悅讀MOOK（第三卷）

物權法草案的反對者——鞏獻田

　　◎馬國川

　　曆經八次審議的《物權法（草案）》在二○○七年三月召開的第十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獲得高票通過。參加表決的二千八百八十九名人大代表中，有二千七百九十九票讚成、五十二票反對、三十七票棄權。這一法律將於二○○七年十月一日起施行。

　　人們認為，這一法律的通過，發出了中國將進一步改革開放的信號，再次宣示中國將不再搞“姓社姓資”的爭論。英國《經濟學家》文章認為：“中國製定物權法是經濟改革和法治的一次‘具有偉大象征意義的勝利’，表明中國越來越關注民生，越來越傾聽民意。”

　　作為從法律上明確保護私人財產的一項重要舉措，《物權法（草案）》從研究起草到通過，曆時十三載，經過了八次審議，成為了全國人大立法史上審議次數最多的一項法律草案。在審議過程中曾引起了廣泛的論爭。這份草案在二○○六年的全國人大上就曾被提請討論通過，可是後因北京大學法學教授鞏獻田的一封公開信而被擱置，此後的討論更為激烈，有人認為項獻田的這封信是“最牛的一封信”，反對鞏獻田的人則認為這是“世紀最荒謬的質問”。

　　鞏獻田是怎樣一位學者，《經濟觀察報》曾刊登馬國川撰寫的《鞏獻田這個人》一文，對其作了介紹，為了幫助讀者了解這場爭論，現將此文摘發如下——

　　——編　者

　　鞏獻田從來就沒有想到過，自己會在晚年暴得大名。

　　六十三歲的鞏獻田是一個典型的“生在舊社會，長在紅旗下”的人，十八歲那年，鞏獻田從山東農村來到向往已久的北京，進入北京政法學院（中國政法大學的前身）學習法律。當時的學製也是四年，但由於“文化大革命”爆發，本應在一九六七年畢業的鞏獻田和他的同學們，畢業時間整整推遲了一年。直到一九六八年，他才離開大學校園。

　　鞏獻田清楚地記得，在“如火如荼”的一九六六年十月，他和同學們一起從北京出發，步行奔赴革命聖地——延安，中途去了大寨，還去了劉胡蘭的家鄉。一九六七年的元旦，他們就是在延安度過的。

　　畢業時，已是中共黨員的鞏獻田響應號召，主動提出要到邊疆地區鍛煉。他選擇了三個地方：內蒙古、黑龍江、廣西，最後，他被分配到吉林工作。此後，他在許多地方工作過——在零下四十攝氏度的北大荒抬過石頭，也在山東的人民公社做過秘書。十年之後的一九七八年，“鄧小平恢複高考後的第二年，我考取了北京大學的法學研究生，”鞏獻田回憶說，“我學習成績不錯，大學一直是學習委員。”

　　法學研究生畢業後，鞏獻田在北京大學執教一年，旋即被國家選派到南斯拉夫學習。

　　“改革開放初期，我國學習外國經驗。在社會主義國家中，就是學習南斯拉夫。”鞏獻田說。與他同去的人，兩年後就取得博士學位回國了，鞏獻田卻在南斯拉夫整整學了五年。他感慨地說：“人的一生很複雜，會遇到各種人。我在南斯拉夫就遇到了一位‘財迷’的導師。在南斯拉夫，導師帶學生，國家會給許多補貼，這位導師為了自己的利益，就不讓我畢業。”

　　後來，鞏獻田改投一位女導師，學習一年多後，才最終畢業。

　　一九八七年，獲得南斯拉夫薩拉熱窩大學博士學位的鞏獻田回到祖國。在鞏獻田看來，中國與南斯拉夫雖然相距萬裏，但同處於改革時期，麵臨著同樣的問題——西方國家在加劇對社會主義國家的“滲透”，人們的思想混亂。他在思考：長此下去，社會主義的前途在哪裏？自己能夠為純潔社會思想、維護共產主義的理想做些什麽呢？

　　自此鞏獻田開始了在北京大學的執教生涯，一直到今天。他在二十年之前思考的那些問題，如今仍然伴隨著他。

　　一九九○年，鞏獻田晉升為副教授。次年，他擔任了北京大學黨委學生工作部的副部長，在教書之餘從事學生思想教育工作。一九九二年，鞏獻田辭去了學生工作部副部長的職務，“因為學生思想混亂，很不好做，所以我就辭職專心從事教學和研究。”

　　鞏獻田的專業是法理學，他講授的課程有《法學基礎理論》、《馬克思主義法學著作選讀》、《馬克思主義法學思想研究》、《法學概論》等課程。他自嘲地說，有人說他僵化、保守、古板，教的那套東西過時了。他當然不認同這種說法。他說，“我上世紀六十年代以前學習了政治經濟學、馬克思主義哲學和中共黨史，二十世紀六七十年代對馬克思革命理論有了較係統的研究”。據稱，自一九九二年以來，他發表的論著大多橫跨政治、法律兩個領域，比如專著《法律基礎與思想道德修養》，比如論文《德法並舉，長治久安》等等。

　　一九九七年，鞏獻田晉升教授。次年，他開始招收博士生。他曾讓他的博士生做一項研究，統計分析自改革開放開始到二○○五年某專業碩士和博士研究生畢業論文引用馬克思主義（包括馬、恩、列、斯、毛、鄧）著作的情況。

　　網上流傳著這樣一個“段子”；北京大學法學院教授賀衛方說，他自己和鞏獻田“是很獨特的搭配”，“學生答辯的時候，我們倆的座位是他永遠在最左邊，我在右邊。……這給學生帶來很大的麻煩，他們往往是左邊看看、右邊看看，再考慮怎麽回答問題。鞏獻田會提到尖銳的涉及到毛主席評價的問題”。

　　鞏獻田承認賀衛方的說法部分屬實，“那是因為教室是坐東朝西的，每次答辯我總是先到，就坐在靠門較近的南邊，賀衛方總是遲到，就近沒有位子，就坐在離門較遠的北邊。兩人的座位確實是一左一右。”但是他否認學生左看右看。“學生答辯怎會那樣呢？”至於觀點，鞏獻田說兩人確實不同，“而且我從不隱瞞自己的觀點，真正的共產黨員不會隱瞞自己的觀點。”

　　中國社會沒有良好的民法傳統，存在著民法、刑法不分的現象，雖然在清末和民國時期進行了兩次民法法典運動，但是無論是大清民律草案還是民國時期的民法，最終不過是擺設而已。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後，分別於一九五四年、一九六二年、一九七九年進行了三次民法典起草工作，都無果而終。一九九八年，全國人大常委會議定民法起草工作“三步走”的規劃，首先製定物權法。物權法是民法最基本的組成部分之一。

　　二○○四年八月，全國人大法工委在中國社會科學院、中國人民大學分別起草的兩份物權法草案基礎上，形成了《中華人民共和國物權法（草案）》修改稿。十屆全國人大常委會分三次審議了物權法草案。並向全社會廣泛征求意見。這是繼一九五四年憲法、合同法、婚姻法等之後，我國第十二部向社會公開征求意見的法律草案。這是調整財產關係的重要法律，也是建國以來第一部對如何保護私有財產進行詳細規定的法律，因此，物權法草案向社會公布後，公眾反應積極。僅僅一個月時間，全國人大常委會法工委共收到群眾意見一萬多條。

　　當時，鞏獻田並沒有關注物權法草案。他事後解釋說：“我不是學民商法的，《物權法（草案）》照理說和我無關。”

　　不過，二○○四年八月，也就是在全國人大法工委形成《物權法（草案）》修改稿的同時，一位來自香港的教授——郎鹹平——在複旦大學發表演講。他指責格林柯爾董事局主席顧雛軍炮製“民企神話”。隨後，他的演講以《格林柯爾：在“國退民進”的盛宴中狂歡》為題，在網上發表、傳播，掀起了“郎旋風”。

　　鞏獻田的注意力被“郎旋風”所吸引。他一直堅持認為，公有製是社會主義的經濟基礎，而郎鹹平“產權製度改革並不能真正使國企走上正路，而隻是民企瓜分國資的一場‘盛宴’”的看法也引起他的極大共鳴。因此，他與持有相同觀點的人頻繁接觸，思考以什麽方式保護國有資產。

　　在“郎旋風”所引起的改革反思潮中，為了“保衛國有資產”，鞏獻田組織了有一百八十五名學者參加的“維護《憲法》權威和尊嚴，保衛國有資產，維護公民勞動權”的活動，雖然引起了人們的關注，但是收效不大。不久，經濟學家劉國光發表《談經濟學教學和研究中的一些問題》，一石擊起千層浪，被一些人稱為“劉旋風”。這讓鞏獻田感到振奮。因為劉國光所批評的“資產階級自由化的聲音和傾向正在複蘇，並且在頑強地發展蔓延”，正是鞏獻田一直以來所憂慮的。他由衷飲佩劉國光，尊敬地稱他為“劉國老”。

　　此時，關於《物權法（草案）》的討論正在社會上熱烈展開。“一個老朋友建議我應該看看。”鞏獻田透露，這個“老朋友”就是原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顧問馬賓——“馬老給我打電話說，‘小鞏，《物權法（草案）》你應該好好地研究研究’。”

　　馬賓，建國後曾任鞍山鋼鐵公司總經理，他執筆寫的鞍鋼經驗報告曾受到毛澤東同誌的高度稱讚，被稱為“鞍鋼憲法”，後擔任冶金部常務副部長，退居二線後，任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顧問。如今，馬賓已年登九秩，但依然非常活躍，坊間不時有他署名的《論形勢與任務》之類的文章流傳。

　　鞏獻田“好好地研究研究”了《物權法（草案）》。“我感覺到問題很嚴重。這部法的立法技術相當低劣。這是為全中國人民立的法，關係重大。所以我就沒有更多地考慮，寫了那封公開信，因為他們違背憲法在先。”

　　這封信，就是著名的《一部違背憲法和背離社會主義基本原則的《物權法（草案）》。公開信總結《草案》有四個背離：一、背離蘇俄民法典的社會主義傳統和概念，迎合資本主義民法原則和概念，有人在“奴隸般地抄襲資產階級民法”，“照抄陳舊的資產階級民法概念”；二、背離我國革命根據地和建國後的人民民主法製的優良傳統，迎合資產階級的舊法傳統，它同國民黨的《六法全書》沒有什麽根本和原則區別；三、背離一九八六年《民法通則》的社會主義原則，迎合資本主義全球化和新自由主義經濟學謬誤；四、背離馬克思主義的社會主義立法原則和傳統，迎合資產階級立法原則和傳統。

　　鞏獻田非常感謝互聯網，他說，“互聯網有共產主義因素”。在全民大討論熱烈之際，鞏獻田在網上發表的公開信“猶如一聲炸雷”，在社會上引起極大回響。支持《物權法（草案）》和反對《物權法（草案）》的雙方展開了激烈論戰。一方稱鞏獻田的公開信是“最牛的一封信”，另外一方則稱其是“世紀最荒謬的質問”。

　　“這實質上是要不要改革開放的問題”，中國政法大學原校長、中國民商法權威江平教授說，鞏獻田等人先將對《物權法（草案）》的爭議上綱上線，“已經超出了物權法的範疇，他們實際上是覺得改革開放出了問題。”

　　因為這封信，鞏獻田名聲鵲起，一時間成為北京大學風頭最健的教授。

　　後來，教育部下屬的一個研究機構，把鞏獻田的意見上報中央。一個月後，全國人大法工委的數位領導邀請鞏獻田到人大賓館進行了長達“八十分鍾的談話”（鞏獻田語）。在二○○六春天的十屆全國人大四次會議上，《物權法（草案）》沒有被提請審議。媒體開始高調報道此事，有的稱“一封公開信叫停了《物權法》”，有的稱“一封信影響立法進程”，還有的稱：“鞏獻田教授單槍匹馬狙擊《物權法（草案）》”。

　　《物權法》主要起草者之一、全國人大代表王利明在接受記者采訪時稱：“‘一封信擱置了物權法立法進程’的說法是誇大其辭了。”鞏獻田也否認“攪黃物權法”的說法，“我知道他們都說這部法律是讓我給攪黃的，我說原因不在我，而是你們的內容在本質上存在問題，隻是現在問題被發現了而已。”

　　但是立法進程並沒有停止。在進行了一次次的修改後，《物權法（草案）》的第八稿終於被提交到二○○七年的全國人民代表大會上審議。

　　有人說，在二○○六年年底全國人大常委會審議《物權法（草案）》前，有關部門曾經派人找過鞏獻田，隻要求他回答一個問題：“你是隻反對《物權法（草案）》本身，還是也反對改革開放以來的三十年？”鞏獻田回答，“我都反對。”對方不歡而散。

　　鞏獻田對此說法斷然否認。“自從二○○五年九月人大法工委邀我談話後，再沒有任何部門——包括北京大學黨委——找我談過話。”他說。

　　不過鞏獻田也承認這種說法“事出有因”。“可能是和二○○五年人大法工委領導找我談話的內容有關，”鞏獻田回憶說，“當時談話時間很長，我也坦率地談了自己對許多社會問題的看法。當時的一位人大法工委領導說，‘看來，你不但對《物權法（草案）》本身有看法，而且對改革開放以來的三十年也有看法。’”

　　他也否認了“鞏獻田已經認同了《物權法（草案）》”的傳聞。他說，《物權法（草案）》的第八稿吸收了自己的許多意見，但是其中仍然存在不少問題。

　　鞏獻田說，任何法律都不可能是完善的，麵對存在許多問題的《物權法》，要用憲法來“整合”它，因為憲法是國家的根本大法，那些違背憲法的條款自然是無效的；同時加快製定國有資產法和領導幹部財產申報公布法等法律，不是說要對國有資產和私有財產進行同等保護嗎？既然保護私有財產的《物權法》製定出來了，那麽就應該加快製定保護國有資產的國有資產法。

　　鞏獻田喜歡書法，擔任著北京大學書法愛好者協會的秘書長。他說：“我是想出名的沒有出名，不想出名的卻出了名。我喜歡書法，但是書法沒有出名；不想搞什麽爭論，卻因為《物權法》出了名。”■

　　民主是個好東西

　　去年年底，今年年初，一個人們不太熟悉的名字——俞可平，幾乎一夜之間傳遍所有的海外中文媒體。原因是他的寫一篇題為《民主是個好東西》的文章。

　　這篇文章是他的一本小冊子《民主是個好東西》的序言。二○○六年十月二十三日《北京日報》摘登了這篇序言，十二月二十七日中共中央黨校的《學習時報》全文加以轉載，當日，人民網、新華網等網站紛紛轉載。如此不同尋常的轉載，立即引起海內外的廣泛注意。不少博客們在網上的轉貼和論壇中熱烈討論。海外的媒體更是關注，並引發豐富聯想。這篇文章的論述，被視作對傳統意識形態表述的重大突破。“美國之音”連續進行專題報道，香港《亞洲周刊》更以《中共智囊建立合法性新論述背後》為題，發表長篇文章。

　　作者俞可平現年四十七歲，是政治學、哲學雙學科的博士生導師。現任中央編譯局的副局長、北京大學中國政府創新研究中心主任、聯合國全球創新谘詢專家、法國高層重要思想庫“政治重新基金會”的外籍監事等職。此外，一直有傳聞說他上可“通天”。

　　《民主是個好東西——俞可平訪談錄》序言

　　謝壽光社長數度敦促我將近年來的一些訪談輯集出版。他的想法不無道理，因為訪談的問題往往是學術界的熱點問題，訪談者麵對媒體也總是用簡潔明快的語言表達自己的看法，故而，訪談錄倒不失為集中展示學者觀點的一條捷徑。我不是那種明星型的學者，一般不接受媒體采訪。經常的情況是，當記者訪談的問題也正是我希望引起社會關注時，我便欣然接受采訪；或者當覺得某些問題需要引起關注時，我便主動向編輯記者約訪。由於這個原因，我的訪談文章並不多，這個集子差不多收錄了我的全部訪談。

　　我把這個集子起名為《民主是個好東西》，這是我二○○五年在接受香港《大公報》記者采訪時說過的一句話。不少讀者可能會問：民主是個好東西，這還有什麽好說嗎？是的，這有很多話可以說，而且應當好好說一說。

　　民主是個好東西，不是對個別的人而言的，也不是對一些官員而言的；它是對整個國家和民族而言的，是對廣大人民群眾而言的。坦率地說，對於那些以自我利益為重的官員而言，民主不但不是一個好東西，還是一個麻煩東西，甚至是一個壞東西。試想，在民主政治條件下，官員們要通過公民的選舉產生，要得到多數人的擁護與支持；他們的權力要受到公民的製約，他們不能為所欲為，還要與老百姓平起平坐、討價還價。單這兩點，很多人就不會喜歡。當然，他們不喜歡也不會明說，而會說，民主怎麽不符合國情民情，民主的條件怎麽不成熟，公民的素質怎麽不行；或者說，民主的毛病是如何如何的多，民主會帶來多少多少的危害，等等。因此，民主政治不會自發運轉，它需要人民自己和代表人民利益的政府官員去推動和實踐。

　　民主是個好東西，不是說民主什麽都好。民主絕不是十全十美的，它有許多內在的不足。民主確實會使公民走上街頭，舉行集會，從而可能引發政局的不穩定；民主重視政治的過程和程序，它使一些在非民主條件下很簡單的事務變得相對複雜和煩瑣，從而增大政治和行政的成本；民主往往需要反反複複的協商和討論，常常會使一些本來應當及時做出的決定，變得懸而未決，從而降低行政效率；民主還會使一些誇誇其談的政治騙子有可乘之機，成為其蒙蔽人民的工具，如此等等。但是，在人類迄今發明和推行的所有政治製度中，民主是弊端最少的一種。也就是說，相對而言，民主是人類迄今最好的政治製度。或者如一位著名政治家講的那樣，民主是一種比較不壞的政治製度。

　　民主是個好東西，不是說民主可以為所欲為，能解決一切問題。民主是一種保障主權在民的政治製度，它隻是人類眾多製度中的一種，主要規範人們的政治生活，而不能取代其他製度去規範人類的全部生活。民主有其內在的局限性，不是萬靈藥，不能包醫百病，不可能解決人類的所有問題，甚至常常連起碼的衣食住行問題都無法解決。但民主保證人們的基本人權，給人們提供平等的機會，它本身就是人類的基本價值。民主不僅是解決人們生計的手段，更是人類發展的目標；不僅是實現其他目標的工具，更契合人類自身固有的本性。即使有最好的衣食住行，如果沒有民主的權利，人類的人格就是不完整的。

　　民主是個好東西，不是說民主就沒有痛苦的代價。民主可能破壞法製，導致社會政治秩序的一時失控，在一定的時期內甚至會阻礙社會經濟的增長；民主也可能破壞國家的和平，造成國內的政治分裂；民主的程序也可能把少數專製獨裁者送上政治舞台。所有這些，都已經在人類的現實生活中出現過，並且還可能不斷再現。因此，有時民主的代價太高，甚至難以承受。然而，從根本上說，這不是民主本身的過錯，而是政治家或政客的過錯。一些政治家不了解民主政治的客觀規律，不顧社會曆史條件，超越社會曆史發展階段，不切實際地推行民主，結果隻會適得其反。一些政客則把民主當作其奪取權力的工具，以“民主”的名義，嘩眾取寵，欺騙人民。在他們那裏，民主是名，獨裁是實；民主是幌子，權力是實質。

　　民主是個好東西，不是說民主是無條件的。實現民主需要具備相應的經濟、文化和政治條件，不顧條件而推行民主，會給國家和人民帶來災難性的結果。政治民主是曆史潮流，不斷走向民主是世界各國的必然趨勢。但是，推行民主的時機和速度，選擇民主的方式和製度，則是有條件的。一種理想的民主政治，不僅與社會的經濟製度和經濟發展水平、地緣政治、國際環境相關，而且與國家的政治文化傳統、政治人物和國民的素質、公民的生活習慣等密切相關。如何以最小的政治和社會代價，取得最大的民主效益，需要政治家和民眾的智慧。從這個意義上說，民主政治也是一種政治藝術。推進民主政治，需要精心的製度設計和高超的政治技巧。

　　民主是個好東西，不是說民主就可以強製人民做什麽。民主最實質性的意義，就是人民的統治，人民的選擇。盡管民主是個好東西，但任何人和任何政治組織，都無權以民主的化身自居，在民主的名義下去強迫人民做什麽和不做什麽。民主需要啟蒙，需要法治，需要權威，也需要暴力來維護正常的秩序。但是，推行民主的基本手段不應當是國家的強製，而應當是人民的同意。民主既然是人民的統治，就應當尊重人民自己的自願選擇。從國內政治層麵說，如果政府主要用強製的手段，讓人民接受不是他們自己選擇的製度，那就是國內的政治專製，是國內的暴政；如果一個國家主要用強製的手段，讓其他國家的人民也接受自己的所謂民主製度，那就是國際的政治專製，是國際的暴政。無論是國內專製還是國際專製，都與民主的本質背道而馳。

　　我們正在建設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現代化強國。對於我們來說，民主更是一個好東西，也更加必不可少。馬克思主義經典作家說過，沒有民主，就沒有社會主義。最近胡錦濤主席又進而指出，沒有民主，就沒有現代化。也就是說，沒有民主，就既沒有社會主義，也沒有現代化，更沒有社會主義的現代化。當然，我們正在建設的，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民主政治。一方麵，我們要充分吸取人類政治文明的一切優秀成果，包括民主政治方麵的優秀成果；但另一方麵，我們不照搬國外的政治模式。我們的民主政治建設，也必須密切結合我國的曆史文化傳統和社會現實條件。隻有這樣，中國人民才能真正享受民主政治的甜蜜果實。

　　上麵說了這麽多，都是對書名的解釋。最後，我還得就本書的內容說幾句。本書收錄的訪談，大體上包括了我的主要研究領域，例如，馬克思主義理論、當代中國政治、比較政治、治理與善治、政府創新、全球化、公民社會、傳統文化與現代化、當代西方政治理論等；也反映了我在一些重要問題上的代表性理論，如增量民主、動態穩定、民主治理、多元社會、政府創新、公民社會和全球化等。由於是訪談文章，主要對象不是專業學者，而是普通讀者，所以不太注意學術規範，而重在深入淺出和明白易懂，對一些問題也多是點到為止，不能做充分論證。十分感謝采訪過我的編輯記者和發表這些訪談的報紙雜誌，許多媒體朋友不但有強烈的社會責任感，而且富有見地，事實上我與他們分享著本書中的許多思想和觀點。也要再一次感謝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和本書的編者閆健同誌，不是他們的催促和幫助，就沒有本書的出版。■

　　誰毀了長城

　　長城是中華民族的驕傲，但我們正在自毀長城！

　　你知道這些年來長城是在如何加速損毀嗎？兩位外國人給我們留下了極珍貴的見證。

　　這是兩個同叫威廉的人，一個在近百年前考察了長城，留下了許多珍貴的照片，一個是近年來循著老威廉的足跡，在原地點重新對長城進行了拍攝，兩相對照，實在令人寒心，長城遭到的損毀非常嚴重！

　　以下是年輕的威廉·林賽撰下的一篇文章，從中我們可以對長城的現狀有真切的了解——

　　威廉·蓋爾來自美國賓州道埃斯頓城，作為傳教士兼探險家，他於一九○七年至一九○八年全線考察長城。與他人不同，他在回國的時候除了自己拍攝的照片之外什麽都沒帶走。在此之前，長城在中國以外的地方鮮為人知。回國後，他關於長城考察的演講往往座無虛席，盡管用燭光幻燈機放映的影像搖曳不定，卻使聽眾為之傾倒。一九○九年，蓋爾的著作《中國長城》問世，這無疑是第一部外國人關於長城的專著。

　　然而我首次“結識”威廉·蓋爾，並不是因為有意重攝長城，而是通過瑪約裏·黑寒爾·笛爾曼女士的牽線搭橋。二戰前，笛爾曼女士曾與丈夫在日本東京居住，收藏了大量關於亞洲曆史、文化的書籍，其中便包括威廉·蓋爾的《中國長城》。一九八九年的一天，已返回倫敦的笛爾曼女士在廣播裏聽到我在播講不久前完成的長城探險以及剛剛出版的《獨步長城》一書。笛爾曼女士認為，威廉·蓋爾所著《中國長城》的下一個擁有者非我莫屬。不久，她便把書寄給了我。

　　《中國長城》裏使用的照片，無論是數量還是質量，都使我驚歎不已。其中一幅照片展示的長城似曾相識，引起我的好奇。這段長城在北京東麵大約一百五十公裏處的偏僻地方。我對此了如指掌，因為一九八七年曾在那裏逗留了很長時間，為的是以它為背景用相機定時器給自己拍一張照片。或許是命運使然，編輯把這幅照片用在《獨步長城》一書中。就這樣，相隔八十年的老少兩個威廉在此相遇——威廉·蓋爾坐在地上，頭戴一頂盔帽；而威廉·林賽戴著一頂軍用皮帽在行走。我注意到新老兩張照片有一處顯著不同，威廉·蓋爾的照片上有一座敵樓在威廉·林賽的照片上已經不見蹤影。興奮的心情頓時消失。取而代之的是沮喪。歲月流逝，一六四四年以後不再擔任防禦工事功能的長城，也在悄悄改變著容貌。長城，特別是所謂的“野長城”正在消失，很多地段的長城我隻能憑借想象構建它昔日的風采。

　　長城腳下有一個農家小院，新千年到來的前夜，我從那裏向上攀登，打算到午夜時分到達長城。仰望山脊，背光下的敵樓輪廓依稀可見，敵樓上的那些射孔像眼睛，用怪異的眼神盯著我的每一步；南麵是北京，長城背後的光就來自那裏。我又想起和威廉·蓋爾的那兩張圖片，光陰荏苒，腳下的長城是怎樣迎接十六、十七、十八、十九和二十世紀到來的呢？時光的流逝何等迅疾，長城又是以怎樣的速度老化？在新的世紀中，它又將遭遇怎樣的命運？

　　一九八二年，我在《美國國家地理》雜誌社做客的時候買了一個地球儀，長城是這個地球儀上標出的唯一人造建築物。然而二○○四年，我再次訪問《美國國家地理》雜誌社，又買了一個地球儀，卻發現地球儀上的長城消失了。是地球儀製造商的疏忽，還是長城真的變短、變矮了？

　　許多地方的長城已不複存在，這我早就知道，盡管如此，我還是十分傷心。因為從兒時起，我就與長城結下了不解之緣。記得我是通過《牛津學生世界地圖集》與長城結識的。我告訴家人早晚有一天，我要去中國探險，從萬裏長城的這一頭走到那一頭。一九八七年，我終於用七十八天完成了兒時的夢想。然而在這七十八天中，竟有一半時間根本看不到長城。十六世紀中期，中國人曾經大規模地修建長城；而二十世紀五十年代到七十年代，長城卻遭遇空前浩劫。我徒步考察長城，就是在這浩劫發生後不久進行的。十六世紀，一些傳教士把關於長城的信息傳到了歐洲。他們說，在這個帝國的北部有一堵非常長的牆被用作防禦工事。隨著這些信息越來越多地傳播到歐洲，用城堞表示的長城終於出現在西方有史以來出版的第一幅中國地圖上。這幅中國地圖由亞伯拉罕·奧爾特留斯繪製，見於一五八四年版《寰宇全球》（Theatrum Orbis Terrarum）。四年後，長城出現在全球第一幅公開出版的世界地圖上，從那時直到不久前，長城一直作為具有全球意義的標誌性建築物在世界地圖上標出。

　　那麽，長城為什麽從地球儀上消失？哪裏還有長城的殘段？長城的保護在哪些地方取得了成功？在另外的地方為何遭到失敗？我越來越清晰地意識到，重攝技術能夠回答這些問題。重攝，就是把現在的長城拍攝下來，與老照片對比，這樣就能直觀地顯示在這漫長的歲月中長城發生了哪些變化。

　　我知道，要想完成這個使命，我就得再次走完長城全線，而不僅僅是再次造訪早就被人們拍攝過無數次的八達嶺——早在十九世紀七十年代，就有外國人登上八達嶺長城，從那時到現在，攜帶相機到此一遊的中外遊客絡繹不絕。不過幸運的是，由於新技術的出現——首先是互聯網和數字成像技術，使得重新拍攝長城成為可能。隨著歲月的流逝，許多珍貴的老照片已經陳舊發黃，過去隻能在抽屜裏或博物館收藏庫裏睡大覺。但現在有了互聯網和數字成像技術，我們就能在網上搜尋它們，從而買到真品或者獲得用掃描技術製作的複製品。這些老照片，成了我重攝長城的參照。

　　到二○○四年，我已經搜集到四百多幅長城老照片。按分布地區歸類。我挑選出其中八十幅最有代表性的照片，按照從最西麵的玉門關到最東麵的山海關的順序擺放在書房六平米的地板上。這樣一擺，就勾畫出我將麵臨的巨大挑戰。我知道，迎接這個挑戰絕非易事。具體地說，我得大海撈針，在世界上最長的建築物——長城沿線找到八十個小得不起眼的地方。須知當年鎮守長城東端的士兵，每天要比鎮守長城西端的士兵早一小時二十分鍾看見日出。長城之所以是“長”城，就是因為它的確長。

　　重攝長城，是從距離格林尼治九十二個經度的玉門關開始的。這是我最沒有把握的一段拍攝，因為玉門關一帶的長城，主要是公元前一百多年修建的漢長城，對明長城考察頗多的我卻對更為古老的漢長城了解有限，對於能否找到它們的拍攝地點，我更是心中無底。

　　首次拍攝玉門關長城的是奧雷爾·斯坦因。就像他的許多其他發現一樣，對漢長城的發現純屬偶然；盡管他被認為是敦煌文物的盜賊（因從敦煌千佛洞盜走數萬卷價值連城的古代寫卷，此人在中國聲名狼藉），而且在發現和挖掘漢長城文物時對長城有所破壞，但畢竟是他率先找到並確認了長達一百公裏的漢長城，並進行了發掘和拍照。為了尋找他在戈壁沙漠中的足跡，我拜訪了甘肅省考古研究所的嶽邦湖研究員。

　　我請嶽老看了我從倫敦大英圖書館搜集到的八幅老照片，這位時年七十八歲的考古學家向我介紹了二十世紀八十年代早期他考察漢長城的成果。他的話堅定了我的信心：漢長城結構獨特，加上沙漠地區人跡罕至，有利保護，因此斯坦因拍攝漢長城的絕大多數地點，應當能找到。

　　奧雷爾·斯坦因拍攝了八個地點的漢長城，我找到了其中七個。讓我感到高興的是在這九十九年間，所有這七個地方的漢長城都沒有發生明顯的變化。奧雷爾·斯坦因曾經在一段蘆葦長城前留影，並且在《埋藏於中國大沙漠中的古遺址》（1921年倫敦版）一書中予以描述。我找到了這段長城，這算是我的一個最有趣的發現。

　　距敦煌以東三百七十公裏的嘉峪關位於明長城的最西端，嘉峪關長城博物館就在嘉峪關城牆的旁邊。館長李曉峰是我的東道主，他審視了威廉·蓋爾當年拍攝的照片後，帶我去看此地長城最遠處的那座墩台。確切地說，這座墩台才是明長城的最西端，與長城入海處的老龍頭同樣重要——我給它取了一個外號，叫做“老龍尾”。

　　威廉·蓋爾是一九○八年造訪嘉峪關的。關於這個墩台，他寫道：“我們騎騾子來到這裏，造訪萬裏長城真正的終點。我們發現，嘉峪關本身並不是長城的終點，長城的真正的終點位於嘉峪關西南十五裏處。這座建築物並不緊靠南麵的山，而是建在一座大約二百英尺高的陡峭峽壁上；峽壁幾乎成直角，像工程人員憑鉛垂線砍出來的。克拉克先生往山下丟了一塊石頭，他的心髒跳動八次之後，才聽見石頭落入山下河水的聲音。”

　　墩台看上去像個土墩，因此稱“天下第一墩”。在老照片中，“第一墩”在地平線的左上方，蹲踞在一個高八十二米的峽壁上。討賴河在峽壁下的穀地中流過，在轉彎處全力衝刷第一墩下麵的峽壁。據李曉峰介紹，為了減輕河水對峽壁的衝刷，保護這座墩台的遺址，當地於一九九九年修建了一條防波堤。他說：“討賴河曾經拱衛過這座墩台，後來卻成了墩台的破壞者；它年複一年衝刷峽壁，這樣下去總有一天墩台會崩塌。”

　　在我動身去陝北的時候，除著名的鎮北台外，對於能否找到老照片的拍攝地點，我是相當悲觀的。我在神木下車，隨後驅車穿越沙漠，縱目望去，除灌木叢外，這裏沒有一點兒綠色。費雷德裏克·克拉普當年的描述出現在腦海，好似警告我切莫奢望找到他當年拍攝的地方。這麽多年過去了，誰知有多少地方早就被黃沙掩埋？

　　克拉普是這樣描述這個地方的：“在神木縣跋涉三天後，我們在六月十七日終於首次見到一堵長牆。在神木縣，我們沿著這‘邊境防衛牆’走了三天，一直走到榆林府。這牆是用夯土築成的。據說除我們外還沒有外國人來過，我們走過的地方大部分是流沙滾滾的荒野，實際上是海拔五千英尺的沙漠。沿途我們見到不少廟宇、烽火台和長城的殘段，說明這個地方曾經是戰略要地。一天，我們來到了長樂堡，這座城鎮幾乎被沙掩埋——要進城，就得從沙堆爬到城牆上。”

　　我心知肚明，在美國地質學家弗雷德裏克·克拉普一九一四年走過的鄂爾多斯大沙漠中尋找他拍攝過的地方，等於大海撈針。我走進長樂堡附近一個村莊，找老年人打聽。

　　“美國人拍的？”一位六十歲的老教師問道。我要找的地方他也不清楚：“說不準在哪兒……沒準早就沒了。等等，也許就在附近……去瞧瞧再說吧。大老遠來的，不瞧一眼也可惜。”

　　我在這一帶可不止瞧了“一眼”。一連三天，我時而在塵土飛揚的路上跋涉，時而登上山坡，時而走進村莊，問了不知多少人都沒有結果。有一次我坐在吱吱作響的牛車上過河，差點兒連同兩台貴重的相機（一台是奧林巴斯，一台是萊卡）和十多個膠卷一道被甩到渾濁的河水裏。

　　就在我用“已經盡力”這句話自我安慰的時候，我結識了陝北人李生程。李生程出生在長城腳下的安邊小城，一九九二年，他步行一百零八天考察了全部陝北長城，從府穀到鹽池走了整整九百公裏，考察了沿途一千一百一十五處長城烽火台遺址，每一處他都拍照、編號。他對我說：“讓我們查查看。”幾天後，他打來電話說；“這是‘玄路塔’（附近一個小村子的名字），是九十四號烽火台。”

　　於是我返回神木與李生程見麵，我們倆搭伴趕到玄路塔所在的神木縣高家堡鎮，然而還得耐心等待。時值七月，天氣潮濕，天空老是陰沉沉的。為了等得雲開霧散以便拍攝，我們倆在村裏一家農民的窯洞裏住了兩天。

　　新照片顯示過去的玄路塔已經崩塌，老照片上的前景現在修了一條路；不過新舊照片上都有天邊的兩座烽火台，證明玄路塔就在此。

　　河北省淶源縣境內的長城戰略地位重要、建築質量高超，因此一九三七年聶榮臻將軍麾下的八路軍據守此地，抵抗日軍侵略。擁有五百年曆史的明長城是按照“居高臨下”的戰術思想修建的，這個戰術思想在抗日戰爭中仍然適用。山脊上的長城有許多俯視山坡、穀地的製高點，進軍的敵人可以一覽無餘——無論是對付古代野蠻人還是現代侵略軍，這一點都非常重要。古老長城上的敵樓在這場現代戰爭中也發揮了作用，中國軍隊把敵樓用做營房、軍火庫，還在長城上設置機槍陣地。中國攝影師沙飛拍攝的長城抗戰照片本來用於宣傳，卻把長城的精神表現得淋漓盡致。

　　在二○○五年與二○○六年相交的那個最寒冷的一周，嚴欣強陪我重攝這段長城。此時滴水成冰，四五級寒風刮個不停，拍攝的時候我都不敢脫掉手套。盡管如此，我還是拍下了那些曾經功勳卓著、現在卻已崩塌的敵樓。

　　我住在北京，古北口近在咫尺，然而老照片上的那些長城敵樓、道路也很難找。不少長城建築物早就沒有了，要是沒有幾位老先生向我傳授口述曆史，我將根本無法在老照片拍攝的地點重新拍攝。我手中有一幅上世紀二十年代拍攝的古北口城全景照片，前景有三座廟宇，照片中部潮河右岸並肩屹立著有名的姊妹樓。我走近附近的西水峪村，找人了解此地長城的滄桑。

　　八十二歲的呂文財居住的西水峪村，距姊妹樓僅二百米。他仔細看著這張一個世紀前拍攝的照片，喃喃地說：“姊妹樓不見了，都破壞了！”

　　呂文財說，抗日戰爭期間，中國軍隊在姊妹樓中設立了機槍陣地，抵禦入侵日軍，結果姊妹樓遭到日軍轟炸——這是姊妹樓首次遭到的破壞。二十世紀七十年代初，解放軍在這裏修鐵路，他們拆下姊妹樓和附近長城的磚用以修建臨時營房，使姊妹樓再次遭到破壞。他還說：“部隊撤離後，附近農民紛紛把長城磚揀回家修院牆，壘牲口圈。要是有一天國家有錢把姊妹樓重建起來那就好了。”

　　潮河對岸，關於古北口的原有的長城建築物和清澈的河水成了我們關注的焦點。在北門村，我們找到了正在曬太陽的劉永平老先生。九十二歲的劉老先生依舊記得當年的長城和古北口的兩座城門，一座是北門，老照片上的是第二座。他指著老照片上的一個人說：“瞧，這就是我！”老先生可能沒說錯——赫爾曼·康斯坦自攝這照片的時候，他已經十四歲了。劉老先生說：“當我還是個孩子的時候，就經常看到外國人從村裏路過。現在我老了，不過我希望在活著的時候看到北門口在眼前重新站起來。”

　　在我搜集的長城新老照片中，數八達嶺最多。我請八達嶺特區管理處李滿主任看這些照片，李滿和他的同事們都注意到，對比當年，八達嶺一帶發生了巨大的變化。有一幅是約翰·湯姆森一八七一年拍攝的水關照片。現在的水關，畫麵上有車水馬龍的高速公路，還有一處收費站。在我擁有的八達嶺長城老照片中，這幅拍攝的年代是最早的。畫麵上的萬裏長城在巍巍群山中蜿蜓爬行，當時一位旅行者曾說過“此處人跡罕至，隻有狐狸、老鷹是常客”。而今天此地則人滿為患，八達嶺長城懷抱的是停車場、貨攤、咖啡館、書店，甚至還有熊樂園。

　　為了直觀地報道長城今昔，我曾數次考察明長城全線，行程超過三萬多公裏。我攜帶老照片長途跋涉，追尋長城變化的線索，尋找老照片的拍攝地點，在深草密林中趟路。同一條路，我往往要在一年，甚至一天中重走好幾次，為的是找到最佳的拍攝時間。成功的機會當然有，有時卻一無所獲。當我的心情沮喪的時候，我想的是我來得太晚了，晚了幾十年，長城早就沒有了。在一些地方，我找不到記得長城過去模樣的人，甚至連在乎長城發生了變化，希望知道為什麽發生變化的人也找不到。

　　在我收集的大量照片資料中，許多是威廉·蓋爾拍攝的，也有許多其他人拍攝的。無論如何，站在九十八年前威廉·蓋爾拍攝的地方重攝長城，總是使我興奮不已。如果沒有威廉·蓋爾的照片，如果兩個威廉中的一個沒有與長城結下不解之緣，那麽我——威廉·林賽，不會在長城最需要保護的時候重攝長城。我之所以有能力重攝長城，不僅是因為早在一九八七年我就獨自完成了長城徒步考察，更因為我還有一個同道者，一位長城考察的先驅；正是他，啟發我再次為長城留影，盡管這個時機晚了一些。

　　拍攝完畢後，我把所有GPS數據記在筆記本上。重攝長城、跟蹤長城的變化應該持續地進行下去。將來的某個時候，應當有人再次來到這裏，拍攝那個時候的長城。我相信，幾十年後，會有第三個威廉致力於長城的保護，這個威廉將把長城的下一輪變化記載下來。那時的長城也許不複存在，也許得到了修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