悅讀MOOK（第三卷）

俞平老的暮年生涯

　　◎鯤　西

　　從一九七四年起俞平伯先生與葉聖陶有過近十二年的書信往還，同住一地，又不時晤麵，卻又書信往來互吐衷曲，這是很少見的。二十世紀七十年代初期或者是促成這種表達友情和思緒的重要因素，時世變化使兩老能在無忌憚的氣氛下暢所欲言。也正是這個因素，使十二年中八百餘封遺劄得以完好保存下來，並經後人匯編，予通信集以《暮年上娛》的稱號。俞先生於一處信中說：“江南昔夢已遙，不圖晚節聚首京城，書信往還兼尊酒論文之樂，若斯緣法彌可珍重也。”作為讀者展讀是書在歡悅之餘又不禁無限感觸，那灰飛煙滅的年代終於過去，正是那時候誰家不喪失珍藏圖書珍玩，對於葉俞二老其時處境之艱危就更不用說了。

　　但《暮年上娛》決不是憶往懷舊的書，既是書信自不能沒有身邊瑣事或酬應之類的內容，可是讀者卻也驚奇地發現已是暮年的俞先生有著一種自強不息的精神，出之以委婉的言辭，同時又習慣地運用古典的隱喻，但讀者依然能感覺到老人所顯示的活躍的心態。因此讀《暮年上娛》需要兼讀《全集》、《年譜》以及俞先生知交晚輩所寫的一些論著，書信隻是微露信息，完整的見解則散見於《全集》中。所以它是需要解讀的一部書。

　　俞先生於信中說“弟之老學，即蒙學也，六十載心知良非容易。會當共慶之”（第308頁）。在《樂知兒語說〈紅樓〉》中又說：“兒語言其無知，餘之老耄學即蒙學也。”這就是說他晚年對於世事的觀照早已奠基於童年的誦讀中，這需要從他晚期一些詩文中來印證。

　　釋《遙夜閨思引》

　　五言長篇《遙夜閨思引》作於一九四二、四三年之間，那是在已淪陷的故都。一九四五年日本投降，一時光複的歡悅充溢於全國。原來南下的故舊知交重回來，最能表達此時一部分人心情的是寅恪先生的《丁亥春日清華國作》一詩：“蔥蔥佳氣古幽州，隔世重來淚不收。桃觀已非前度樹，槁街長是最高樓。名園北監仍多士，老父東城有獨憂。惆悵念年眠食地，一春殘夢上心頭。”全詩籠罩著淒咽的情懷，勝利並未帶來歡悅。然而俞先生卻不然，恍如隔世的故友重逢，使他情溢於辭，並且即以長詩《遙夜閨思引》分贈諸友好。從一九四五年十一月至一九四六、四七年共為抄詩者寫了十七篇跋語，可知他雖不諱言此詩能否為知交所鑒賞，但撰寫此一巨製所產生的興奮心情卻未能掩飾。

　　自是人世紛紜，身家跟著蹉跌者又過了二十五個年頭，約略相等於一個世紀的四分之一。直至二老通信，《遙夜閨思引》一詩才無意中由葉老重新提起。討論的焦點依然在詩的晦澀難懂上，此意二十多年前圍繞十七篇跋文中已表白無遺。俞先生在他回信中卻作了相當明白的解釋，節略如次：“承詢及前作長詩，既感且愧，另有跋語一冊，此書前或已寄奉。此詩共分四段：首至‘無礙紅顏想’、至‘所思渺西海’、至‘近想適裸園’、至末。詩以懷人為主旨，以滄海為背景，以夢幻為因緣，唐詩所謂‘海上生明月，天涯共此時。情人怨遙夜，竟夕起相思’者也。雜以顛倒、夢想、回憶、自敘及一般的閨思，甚至有代東瀛婦閨怨者，曼衍無歸，遂衍至三千餘言。（下略）”

　　要解讀這一首公認難懂的長詩，關鍵隻在“以滄海為背景”這一句話，換言之這是俞先生後期思想中一個極重要的自我表白。詩人的情感、經驗是屬於他個人的，所謂顛倒、夢想、回憶、自敘都屬於這一範疇，但詩人終不自足於個人經驗，一個有著強烈良知的詩人更而要走出這一個人經驗的框架。美國女詩人普拉斯曾說：“我相信一個人應該能夠控製並支配經驗（中略），而且一個人應當能夠以一種明察聰穎之心支配這些經驗。我認為個人經驗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但是它當然不該變成一種封閉的盒子或攬鏡自顧的自戀經驗。我相信它應該是有相關性的，與更大的事件相關，與廣島以及達豪等等大事相關。”（夏河文，見《國際先驅導報》2003年3月28日）俞先生“以滄桑為背景”不就是普拉斯所謂“與更大的事件相關”嗎？質言之滄桑即是今天和昨天的曆史，在俞先生更包括他暮年思想中一個一再強調的核心這即是“夷夏之分”，在跋語中“茲篇變複夏夷雜用，文野錯陳，”又說“若夫雅俗文質之運，夷夏古今之變，世士各尊所聞識。”（分見《全集》卷一，第499頁、第503頁）。所以此夷字是包括所有來自西方思潮。而茲論自非三言兩語可以詳盡。

　　無庸贅言，這應當就是解讀《遙夜閨思引》這首長詩的一把鑰匙。

　　《評〈好了歌〉》

　　《評〈好了歌〉》一文寫於一九八○年，但直至一九八六年才正式刊布。這中間的曲折，俞先生好友王伯祥哲嗣王湜華在所著《俞平伯的後半生》一書中有記述（見第226頁），語至沉痛，文長不具引。讀者需要明白的是這是距離一九五四年《紅樓夢》批判之後事隔三十餘年，俞先生才又重拾舊緒寫出他心中真情的話語。原文標題《舊時月色》，《評〈好了歌〉》屬於其中第二部分。《好了歌》所以成問題是因為它完全不同於金陵十二釵冊子，後者暗語基本上可以預見與十二釵的結局相吻合，反之《好了歌》文字汪洋恣肆，同時又加上他人的旁注，就更加覺得不能預測全書的結局。於是俞先生作了這樣的判斷，《好了歌》與《紅樓夢》的不相當，不是由於偶然的，第一是廣狹不同，《紅樓夢》既是小說，它所反映的麵是有限的，總不外一姓或幾家的人物故事。《好了歌》則不同，它的範圍很廣，上下古今，東西南北，無所不可。第二是重點不同，小說講的是賈氏由盛而衰，末世的回光返照，衰而不複盛。即“食盡鳥投林”、“樹倒猢猻散”。而“解注”的意思卻不是那樣，它的重點在衰而複盛上，隻是“得旺氣者另一家也。”

　　這裏俞先生又引《好了歌》數句作如下的注釋：“亂烘烘你方唱罷我登場”（意譯為送舊迎新），“反認他鄉是故鄉”（認賊作父）。“甚荒唐，到頭來都為他人作嫁衣裳”（即“采及百花成蜜後，為誰辛苦為誰忙”）。

　　這就是《好了歌》的不解之謎，因為它與小說的發展不相呼應，《好了歌》應如俞先生所說它有一個比小說更大的背景，這個背景也就是俞先生給詩《遙夜閨思引》所劃定的滄桑之際。小說是具體的，即使超出它的範圍也易於解讀。詩是隱存於詩人無數綿密的意識中，就如我們讀英國詩人T。S。艾略特的長詩《荒原》一樣。俞先生暮年所形成的這一種詩人所具有的曆史意識在他晚期的作品尤其是小文中都無例外地流露著。

　　對《紅樓夢》八十回後情節的推測

　　是俞先生對紅學最後也是最大的貢獻

　　文見《樂知兒語說<紅樓>》，作於一九七八至一九七九年之間，全文共十九篇，今見者非全篇，尚有佚文亦下落不明。俞先生在小引中說蘇州馬醫科巷舊寓，其大廳曰樂知堂，俞先生即出生於此屋。民國元年十三歲始讀《紅樓夢》，整整已有六十七載了。他說過去所作曾無是處，且為世人所嗤，現在趁著“秉燭餘光或有一隙之明”才又寫下這些論《紅樓》的文。這裏隻就八十回後的情節問題轉述一下。

　　《紅樓夢》是一部未完成的巨著，文學史上沒有比這更大的憾事。所以張愛玲把《紅樓夢》喻為斷臂的維納斯。《紅樓夢》有高鶚的續書使它得以保存下來，俞先生晚年亦肯定此點。但續書庸劣，尤以寫瀟湘之死最惡俗。不看原著的許多人更無疑義地從電視劇上認定了黛死釵嫁發生在同一時辰。俞先生以多年積聚的思想對於這一問題作了最精辟的論斷。

　　要解決釵黛的結局問題須先從七十九回《芙蓉誄》說起，俞先生此節文極精妙，節引如下：

　　餘前有釵黛並秀之說為世人所譏，實則因襲脂批，非創見也。其後在筆記中見芙蓉一名秋牡丹，遂賦小詩雲：“塵網寧為綺語寬，唐環漢燕品評難。哪知風露清愁句，秋後芙蓉亦牡丹。”（六十三回箋上注自飲一杯，牡丹陪飲一杯）蓋仍舊說也。（按意雲釵黛合一及祭晴雯實祭黛玉俱得自本書）此記僅存八十回，於第七十九回修改《芙蓉誄》，最後定為“茜紗窗下，我本無緣；黃土壟中，卿何薄命”。書上說“黛玉聽了，忡然變色”（下略）。芙蓉一花，雙關晴黛。誄文哀豔雖為晴姐，而靈神籠罩全在湘妃。文心之細，文筆之活，妙絕言詮，隻覺“神光離合”尚嫌空泛，“畫龍點睛”猶是陳言也。石兄天真，絳珠仙慧，真雙絕也，然已逗露夢闌之消息來。（中略）黛玉從此不再見於《紅樓夢》矣。曲終人去，江上峰青，視如二玉，最後一晤可也，不須再讀後四十回。

　　西方的悲劇是屬於崇高美的。無論希臘以至莎士比亞無一例外，中國的悲劇如《紅樓夢》其纏綿悱惻至於此極，這是與中國文字特有的美分不開的，《芙蓉誄》豈不就是這樣。以下俞先生進而作三點概括：一、“晴雯逝後，黛玉世緣非久，此可以揣知也。未完之書約二三十回，較今續四十四為短，觀上引文，有急轉直下之勢，敘黛玉之卒，其距第八十回必不遠。或即在誄之明年耶？其時家難未興，名園無恙。二、“‘黛先死釵方嫁，但續書卻誤，’芙蓉為夭折之征。誄稱芙蓉竟芳之月，即九月。蓋晴黛皆卒於是月，雖於後回無據，想當然耳。”六十三回黛玉掣得箋後眾人笑說除了她，別人不配作芙容。怡紅夜宴，掣花名箋，書中又一次預言，釵黛結局於焉分明。牡丹芳時已晚，而況芙蓉。花開不及春，非春之咎，故曰莫怨東風當自嗟也（暗指寶釵掣得牡丹）。黛先死而釵方嫁，此處交待分明，無可疑者。續書何以致誤，庸妄心情，誠為叵測。三、“‘娥眉善妒，難及黃泉。’黛玉之死，非關寶玉之婚；寶釵之嫁，卻緣黛玉之卒。一自瀟湘人去，怡紅院天翻地覆，挽情海之危瀾，自非蘅蕪莫可。即依前回情，諸娣歸心，重闈屬望，寶釵之出閨成禮已水到渠成，亦文字之定局，蓋無所施其鬼蜮奇謀也。但木石金玉之緣，原有先後天之別，凡讀者皆知之。三十六回之夢話，寶亦未必自知。及其嫁了，如賓廝敬，魚水言歡，皆意中事。而玉以識昧前盟，神棲故愛，風孽纏綿，無關生死，娥眉善妒難及黃泉。寶釵雖具傾城之貌，絕世之才，殆亦無如之何矣。若斯悲劇境界，每見於泰西小說，《紅樓》蓋亦有之，惜餘韻杳然，徒勞結想耳。‘縱然是舉案齊眉，到底意難平’《終身誤》一曲道伊行婚後心事。窺豹一斑，輒為三歎。作者於蘅瀟非無偏向，而‘懷金悼玉’之初衷，初不緣此而異。評家易抑揚為褒貶，已覺稍過其實，更混以續貂盲說，便成巨謬。蘅蕪厄運，似不減於瀟湘也。”

　　文章一氣嗬成，其中尤以黛死非關寶玉之婚，釵嫁卻緣黛玉之卒兩句最是醒豁，一掃續書的誤導和影劇的渲染。

　　在當代所有研究紅學的學者中，沒有誰有像俞先生這樣如此斬釘截鐵而又融洽情理地指出八十回後寶、黛、釵三人應有的結局模樣，正因為《紅樓夢》是一部未完成的曠世巨構，心係讀者心中的也就是此三人的姻緣結局，所以經此一說，即俞先生的點明，讀者似乎放下了遺憾的心態，終於看到了作為文學的《紅樓夢》的純潔性得到了它應有的捍衛。續書的庸妄和娛樂片所引起的廉價的悲傷都可不必計較了。

　　談虎丘劍池

　　俞先生晚年寫一些短文，如談蘇曼殊的一首詩，以及崇禎皇帝究竟吊死在哪裏等等，文短有時語焉不詳，卻使人感覺在這些短文的背景後作者所思考的遠遠多於表達在文字之中。《談虎丘劍池》一文尤其耐人尋味，讀此文或可以使我們對暮年的俞先生思想窺豹一斑吧。文不長全引如下：

　　《大戴禮記·保傅篇》：

　　越王不頹舊塚而吳人服。

　　隻此一句，故事不詳，亦未見他書，蓋別所有據，而今亡矣。北周盧辯注曰：“蓋勾踐也”；下又雲“皆得民心也。”

　　按盧說“越王”為勾踐，於“舊塚”無注，以義推之，蓋既闔閭塚。或更包括其他吳先王，主要在於闔閭，注謂“得民心”者指此而言。吳山越水，佳話流傳，此“虎丘劍池”所以為千秋名勝，固不僅風景之佳。若視同培樓杯水而小之，非知古今者也。

　　吳梅村《虎丘夜集》寫劍池雲：

　　火照靈淵暑月寒，

　　鍾埋苦霧陽崖黑。

　　魯公擘窠字如鬥，

　　忠孝輪回鬼神走。

　　蘚剝苔侵耿不靡，

　　手捫沉吟立來久。

　　名賢巨刻，光景宛然。明代如此，再遠不可悉知，其為勝跡，固無恙也。

　　餘浙人而生長於蘇，於吳越並有桑梓之敬，偶檢遺聞，遂略記焉。

　　文止於此，然而文心綿密，非僅文字一如平生，而且所包含的深意亦待抽繹。虎丘為吳王闔閭塚，《越絕書》記之最詳，即《史記》注亦引用。俞先生此處隻是摘引吳氏七言《西巘顧待禦招同沈山人友聖虎丘夜集作圖紀勝因賦長句》中一節，詩作於康熙三年，同時以虎丘命題的尚有二三首。所謂光景色宛然隻是指寫虎丘的形勝，而語至沈痛的全集中於末句“手捫沉吟立來久”七字。試想此時的詩人完全陷於百感交集之中，宗國淪亡，遭逢喪亂，（按吳由明入清）還有什麽比這更使他久久沉吟不忍離去呢？詩意自明，無遑詮注。

　　這就是這一節詩引起俞先生共鳴的地方，同時也是俞先生晚年所亟亟講說的以滄桑為背景這一思路。明乎此，那他的其他的看似晦澀之作也有了通解的可能。

　　文作於一九八八年首刊於《浙江畫報》，其後一九八六年黃裳編《俞平伯散文》收入該文，俞先生在致黃裳信中說《談虎丘劍池》“文極短，似兀然而止。後來本當還有一段談吳詩之作意，以偷懶、怕嚕蘇、憚‘商榷’之故，希亮察。其談虎丘，說山塘，拉拉扯扯，正是引動他心事了。”（引自孫玉蓉編《俞平伯年譜》）

　　上引“他”指吳梅村，雖說不暇詳釋，但這裏說的談虎丘，說山塘，拉拉扯扯等語已經把打動詩人心事的深意和盤托出了，俞先生屢屢教誨詩貴自明，多吟誦是了解詩的最好方法。他寫讀虎丘詩，寫得那麽簡略，或者也正是不欲明說虎丘詩人何以也如此打動他自己的心事吧。這篇看似無關宏旨的短文所以值得深思的地方正在此。

　　這就是俞先生，在進入暮年時期的他卻萌發著強烈的曆史意識，而他的曆史意識是由積聚的情感而來的，並非出於理性。所以晚年的作品不能以理性的成分來衡量，此中所顯示的情感才是最重要的。唯一引人遺憾的是它們的晦澀或有時又過於簡略，不能為世人所知曉。但至少有一點是明白的，即俞先生不隻是一個紅學家，也不是從“五四”過來的散文作者，用康德的話來說人如有崇高感的特性，就由於他有著心靈的活動。暮年的俞先生或庶幾近乎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