悅讀MOOK（第三卷）

重審清代西域拓邊史

　　◎蕭文泉

　　中國經濟的騰飛改變了世人對中國的看法，包括對中國曆史的理解。在中國還是一個封閉的國家時，中外交往稀少，無論是中國的學術界還是西方的研究者都傾向於把中國的文化曆史看作是個特例，其過程與西方完全不同：中國的曆史是王朝循環，周而複始，西方的曆史則是不斷翻新，直線向前；中國視蠻夷為畏途，從不思拓邊殖民；西方人則侵略成性，熱衷於攫取海外領土；西方社會的演變遵循的是從奴隸製到資本主義的普世規律，中國社會則是建立在另類的亞細亞生產方式上；西方人好鬥爭勝，征服自然；中國人則服膺天人合一，清靜無為。這種對立中西的文化曆史觀流傳已久，在許多論者那裏已成為不刊之論。中是中，西是西，隻有到了近代，西方的強力打破了中國的封閉邊疆，中西的道路才開始交合。所謂中國近代化的“刺激-反應”模式就是這個意思。

　　這一二十年裏中國真正全麵地融合到世界大潮裏去了，國際事務中越來越經常地看到中國人的麵孔聽到中國人的主張。新的世界格局導致了新的中國曆史觀的產生，學者們看著當今中國人在世界舞台上的活躍身影，越來越覺得不能再信奉那種以為中西曆史絕不相同的傳統觀點了，西方史學界和漢學界目前的一股重要思潮就是認為中國從來就是世界體係中的一個舉足輕重的成員，中國一直就是世界政治經濟活動的一個中心，而且中西曆史文化本來就沒有什麽根本性的區別。前些年我們已經譯介了這個思潮的幾本代表作，如弗蘭克的《白銀資本》。但是弗蘭克那部著作的論證有點粗疏，作者不是個專業的中國經濟史家。最近出版的《中國進軍西域》則不同，這是一部建立在非常紮實的史料工作上的專業曆史著作，作者珀杜為麻省理工學院的亞洲文明講座教授，在海外中國史界頗有聲望。

　　《中國進軍西域》有個副題：“清朝征服中亞”，表明了這部史著的主題是清朝初期用兵西北的那段曆史。珀杜教授選擇這個題目當然不是偶然的，他在好多年以前就開始在漢、滿、藏、俄文舊檔裏搜尋有關資料了，據他自述是出於對這段冷僻史事的好奇。但是這部著作的出版卻正趕上了中國西域成為熱門話題的潮頭，使作者的曆史敘事帶上了強烈的現實意義。妄圖分裂我國新疆的“東突”被列入國際恐怖組織的名單，使這個地區成了國際政治的一個話題；近年來中國確立了開發大西北的國策，又突現出中國遼闊的西部地區的難以估量的經濟潛力，珀杜的意圖是想要人們通過他的曆史圖景來更好地理解現實。

　　在常見的清代史中，康熙、雍正和乾隆三朝平定西北的故事是作為清朝開國故事中的一個部分而一帶而過的。但是實際上這幾十年間清軍在西北的征伐和經營蘊涵著中國曆史上的一個空前的大轉變，對以後中國的命運具有極大的意義。自秦漢以來，中國的中原王朝從來都沒有擺脫過北方遊牧民族的侵擾，常常還被南下鐵騎所傾覆，但是清朝的西北戰略完全改變了這個宿命，康乾以後，中國再也不受北方遊牧部落的威脅了，綿綿長城也因此失去了軍事上的意義，這個大轉變是怎樣發生的呢？

　　元朝覆亡以後，蒙古人退出中原，到了清初，塞外的蒙古人分為東西兩邊，東邊稱為喀爾喀，是成吉思汗的帝裔，以其所奉大喇嘛的決斷，歸順了大清；西邊的蒙古人稱為衛拉即明人所稱瓦喇，衛拉有四部：分別是準噶爾、和碩特）、吐爾扈特、和杜爾伯特。康熙時，衛拉四部中的準噶爾部出了個梟雄，名為噶爾丹。此人本在西藏達賴喇嘛帳前念佛修行，當其兄長準噶兒首領僧格死後他在達賴喇嘛支持下回部落殺了僧格的一個兒子奪了王位，自封為準噶爾汗。噶爾丹隨後侵淩衛拉其他三部，奪其眾，侵其地，逼得吐爾扈特部遠遷伏爾加河草原，伏下了一百多年後震動中外的吐爾扈特部落千裏跋涉回歸中國的根源。噶爾丹四處尋釁，勢力日增，儼然成中亞的一大霸主，開始挑戰千裏以外的滿清天子的權威。噶爾丹兩手並用，玩起了貓和老鼠的遊戲，他向清庭要求建立朝貢關係，取得了朝廷的同意，這樣他就有了與藩屬清朝的其他大汗相同的地位。但是他派往京師的貢使人數大大超過規定，竟達數千人之多，且大多沒有證明身份的文書，這些所謂的貢使沿途脅官擾民，劫掠財富，使得朝廷一再飭令噶爾丹約束他的貢使隊伍，但是噶爾丹置若罔聞。不久，噶爾丹自封大汗尊號，然後派人要求清廷的認可。北京的理藩院大為吃驚，因為按例應該先是得到了朝廷的準許，由朝廷授了印璽，然後藩屬才可以使用尊號。盡管如此，清廷還是滿足了噶爾丹的要求，那時海內尚未靖平，三藩之亂烽火四起，台灣鄭氏也還沒歸順，康熙一時抽不出手來對付這個桀驁不馴的蒙古王公，所以盡量地采取了息事寧人的政策。但是康熙的高明之處在於他沒有因為內地戰事而忽略了西北邊事，實際上康熙比他的臣屬要更加明了西北局勢，所以才能在關鍵時刻果斷行事，最終一舉奠定西北大局。

　　西北地區風雲多變，野心勃勃的噶爾丹不久就得到了大肆擴張勢力的機會。東部的喀爾喀左右翼火並，噶爾丹伺機幹涉，他的弟弟出使喀爾喀，被左翼的土謝圖汗所殺，使他有了發兵報仇的理由。他又聲言喀爾喀的哲布尊丹巴胡土克圖在會見達賴喇嘛的使節時座次失禮，犯下了大不敬罪。以這兩件事為借口，噶爾丹舉兵東侵，誓要為他的弟弟報仇和為達賴喇嘛雪辱。喀爾喀部落抵擋不住噶爾丹的鋒芒，潰退到清境內乞求庇護。康熙下旨讓他們議和，責土謝圖汗擅殺之罪，以撫慰噶爾丹。但是噶爾丹驕橫不聽命，率鐵騎銳意東犯青海、漠北之地。康熙這時決定親征，朝廷裏的大臣近侍們都勸他不要去，但是康熙全局在胸，這時國內已經完全平定，清朝的國力強盛，正是肅清西北一角的理想時機。

　　康熙親征噶爾丹，大軍分兵三路。首次決戰在烏蘭布通，噶爾丹在山岡上將萬騎駱駝縛足臥地，背負箱垛，蒙以濕氈，號為“駝城”，噶爾丹的士兵們藏身於駱駝陣後射箭發火統。清軍麵對頑敵大舉進攻。據魏源《聖武紀》的描寫，“我師……爭先陷陣，左翼兵繞山橫擊，遂破敵陣”，噶爾丹被打敗了。但是珀杜根據隨康熙遠征的耶穌會教士和一位俄羅斯使節的目擊證詞，認為盡管噶爾丹的損失慘重，雙方實際上是打了個平手，經過一天激戰，清軍也無力再次發動進攻了。不過，清軍依托整個遼闊的中土為後援，噶爾丹隻有遊牧部落的資源，烏蘭布通之役沒讓清軍傷元氣，噶爾丹則從此走上了下坡路，準噶爾部的毀滅，此為開端。

　　為了剿滅噶爾丹，康熙先後三次親征（這是正史的記載，珀杜認為實際上有四次親征）。噶爾丹剽悍倔強寧死不降是一個原因，更主要的原因是後勤的困難，西北地區人煙稀少天寒地凍，千裏遠征輜重難繼，大軍無法久留塞外。因為受後勤的限製，自古以來中原王朝在西北的軍事行動都無法持續三個月以上。在和噶爾丹的決戰中，康熙也隻好一次一次地回師北京。盡管噶爾丹在康熙大軍的追擊下眾叛親離遠遁荒漠，最後身邊隻有百十來人了，對清軍已不構成任何威脅，康熙不顧大臣們的勸說，還是執意再次親征，不擒敵酋決不罷休。一六九七年四月四日，窮途末路的噶爾丹在荒山之間突然身亡，前敵大將費揚古奏稱，噶爾丹飲藥自盡，清朝正史也都這樣記載，但是珀杜認為這不合噶爾丹的性格，他的喇嘛教活佛的身份也不容他這麽做。他覺得噶爾丹或許是死於暴病，更可能的是給打算投降的部下毒死的，就像康熙一開始猜想的那樣。

　　噶爾丹之死並不意味著準噶爾戰事的結束，事實上康熙以後的雍、乾兩朝還都繼續用兵西北，與準噶爾部蒙古騎兵周旋在天山兩側。平定準噶爾是清朝初年的一件大事，當年對內對外的許多決策都是為了這個大業而籌劃的。《中俄尼布楚條約》以第一次劃定了中俄邊境而聞名於世，實際上康熙簽訂這個條約的一個主要用意是切斷俄國和噶爾丹的關係。果然，在《尼布楚條約》簽訂以後，噶爾丹曾多次請求俄國幫助，俄人礙於條約而拒絕了他。準噶爾一役，康熙始其業，乾隆畢其功，由此而千裏中亞成了行省新疆，西北邊疆太平無事，匈奴以來兩千年的邊患俱成往事。到了今天，其意義更加彰現，可以說其重要性絕不在台灣歸順之下。

　　珀杜教授在今天中國經濟騰飛開發西部的背景下重溫這段曆史，自然會讀出許多新的意味來。傳統的觀點把中國在十九世紀中期以後遭受的苦難看成是脫離世界大潮的滿清閉塞統治的後果，珀杜認為那完全是錯的。滿清的中國早就是世界舞台上的積極一員，其行為與曆史的進程合步合拍。他在這部《中國進軍西域》裏提出的一個史學新見解就是把康熙乾隆征服準噶爾說成是一個世界性進程的一部分。中國在十七世紀征服了準噶爾，俄國差不多在同時征服了西伯利亞，而美國在這以後征服了西部。在珀杜看來，這三個曆史事件都屬於近代以來定居的農業文化對遊牧的草原文化的同一個征服進程，而征服者又都是二十、二十一世紀的三個世界大國。把康熙和乾隆平定準噶爾放到這樣一個整體圖景中，似乎使這個清朝開國武功帶上了世界史規律的意義。可是，大而統之的整體性敘事不可避免地會忽視具體的細節，而有的細節則是不容忽視的。康熙乾隆平定準噶爾的動機與俄羅斯向西伯利亞擴展和美國開發西部的動機完全不同。驅使俄羅斯人東進侵占西伯利亞的是對毛皮特別是貂皮的無底貪心；歐洲移民在美國大舉西進則是為了攫取土地；而清朝皇帝們對西北連年用兵，目的隻有一個，那就是求得邊境的安寧，這是珀杜自己也明白指出的。荒涼的塞外既沒有什麽富源也不是個安置多餘人口的去處；邊境既定，清廷也就慢慢地對那片土地失去了興趣。孟森在講述這段曆史時曾感歎地說：“道光後，無故各割地數千裏，惰氣所乘，視疆宇無足愛惜。乾隆以前，日有進取，乾隆以後，日有放棄。殆所謂不進則退耶。”清代進軍準噶爾與美國人西進淘金的動機和結果完全不同，把它們相提並論難免牽強之譏。珀杜自己在敘事時也有自相矛盾之處。他在總論部分把清朝征服準噶爾看成是世界史大進程的一部分，但是在具體描寫康熙與噶爾丹的對陣時又說，準噶爾與清廷的開戰完全是由一係列的偶然事件觸發的。換句話說，人事略有變化，清代西北邊境史很可能就會是另一副情景。

　　大概是為了敘事的生動，也可能是出於對弱者的同情，珀杜不是從我們習見的朝廷平叛的角度來寫準噶爾之役的。他把清軍和準噶爾騎兵在阿爾泰山和青海間的千裏逐鹿寫成是清、俄、準噶爾三家爭雄的三國演義，說這三家都是在建立民族國家的過程中擴展領土。實際上準噶爾的地位和勢力是無法和大清及俄羅斯並列的，最多我們能說噶爾丹統領下的準噶爾有點像努爾哈赤或基輔羅斯初起王業時的光景。但是在俄羅斯和大清已建成遼闊帝國的時候，噶爾丹以及繼承他的雄心的別的準噶爾首領早已沒有了勃然興起與清、俄分庭抗禮的空間了。

　　事關邊境的史著總是比較引人注目，中亞的領土劃分也一直是個敏感的話題；但是更加值得留意的是作者在這部著作裏表達的新的中國史觀，正像作者在結尾時說的，中國現在在經濟上日益興旺並重回到了世界強國之列，這促使人重新審視中國的傳統國家和社會，看到西方列強賴以崛起的那些東西中國實際上早就都有了。中國的現代史學家總是把中國傳統社會和國家描寫成是一個迥異於西方的他者，並且還是個常受別人欺淩的弱者，現在西方學者要完全推翻這個曆史形象，珀杜的著作傳遞的就是這個信息。

　　然而，在珀杜的曆史分析中還是有個盲點，在他的論述和分析中，經濟力量的消長和軍事強權的起落占了主要的地位。對經濟和軍事對抗的分析容易量化而且也顯得更加科學，但是，這樣的研究取向容易忽視文化的因素，而事實上文化的因素在中國西域那些年的風雲變化中起了不小的作用。喀爾喀蒙古部在遭受噶爾丹進逼時無所立身，眾人頗有意北去投靠俄羅斯，請之於大喇嘛哲布尊丹呼圖克圖，大喇嘛言，“俄不奉佛，俗尚、言語、服色皆相距遠，莫若全部內徙，可邀萬年之福。”於是喀爾喀南投中國，此舉扭轉了外蒙古的局勢，是決定中國北部疆域的關鍵一步，這一步的變化，文化因素至關重要。再者，一七七一年，久居伏爾加流域的十五到十七萬吐爾扈特蒙古人決定拔帳東向，開始了回歸準噶爾家鄉的艱難長征，這被英國作家德·昆西稱為是人類曆史上最驚人的事件。珀杜難以解釋這個顯然很不理性的回歸曆程，認為這隻是個偶然事件，甚至猜測土爾扈特首領原來是打算到新疆那裏用武力征服土地的。實際上文化上的親近感是土爾扈特人東歸中國的一個重要推動力。由此可見，要理解中國在近代以前的曆史軌跡，切實地比較中西的曆史變遷，不考慮文化因素總是不妥的。■

　　（《中國進軍西域——清朝征服中亞》，彼得·珀杜著，哈佛大學出版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