悅讀MOOK（第三卷）

從“腳跟思考”到“用頭立地”

　　——普拉東諾夫的一生

　　◎徐 振 亞

　　宇宙中有一顆小行星是以俄羅斯作家普拉東諾夫的名字命名；諾貝爾文學獎的得主稱他是二十世紀最傑出的作家，可惜我們中國讀者對他還十分陌生……

　　著名詩人勃羅茨基在諾貝爾文學獎授獎典禮上致答詞時說，安德烈·普拉東諾夫是與普魯斯特、卡夫卡、福克納、貝克特齊名的二十世紀最傑出的作家。另一位諾貝爾文學獎得主、俄國作家索爾任尼琴宣稱，如果外出旅行隨身隻能帶一本書，那就是普拉東諾夫的中篇小說《基坑》。

　　其實，早在一九三七年，普拉東諾夫的短篇小說《第三個兒子》就已經入選美國年度最佳小說集，海明威讀後表示要向普拉東諾夫學習。

　　而浩瀚的宇宙中那顆以安德烈·普拉東諾夫命名的小行星則日日夜夜在見證並向人們提示這位作家的地位和作用。

　　但是，安德烈·普拉東諾夫這個響亮的名字，對於大多數中國讀者來說是十分陌生的。這不難理解，因為除了幾家外國文學雜誌刊登過他的少量小說外，我國還沒有係統翻譯出版過他的作品，廣大讀者也就無從了解這位蘇聯作家。其實，即使在他的祖國俄羅斯（蘇聯），普拉東諾夫也一直被視作“異類”，長期遭到無端的批判和殘酷的迫害。他的主要作品生前被禁止出版，直到上世紀六十年代，他的作品才開始陸續與讀者見麵。而真正的“開禁”和“回歸”，使廣大讀者有機會全麵認識這位偉大的作家，則已經是上世紀八十年代的事了。

　　說來慚愧，我作為蘇聯文學教師，對這位早在二十年代就登上蘇聯文壇並且頗負盛名的作家同樣一無所知。一九八七年，我在《新世界》雜誌上讀到了他的中篇小說《基坑》。可以毫不誇張地說，我當時的心靈所受到的強烈衝擊和巨大震撼，是任何一部近年來我所閱讀過的蘇聯作品都無法比擬的。我被普拉東諾夫深邃的思想、獨樹一幟的高超藝術和敢於說真話的大無畏精神深深折服了，我簡直難以抑止心頭的激動和狂喜：“蘇聯居然還有這樣精彩的作品！這樣了不起的作家！”後來，我又讀到了他的中篇小說《初生海》、長篇小說《切文古爾》和其他一些作品，進一步加深了對他的了解和崇敬。一九九七年，我在俄羅斯訪學期間出席了俄羅斯科學院舉辦的普拉東諾夫國際研討會並作了大會發言，與俄羅斯以及來自世界各國的專家進行了交流。據介紹，這樣性質的國際研討會從一九九○年起每年舉行一次，每次都吸引了世界各國的專家學者參加。目前，以娜塔麗亞·科爾尼延科通信院士和娜塔麗亞·格羅茲諾娃教授為首的一個專門委員會正在整理普拉東諾夫豐富的文學遺產，計劃出版權威的作家全集。普拉東諾夫如今不僅是俄羅斯文學的驕傲，而且成了俄羅斯人民寶貴的思想財富。他的藝術成就也得到了全世界的普遍承認。無論哪一部二十世紀俄羅斯文學史，不管編者的立場如何，幾乎毫無例外地都列出專章介紹這位偉大的作家。他在二十世紀俄羅斯文學中的經典地位已經無可動搖。

　　安德烈·普拉東諾維奇·普拉東諾夫（1899－1951）原姓克裏緬托夫，生於沃羅涅什市郊區坑窪鎮一個工人家庭，父親是鐵路上的鉗工，母親是鍾表匠的女兒。這個家庭共有十一個孩子，安德烈是長子。他父親是個自學成才的發明家，在當地很有名氣，沃羅涅什的報紙多次報道過他的事跡。普拉東諾夫熱衷於發明創造，喜歡動手幹體力活，顯然是繼承了父親的性格。他非常愛母親，從小對母親的命運十分同情。他七歲進鄉村教會小學讀書，十五歲中學沒有畢業就開始工作，當過火車司機的助手、鑄鐵工、機車修理工，以自己稚嫩的肩膀協助父母挑起了這個人口眾多的家庭的重擔。普拉東諾夫後來回憶說：“我的日子過得非常艱難，生活一下子把我從孩子變成了成年人，使我失去了青年時代。”一九一八年初，他進鐵路中等技術學校電工專業學習，同時開始積極投入沃羅涅什的文學生活，在當地的報刊上發表詩歌、小說和政論文章。一九一九年夏天，擔任沃羅涅什地區國防委員會《消息報》戰地記者，同年應征加入紅軍，先當軍用列車的副司機，爾後主動請求轉到特種兵鐵道部隊，在沃羅涅什郊區與白軍作戰。複員後繼續學業，同時從事文學創作。一九二○年代表沃羅涅什無產階級作家協會赴莫斯科出席全俄無產階級作家代表大會，在回答大會調查與會者屬於哪種流派時寫道：“不屬於任何流派。我有自己的流派。”一九二一年出版小冊子《電氣化》和詩集《蔚藍色的深處》。普拉東諾夫早期的文章和詩歌充斥了改天換地、征服宇宙、消滅個性、否定傳統、割斷曆史的革命豪情和浪漫理想，其狂熱和虛妄與當時流行的無產階級文化派作品如出一轍：

　　我們要熄滅疲憊的太陽，

　　在宇宙中燃起別的光芒；

　　我們要給人們換上鋼鐵心髒，

　　要把行星從軌道上徹底掃光。

　　他號召人們充當革命的螺絲釘：“標準化的螺絲釘是社會主義的最好零件”，“標準化的工人是最優秀的共產黨人”。

　　他崇拜科學技術的物質力量，貶低甚至否定一切感情和思想文化價值：“社會的物質生產組織化越完善，哲學、宗教和藝術越有害……如今，基督、雪萊、拜倫、托爾斯泰難道比電氣化更有意義嗎？”

　　但是，普拉東諾夫畢竟是從事實際工作的技術人員，也是善於思考、具有獨立思想的人，他的政治虛火不會持續太久，也很難絕對相信飛馳向前的“革命火車頭”會立即把人們帶入美妙的共產主義。他從虛幻的雲端漸漸降到了真實的人間。在鼓吹仇恨、造反、暴力、破壞的社會革命和重新安排山河、徹底改造宇宙的技術革命的豪言壯語後麵，懷疑的情緒漸漸產生了：在鮮血上麵建立“難以置信的世界”合理嗎？這樣的世界為誰而建？將來誰居住？

　　詩集《蔚藍色的深處》受到象征主義大師勃留索夫的注意和肯定，勃留索夫希望這位無產階級文學新秀今後在文學道路上大顯身手。出人意料的是，普拉東諾夫卻主動遠離了熱鬧的文壇。其中的重要原因是嚴酷的現實，那就是一九二一年大幹旱造成的大饑荒：“一九二一年的幹旱給我留下極其深刻的印象，作為一名技術人員，我再也無法袖手旁觀——從事文學了。”

　　一九二○年他加入蘇聯共產黨，一九二一年底清黨活動結束後，他卻“由於年少氣盛和不可原諒的原因”而自動離黨。關於他自動離黨的原因，有幾種說法：一，上級號召大家參加星期六義務勞動，為各家各戶打掃院子，普拉東諾夫不同意 ：“居民們亂倒垃圾，讓我們去替他們打掃，我不幹。”二，他母親信教，當兒子的沒有按黨的要求做好無神論宣傳；三，反對新經濟政策，認為這是對革命的背叛；四，與一九二一年夏天普拉東諾夫經曆的一場深刻的思想危機有關。這一年，由於嚴重幹旱而引起大饑荒，餓死的人不計其數，然而許多黨的幹部卻認為“共產黨人屬於未來”，因而千方百計為自己營造“舒適的生存環境”。普拉東諾夫目睹哀鴻遍野的慘象和這些共產黨員的所作所為，不由得怒火中燒，撰文說這些“官方革命家”的靈魂是“不成體統的畜生”，並且呼籲大家“在苦難中應該平等”，因而與當地領導發生了尖銳衝突。這四個說法看來都有道理，但最後的那個理由也許是最根本的，黨委會的記錄為我們提供了印證：“普拉東諾夫拒絕參加黨的會議”，“不履行黨員的職責”，“目無組織紀律”，“是個不堅定的動搖分子”。一九二四年春天 ，他在省土地管理局工作的時候又重新提出入黨申請，基層支部也通過了，但是區黨委先拖延了一段時間，後來決定不予批準。可見，普拉東諾夫獨立的思想和個性，才導致了與基層組織發生分歧。

　　一九二一年普拉東諾夫被選為沃羅涅什省抗旱救災特別委員會主席，一九二三年出任省農業局土壤改良師，主管農業電氣化工作。普拉東諾夫奔走於窮鄉僻壤，修堤壩，挖水井，建水庫，造電站，為改善農業生產條件和農民生活嘔心瀝血。

　　一九二六年二月，全俄土壤改良師代表大會上普拉東諾夫當選為農林協會中央委員，同年六月他告別故鄉，舉家遷往全國的政治中心和文化中心莫斯科。普拉東諾夫的生活從此進入了一個新階段。可是不到一個月，他這位土地規劃局副書記就被撤職了。他後來回憶說：“我留在了陌生的莫斯科……帶著妻子孩子，沒有工資。在一次小範圍的部門會議上選了另外一個人接替我的位置。所有土壤改良師都沒有出席這次會議，隻有我一個人參加！為了不讓我餓死，農業人民委員會指派我擔任水利工程師。與此同時，協會中央的那些代理人開始對我和我的家人進行造謠中傷（我還住在專家樓裏），說我是小偷、乞丐、窮光蛋（他們知道我在變賣東西）……我的孩子病了……我每天到中國牆去變賣那些極其珍貴的專業書籍，那些書是我好不容易搞到的，沒有這些書我就無法工作……我一籌莫展。沒有人同情我，隻有農業人民委員會的工程師們同情並支持我，當我餓得快不行的時候，他們借錢給我，甚至不要我歸還，但他們自己的日子也不好過。”當時的艱難處境，由此可見一斑。

　　一九二六年秋，農業人民委員會任命普拉東諾夫為坦波夫省土壤改良處處長 ，於是他走馬上任，隻身前往坦波夫。懷著愛國愛民的滿腔熱情和科技工作者的嚴謹精神，普拉東諾夫全身心地投入了工作。偏遠省份的現實狀況既使他大開眼界，加深了對現實的理解。他從坦波夫寫信給妻子：“輾轉於那些窮鄉僻壤的時候，我目睹了種種令人傷心的事情，簡直無法相信在某處還有個繁華的莫斯科，還存在著藝術、小說。不過我覺得，真正的藝術，真正的思想隻能在這樣的窮鄉僻壤產生”。他似乎還很有信心：“我的心髒、頭腦和創作意誌暫時還不會背棄我”，同時也流露出一絲憂慮：“有時候我覺得，我這個人沒有社會前途，隻有一種對我個人才顯得珍貴的前途”。

　　對於俄羅斯文學來說，一九二七年是永遠值得記取的一年。這一年，普拉東諾夫的創作熱情和藝術才華猶如井噴般爆發出來。《通天之道》、《葉比凡水閘》、《格拉多夫城》、《性格內向的人》、《坑窪鎮》、《建設國家的人們》等六部中篇小說相繼完成，其數量之多、速度之快、質量之高恐怕在世界文學史上也屬罕見。這些優秀作品能及時與讀者見麵，青年近衛軍出版社社長李特溫－莫洛托夫起了決定作用，他是普拉東諾夫所有這些中篇小說的編輯。其實，早在沃羅涅什時期，老共產黨人李特溫·莫洛托夫就是普拉東諾夫政治和文學上的引路人，可惜這位正直的老布爾什維克在一九四五年慘遭鎮壓。

　　一九二九年蘇聯曆史上稱為“偉大轉折的一年”，大規模的工業化和農業全盤集體化如火如荼地展開，對普拉東諾夫來說，也是不平凡的一年。這一年他完成了長篇小說《切文古爾》。這部作品描寫一些革命者試圖在一個偏僻的切文古爾鎮上創建“共產主義”，他們殺死資產階級，毀滅森林，拆除舊房，停止一切生產活動（因為勞動產生財富，財富導致剝削），露宿原野，以草充饑，過著“心靈共產主義的生活”，最後以失敗而告終。《切文古爾》否定了那種虛幻的理想和荒唐的行為，凝聚了作者自己對早年思想的痛苦反思和對現實的深刻理解和憂慮。《切文古爾》經過李特溫·莫洛托夫的努力排出了清樣，但最終還是未能問世，而短篇小說《疑慮重重的馬卡爾》卻遭到了嚴厲批判。馬卡爾是個普通農民，他不明白為什麽蘇維埃國家製訂了種種宏偉的美妙計劃，結果卻搞得一團糟，於是到首都尋找答案。他發現莫斯科也有兩種人，一種人腦袋空空隻會幹活，另一種人不會幹活隻會出主意。他夢見有一個“科學人”站在高山之巔，山腳下的馬卡爾仰望著“科學人”，盼著他給予指點迷津，可是這位科學人陰森恐怖的目光望著遙遠的地方，思考的是“全局規模”，根本不顧老百姓的實際和願望。斯大林看到小說後大為光火，認為作者在影射“各族人民的領袖和父親”，於是以文學總管自居的“拉普”總書記阿維爾巴赫聞風而動，趕緊操起批判的大棒，指責作品“個人主義和無政府主義”的有害傾向，罵作者是“不亞於明目張膽喊著法西斯口號的反革命”。於是，苦難接二連三地降臨到這位根紅苗正、有著光榮的革命經曆的無產階級作家身上。

　　一九三○年初，普拉東諾夫根據在俄羅斯中部農村考察結果，僅用十幾天時間寫出了中篇小說《立此存照——貧農紀事》。小說的主人公是個老實巴交的農民，他看到農業集體化造成嚴重惡果的原因恰恰在於上級的種種文件和指令，絕非下級幹部被“勝利衝昏了頭腦”，從而揭示了這場災難的根源以及領袖文過飾非的偽善麵目。一九三一年小說在《紅色處女地》剛發表，立即引起了一場軒然大波。斯大林大罵作者是“混蛋、畜生”，並在篇名上劃去“貧農”這兩個字，改成了“富農紀事”，還聲色俱厲地責令刊登小說的《紅色處女地》主編法捷耶夫在中央報紙發表文章批判普拉東諾夫。於是以法捷耶夫的文章《一篇富農的紀事》打頭陣，真理報、消息報、文學報等中央和地方報刊對普拉東諾夫展開了一場大規模圍剿。“誹謗農業集體化”，“誣蔑社會主義改造”，“攻擊黨的總路線”，“富農代理人”，懷著“野獸般仇恨的反革命”……一頂頂嚇人的政治大帽子鋪天蓋地地飛向普拉東諾夫。麵對強大的政治壓力，普拉東諾夫不得不寫了檢討，承認自己雖然沒有反對黨的路線的主觀意圖，但客觀上犯了錯誤。仔細分析，這與其說是檢討信，不如說是一份辯解書。他甚至說過這樣的話：“這個作品是寫給一個人看的，此人看過了，目的也就達到了”。從此以後，再也沒有哪家刊物敢於發表普拉東諾夫的作品，作家似乎從文壇上消失了。盡管被剝奪了發表作品的權利，生活陷於困頓，但是這位沉默寡言、外柔內剛的作家並沒有屈服，他頂住種種壓力，以頑強的意誌克服了許多常人難以想象的困難，堅持走自己既定的人生路線。他離開農業人民委員會深入到伏爾加河和北高加索地區的農村，進一步觀察並思考現實。他不止一次表達過這樣的觀點：“在建設社會主義的時代，要當一名純粹的作家是不可能的”，“如果作家隻憑專業的感覺去體驗社會主義，不深入生產第一線，就是常言所說的不用雙手去感觸，隻當一名作家，那是一種很大的矛盾，甚至是一種可恥的行為”。

　　一九三二年二月，普拉東諾夫在作家大會上發言總結自己的“思想改造”，他的發言，清楚地表明自己已經無法改弦易轍了。

　　《立此存照》遭批判後的孤立歲月成了作家創作的又一個豐收期。從反映集體化導致大饑荒的悲劇《十四間小木屋》（1932）到最有思想哲理深度、最富藝術創新、裏程碑式的中篇小說《基坑》（1929－1930），從“技術小說”《初生海》（1934）到最後一部長篇《幸福的莫斯科》，這些作家生前無法發表的重要作品都完成於這一段時期。《基坑》無疑是普拉東諾股夫的代表作。小說分成兩部分，第一部分寫工人們為建造一座供全體無產階級居住的大廈挖掘基坑，象征實現人間天堂的美好理想，第二部分寫農業集體化，即實現理想的具體途徑。聯結全書的則是一位尋找真理的主人公沃謝夫，他因為在上班時思考“共同的生活計劃”而被工廠解雇，於是來到基坑工地，看到挖土工人們白天拚命幹活，晚上睡在簡陋的工棚中。工人們已經筋疲力盡，瘦得皮包骨頭，可是上級決定建造更大的無產階級高塔，他們還要挖更大的基坑。在全盤集體化的高潮中，沃謝夫隨一部分工人作為工作隊被派到附近的總路線農莊貫徹黨的方針政策，“去開展鏟除農村資本主義根子的階級鬥爭”。所到之處，他看到的是一片淒慘的景象：農民們感到生活無望，男女老少早就準備好了棺材，等待著死亡；組織大院裏集中了留戀私有財產、在振奮時期哭過鼻子、臉上有過“異己表情”的農民，正在接受積極分子的社會主義教育；一頭熊帶領人們到村裏憑著自己的嗅覺確定誰是富農，然後將這些富農押上木筏流放到汪洋大海；領導集體化的積極分子一夜之間掉進了“右傾機會主義”的“左傾”泥坑，成了“無產階級客觀上的敵人”而死於亂拳之下；遇難的工作隊員和凶手並排躺在村蘇維埃的會議桌上……作家把這場政治運動的殘酷、荒唐和危害表現得淋漓盡致。普拉東諾夫在小說中並沒有刻畫人物的性格，主要表現人物所代表的理念以及這些理念之間的衝突，造成多聲部的理念對話：“社會主義沒有你們照樣成功，可你們離了社會主義就白活一輩子，就會死的”；“階級鬥爭這把火是必不可少的，不然積極分子的熱情從哪裏來？”；“要把壞人統統殺掉，要不好人太少了”；“你們把整個共和國變成了集體農莊，整個共和國不是也成了個體經濟”；“你們等著瞧吧，今天把我消滅了，明天也會把你們消滅的，最後的結果就是隻有你們的頭兒一個人進入社會主義”；“我自己不想生下來，我怕母親是資產階級”，“現在有了斯大林，也就有了我”，“我知道斯大林最大，布瓊尼第二”；“我們的孩子不記得自己的母親，可是已經跟斯大林同誌心連心了”；積極分子“包攬了全世界的真理和生活的全部意義”，“喝幹了整個階級的血”，讓“群眾渾渾噩噩，什麽也不知道”……這些理念背後的實質就是理想和現實、目的和手段、生與死、物質和精神、個人和集體等等形而上的哲理問題。無產階級大廈的基坑最後成了埋葬小女孩的墳墓，這不僅是小說的結局，也是理想和未來的毀滅。尤其需要指出的是普拉東諾夫的藝術創新，他突破了現實主義的成規，以自己獨特的語言將現實的景象加以變形、誇張和扭曲，轉化成充滿無窮魅力、他人難以模仿的時空，從而構建了別具一格的普拉東諾夫藝術世界。這樣奇特的作品不僅在當時，而且在後來很長一段時間不可能被人認識和接受，當然更不會出版了。

　　一九三七年，即《立此存照》風波過去六年之後，普拉東諾夫才有機會出版了小說集《波圖丹河》。在當時大清洗的具體語境中，即使這部探索愛情、生死之類永恒主題的作品還是難逃遭受責難的厄運。同年二月，普拉東諾夫乘馬車從列寧格勒到莫斯科，準備仿效拉季謝夫的《從彼得堡到莫斯科旅行記》寫一部《從列寧格勒到莫斯科》的長篇小說，計劃於第二年七月交稿。

　　誰知道厄運再一次降臨到他頭上。一九三八年五月，他鍾愛的獨生兒子、十五歲的中學生因“從事間諜和破壞活動”的莫須有罪名而被捕。在審訊中他拒絕認罪，因而慘遭毒打，審訊人員威脅說再不承認就要逮捕他的父母。他被迫承認後判處八年徒刑，在監獄和集中營裏受盡折磨，染上了肺結核，雖經肖洛霍夫向斯大林說情後於一九四三年釋放，但出獄不久就死了。兒子的被捕和夭折對普拉東諾夫是巨大的打擊和終身難以撫平的精神創傷。他心裏明白，兒子是代父受過。最近披露的檔案材料證明，普拉東諾夫早就上了安全部門的黑名單，他的一舉一動盡在情報部門掌握之中。他雖然沒有像古米廖夫、比裏尼亞克、巴別爾、曼德爾施塔姆等人遭到監禁、流放、槍斃的命運，但中年喪子的痛苦，對於愛親人勝過愛自己的普拉東諾夫來說，也許更加深重、更加長久、更加難以承受。當局采用如此卑劣的手段迫害普拉東諾夫，還有個原因是害怕他影響別的作家，成為他們的精神領袖。臭名昭著的葉爾米洛夫就曾向日丹諾夫和法捷耶夫寫過告密信：“且不說雷卡喬夫、烏西耶維奇、列文，就是卡塔耶夫、彼得羅夫（著名作家——本文作者注）也崇拜普拉東諾夫”，“他幾乎成了預言家”。

　　從一九三八年起，普拉東諾夫隻能為兒童文學出版社寫些作品，但是即使在這個領域，作家也顯示了出眾的才華。故事集《七月的雷雨》（1939）成了兒童文學的精品。他為中央兒童劇院寫的劇本《外婆的小屋》、《善良的季特》和《繼女》 在他生前均未能上演。

　　衛國戰爭爆發後，普拉東諾夫一家撤離到烏法。作家要求上前線抗擊法西斯，經批準，他於一九四二年初以《紅星報》記者身份奔赴戰場，寫了大量的揭露和鞭撻法西斯以及歌頌紅軍官兵英雄事跡的通訊報道和故事，陸續出版了《鬥誌昂揚的人們》、《祖國的故事》、《銅牆鐵壁》和《朝著太陽落山的方向》四本書。他用自己勇敢的行動和手中的筆為反法西斯戰爭的勝利作出了貢獻，在血與火的洗禮中再次證明了對祖國和人民的赤膽忠心。

　　一九四六年，普拉東諾夫發表的小說《伊凡諾夫的家庭》（後來改名為《歸來》）首先觸及了戰爭給蘇聯人民造成的心靈創傷，比蘇聯戰爭文學的標誌性作品、肖洛霍夫的《一個人的遭遇》早了整整十年，可是萬萬沒有想到，這樣一部優秀作品居然被葉爾米洛夫說成是“厚顏無恥的人”用來“誣蔑”蘇聯人民和蘇聯家庭的大毒草。盡管數十年來一直揮舞批判大棒敲打普拉東諾夫的葉爾米洛夫十八年後公開承認自己的錯誤：“我未能進入安德烈·普拉東諾夫的藝術世界，我用了一把遠離生活複雜性和藝術複雜性的抽象尺子去衡量這部小說”，但是文霸遲到的懺悔無法改變普拉東諾夫最後幾年生活的困境，更不能抹去他精神上受到的傷害。

　　一九五一年一月五日，普拉東諾夫這位天才作家、俄羅斯人民忠誠的兒子，在貧病交加中，淒涼地走完了自己艱難崎嶇卻又光輝燦爛的人生道路。

　　綜觀普拉東諾夫的一生，他始終以人民利益為重，不隨波逐流，憑著藝術家的良知和敏銳的目光，以大無畏的精神和罕見的勇氣，真實反映了那個時代，記錄了人民遭受的巨大災難和犧牲，揭示了造成這些災難的那個體製的反人民性質，探討了民族和人類的前途和未來，用他那樸素而奇崛的語言創造了一個完全獨特的、難以模仿也難以企及的普拉東諾夫藝術世界，不僅為俄羅斯文學增添了奇異光彩，也為人類留下一筆豐富的思想遺產。“普拉東諾夫之謎”，或者說“普拉東諾夫奇跡”，值得我們深入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