悅讀MOOK（第三卷）

喜聞新人向孔子“宣誓”

　　——談孔子“出妻”及其他

　　◎伊 人

　　一

　　曾有朋友告訴我，某地搞了個特別活動，讓新婚男女向孔子宣誓“永不離婚”。當時我的反應是：又是八卦新聞吧。因此也沒怎麽在意。可過了不久，讀到學者資中筠的一篇文章，文中提到：“更有甚者：北京啟動‘孔子文化月’，一百八十對夫妻舉行婚禮，集體麵對孔子畫像宣誓永不離婚（！）。”看來千真萬確，實有其事，不是媒體記者“八卦”出來的。

　　資中筠先生說“更有甚者”，顯然她認為此事過分，是不以為然的。其實，這宗“宣誓”儀式不僅僅是過分，而且非常荒誕滑稽——一百八十對新人向孔子宣誓“永不離婚”，可孔夫子他老人家恰恰是離過婚的！

　　試想，孔夫子若泉下有知，將會如何地難堪：甚矣！爾等欲哂予為樂乎？（過分啦！你們要拿嘲笑、奚落老夫當樂子嗎？）“宣誓”儀式的策劃者或許會一臉無辜：我們實在是把孔夫子老人家奉為“永不離婚”的千古楷模的呀！姑且相信他們確是出於純正、嚴肅的動機，可實際的後果卻成了“搞怪”——正兒八經的莊重“搞怪”，搞到了孔夫子的頭上！

　　所以，本文題目的“喜聞”，這個“喜”就不是“欣喜”、“值得高興”，而是有“好笑”、“可樂”的意味。如此而已。

　　二

　　準確地說，孔子是“出妻”，就是把妻子“休出”，這不完全等同於我們現在所說的男女雙方的平等離婚。孔子“出妻”，在儒家經典《禮記》裏有明確的記載：

　　子上之母死而不喪。門人問諸子思曰：“昔者子先君子喪出母乎？”曰：“然。”“子之不使白也喪之，何也？”子思曰：“昔者吾先君子無所失道，道隆則從而隆，道汙則從而汙，伋則安能？為伋也妻者，是為白也母；不為伋也妻者，是不為白也母。”故孔氏之不喪出母，自子思始也。

　　這段記述中的“子思”，是孔子的孫子孔伋，而敬稱的“先君子”，則是子思的父親孔鯉。子思的學生問：“從前您的父親為被休出的母親穿孝服守喪禮嗎？”子思回答是的。學生又問：“您不讓子孔白（字子上）為母親穿孝行喪，為什麽呢？”子思先以所謂“道隆”、“道汙”為依據，接著斷然言之：“作為我的妻子的，是孔白的母親；被休出而不再是我的妻子的，便不再是孔白的母親了。”照此邏輯，孔白當然就無須為“不為白也母”的亡母穿孝守喪禮了。《禮記》在此指明：“孔氏之不喪出母”，是從子思開始的。

　　同在《禮記》中，還有一段記載：

　　伯魚之母死，期而猶哭。夫子聞之，曰：“誰與哭者？”門人曰：“鯉也。”夫子曰：“嘻！其甚也。”伯魚聞之，遂除之。

　　“伯魚”就是孔子的兒子孔鯉，他在母親逝世一周年的時候，穿著孝服哀哀哭泣。孔夫子聽到後，問：“誰在哭呀？”學生告訴他是孔鯉。孔夫子說：“哼！太過分了。”孔鯉聽說之後，便脫去喪服不再哭泣。

　　南宋大儒朱熹對上述記述注解說：“伯魚之母出而死，父在為母期而有禫，出母則無禫；伯魚乃夫子為後之子，則於禮無服，期而無哭矣。”所謂“禫”，就是除喪服的祭禮。孔鯉的母親既然是被“出”的，按儒家禮儀規定，就不能有“禫”；因此，孔鯉“期而猶哭”，孔夫子便不以為然地認為他太過分了。《禮記》有語：“禮不逾節”——“禮”是不能超過限度而不加節製的，超過就不合於“禮”了。孔子說過：“非禮勿視，非禮勿聽，非禮勿言，非禮勿動。”似還可以加一條：非禮勿哭。

　　不過，孔夫子畢竟還讓孔鯉曾為其亡故的“出母”服過喪，不像他的孫子子思那麽絕情：把孔白與其“出母”的血緣之親也一刀截斷了。

　　三

　　關於孔夫子所“出”之妻，即孔鯉的“出母”，我們所知甚少。

　　一部《論語》，有數次述及孔鯉；一次提到孔子的女兒：“以其子妻之”——將自己的女兒嫁給學生公冶長；有兩次提到孔子的哥哥和侄女：“以其兄之子妻之”——把哥哥的女兒許配給學生南宮適當妻子。然而，對孔子的妻子，全書卻不著一字。

　　被指為“偽書”的《孔子家語》中有一句提及：（孔子）“至十九而娶於宋之上官氏，生伯魚”。據此可知孔鯉的母親是宋國人，姓“上官”，——另有證說是“■（ｑｉɑｎ）官”。除此之外就不甚了了了。

　　孔鯉的母親為什麽被“出”？也不見確切的記載。

　　“出妻”在中國古代，不是什麽大不了的事情。《大戴禮記》中早就明列出了“出妻”的律條和理由：

　　婦人七出：不順父母，為其逆德也；無子，為其絕世也；淫，為其亂族也；妒，為其亂家也；有惡疾，為其不可與共粢盛也；口多言，為其離親也；竊盜，為其反義也。

　　筆者試以這“七出”之則，揣想孔鯉之母的被“出”——

　　先用排除法：第一條“不順父母”，似不大可能，孔子的父親早亡，■官氏嫁給孔子後，理當受其丈夫的影響，對婆婆也很恭順。第二條“無子”，不必說了，她為夫子生了孔鯉。第三條“淫”，第四條“妒”，第七條“竊盜”，似也可排除，因為從孔鯉對亡母的感情（“期而猶哭”）來看，他的母親當不會是那種失德的壞女人。第五條“有惡疾”，筆者願意相信以孔子的仁愛之心，想必不會因妻子患“惡疾”（比如肺癆、黃疸病之類），便忍心把她逐出家門。

　　那麽，這“七出”之中，有可能的就是“口多言”這條了。筆者反複細讀《論語》，似乎辨到了一點消息：“食不語，寢不言”，這既是孔子飲食起居的一種習慣，恐怕也是有點針對性的——吃飯或睡覺時，■官氏難免要跟丈夫說說話，而說的很可能都是些家長裏短的“婦人之見”；說得多了，夫子自然不勝其煩，便幹脆定下一條規矩：“食不語，寢不言”。再假如（僅僅是假如），“子見南子”的傳言傳到■官氏的耳朵裏，她若是忍不住向夫子嘮叨幾句，夫子不慍怒且正言斥之才怪哩。

　　《論語》裏還有這段記錄：“子曰：‘唯女子與小人為難養也，近之則不孫（遜），遠之則怨。’”夫子的這句話，想必不是無的放矢的泛泛之論，很可能是因於與身邊女人之感受，從而慨乎言之的。注意這句話裏“女子”置於前，顯然是側重的對象，而且把“女子”同夫子向來鄙視、貶斥的“小人”並列起來，這問題看來就相當嚴重了。

　　筆者還揣測，在日常服侍夫子方麵，■官氏或許也有不如夫子心意之處。我們知道，孔子“食不厭精，膾不厭細”，對美食是非常講究、挑剔的；據《論語》所記：烹調得不好的，不吃（“失飪，不食”），沒有合口的調味醬料，不吃（“不得其醬，不食”），從市集上買來的酒和熟肉，不吃（“沽酒市脯，不食”）……不獨如此，還有“禮”的種種瑣細要求，比如，肉切割得不合規矩，不吃（“割不正，不食”），坐席擺得不端正，不坐（“席不正，不坐”），如此等等。倘若在烹調及家政方麵，不是足夠的精通和幹練，尤其是在“禮”的細節方麵的粗疏失當，想要勝任孔氏夫人之重責，恐怕是難矣哉。

　　當然，以上僅是筆者從經典記述中蹊蹺之處，作出一點“可能性”的揣測；也許，孔夫子“出妻”的底裏，將是永難索解的謎。

　　四

　　中國有句古語，曰：“糟糠之妻不下堂”。

　　孔子曾經很坦率地承認：“吾少也賤，故多能鄙事。”《史記》中說，孔子曾當過倉庫保管員，替人管過牧場。事實上孔子幹過他所認為的“鄙事”，遠不止這些。

　　在孔子十九歲娶■官氏時，他仍然處於貧賤之境中。就在娶妻的那一年，魯國的貴族季孫氏有一次設宴招待士人，孔子前往參加，結果被季孫氏的家臣拒之門外。按孔子自述的“三十而立”，可以推知，在三十歲立業之前，孔子是沒什麽地位的。因此可以說，■官氏是孔子的“糟糠之妻”。

　　那麽，能否因為■官氏之被“出”，而認定孔子德行有虧呢？筆者覺得不能。這不僅因為在孔子的時代，尚沒有“糟糠之妻不下堂”這一說，更因為在整個中國古代，“出妻”是社會生活允許的通則，無違於禮教，甚至可以說是“天經地義”。當然，筆者也不是說，被“出”之妻就都是咎由自取，活該。

　　正因為古時“出妻”與“禮”無違，所以在《禮記》中有多處言及“出妻”的內容。正因此，大儒朱熹在《禮記》的注解中，明言“伯魚之母出而死”。編撰過《四書集注》的朱熹，對孔子是絕對絕對崇敬的，倘若“出妻”是道德有虧的事，他豈能不“為聖者諱”？

　　稍早於朱熹的宋代理學家程頤，對“出妻”曾如是說：“妻不賢出之何害？如子思亦嚐出妻。今世俗以出妻為醜行，遂不敢為。古人不如此。”可謂是旗幟鮮明。但由此也可以窺出，當時世俗中對“出妻”已有所懷疑，不如更古的古代那麽理直氣壯了。

　　不過，在古代，被“出”之妻，未必都如程頤所說的“不賢”。孔子的學生曾參——他在《論語》裏被敬稱為“曾子”，——以“藜蒸不熟”的理由“出妻”（藜是一種當菜食用的植物）；有人問，這犯了“七出”之規嗎？曾參回答：“藜蒸，小物耳。吾欲使熟，而不用吾命，況大事乎？”大概覺得這理由有點勉強，又說：“絕交令可友，棄妻令可嫁也。蒸不熟而已，何問其故乎？”問理由幹嗎？想要“出”那就“出”了唄，何況妻被“出”後，她還可以嫁人呢！

　　盡管“出妻”在中國古代，是無可置疑的男人特權，卻也不是所有男人都使用了這項特權。筆者相信，古代不“出妻”的男人還是多數，尤其是在底層的平民中。“相濡以沫”、“白頭偕老”，是很多貧賤夫妻衷心祈願並踐行到底的。因此，《詩經》中“風”（民歌）的詩句：“死生契闊，與子成說。執子之手，與子偕老。”近三千年來便能在無數人的心中詠唱不已。還有這種不“出妻”的情況，就是妻與妾共存，比如有的妻子生不出兒子，聽任丈夫納妾，自己幸免於“出”，得以保留正妻的名分。當然納妾不隻為此，妻妾成群往往又是男人身份的象征。在中國封建禮教社會裏，男人擁有妻妾既合法，也無違於道德。

　　今天我們無須拿現代的婚姻觀念來苛求於古人，古人有古人的婚姻模式和道德。然而，我們能否認現代婚姻製度中的“離婚自由”，比諸古代的“出妻”以及不“出妻”的養蓄妻妾，乃是一種社會的進步，顯然更合理、更文明、更人性嗎？！

　　輕率的、不負責任的離婚，固然不足取，但離婚並非就意味著負麵、消極，離婚也未必都關乎道德問題。如果離婚根本要不得，為什麽法律要寫進“離婚自由”？讓一百八十對新人向孔子宣誓“永不離婚”，天曉得能否保證他們都堅守誓言至死不離。這跟組織有些“公仆”向包公宣誓“永不貪汙”一樣，是靠不住的。

　　說穿了，策劃新人向孔子宣誓和“公仆”向包公宣誓，其實都是“作秀”。不過兩者也有差異——其一，貪汙是絕對的壞事，本該禁絕（但不是靠“宣誓”）；離婚則是當事者雙方感情破裂、婚姻失敗的一種選擇，且是法律允許的自由，又豈能一律“永不”？其二，“公仆”們向一生清廉的包公“宣誓”，好歹還沒有弄錯楷模；而讓新人對曾經“出妻”的孔夫子宣誓“永不離婚”，這實際就是一場惡謔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