悅讀MOOK（第三卷）

怎樣讀《論語》

　　◎蔣　凡

　　自從於丹教授在中央電視台“百家講壇”開講“《論語》心得”以後，掀起了一股學習《論語》及傳統文化的熱潮。但我在我校大學生中略作了解，發現莘莘學子大多懶於閱讀《論語》原著，而是樂於回味於丹《論語》心得。提倡學術的通俗化和生動化，“百家講壇”之類的新聞大眾傳媒開一時風氣，鼓動大眾學點曆史和哲學，提倡古人與今人的思想交流，應該說是有一定功勞的。但我同時又想到了孔夫子的教導：“學而不思則罔，思而不學而殆。”於丹諸先生把艱深的學術這塊肉骨頭啃爛嚼碎，反哺大眾，聽者入口即化，省心省力又津津有味，誘發興趣而樂於參與其中。但這隻是文化學術下移的初級階段。在目前經濟大潮及拜金主義的衝擊下，人們讀書學習，容易產生浮躁心理，急於求成。這批熱心聽眾中的某些人，淺嚐輒止，誤把於丹一家之言的心得，當成了《論語》本身，以為這就是曆史上的孔子，就是學術。這是誤解了於丹的本意。猶如精美菜肴，雖然營養豐富，但必須經過自己的咀嚼才有味，才容易消化吸收。聽了於丹的講座，就該進一步去學習《論語》原著，並且思考於丹所講，哪些講得好有啟發，哪此還有不夠，還可進一步研究探索。這就是遵從孔夫子教導，在學習中獨立思考，方才有自己的而不是於丹的心得。於丹的心得再好，無法代替自己的學習與思考。具體地說，聽了於丹講座之後，就該乘熱打鐵，進一步閱讀《論語》本身，不僅要知道曆史上的孔子及《論語》是怎麽回事，還應該思考孔子及其弟子言行背後的“為什麽”，再深一層，要思考古人的至理名言是否有現實的借鑒價值。也就是說，讀古代經典，並非發思古之幽情，而是要在力求還原曆史的實事求是的基礎上知其然；然後思考隱藏在事實現象背後的本質，即知其所以然；最後，還必須具有現代反思視角，高瞻遠矚，會通今古，總結曆史的經驗教訓及其借鑒意義，力求明其所當然。我們重讀經典，閱讀《論語》，研究孔子，如能在《於丹〈論語〉心得》的基礎上，貫徹上述知其然、知其所以然、明其所當然的學術三原則，自能從學術的初級階段，提高到中級階段，甚至是升華到學術高境而受用無窮。以下具體談談學習《論語》、了解孔子的幾個問題，以作入門之階。

　　一、為什麽要讀《論語》。一旦明白了“為什麽”，啟發了學習的自覺性，則閱讀《論語》並非外加的任務，而是一種人生的享受。柳詒徵《中國文化史》介紹孔子說：“孔子者，中國文化之中心也。無孔子則無中國文化。自孔子以前數千年之文化，賴孔子而傳；自孔子以後數千年文化，賴孔子而千。”雖然所說不無溢美之辭，但孔子之稱“先聖”，並非偶然。文化是人類文明進步的象征，而孔子是中國傳統文化的一個象征，作為中國人，不了解孔子，行嗎？而要了解孔子，就必須讀他的有關著作。據傳孔子作《春秋》；寫過《易傳》（如《易·係辭》、《文言》等）；《禮記》等儒經中記有孔子言行；諸子著作（如《孟子》、《荀子》、《墨子》、《莊子》、《呂氏春秋》、《韓非子》等）中記有孔子言行。但是，上述著作因存在可靠性問題，墨子、莊子、韓非等屬儒家的反對派，會不會故意醜化孔子呢？而孟子、荀子屬儒家學派，會不會故意抬高本學派的祖師爺呢？這都值得懷疑。因此，上述著作有關孔子的記載，隻能作參考，而不一定是真實的曆史。但《論語》則性質不同，據班固《漢書·藝文誌·六藝略》說：“《論語》者，孔子應答弟子、時人，及弟子相與言而接聞於夫子之語也。當時弟子各有所記，夫子既卒，門人相與輯而論纂，故謂之《論語》。”很明顯，“論語”之名早已有之，是孔子死後，門弟子或再傳弟子相與追述討論先師言行思想而編篡的著作，其性質近於實錄。其成書時間約在春秋戰國之際，其著作時間最近孔子，或是去聖未遠，因而其所傳聞，較為可靠，比較符合曆史事實的原貌，是了解、研究孔子的最重要的第一手曆史文獻。因此，要知孔子，《論語》是必讀之書，無法超越。

　　二、《論語》版本問題。據《漢書·藝文誌》，原有《齊論語》二十二篇，《魯論語》二十篇，《古論語》二十一篇。各本文字略有不同。在漢成帝時，帝師張禹把《魯》、《齊》二《論語》融而為一，但篇目以《魯》為準，號稱《張侯論》。漢末大儒鄭玄以《張侯論》為據，參照《齊》、《古》諸本而作《論語注》，在今殘存的鄭注本中，可以略窺魯、齊、古三本《論語》之異同。今天所用《論語》，大致是鄭玄整理的《張侯論》本子二十篇。古今《論語》專家已為我們提供了一個較為近真可靠的本子，一般讀者可以省心閱讀。

　　三、該讀哪些注本的問題。由於語言發展的曆史變遷，古今語言有些隔閡，因此，借助前人注本來閱讀和研究，是必須的。但是，據不完全統計，海內外古今《論語》注本多達三四千種之多，到底讀哪種注本為好呢？我想有以下幾個注本較為重要，可資參考。第一本是魏何晏《論語集解》、宋邢昺疏的十三經注疏本。此本有幾個好處：一是保存了許多已經散佚的漢儒舊注。何晏《集解·序》說：“漢末大司農鄭玄就《魯論》篇章考之《齊》《古》為之注。近故司空陳群、太常王肅、博士周生烈皆為義說，……所見不同，互有得失。今集諸家之善，記其姓名，有不安者，頗為改易，名曰《論語集解》。”所稱諸家，包括孔安國、包鹹、周氏、馬融、鄭玄、陳群、王肅、周生烈。二是《集解》之注，合儒、道二家之說以行。作者之中鄭衝等屬儒家，何晏、曹羲等屬玄學家，體現了某種學術自由討論的風氣。三是何晏以玄學家的新視角，調和儒、道思想，把舊注名物訓詁，提高到義理闡釋的新高度，體現了合《老子》、《周易》以重新解釋《論語》的新傾向，成為後代注《論語》的義理之祖。第二本是宋代朱熹《論語集注》。朱熹於乾道八年（公元1172）集宋儒二程、強載、範祖禹、呂希哲、呂大臨諸家之說，取精用宏，成《論語精義》，並於淳熙四年（公元1177）改編為《論語集注》。該書參照各家學說，係統發揮了宋儒理學思想，他一方麵簡要疏通文字，一方麵重在儒家倫理道德的義理發揮。後來，《論語集注》編入《四書集注》中，成了元明清時代科舉的思想依據，影響深遠。第三本是清劉寶楠、劉恭冕父子的《論語正義》。此書突破清代學術的漢、宋門戶之見，折衷眾說而自成一家之言，是清儒研究《論語》新成果的集大成之作，旁征博引，注釋詳盡而折衷得當。劉恭冕在《凡例》中說：“注用《集解》者，所以存魏晉人著錄之舊。而鄭君（按：鄭玄）遺注，悉載《疏》內。至引申經文，實事求是，不專一家，故於注義之備者，則據注以釋經；略者，則依經以補《疏》。其有違失未可從者，則先疏經文，次及注義。若說義二三，於義得合，悉為錄之，以正向來注疏家墨守之失。”第四本是今人楊伯峻《論語譯注》。伯峻學殖深厚，具有家學淵源。他的叔父楊樹達是一代學術大師，著有《論語疏證》，把三國以前征引《論語》的有關資料加以疏列，時出己意加以按語。其學術成果，《譯注》多有汲取。《譯注·例言》說，本書目的是“幫助一般讀者比較容易而正確地讀懂《論語》，並給有誌深入研究的人提供若幹線索”。其“譯文在盡可能不走失原意並保持原來風格下力求流暢明白”，有利於提高自學者閱讀古書的能力。作者自述著述之甘苦說：“本書雖不糾纏於考證，但一切結論都是從細致深入的考證中提煉出來的。其中絕大多數為古今學者的研究成果，也間有著者個人千慮之一得。結論固很簡單，得來卻不容易。”實事求是的科學精神，是《譯注》的靈魂。書後附有《論語詞典》，便於讀者檢索，以便“弄清《論語》本文每字每詞的涵義”，為讀者提高古文閱讀能力，大開方便之門。

　　最後說幾句題外話。孔子史稱聖人，但“五四”運動卻要打倒孔家店。這正反二極，各有其正確與謬誤的兩麵性。孔聖人也是有血有肉有七情六欲的普通人，他有偉大之處，同時也說過不少昏話，“唯女子與小人為難養也”（《陽貨》），歧視婦女，很有偏見。“君命召，不俟駕行矣”（《鄉覺》），一付巴結上司的可憐相。雖說事體不大，但卻說明了聖人並非處處高明、句句真理。他是儒家的開山祖，積極入世，強調道德的自我完善。但是，後世儒家發揮他的思想，大談“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把高尚的道德，送到了功名利祿的路上，早把孔子富貴“於我如浮雲”（《述而》）的教導拋到爪哇國去了，顯出了言不由衷的虛偽性。道德要求高，後儒做不到。這是誰的責任？如果追究始作俑者，祖師恐怕難辭其咎。傳統是一把雙刃劍。所以我們讀《論語》時，要善於反思，不否定一切，也不要隨便附和叫好。要把孔子放到特定的曆史中去作動態的考察，千秋功過，任人評說，而不能隻說一麵之辭。

　　燈下漫筆，春寒料峭而身畏瑟，文章不成片斷，就此打住。祈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