛世，一共是一百三十三年，因為康熙皇帝抓鼇拜、打吳三桂、平三藩、平定噶爾丹、收複台灣、反擊沙俄。所以中國古代上有四個盛世，其中最短的有三十二年，最長的有一百三十年。

　　曆史學家對於盛世特征的定義是：國家統一，政治較清明，經濟初步繁榮，民族融合，文化昌盛。中國現在這個時期比較符合盛世的特征；一是中國經濟高速增長；從一九七八年到現在，一九七七年是三千多億人民幣的GDP，那麽現在是十八萬三千億，翻了五十多倍，每年以百分之九點五的速度增長，這是全世界所沒有的。二是中國的GDP占世界GDP的百分之十五點四五，僅次於美國。處於全世界第二位。那麽這種增長速度也是全世界很罕見的。

　　二○○四年的九月二十七日《華爾街日報》提問十二個諾貝爾獎經濟學家的獲得者：從現在起到七十五年以後，世界經濟發展最快的是美國還是歐洲？還是中國？有七個諾貝爾獎獲得者認為是中國。

　　所以我一直持這樣觀點，二十一世紀的中國是世界上發展最快的大國，這並不是為了迎合什麽人。我認為現在的中國是一個最大盛世的初級階段。

　　劉慶東：現在給你的時間已經是相當多了，你先停一下，讓黃教授和俞教授談談。

　　俞偉峰：你講的東西都是未來的前景，是，我們不否認，未來有可能。

　　謝百三：不是前景，是已經發生了。

　　俞偉峰：現在經濟發展確實很快，但代價非常大。我們的經濟發展是不可持續的，這一點你當教授的很明白。

　　謝百三：NO，是可持續的，這是我跟你最大的差別。

　　俞偉峰：你竟然要說曆史上中國怎麽怎麽樣的，那麽我告訴你，世界上一個很偉大的經濟學家麥德森描述了中國以及其他國家GDP占世界GDP的比例：唐朝時期的GDP占世界的百分之二十三，晚清的時候是占百分之三十三。

　　謝百三：這是沒有意義的，為什麽要去橫向比呢？要自己跟自己比。盛世不是有標準了嗎？國家統一、政治清明、經濟初步繁榮，沒有說占世界GDP比例要特別大。

　　黃煜：國家還沒有統一、政治的清明還談不上，長治久安的問題還遠遠沒有解決，經濟的發展雖然取得了一些成就，但是問題很多。如果再仔細回顧一下曆史的話，一九五二年到一九六六年，你知道我們GDP每年增長多少嗎？跟現在一樣，還略高一點。你能說GDP就代表一個國家進入了盛世？

　　劉慶東：網友今天的回複是非常非常地多，但是支持謝教授的觀點的不太多。網上的投票比例非常不利於謝教授，認為現在是最大盛世的占了百分之七，認為不是最大盛世的占了百分之九十三。

　　冷眼說：中國離所謂盛世太遠了，偏遠地區還在靠希望工程才能讀得上書。務實點吧，老美現在才是盛世的程度。

　　大搖大擺說：一點也沒有盛世的感覺，但不能說是亂世。

　　鮮花盔甲說：欣欣向榮的氣象很像盛唐開局，但晚唐才出現的社會現象已經很普遍了。我黨是勇於糾錯的黨，寄希望於胡總的大力整頓，相信能做好。

　　Rationalist說：他說現在是鳳凰涅槃之前的陣痛期，有痛苦有期待。

　　SL1129說：盛世本身就是模糊概念，如果按照各位網友的嚴苛標準，那麽中國曆史上應該是沒有所謂盛世的，因為在哪些盛世裏麵都有不平等，都有內憂外患，而且是深刻的體製性憂患。

　　俞偉峰：對，我們講現在簡單的事情，食品衛生和安全，醫療的不健全，養老製度的不存在，失業的高峰期等等這些事情，是每個中國人都有體會的東西，所以我們也不想多說了，就看謝教授還有什麽新的說法。

　　謝百三：貪汙腐敗哪個朝代都有。和珅在清朝乾隆年間就是個最大的貪汙者，你不能說乾隆不是一個盛世吧。貧富分化在唐朝也有：朱門酒肉臭，路有凍死骨。這是杜甫在“安史之亂”以前寫的。

　　俞偉峰：還有成本的問題，全世界二十個汙染最嚴重的城市，我們偉大的祖國占了十三個。

　　謝百三：美國是一七七六年建國的，福利製度是一九三五年建立的，它也有個很漫長的過程。我們的市場經濟從一九九二年開始才十五年。我們的外貿進出口，年年增長，從原來的一千多億增長到一萬四千億美元；貧困人口，從一九七五年二點五億降到了二千萬。當然，二千多萬也是個很大的數字，但畢竟在下降。上海在四年當中，蓋了四千棟高樓大廈，一兩個月不去，這條路你就不認識了。蘇州、無錫、杭州我都去過，還有比較差的商丘我也去過，都發展很快。

　　俞偉峰：你講的東西是大家能感覺到的東西，問題是你認為是盛世，我們認為不是。為什麽呢？明擺著的，吃東西不敢吃，看病看不起，房子買不起，這不是盛世應該有的現象。

　　黃煜：你剛才說的外貿，其實是附加值很低的產品大量堆積，然後把汙染帶進來。比方說耐克鞋，我們都知道耐克鞋在美國買一百多美元，中國才賺幾個錢？在全球的市場經濟裏麵，中國承受了世界經濟發展的重大的代價，換來一些增長的比數，這樣一種狀況是一個盛世所應該相稱的嗎？

　　謝百三：漢朝、唐朝、明朝和清朝是沒有辦法跟現在相比的。

　　俞偉峰：這個話上回我們說過了，五千年前的印度與現在比也沒法兒比。

　　謝百三：你們講的都不是主流，關鍵是要講主流和主要矛盾。整個中國的主流是在蓬勃向前發展，像一列很快很快的火車，隻是有人在扔廢紙，有人在吐痰。但是你不能否認這列火車開得很快，老百姓也是得到實惠的，盡管有很多問題。

　　俞偉峰：你搞經濟的我問你，二十世紀八十年代的四小龍現在跑哪兒去了？我問你，跑哪兒去了？原來四小龍是不是如日中天？二十世紀九十年代的日本怎麽樣的，我問你？

　　謝百三：我為什麽認為是可持續發展，因為勞動力特別便宜。而且每天生四萬四千個小孩。一年生八百多萬個小孩，這是第一。第二，人才多，一年有四千九百五十萬大學生畢業。

　　黃煜：你這話讓人家笑死，一百五十萬人找不到工作，才會特別便宜。印度的勞動力比中國還便宜。這恰恰不是盛世的體現，你是自己揭自己傷疤嘛。你這個盛世觀，我覺得是聳人聽聞的一個偽命題。

　　謝百三：中國地位現在在世界上是什麽場麵？四十八個非洲國家到中國來，這個在過去做得到嗎？中國的政治地位、話語權絕對地受到尊重。

　　俞偉峰：唐朝的時候不光是非洲人來，歐洲人都來。

　　謝百三：黃教授，上次你說我們的數據不確實，我可以告訴你，我們的數據不但確實，而且是偏低的。為什麽？人民幣要升值，現在我們的股票在國外上市，上一個漲一個，除了中國聯通，十個裏九個漲，為什麽？大家都看好人民幣。

　　黃煜：美國紐約一九二九年大崩潰以前的利率屢創新高。

　　謝百三：你老是用一些非主流的個案來說事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