悅讀MOOK（第三卷）

鮑正鵠先生

　　◎陳四益

　　鮑正鵠先生辭世已經兩年多了。時間真如白駒過隙。先生去世前兩個月的音容宛然猶在眼前。

　　二〇〇四年八月間，因為女兒臨產，我準備啟程去紐約小住兩月。兩個月的時間實在眨眼即過，所以全不在意，隻是在電話中和先生提到，並不曾鄭重辭行。不想行前一周間，先生竟每天有電話打來，說是還想說幾句話，今後隻怕說話的機會不多了，話語裏頗多傷感。我雖然知道八旬過後，先生的體力已見衰減，過去每年春天，都要同師母一道去香山植物園踏青賞花，這兩年走不動了；通電話時雖然談興仍濃，但不時會因喘息而停頓，不過，我總覺得他思維清晰，反應敏捷，今後請益的機會正多，因此並沒有把他的傷感放在心上，隻是照例寬慰他：“回來我就去看您。”

　　到了紐約也曾向他報過平安，告訴他女兒生了個九斤小子，我因此“加官進爵”成了“外公”。他聽了很是高興，特意向我祝賀，告訴我一些需要注意的事項，以及有暇時在紐約不可不看的地方，並相約返京後暢談。

　　很快就到返程的時候了。機票買定便急忙打電話問他是否有需要在美國購買的東西。我知道他時犯腳氣，發作時瘙癢難耐，曾講起一種美國可以買到的藥粉洗後頗有效用。但奇怪的是家中無人接聽。紐約晚上九點正是北京上午九點，先生是應當在家的，因為近一兩年他活動的天地隻是室內，連院子裏也很少走動了，但也不曾有他想，以為或許趕巧兒去醫院看病了，或許有病住院了？雖然他極不喜去醫院，但無奈的境況一年中偶或也有一兩次。過了一個小時，打電話，依然沒有人接。再過了一個小時，還是沒有人接。我開始忐忑不安起來。又過了半個小時，電話那頭傳來道蘇兄哽咽的聲音，說是“爸爸走了，就是今天早上……”

　　我木然了。孰料他行前那句“今後說話的機會恐怕不多了”竟成讖語。那晚，心情極惡，翻來覆去想起了許多事情。

　　想到行前半月去他家時，他剛把林東海兄寫的一副對聯掛於室壁，聯語是《陋室銘》與《出師表》的集句，為先生自擬：“斯是陋室，臣本布衣。”我們說他官居“郎中”，怎麽算是“布衣”？所謂“郎中”，乃是戲語，因為先生退休前的職務是中國社會科學院科研組織局局長，而舊時郎中正是尚書、侍郎以下的各司主官。先生笑道：“臣本布衣，說的是‘本’”。確實，以他的本性，原沒有做官的興趣，可以說，對官場的習氣他由心底感到厭惡。可是造化弄人，越是不喜歡的事越是落到頭上。二十世紀六十年代前期，“大躍進”的失敗，各行各業都高燒漸退，高等教育也從沒完沒了地“打破”教學秩序、“打破”教學體係、批判“資產階級學術思想”，轉向建設，強調“三基”（即基本理論、基本知識、基本技能）。文科教材的編撰正是教材建設的重要一環。鮑先生就是那時奉召入京，擔任周揚領導的高教部文科教材辦公室副主任，離開了大學教學工作。此後，盡管他多次希望回到複旦繼續他的教學生涯，但都未能如願。在那個年代，個人的意願是不能違背“組織”的意願的，所以先生也就一直沒再能跳出“官員”的圈子。盡管他的工作——從文科教材辦公室副主任到北京圖書館（現在已經改名為國家圖書館了）副館長到中國社會科學院科研組織局局長——並沒有離開文化與學術，但所做的事情都是非所情願的行政事務。二十世紀八十年代後期，我作《唐詩別解》，因老杜詩“星臨萬戶動，月傍九霄多”，道：“一長駕臨，百車嗬護，時有所見；送往迎來，傾巢而動，所在多有，亦大有‘星臨萬戶動’之概矣”。他看到了，對我說：“這樣的事我是親曆的。在圖書館時，每有大人物到，都要‘站班’”。等候多時，不過為幾分鍾的熱鬧。對這風氣他厭惡極了，但又是一種無力扭轉的社會遺傳。後來，每當我看到為了恭候首長合影，一些白發蒼蒼的老先生被年輕的官員指揮著一次一次練習列隊、“上架”（同首長合影時站排的習用語），總不由想起“站班”這個詞兒。

　　他是做學問的。學問之道要嚴謹，要講證據，無根之言不能出口。但官員的習氣卻是要不斷提出響亮的口號，不怕誇下海口，也不怕拍了胸脯不能兌現。對這種作風他很看不慣，曾說到喬木也不免此病，動不動要在一兩年的時間裏組織完成上百部學術著作，全不顧有無這樣的可能，好像天下沒有什麽事是他說出口而做不到的——這也算近朱者赤吧。秘書當久了，首長的作風也學會了。聯想到後來的多少年辦多少世界一流大學的什麽工程，多少年培養多少大師的什麽計劃，這類作風似為官場通病。“大躍進”時一句時髦的口號叫做“不怕做不到，隻怕想不到。隻要想得到，一定做得到”，其實正是官場流行病的素描。須知一流大學也罷，一流人才也罷，都不是可以下計劃批量生產的。官員們可以做的，其實隻是通過立法規、樹風氣，為辦學和學術發展創造一個適合的環境，並選擇真正懂得教育、懂得學術的人去擔任校長。可惜這樣實在、有效的事情反倒沒人肯做，大家熱衷的是把大學合起來再拆開來，拆開來再合起來這一類興師動眾而又全無用處的“大動作”。拆的時候轟轟烈烈，合的時候烈烈轟轟，都是盛舉，再沒有人事後算一算花費的成本和收到的成效，也沒有人追究當時決策的成敗。國家的錢卻這樣流水般白白淌走了。

　　在官場看得多了，也就明白官員的作派每隨著仕途浮沉不斷更替。在文科教材辦公室工作時，周揚是中宣部副部長，正在備受信用春風得意之際。那時的周揚，每逢開會，總是最後到場。端著茶杯就座之後，雙目環場一掃，然後以威嚴沉穩的聲音道：“都到了嗎？啊！”“啊”字的音調是上揚的。那氣勢、那派頭，讓人屏息降氣，不敢則聲。“文革”中一個筋鬥翻入泥潭，待到複出，隻安排了一個社科院的顧問。顧問雲雲，實在隻是閑差，可顧可問，也可不顧不問，在多數情況下，在職的官員更希望你不顧不問，因為有在位的領導需要侍侯，很少有人在意冷鍋裏冒的熱氣。周揚於是也很落寞。周揚的辦公室就在鮑先生辦公室旁邊，他將辦公桌對著門口，房門則雖設而長開。每當鮑先生經過，他就會招呼：“正鵠同誌，進來坐坐嘛。”然後，可以隨意談天，而這在“文革”之前，是從沒見過的。人，總是少沾一些官氣，才顯得可愛。可惜，難啊。周揚複出，因為沒有了官職，少了官氣，頗有些可愛。喬木初複出時尚平易，待到官位愈高，平易之風漸殺，專橫之態複萌，鮑先生很為之歎息。他幾次引用黃山穀的詩——“二十年間世三變，幾人能不化鶉蛙。”——然後說：“陳四益同誌啊，我已經看夠了！”從他入京的上世紀六十年代初，到他退休後的八十年代中，差不多也是二十來年。燒餅翻來翻去，蛙化為鶉，鶉化為蛙的表演，真不知有多少。

　　所以，他雖然也身在“官場”，但對於官位、官派、官風、官氣，一向不感興趣，也從不介意什麽級別待遇之類的東西。鮑先生在中學時代就受到一位共產黨員老師的影響，到了大學，思想言談都趨向進步，參加了不少爭民主、反獨裁的進步活動。在年輕教師中，無論學問、思想，都很令人注目，以致陳望道先生一直以為他是地下黨員。望道先生是中國最早的共產主義小組成員，又是中國第一位《共產黨宣言》的譯者，因為不滿於陳獨秀的家長式作風，沒有參加“一大”並在不久後退出了共產黨，但他一直是共產黨人的摯友。抗戰時期，在重慶，他利用擔任複旦大學訓導長的職務，保護進步師生，做了許多工作，但他也並不知道究竟誰是共產黨員。由於鮑先生的表現，望道先生以為他是黨員。一次，他把鮑先生叫到辦公室，說黑名單裏有鮑正鵠的名字，叫他注意防範。同時，提示性地說：“以後有事情可以通通氣。”鮑先生講到這樁往事，嗬嗬大笑，說“望道先生一定是把我當作地下黨了”。由此，很可以想見鮑先生當年的思想與行為傾向了。上海解放前夕，他積極為反獨裁、爭民主、迎接解放做了許多工作。但是，當“解放”真正到來，許多人從“地下”冒出要爭個一官半職的時候，鮑先生後退了，不但閉口不談做了什麽，連當年一起奮鬥的朋友要介紹他入黨，也被他婉言謝絕，理由是，在困難的時候我沒有入黨，現在勝利了就入黨，那成什麽人了？這也是他為人的一貫準則——投機鑽營的事不屑為。這原則一直保持到老。他常說，“我是退休人員”。一些熟悉他的人大為不平，要為他證明一九四九年十月一日以前，他早就參加了共產黨領導的革命工作。但都被他拒絕了。他說：“退休有什麽不好？去爭那些幹嗎！”

　　鮑先生後來入黨了，也當官了，但依舊保持著廉潔的節操，不肯稍稍假權以謀私。因為“文革”，大學停辦了，他的三個孩子都沒有能讀大學。粉碎“四人幫”後，高校恢複招生，以他在教育界的關係，要把孩子送進大學，不是什麽困難的事情。但他不幹。所以三個孩子中隻有老三自己考取了大學，老大老二連工作都是自己找的。這種狷介，這種固守，這種為人道德的信念，不是在黨旗下宣個誓就會有的。同是黨員，哪怕身居高位，也品類不齊，現在已是人所盡知的了。但我不敢說他內心沒有痛苦。尤其當他家老二淩晨送報又罹車禍之後，他內心的苦楚我是強烈地感受到的。那時，我正在寫《錯讀儒林》那一組文章，鮑先生不止一次對我說：“陳四益同誌，你寫《錯讀儒林》一定要把我寫進去。我就是那個王玉輝啊！”話語中帶著痛苦的自責，這語氣我至今不能忘卻。

　　王玉輝名叫王蘊，是《儒林外史》中的人物。他的故事見《儒林外史》第四十八回。他的大女兒死了丈夫，守節在家。他的三女兒又死了丈夫，一心要殉節隨丈夫去死。殉節，在今天看來是極端殘酷的，但在那個時代是為“倫紀生色”的事情，是道德的楷模——“餓死事小，失節事大”。恪守倫紀的王玉輝沒有勸阻，說“我兒……你竟是這樣做罷”。但真到女兒餓死，官府為之建坊入祠、大擺宴席時，他不禁“轉覺心傷”，辭了不肯去，離家外出散心，也“一路上看著水色山光，悲悼女兒，淒淒惶惶”。鮑先生堅守做人的準則，可以問心無愧，若是他稍假通融，孩子能有個稍稍穩定的工作，或許就不會身罹慘禍了。這是他內心深處的隱痛，一直折磨著他的晚年心境。但是，若要真叫他放棄堅守的準則，恐怕會有更深的內疚折磨他的靈魂。說著一套、做著一套，他辦不到。

　　鮑先生的學問，在學校時就有口皆碑，後來又長期在列寧格勒、開羅、巴黎等地著名大學任教，大家稱道的不僅是他的淵博，還有他的深刻。他開課是講中國近現代文學史，但對古代文學、文獻學、外國文學以及中外藝術，都有許多極精到的見解。在學校時，他的研究生就告訴我，上鮑先生的課，常常有意外的收獲。課間休息時，他會拿出一些畫冊，邊看邊講其藝術特色；若在他家中上課，他又會間或放上一張唱片，談談對西方古典音樂的理解。聽後我很覺羨慕。

　　後來，我也有了這樣的機會。從上個世紀八十年代到北京之後，最愜心的便是同鮑先生海闊天空地隨意閑談。他見聞既廣，掌故又多，而且時有精辟的見解令人心折。有一次閑談間，我提到中國繪畫史上的“曹衣出水，吳帶當風”，是講曹仲達、吳道子二人繪畫筆墨特色的，但其淵源何自似乎看不清那來龍去脈。他立即起身從書櫃裏拿出一本美國因伐爾特的《犍陀羅藝術》，告訴我，犍陀羅藝術是東西方藝術的結合，曾深深影響到中亞和中國的藝術。所謂“曹衣出水”，看看犍陀羅藝術，就知道曹仲達淵源有自。說著，就把書送給了我。回去細讀，才知道犍陀羅藝術是吸收了希臘藝術的佛教雕塑藝術，為了表現佛的衣著質地（絲綢或薄紗），那重疊交叉的衣紋，確有“出水”的感覺。犍陀羅藝術經龜茲、敦煌，傳入中國腹地，影響到北方地區的石窟藝術。生活在北齊，工畫梵像的曹仲達，把這種雕塑語言運用到繪畫上，取得了“其體稠疊而衣服緊窄”的特殊效果。鮑先生的這一提示，是在我讀過的幾本中國繪畫史中不曾見到的。另一次閑談，說到唐代小說的繁興。宋代趙彥衛的《雲麓漫鈔》以為小說“文備眾體，可以見史才，詩筆，議論”，適於科舉行卷投獻之用。這意見，已為大多數治小說史者接受。但鮑先生以為單說可以“見史才”不夠。唐代傳奇雖多係記傳，但正如魯迅所說，作意好奇，幻設為文，其源蓋出於誌怪。誌怪與史才何幹？這就必須考慮《晉書》的影響。《晉書》是房玄齡、褚遂良等人監修的，但因為李世民曾為它寫過《宣帝紀》、《武帝紀》及幾篇史論，所以《晉書》上題的是“禦撰”。既是“禦撰”，勢必影響到有唐一代對所謂“史才”的標準。而《晉書》“好采詭謬碎事，以廣異聞”，“競為綺豔，不求篤實”，“詼諧小辨，神鬼怪物”都“采以為書”，正是小說的路數。鮑先生在閑談中發揮的這一見解，也是前人未發之論。還有一次談到《唐詩三百首》和《古文觀止》，直到今天仍然廣為流傳。他說，其實，這兩部選本過去之所以流行，是因為他們遴選的標準是為了科舉的需要。他接著又發揮道：各種選本，都有遴選的標準，而這標準又關乎一個時代的文學風氣。如果有人以各個時代的選本為材料，是可以寫出一部別開生麵的文學批評史的。這樣的種種議論，給人的啟發，不僅是觀點本身，還有觀察與思考問題的方法。

　　鮑先生的著作不多。有人說他“述而不作”，其實另有情由。那情由鮑先生不願細談，我也不便深問，似乎是因為學術上一次粗暴“批評”引起的。這種批評那個時代司空見慣，不知詳情也是可以想見的了。後來，鮑先生雖然著作不多，但每有所作，都經得住時間的檢驗。一九六一年，他為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的《龔自珍全集》寫了一篇前言，在我的閱讀範圍內，這是論述龔自珍最為簡要、精到的文章。一九七五年，正是“批孔”的高潮，上海為重版此書，希望鮑先生按所謂“儒法鬥爭”的模式重作修改。鮑先生婉拒了這一要求，說如果覺得那篇前言不能用，可以另請他人。果然，那一版的前言換了麵目。但是，到了一九九九年此書再印時，出版社不得不重新請鮑先生同意仍舊采用初版的前言。這固然說明鮑先生獨立不遷的學術品格，也說明經過三十八年的“河東河西”，他的立論依舊保持著學術的價值。《養吉齋叢錄》是鮑先生校點的一部清代筆記，記述了清同治以前政府、宮廷的典章製度和宮殿園囿。此類筆記與說狐談鬼的筆記小說或聊資談助的口耳之說不同，所錄掌故皆有所本，敘述源流亦有所據，若非熟於典章，博於聞見，難以點校。何況《養吉齋叢錄》隻有一個刻本，沒有別本可以參照，這就對校點者的功力要求更高。在亂點亂印古書已經司空見慣的今天，再要找鮑先生這樣的校點者，恐怕已是十分難得。

　　在著述方麵，最令先生不快的是近代文學史的撰寫。他對近代社會與文學的研究，積有年矣。上個世紀五十年代，就在複旦大學講授近代文學史。退休之後，又因複旦中文係幾次三番的邀約，返滬為研究生開講近代文學，大受歡迎。這時，他過去的學生們都希望先生能夠在講課內容的基礎上，完成《近代文學史》的著作，以為此舉將推進近代文學的研究並嘉惠後學。許多人都願意在先生指導下，承擔部分章節的初稿撰寫。先生動心了，申請了課題，拿到了經費，隨即把經費委托最為起勁的一位學生用以購置必要的資料並組織初稿的撰寫。誰知信誓旦旦的這位學生，經費到手，就忙著弄自己的事情，於承擔的任務一拖再拖。先生等了一年又是一年，催促也無濟於事，最後竟避而不見、音信全無，而先生也因年邁，再也無力重起爐灶了。直到先生生命的最後一年，談到此事，仍十分不悅，因為他一生從未失信於人，凡是答應了的事無不盡心完成，偏偏臨到晚年，申請了國家課題，結果留下了難以彌補的遺憾！鮑先生重情誼。朋友的事，學生的事，力所能及，他都盡力幫助，比自己的事還要看重。以己度人，他是不會料到他的學生對應允了的事情會這樣拆濫汙的。但他也止於自責而已，並沒有對那位學生說過一句重話。

　　此後的歲月，先生把剩餘的精力都放到了為友人整理遺著上了。

　　王欣夫先生是出色的文獻學家。我進複旦的時候，王先生教我們中國文學史。那時，鮑先生在列寧格勒講學。大學的課程，本來應該讓教師各盡所長，才能學術傳薪，綿延不絕。但上世紀五十年代的時候，卻幾乎是要求全國的教授，都按照同樣的口徑、同樣的語匯，講授統一規定的內容。說實在的，王先生的文學史課，我並不喜歡，他對新文藝理論的一套詞語本不熟悉，又要嚴格按照教學大綱的要求講授，結果就像背書，聽著了無趣味。及至鮑先生回國，擔任複旦大學副教務長，主管文科教務，才根據王先生的專長，提議中文係開設文獻學課程。這一下，王先生如魚得水。他本來就是一位藏書家、版本目錄學家。理論既豐，實踐又富，文獻學一開，雖為選修課，但聽者甚多，大家都覺得獲益匪淺。他的文獻學講義，到上世紀八十年代正式出版，仍然深受學界歡迎。

　　然而，王先生最見功力的著作還是《蛾術軒篋存善本書錄》。“蛾”，讀如“蟻”， “蛾術”就是“蟻術”，比喻勤奮學習。“蛾術軒”是王先生的室名。王先生一生過眼善本無數，有的購藏，有的抄錄，於各書作者的時代、學術、行事以及傳承過程中相關的學者活動，都有翔實的記錄。《書錄》所著錄的善本有一千餘種，計二百餘萬字。可惜先生於一九六六年因肺炎去世，這部積其平生所學的著作隻是一部未經整理的稿本。

　　王先生同鮑先生過從多年，相與甚稔。鮑先生曾說起“欣夫見到一些比較好的書，常常告訴我，經他介紹，我也買過一些。”鮑先生以為《蛾術軒篋存善本書錄》很有學術價值，又是老友畢生心血所聚，若任其湮滅，大為可惜。而王先生的稿本，不僅內容繁富，學力稍淺無法整理，就是那不分段落，不點標點，引文之中有引文，引文之中的引文中還有引文的文字，能夠有能力校點定稿者恐也難於尋覓。尤其是這樣費時費力的工作，即便有能力，又有幾人願意放下自己的事情為他人作嫁衣？當徐鵬先生和上海古籍出版社來同鮑先生談此事時，鮑先生身體狀況已經不佳，目力也大不如前。但一口答應與徐鵬先生一道來做這項工作。他說“欣夫的這件事，我一定要做。”我知道，他是吸著氧氣，拿著放大鏡做完全書大部分整理校點工作的。拿到樣書，已經是他去世的前一年。他似乎比自己出版著述更為欣慰。

　　趙宋慶先生是複旦中文係的教授，旅法著名畫家趙無極的叔叔。我進複旦大學時，他還在，但不曾為我們開過課。入學前，一位朋友因趙先生是他父執輩，曾帶我前去拜謁。謁見時似乎也沒有說什麽話，隻記得他聽說我考入中文係後，長歎了一口氣說：“既然你選擇讀書作為職業，就要準備吃苦了。”那時我還年少，對他為什麽歎氣，為什麽說這個話，都不太明白。入學以後，雖未聞其傳道授業，卻聽到一些關於趙先生的故事，大多相當離奇。有的把他說得像孔乙己，長長的頭發，穿一件長衫，趿著雙布鞋，口袋裏常常放著些糖果，行走在從宿舍到校園的國權路上，後麵每跟著一群孩子，於是他會拿出糖來分發給孩子，好像孔乙己分發茴香豆。晚間他在距校園不遠的五角場鎮散步，因為穿著怪異，被民警當作遊民收容，等到弄清他是複旦大學教授，又恭恭敬敬送他回家。收容，他不以為忤，禮送，他也不以為意。有的則把他的學問說得令人神往。說他身為中文係教授，卻曾給數學係開過數學課，雖然專業是中國古典文學，卻發表天文學的論文，還說起論文的題目是《論日曜日非禮拜日》。種種傳說都引發著好奇，但都無法求證。直到後來，從鮑先生的口中，我才又知道一些關於趙先生的為人與治學。鮑先生不以字行，在學校，大家都叫他“鮑先生”或“鮑正鵠同誌”，而唯獨趙先生等少數幾人是稱他“百中”的。鮑先生上世紀五十年代去列寧格勒講學時，趙先生贈詩送別，我隻記得那詩的起始兩句是“一別八千裏，論交二十年”。趙先生目空餘子，但對鮑先生情誼卻非同泛泛。鮑先生講到趙先生也每每誇讚他的才情。他說，趙先生有一陣對波斯詩人奧馬爾·哈亞姆的《魯拜集》（一譯《柔巴依集》）發生了興趣，因為他根據種種材料推測，《魯拜集》中的詩作，可能早在北宋時期就已經傳入中國，並對蘇軾的創作產生了影響。為了求證這一推測，他曾用一個星期的時間，按維尼菲爾德的譯本，用絕句的形式翻譯了全部五百餘首“柔巴依”。完成這步工作後，他的計劃是從蘇東坡的詩集中尋找《魯拜集》影響的痕跡，但不知後來何以中斷，以致那五百多首譯作也不知散落何方。趙先生的著作很少流傳下來，唯一比較完整的，是他一九三五年為青少年寫的談天象的著作——《秋之星》。這部看來隻是通俗的科普著作，卻匯聚了古今中外關於星座的種種知識和傳說，趣味盎然，文筆又美，不可多得。從那時至今，似乎還未見可以替代的著作。城市的擴張，大氣的汙染，今天城裏的孩子已經看不到因而也根本不知星座為何物了。偶爾有談論星座的，又大都是相信什麽星座與人的命運、性格關聯的悠謬不經之言。鮑先生一直想替趙先生重印此書，為了朋友，更是為了今天的孩子。《秋之星》當年是由開明書店在上海出版的，北京的圖書館遍覓無蹤，後來還是許覺民先生托人從上海找到，據說已經進了“善本”書列，允許複印已是大大的麵子了。鮑先生去世那一年，把複印書稿交給我，希望能找一家願意印行的出版社。兩年多了，鮑先生去世了，許覺民先生也去世了，我向幾家出版社推薦，尚未有一家給予肯定的答複。我想，大概他們覺得不能賣錢吧，其實這是未必的。今天有多少人還知道中國的織女星所屬的星座就是西方人所說的天琴星座？中國因之產生了牛郎織女故事，西方人卻以為這張七弦琴是武仙用以驚起飛鳥的，又說是希臘音樂家奧佛士用以迷醉森林猛獸的。中國人所說的北鬥，是說它形似鬥杓，而美洲的印第安人也稱之為“杓”，這個叫法現在依然為美國的通稱。或許印第安人真是從亞洲遷徙去的，因此連這星座的名稱也帶了去吧。種種有趣的敘述，如果再輔以精美的星座圖片，怎見得就不會引發讀者的興趣？我期待著有見識的出版者出現，使趙先生這部小書重現於世，也不枉鮑先生一番心血。

　　從美國回來，我去拜望師母。師母告訴我，鮑先生去世之前，還殷殷叮囑，他的那些書先不要動，以便我們這些學生如果需要，可以拿去用。聽後我很感動。我知道鮑先生平生好書，但從不吝書。他對中國圖書館、博物館等公共機構，把公共資源據為小團體或個人賺錢的“資源”而缺少為讀者服務的精神屢有批評，稱之為“糟蹋東西的地方”。他自己則始終以“書盡其用”當做最愉悅的事情。讓書發揮作用，才是真正愛書。那些隻是滿足一種占有欲的所謂藏書家，一旦占有就秘藏深鎖，不以示人，其結果與焚書無異。如果鮑先生知道他的學生或朋友中誰在研究某個問題，就會把自己所藏的有關書籍找出來贈送給他。我就曾多次拜他所賜。如果那位學生或朋友研究有成，他會由衷地高興；如果後來無聲無息，他也會歎息“那書白送給他了。”但此後遇有所需者，他仍舊毫不吝惜地送人。他送出的書籍，不少都是今天拍賣行所謂“有很大增值空間”的書。這樣的愛書人，今天也是很少有了。

　　淡泊名利，尊重學術，謙己厚人，博學多聞，重節操，篤友情，前輩學人的儀型，隨著這一代人的離去，已經甚為罕見。就像吳敬梓在《儒林外史》中開宗明義第一回就把王冕打發到“雲深不知處”一樣，以便讓出空間給新一輩文人來維持文運。

　　還在剛剛聽到他去世消息的那天，輾轉不能成眠，吟成四句，雖不像詩，但卻是當時真實的情感：

　　時近歸期憶笑容，

　　“布衣陋室”望重逢。

　　何期悲曲傳天外，

　　人隔雲山幾萬重。

　　先生去世已經兩年多了，骨灰也撒入了大海。造化吝嗇，總不肯給人一個圓滿的結局，未容我見先生最後一麵。但人情可以勝於造化的，則是對師生情誼的永久追憶，這是任什麽力量也無能阻絕的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