悅讀MOOK（第三卷）

近年西方知識界熱點掠影

　　◎劉　擎

　　冷戰結束之後，西方左翼思潮與社會運動曾麵臨嚴峻考驗，也一直在探索中尋求突破的契機。在近年拉美政局的“紅色風暴”激勵下，左翼力量似乎聚集了新的能量。二○○六年四月《國家》雜誌發表文章，激烈地抨擊主流輿論對拉美局勢的妖魔化，指出拉美的“左轉”宣告了“華盛頓共識”的破產，標誌著過去二十年的“新自由主義”模式拉美的失敗。著名“世界體係”理論家華倫斯坦在《新左派評論》中發表文章，分析了世界格局的現狀與發展趨勢，認為美國霸權在二○○一至二○二五年間進入了不斷衰落的時期。托派社會主義同盟“第四國際”主辦的“世界社會主義網站”（WSWS），去年一月在澳大利亞召開“國際編委會”會議，編委會主席大衛·諾斯（David North）在開幕發言中指出，雖然資本主義在一九九○年代獲得了全球性的擴張，但其危機在不斷地加深。美國最大的左翼知識分子聯盟會議“社會主義學者大會”（SSC）在曆經了分裂之後，似乎獲得了複蘇。分裂出的一支“左翼論壇”於去年三月在紐約舉行主題為“全球抵抗與帝國的衰落”大會，從開幕式的“挑戰帝國”到閉幕式的“前進”主題，顯示出高歌猛進的勢頭。但是新自由主義的挫敗並不天然地意味著社會主義的勝利。對於西方社會主義的複興而言，當下的轉機仍然還是朦朧的曙光。

　　二○○六年十月十四日是漢娜·阿倫特的百年誕辰紀念日。當天，柏林的“阿倫特的思想空間”現代藝術展開幕，美國國家公共廣播電台（NPR）播出對阿倫特的學生、傳記作者和研究者布魯艾爾（Elisabeth Young-Bruehl）的訪談。而世界各地的紀念活動早在年初已經開始，學術界舉辦的國際會議有近三十多次。這樣廣泛而隆重的紀念並不是心血來潮的儀式，而是最近二十年以來阿倫特的思想影響持續增長的結果。正如布魯艾爾新著的書名（Why Arendt Matters）所提示的那樣，阿倫特對於我們的時代仍“至關重要”。作為二十世紀獨特而複雜的思想家，阿倫特的作品蘊含著多重闡釋的可能。比如對極權主義問題的研究，阿倫特在《極權主義的起源》（1951）一書中認為，狂熱極端的意識形態俘獲了處於孤獨焦慮之中的病理性“大眾社會”，從而導致了極權主義的興起。而後來在《耶路撒冷的艾克曼》（1963）中，她所揭示的極權主義的秘密在於艾克曼的那種“惡之平庸”（the banality of evil）。於是，麵對今天的世界風雲，許多人借用阿倫特的思想對當下極權主義的可能做出不同的診斷。有人在談論所謂的“伊斯蘭極權主義”，比如德國前外交部長（哈貝馬斯的弟子）菲舍爾（Joschka Fischer）將此稱作（納粹和斯大林主義之後的）“第三種極權主義”。而另有作者，比如拉賓（Corey Robin）在《倫敦書評》上發表的文章卻認為，當今美國的帝國主義政策具有極權主義的危險，這恰恰源自阿倫特所說的那種“仕途主義”（careerism）的平庸之惡。拉賓還提醒我們，阿倫特對於極端猶太複國主義早就心存憂慮。她在一九六○年就指出，猶太人從幾個世紀“不惜代價求生存”轉向了“不惜代價維護尊嚴”，但“在這種虛假的樂觀主義背後潛伏著對一切的絕望而準備自殺的心態”，她看到了許多猶太人寧願與敵人同歸於盡，也不願妥協。因為生怕妥協會將他們帶回到那些在歐洲沉默受難的屈辱日子。阿倫特的許多洞見（比如她對“阿拉伯問題”的關切）還有待於我們深入地探討。的確，阿倫特之於我們的時代仍然重要，她的思想遺產也將繼續在爭議性的闡釋中給予我們啟迪。

　　伊朗著名哲學家賈漢貝格魯（Ramin Jehanbegloo）去年四月從印度講學回國時，在德黑蘭機場遭到逮捕入獄，引起國際社會強烈反應。賈漢貝格魯在巴黎索邦大學獲得博士學位，曾擔任加拿大多倫多大學政治學係兼職教授，擁有加拿大和伊朗的雙重國籍。目前擔任德黑蘭文化研究局當代研究部主任，他發表過二十多種著作（其中《伯林談話錄》有中譯本出版），論及黑格爾與法國大革命，甘地、泰戈爾、伯林、薩伊德等。他對西方哲學和現代性的研究致力於探索不同文化之間建設性對話的可能。在學術同行看來，賈漢貝格魯是“政治上極為溫和”的學者，他的被捕令人感到意外。伊朗情報部長不久對外確認了賈漢貝格魯被捕的事實，暗示原因在於“他與外國人的接觸”。五月十五日歐盟委員會發表新聞，表示對事件的“嚴重關注”。五月二十四日世界各地四百三十二名學者與作家聯合簽署一封“致伊朗總統內賈德公開信”，敦促總統親自幹預此事，盡快釋放賈漢貝格魯。公開信的簽署人包括二○○三年諾貝爾和平獎與文學獎得主艾芭迪和庫切，以及當今西方最為著名的學者，喬姆斯基、沃勒斯坦、內格裏、齊澤克、哈貝馬斯、泰勒、普特南、德沃金、羅蒂、鮑曼、艾柯、柯拉科夫斯基和沃爾澤等。八月三十日賈漢貝格魯被釋放。他隨後在接受“伊朗學生通訊社”的采訪中解釋說，他在國外講學期間，有來自“敵對國家”的情報人員參加了他的研討會，試圖將他的學術研究（特別是他對東歐與伊朗市民社會發展的比較研究）用作顛覆伊朗政權的目的。他對此感到遺憾，並建議伊朗學者應該在國內舉辦學術活動，以免在出訪活動中學術成果遭到濫用。他還表示自己在監獄中得到了完全人道的待遇。目前，賈漢貝格魯的個人網站已經關閉。

　　一九八九年以“曆史終結論”聞名世界的日裔美籍學者福山（Francis Fukuyama）再次成為焦點人物。他為二○○六年再版的《曆史的終結與末人》新寫了後記《“曆史終結”之後》，試圖澄清人們對“曆史終結論”的誤解，並回應十七年來有關這一論題的爭論。但這篇“再版後記”引發出新一輪的爭論。批評的重點仍然在於質疑曆史終結論是否成立，以及福山自己的立場是否前後一致等。八月“開放民主”網站匯集了十多篇相關文章，組織一次（網絡）專題研討會，福山為此撰寫了《對批評者的回應》，試圖再次澄清自己的觀點，並解釋自己觀點的變化。而更受人關注的是福山去年三月出版的新著《十字路口的美國》，其中嚴厲批評了美國對伊拉克的戰爭，引起更為強烈反響。由於福山曾支持布什當局對伊拉克開戰，並長期與“新保守派”的高層官員與智囊人物交往從密，這本著作被看作是福山政治立場的“戲劇性轉向”。但是，從福山自己的論述邏輯來看，他的變化與其說是他告別了新保守主義，不如說是“布什主義”背叛了新保守主義。因為福山自己所主張的基本論點並沒有改變。他仍然堅持“自由市場經濟與民主政治製度”是（黑格爾－科耶夫意義上）“曆史終結”的現代性形態，認為這個終結已經在全球範圍內展開，並最終將獲得普世性的勝利。他所做的修正隻是“時間表”意義上的：認為自由民主需要更長的時間才能在“邊緣地區”（特別是阿拉伯世界）實現，而實現的方式也可能不同於迅速而和平的“東歐模式”。福山與布什主義的根本分歧在於，他不相信一個國家的民主轉型可以通過使用外部武力來強迫完成。在福山看來，這是一種激進的“社會改造工程”。而新保守主義的傳統（在其對斯大林主義的批判中）留下的一個重要思想遺產就是反對這類社會改造工程。實際上，福山是主張以經濟發展和漸進改革為前提，促成對於民主的內在需要，從而實現走向民主的“和平演變”。而與此相比，布什推行的單邊主義、先發製人以及武力變更政權的政策恰恰是一種激進的霸權主義。不幸的是，“新保守主義”這個名稱已經被濫用了，福山也就不再願意以此自詡。

　　為政治哲人施特勞斯“正名”是最近美國學術界一個醒目的焦點。近年來，西方報刊（包括在知識界聲譽良好的《衛報》、《紐約時報》、《紐約書評》、《國家》、《紐約客》、《波士頓環球報》和《國際先驅論壇報》等）發表許多文章，“發掘”施特勞斯的思想與美國極右政治勢力之間錯綜複雜的關係。其結果是施特勞斯被公眾看作是“美國新保守派的教父”和“反自由民主的精英”，鼓勵政客用謊言來欺騙大眾。在許多嚴肅的學者看來，這完全是對施特勞斯“妄想狂”式的妖魔化。的確，施特勞斯的不少弟子（或隔代弟子）在布什當局的高層或智囊機構擔任要職。但政界“施特勞斯派”的立場並不等於施特勞斯本人的思想，也並不為學院中的施特勞斯派所認同。去年，施特勞斯學院派的弟子們相繼推出三部著作：史密斯（Steven B。 Smith）的《解讀施特勞斯》（Reading Leo Strauss： Politics， Philosophy， Judaism，芝加哥大學出版社2006年5月），潘格爾（Thomas L。 Pangle）的《施特勞斯導論》（Leo Strauss： An Introduction to His Thought and Intellectual Legacy，約翰·霍普金斯大學出版社2006年7月），以及紮科特夫婦（Catherine and Michael Zuckert）的《施特勞斯的真相》（The Truth about Leo Strauss： Political Philosophy and American Democracy，芝加哥大學出版社2006年9月）。這些著作通過對施特勞斯作品的嚴肅解讀和闡釋，致力於探索施特勞斯真正的思想遺產。三部著作的一個共同的看法是：施特勞斯是自由民主的朋友而不是敵人。史密斯教授解釋說：“朋友”意味著施特勞斯本人並不是自由民主主義者，但他的思想對現代自由民主最有益處，因為他“理解政治的方式不是出於左的或右的立場，而是來自俯瞰的上方”。如果說有什麽“施特勞斯的政治”，那麽這種政治更接近於他同代的以賽亞·伯林和雷蒙·阿隆等自由主義者，而不是當時任何一個保守主義的主將。紮科特夫婦認為，施特勞斯對現代性的危機有著深刻洞察，正因如此，他才是自由民主清醒冷靜的辯護者，能夠同時意識到它的力量與弱點。而潘格爾的著作探索了施特勞斯的哲學思考對民主公民的複興以及對我們文化批判性的自我理解所做出的貢獻。這三部著作著眼於嚴肅的學術探討，出版後受到知識界的關注，從客觀上反擊了對施特勞斯的妖魔化解釋。

　　西方的民間研究機構正在成為推動公共辯論的重要力量。英國獨立的“思想研究所”（Institute of Ideas）就是一個例子。二○○六年十月的最後一個周末，來自世界不同國家的政界、商界、學界和傳媒的近二百名“重量級人物”匯聚位於倫敦的皇家音樂學院，就當代“緊迫而重大的思想問題”，麵對近千名聽眾展開公開和激烈的交鋒。這個名為“思想戰役”（The Battle of Ideas）的年度活動是一種新穎而特殊的跨行業、跨學科的文化節，由“思想研究所”於二○○五年創辦。二○○六年第二屆“思想戰役”更為引人注目，發言者爭論之尖銳激烈，活動的形式也精彩多樣（從正式的“主題爭辯”，到半正式和“沙龍辯論”和自由隨意的“咖啡對話”，以及影視展映等等），涉及的主題包括文明衝突與西方文化危機，二十一世紀的認同，環境保護與反環保話語，心理治療工業與教育問題，藝術創造自由與大眾消費等等。活動受到參與者與觀察家的極高讚譽，被認為是一次絕對令人難忘的、罕見的“思想盛宴”。也許更值得關注的是“思想戰役”的訴求與潛力。三位召集人當中，有的以社會評論家為職業，有的是牛津大學的青年教師，但都是活躍於公共領域的年輕一代知識分子。他們共同感到，在傳媒機製和學院規訓的製約下，當代的文化氛圍變得越來越因循保守。這種“遵從主義”壓抑了真正的民主討論，封閉了政治想象與文化創造的空間。由此，他們致力於“打破一切思想禁忌”（包括所謂“政治正確”以及“顧忌直接的現實後果”所造成的限製），提倡“無限製的自由討論”。正如“思想研究所”在其創建宗旨中明確告白的那樣，他們繼承的是（康德式的“大膽而公開地使用理性”的）啟蒙主義精神傳統。他們聲稱，在“思想戰役”中每個人都具有“完全自由表達的權利，但沒有免於被冒犯和批評的權利”。他們的訴求不是要以“達成共識的名義”來尋求時代的“鎮痛劑”，而是要以開放而強勁的思想交鋒來反思時代的大問題，為創造真正民主的公共空間開辟新的道路。同樣引人注目的是，英國這些新一代知識分子的創新與活動能力，他們往往兼備作家、學者、編輯家和活動家的品質，具有罕見的跨行業、跨學科的知識和交流才能。這使二○○六年“思想戰役”得以籌集足夠的民間資金，匯集具有公共影響力的著名人物，並獲得BBC、《泰晤士報》、《衛報》和著名網絡媒體Spiked的全程報道。活動之後及時出版多種文集，同時在學院刊物中發表討論專輯。他們遠大的抱負和卓越的才能，蘊含著重新塑造歐洲公共文化的巨大潛能。

　　美籍華裔曆史學家餘英時和美國曆史學家約翰·霍普·富蘭克林（John Hope Franklin）共同獲得二○○六年度“約翰·克魯格人文與社會科學終身成就獎”（John W。 Kluge Prize for Lifetime Achievement in the Humanities and Social Sciences），每人各獲得五十萬美元的獎金。“克魯格獎”於二○○三年創立，由慈善家約翰·克魯格（John W。 Kluge）資助，美國國會圖書館組織評審。該獎專門針對諾貝爾獎沒有涵蓋的人文與社會科學領域，並期望在將來能夠獲得與諾貝爾獎同等的聲譽與地位，年度獎金為一百萬美元。候選人由相關學科的著名學者推薦產生，評選標準是，其學術研究被同行公認為對本學科具有傑出貢獻、對其他學科具有跨學科的啟示與借鑒意義，以及對公共生活產生重要影響，獲獎者不限國籍，不限寫作語言。二○○三年，時年七十六歲的波蘭裔哲學家柯拉科夫斯基獨自獲得首屆“克魯格獎”；二○○四年，八十歲的美國曆史學家嘉斯拉夫·帕利坎和九十一歲的法國哲學家保羅·利科分享了第二屆克魯格獎。二○○五年該獎空缺。去年的克魯格獎授予華裔與非洲裔的曆史學家，似乎表明克魯格獎對不同文化族群的開放取向。■

　　克林頓加緊撰寫新著

　　美國前總統克林頓的第一部作品《我的生活》在全球三十多個國家出版，僅在美國國內就銷售了二百多萬冊。至今已使克林頓獲利一千多萬美元，創下了非小說類作品的銷售紀錄。

　　據悉，克林頓日前正在寫作一本關於公民投身社會活動和服務的新書，這部將近一千頁的精裝本新書，預計於二○○七年底或二○○八年初由美國Alfred A。 Knopf出版公司出版。日前，Knopf的經理和克林頓的代理律師Robert Barnett都還未對此事透露風聲。但一位據稱了解這樁買賣的業界老手估計說，Knopf事先預付了將近五百萬美元給克林頓。Barnett則透露，新書內容包括非營利性團體克林頓基金會為艾滋病、貧窮、婦女權利、調和宗教和種族衝突所做的工作。克林頓也將在其中寫到其前任老布什等他曾在卸任後與之共同致力於台風、海嘯等災後恢複工作的大人物，也包括其他工作在社會公共服務戰線上的人們。

　　“自從離開政府以後，我遇到了許多為改善美國和全人類的生活而付出巨大努力的好人。”克林頓在一篇文章中寫道，“我們都有能力做這樣偉大的事，我寫這本書的目的就是希望鼓勵更多的人投身這一事業。”

　　Barnett還表示，克林頓將在新書中就“作為政府機關外的普通公民，我們如何對社會發生重大影響”的問題，對公眾進行詳細指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