悅讀MOOK（第三卷）

《論語》何以成為心理健康指南？

　　——讀《於丹〈論語〉心得》

　　◎丁國強

　　於丹是繼易中天之後，通過中央電視台“百家講壇”走紅的又一位“學術明星”。《於丹〈論語〉心得》第一次印刷就印了六十萬冊，到二○○七年一月份，已經印刷了九次，印數高達一百七十五萬冊。一本平白淺薄的小冊子之所以能夠製造出這樣商業奇跡，原因無非在於其迎合了流行社會的大眾心態和審美趣味。這隻能證明於丹與媒體通過精心策劃進行了一場成功的“造星”合作，而並不能與學術成就和精神創造等同起來，更不能證明其他學者解讀《論語》的“失敗”。盡管錢穆的《論語新解》，三聯書店二○○二年第一版隻印了一萬五千冊，李澤厚的《論語今讀》，安徽文藝出版社一九九八年第一版更是可憐，僅僅印了區區五千冊。

　　這是一個心靈脆弱的時代，人們處在市場、職場、官場的激烈殘酷競爭之中，焦頭爛額，身心疲憊。於丹借助講解《論語》這個由頭，給人們帶來了柔軟的心靈撫摸，在她的講述中多次出現“簡單”、“溫暖”、“樸素”、“安寧”這樣的詞匯。如此頻繁地重複這些詞匯，一方麵暴露了於丹的語言貧乏，另一麵也顯示了於丹的聰明。她清楚現代人最頭痛什麽、最缺乏什麽。因為生活頭緒複雜，所以向往簡單；因為人情冷漠所以渴望溫暖；因為誘惑太多，所以回歸樸素；因為躁動不安，所以追求安寧。於丹用這些詞匯來定義孔子的快樂生活，是為了給心理亞健康的人們提供一副鎮定劑。這是一個熱衷於養生保健和尋醫問藥的時代。於丹把《論語》熬成了中國版的心靈雞湯，用《讀者文摘》的語式來給人們以甜蜜的夢想。於丹對“仁者無憂”的解釋是“讓你的胸懷無限大，很多事情自然就小了”（《於丹〈論語〉心得》，中華書局2006年版，第15頁，以下出自該書，隻標頁碼）。於丹解釋顯然已經偏離了儒家的思路。她著力將孔子打扮成一個心理谘詢師，給受傷遇挫的人以安慰。於丹說安慰話的本領並不高明，她說：“在生活中，每個人都有可能遭遇失業、婚變、朋友背叛、親人離去等等這些事情，它對你是大事還是小事，沒有客觀標準”（第15頁）。這話是經不起推敲的，因為一個人的心理承受力是有限的，特別是在強大的社會外力麵前，個人的力量是無比脆弱的。而於丹卻要竭力告訴人們不要在乎生活中的變故，不要患得患失，不要背上心理包袱，遇事拿得起放得下，這是心理醫生的職業語言。倘若於丹不借助於孔子之口，這些話是很難打動人心的。所以，於丹在一開始就拋出了這樣一個論斷：“《論語》的真諦，就是告訴大家，怎麽樣才能過上我們心靈所需要的那種快樂生活”（第5頁）。於丹所發現的這一“真諦”顯然是對《論語》的一種為我所用式的誤讀。於丹她巧妙地利用孔子的象征性權力來對大眾進行催眠，掛著千古聖賢的招牌來推銷自己。法國社會心理學家塞奇·莫斯科維奇指出：“群體沒有如實地看待這個世界，而是受別人的指使去看待和想象世界”（《群氓的時代》，江蘇人民出版社，第123頁）。大眾需要孔子這樣一位話語權威來發號施令。盡管於丹千方百計把孔子描繪成語氣和緩、溫柔敦厚、麵目慈善的親和形象，但是，於丹並沒有真正把孔子從天上拉到地下，從神聖拽到平常。於丹反複強調孔子內心的莊嚴、精神力量的強大，這是在用一種更加委婉的手段來造神。

　　於丹預設了孔子為真理的化身，孔子的道理在兩千多年後仍然包治百病。在這樣一條神化的原則下麵理解《論語》，是沒有多少思想自由度可言的。於丹重構了孔子的話語霸權，然後再以其名義發言，目的不過是為了巧妙地獲取話語權而已。《於丹〈論語〉心得》開篇第一句話就是一個病句。她說：“大家別以為，孔夫子的《論語》高不可及，現在我們必須得仰望它”（第5頁）。既然《論語》並非高不可及，有何故必須仰望呢？既然要仰望，說明那些東西還是在遙遠的天空之上，而非植根於民間。在於丹看來，孔子是生而知之的聖人，現代人的一切困惑都可以從他那裏找到答案。

　　於丹很明白“真佛隻說家常話”的道理，所以，她著力把孔子塑造成一位平易近人的神聖人物，這正是大眾催眠師的最佳形象。法國社會心理學家古斯塔夫·勒龐說：“打動群體心靈的是神話中的英雄，而不是一時的真實英雄”（《烏合之眾——大眾心理研究》，中央編譯出版社，第35頁）。於丹以其所謂的“美女教授”形象誤導著大眾的想象力，她通過電視給大眾製造出一種普遍的幻覺，使大眾錯把孔子當成了跨越時光隧道的心理醫生。教諭時代的灰色孔子被替換成為電視時代的多彩孔子。我們能夠從於丹的講解中找出若幹文化硬傷，譬如將“民無信不立”的“信”解釋成“信仰”，將“修己以安人”的“安”解釋成“安樂”等等。我認為如此咬文嚼字大可不必，因為孔子在於丹那裏不過一個符號而已，《論語》對於丹來說也隻是說話的材料而已。你如果認為於丹的講解目的在於引導觀眾更加透徹真切地理解《論語》，那麽你就大錯特錯了。於丹實質上是一個戴著麵具的“心理醫師”，她的望文生義、穿鑿附會、斷章取義，恰恰是大眾所喜歡的。打破固有的學術套路，這讓人感到新鮮好玩。在於丹那裏，沒有考證，沒有論據，甚至也沒有邏輯。她將孔子、陶淵明、蘇軾以及佛教、《聖經》等等攪合在一起，看似信手拈來，實則不倫不類。這樣一種胡扯海聊的講課方式，是從易中天那裏克隆而來的。電視學者的胡扯至少有兩種好處，一是顯示廣博的知識麵，製造一種無所不知、無所不曉的“大師”形象；二是表現一種輕鬆娛樂心態，以此來帶動大眾的狂歡。

　　當然，於丹講《論語》的最大娛樂性還是在於“美女教授”這個文化身份。這一命名純粹是一種商業策略，因為於丹並無驚豔的外表。易中天向於丹和中央電視台主持人柴靜發問：“你們美女也喜歡孔子嗎？在你們這些美女的心目中，孔子是什麽樣的？”（第1頁），這一提問讓人體味出幾分媚味，“百家講壇”所呈現的是一種視覺閱讀，美女＋教授是庸俗與高雅的混合，既迎合了追求審美快感的大眾的低俗審美情趣，又滿足了他們附庸風雅的虛榮心。這種調劑固然能夠減輕大眾的審美疲勞，但是，也付出了一定的人文犧牲。當“美女作家”這一名號剛剛被炮製出來的時候，一些長相嬌好的女作家急忙出來聲辯自己首先是作家，美貌並不意味著寫作的品位。但是，隨著“美女”命名的泛濫，人們已經無暇鑒別“美女”是否名副其實了。在當下這個聲色時代，“美女”確實一塊很誘人的招牌，可以成就政治上或商業上、見得人或見不得人的各種目的，但是，這種泛化的稱呼如果沒有一個精神界限，就會成為一種褻瀆。調侃總是要有個限度的。教授博學多識，又恰巧是一位美女，既能傳道解惑，又能給人以感官上的愉悅，自然是一件兩全其美的事情。可是問題在於，把美色當成賣點，當成一種消費暗示，教授這一角色原本的神聖性便被娛樂化修辭所消解了。從於丹開始，“百家講壇”嚐到了走“美女”路線的甜頭，說不定也會在學者教授中間搞一個選秀活動呢。值得注意的是，用美色來推銷學問，並不是一個多麽好的創意，雖然可以因此取得可觀的商業收益，但卻導致了學術帝國向商業規則的臣服，這種同化使得電視學者因精神氣質與流行偶像雷同而失去了學者本色。

　　這是一個意義稀薄的時代，人們一方麵對那些空洞說教懷有逆反心理，一方麵又對無厘頭的娛樂話語感到厭煩。信仰、理想和信念等宏大敘事無不麵臨被解構的命運，媒體和網絡通過戲說和惡搞的方式，摧毀了傳統的精神支柱。在快節奏的消費生活和瘋狂的流行遊戲中，理性不得不退出來。追求新奇、刺激是流行文化所遵循的原則，常規的、平穩的生活狀態永遠是他們所竭力顛覆的對象。但是，當神聖被褻瀆、模範被嘲弄、權威被消解之後，思想和心靈便出現了空場。正是在這樣一個迷惘和空虛的時刻，於丹出來一板一眼地講道理了，講天地人之道、心靈之道、理想之道、人生之道。她的講解中充滿了結論式語言，沒有追問，沒有商榷，似乎句句都是真理。於丹不愧是當今學術界的汪國真。汪國真詩歌在上個世紀九十年代初的流行，迎合那個時代人們的失落心態和精神空白。“文革”時代的政治大道理退卻之後，二十世紀八十年代隨之而來的是文化大道理，出了不少激情思想家。汪國真詩歌的走紅正是出現在大道理退場之後，在思想的真空之中，一些仿造的人生格言式的詩句便成了救命稻草。但是，人們很快就發現，汪國真詩歌原來都是些美學品質不高的“水貨”。和汪國真一樣，於丹同樣是心靈空洞時代的產物。

　　於丹的話語泡沫具有很大的隱蔽性，於丹依賴其口才優勢，將關聯度不大的故事和道理用緊湊的話語表達出來，一氣嗬成、信口開河的氣勢給觀眾造成了不容置疑的印象。柔性十足的女性化講述像精神按摩一樣，讓人們感到輕鬆，同時也造成了一種麻痹。作為貧乏時代的布道者，於丹的言說具有很大的空洞性。從表麵上看，於丹講了許多小故事，雕刻了若幹生活細節，展現出生活的智慧和技巧，但是，仔細琢磨一下，於丹所宣揚的生活態度和價值觀卻不乏陳舊落後的東西。她對於《論語》沒有采取批判的眼光，一味采取美化和偽飾的態度。錯不是孔子錯了，而是我們理解錯了。正是在這樣一種原則的支配下，於丹把《論語》中的糟粕當成了珍珠，極盡玩味撫摸之能事。她對“恕道”的解釋，更像是在宣揚精神勝利法；她對“未知生，焉知死”的認同，則表現出對終極關懷的漠視。於丹將這種缺乏憂患意識的短視美其名曰：“樸素”。她是這樣引申和演繹的：“活人的事你還沒弄明白，怎麽先想著去侍奉死人？就是說，學習還是要先樸素一點，從眼前開始，別去考慮虛無玄遠的東西”（第108頁）。拒絕對死亡的形而上追問，拒絕對終極問題的玄思，是中國傳統文化中的重大缺陷，人的生命是有限的，人生來就不得不麵對死亡。隻有承認死亡，麵對死亡，才能夠直麵人生，才能以樂觀的心態追求人生的意義。而於丹卻用一種“娛樂至死”的態度來討論人生。她所強調的“心靈的快樂”純粹是一種心理調適技巧和生活藝術，隻要想開點，胸懷寬大一些，就會消除和拋棄煩惱。這種快樂由於未觸及生命的本質，所以隻不過是一套哄人的把戲而已。於丹提到這樣一個故事，一個國王苦苦思索三個哲學問題：在這個世界上，什麽人最重要？什麽事最重要？什麽時間做事最重要？這些問題結果在一個仗義救助逃犯的老漢那裏找到了答案：在這個世界上，最重要的人就是眼下需要你幫助的人，最重要的事就是馬上去做，最重要的時間就是當下，一點不能拖延（第17頁）。於丹利用這個故事告訴人們，重要的是活在當下，最要緊的事情就是抓住當下，不要去關心那些虛無縹緲的東西，不要猶豫，不要沉思，不要追根問底。這樣一種快樂觀，是實用主義的。類似的故事，於丹講了若幹。她確實是一個很會說話的心理醫生，她很聰明地引導人們繞開那些痛苦的命題。

　　於丹把《論語》當成我們心靈快樂的資源，宣稱：“孔子和他的弟子們所享受的那種歡樂，同樣是我們今天快樂的源泉”（第49頁）。讓現代人與兩千多年前的孔夫子達成快樂共識當然是一件匪夷所思的事情。於丹獨辟蹊徑，在將《論語》搞成一部快樂大全的同時，還將其當成一本勵誌書來渲染。在這個贏者通吃的時代，人們太需要一場成功來占有更多的資源，以獲取向上的台階。於丹從《論語》中發現了實現“有效率的生活”的有效途徑，鼓勵人們“把有限的情感，有限的才華，留在最應該使用的地方”（第38頁）。這顯然與其通過保持恬淡安寧來獲取心靈快樂的主張相矛盾。於丹也意識到了這一點，一再強調《論語》是“一個人生動態的係統”（第33頁），不能僵硬理解。其實，於丹這樣來廣闊地伸展自己的話語，無非是想多囊括一些觀眾和讀者而已。無論是心灰意冷的失敗者，還是春風得意的成功者；無論是庸庸碌碌的小職員，還是絞盡腦汁的管理者；無論是麵臨就業問題的年輕學子，還是嶄露頭角的白領，都能從於丹的故事庫裏找到自己需要的慰藉或激勵。筆者不解的是：既然是一場虛擬快樂、炮製格言的話語遊戲，又何必要掛著孔夫子的招牌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