悅讀MOOK（第三卷）

千年叩問：歐陽修的兩次文字風波

　　◎王水照

　　今年（2007）八月六日將是歐陽修千年誕辰紀念日，不知何故，我首先想到的卻是他的兩篇引起糾紛的碑誌文：一為範仲淹所寫的《範文正公神道碑》，一為尹洙的《尹師魯墓誌銘》。歐氏是以文字為生命、也以文字立命的大古文家，這兩篇精心撰作的文章，竟遭墓主家屬的排拒和名臣碩儒的質疑。問題的焦點是追敘往事的態度問題，也見出“修辭立其誠”的古訓，在具體實踐時會受到怎樣的環境困擾和精神壓力。直至今天，各類口述曆史、人物傳記等讀物層出不窮，這一問題仍時時在身邊發生，而且更顯突出和尖銳。

　　宋仁宗皇祐四年五月，範仲淹病逝，他的兒子範純仁請富弼和歐陽修分撰《墓誌銘》和《神道碑》，富氏於十一月前寫成上石，納入墓中，按常規順利完成；歐氏卻延宕一年多以後始得完稿。這不僅因為《神道碑》立於地上，供萬人拜閱，影響更大，而且因為要總結範仲淹的一生活動，無異於要梳理一部近三十年的現代政治史，尤其是黨爭的曆史；而黨爭的另一方當時仍然人眾勢大，擁有不可輕視的政治能量，稍有不慎，極易引發事端。歐氏在給姚辟的信中說，他在富弼之後作《神道碑》：

　　中懷亦自有千萬端事待要舒寫，極不憚作也……為他記述，隻是遲著十五個月爾。此文出來，任他奸邪謗議近我不得也。要得挺然自立，徹頭須步步作把道理事，任人道過當，方得恰好……所以遲作者，本要言語無屈，準備仇家爭理爾。如此，須先自執道理也。

　　——《與姚編禮辟》其一

　　歐氏是範仲淹誌同道合的政治盟友，“慶曆新政”的倡導者和參與者。為範氏立傳，也是為歐氏自己寫照，因而他心中有“千萬端事待要舒寫”；而要寫好這篇文章，其關鍵是“須先自執道理”才能“挺然自立”，使政敵們無可置喙。為達到這個要求，“遲著十五個月”也是可以諒解的了。初稿寫成，他先送韓琦審閱：“惟公（韓琦）於文正（範仲淹）契至深厚，出入同於盡瘁。竊慮有紀述未詳及所差誤，敢乞指諭教之”（《與韓忠獻王稚圭》其十五）；韓的意見反饋後，歐“悉已改正”（同前其十六）。事情進展至此，可謂一馬平川，波瀾不起；連反改革派方麵也未發出不同聲音，歐氏原先的顧慮也可打消了。不料到了富弼、範純仁那裏，卻引發激烈反應，釀成軒然大波。富弼也是推行“慶曆新政”的名臣之一，他對歐文的意見，見於《邵氏聞見後錄》卷二十一：

　　大都作文字，其間有幹著說善惡，可以為勸戒者，必當明白其詞，善惡煥然，使為惡者稍知戒，為善者稍知勸，是亦文章之用也……弼常病今之人，作文字無所發明，但依違模棱而已……褒善貶惡，使善人貴，惡人賤，善人生，惡人死，須是由我始得，不可更有所畏怯而噤黙，受不快活也。向作希文（範仲淹）《墓誌》，蓋用此法。

　　他自己所作的範仲淹《墓誌銘》采用的是務使善惡分明、善貴惡賤、善生惡死的痛快淋漓的態度，含蓄地批評歐陽修的《神道碑》卻是“依違模棱”、調和折衷，實不足取；他進而明言，他寫的《墓誌銘》“所詆奸人皆指事據實，盡是天下人聞知者，即非創意為之，彼家數子皆有權位，必大起謗議，斷不恤也。” 即使引起呂夷簡等家族子弟的群起謗議，他也無所顧惜，一派勢不兩立的陣勢。

　　對於富弼的這個批評，歐陽修直截了當地予以拒絕，他請友人徐無黨轉告富弼：

　　於呂公（夷簡）事各紀實，則萬世取信。非如兩仇相訟，各過其實，使後世不信，以為偏辭也。大抵某（歐陽修）之《碑》，無情之語平；富（弼）之《誌》，嫉惡之心勝。後世得此二文雖不同，以此推之，亦不作怪也……幸為一一白富公，如必要換，則請他別命人作爾。

　　——《與澠池徐宰無黨書》其四

　　歐陽修這裏所說的“呂公事”，正是雙方矛盾的焦點，乃指寶元元年西夏戰爭爆發後的一樁史實：景祐年間，黨爭初起，範仲淹等人先後被貶，不久呂夷簡也被罷去相位。西夏戰爭爆發，呂夷簡再次為相，推薦範仲淹為陝西經略安撫副使。大敵當前需要一出新的“將相和”，範仲淹主動寫信給呂夷簡表示和解。歐陽修在《神道碑》中如實地記敘了這樁史實：

　　自公（範仲淹）坐呂公（夷簡）貶，群士大夫各持二公曲直，呂公患之，凡直公者，皆指為黨，或坐竄逐。及呂公複相，公亦再起被用，於是二公歡然相約戮力平賊。天下之士皆以此多二公。

　　看來，歐、富二人都主張碑誌文應“指事據實”，“萬世取信”；但究竟什麽才是“事實”，如何敘事才能取信後代？他們之間實存在著真正的分歧。激烈的黨派爭鬥，無休止地相互彈劾懲治，貶黜遷徙，不可避免地日趨情緒化，極易導致碑誌文的寫作出現“兩仇相訟，各過其實”的偏向，離開了“信史”的基本原則。歐陽修說得好：他與富弼的區別在於“無情之語平”與“嫉惡之心勝”的不同。他對待曆史要取公平、客觀、冷靜的態度，勿任一己感情好惡的驅使而背離真實。這一條傳記寫作的指針，具有普適性。

　　墓主家屬範純仁的態度，與富弼一致，對歐氏碑文也不能認同。他不像富弼那樣著重於碑誌寫作的基本原則的討論，而主要辯白上述的那樁史實。他堅持說：“我父至死未嚐解仇”，否認確有其事。歐陽修回應說：

　　我亦得罪於呂丞相者，惟其言公，所以信於後世也。吾嚐聞範公自言平生無怨惡於一人，兼其與呂公解仇書見在範集中，豈有父自言無怨惡於一人，而其子不使解仇於地下，父子之性相遠如此？

　　——張邦基《墨莊漫錄》卷八

　　《避暑錄話》卷上亦載：

　　碑載初為西帥時與許公（呂夷簡）釋憾事曰：“二公歡然相約平賊。”丞相（範純仁）得之曰：“無是。吾翁未嚐與呂公平也。”請文忠（歐陽修）易之。文忠怫然曰：“此吾所目擊，公等少年，何從知之？”

　　他以第一證人的身份引證範仲淹的當日言論，更用範氏和解信件“見於範集”為物證，充分證明範純仁的不敢麵對現實，頗有說服力。

　　這場文字風波的結局是：富弼當然不敢“別命人作”來全盤否定歐作；範純仁卻斷然刪去範呂和解的一段文字，“即自刊去二十餘字乃入石”；歐陽修的態度是：拒絕接受範純仁所送碑文的拓片，聲稱此“非吾文也”（見《避暑錄話》卷上），還特意提醒人們：若要讀這篇碑文，請以他的家集本為準（歐氏《與杜訢論祁公墓誌書》）。雙方互不退讓，鬧了個不愉快。

　　歐陽修並不認為他的碑文字字正確，無一瑕疵，不能改動。比如碑文中寫到，有次仁宗母親章獻太後臨朝，仁宗欲率百官朝拜太後，範仲淹認為不合禮製，力爭乃罷。後來蘇洵奉詔編纂《太常因革禮》時，得見政府所藏官方案牘，發現“無諫止之事”，便告訴歐氏。歐氏說：“文正公實諫而卒不從，《墓碑》誤也，當以案牘為正耳。”可謂從善如流（見蘇軾《範文正諫止朝正》）。又如碑中對範氏任官履曆的敘述，有人懷疑先後次序不當，他則解釋道：“某官序非差，但略爾，其後已自解雲‘居官之次第不書’，則後人不於此求官次也”。可謂耐心細密（見歐氏《與澠池徐宰無黨書》其四）。那麽，為什麽在涉及與黨爭有關的史實上，他旗幟鮮明，寸步不讓呢？似有更深層的原因在。北宋的慶曆新政和熙寧變法的前期，都產生過不同政治派別之間的“黨爭”，但與漢代“黨錮之禍”和唐代“牛李黨爭”不同，它們是“君子”之間政見的歧異，而非單純的爭權奪利，相互傾軋，因而具有某些現代政黨的色彩。然而兩派對陣，各為自己的政治主張而相爭，又極易導致意氣用事，不擇手段，演出種種你死我活的慘酷場麵。今日我們耳熟能詳的詞語，如“一網打盡”、“不知人間有羞恥事”、“笑罵由汝，好官我自為之”等，均出於北宋政爭之時。但北宋的一批名臣國老，大都信奉“立朝大節”，昌公論而杜私情，防止政爭的失範。如範仲淹、韓琦在讀到石介的《慶曆聖德頌》時，因其一味醜化政敵以逞一時之忿，範曰：“為此怪鬼輩壞之也”。韓曰：“天下事不可如此，必壞”（《楓窗小牘》卷上），辱罵醜詆不是政爭的正常手法。誠如蘇轍所言，範氏“早歲排呂許公（夷簡），勇於立事，其徒因之，矯厲過直，公亦不喜也。”歐陽修的《朋黨論》力辯“君子有黨，小人無黨”，公開亮出君子立黨的正當性和必要性，同樣體現了政治節操與氣度。歐氏在碑文中之所以敘述範呂和解一事，乃是為了突出“二人之賢能，釋私憾而共力於國家”的政治風範（《墨莊漫錄》卷八），“述呂公事，於範公見德量包宇宙，忠義先國家，”（歐氏《與澠池徐宰無黨書》其四）。然而這番用心卻不被沉溺黨派偏見的富弼、範純仁們所體諒，難怪歐氏對蘇洵說：“《範公碑》，為其子弟擅於石本改動文字，令人恨之”了（《邵氏聞見後錄》卷二十一）。

　　到了南宋，歐陽修獲得了一位知音，就是朱熹。他與周必大曾為此樁公案展開爭論，給周氏寫過多封長信，認為“範、歐二公之心，明白洞達，無纖芥可疑。呂公前過後功，瑕瑜自不相掩。”對呂夷簡的“前過”與“後功”，應采取分別對待之法：“蓋呂公前日之貶範公，自為可罪；今日之起範公，自為可書。二者各記其實，而美惡初不相掩，則又可見歐公之心，亦非淺之為丈夫矣。”對歐氏深致仰佩之意。至於範仲淹，他主動與呂氏和解，正見出“其正大光明，固無宿怨，而惓惓之義，實在國家”，“此最為範公之盛德，而他人之難者”，他還直接引用範氏給呂氏的和解書信的內容，即有所謂“相公（呂夷簡）有汾陽（郭子儀）之心之德，仲淹無臨淮（李光弼）之才之力”之句，並隨手指出，“此書今不見於集中，恐亦以忠宣（範純仁）刊去而不傳也”（《答周益公書》）。朱熹的這幾封信件，持論平和，剖析入微，表現出他政見的成熟和對史事的透徹觀察，實可看作本案的定讞。

　　尹洙是歐陽修政見相契的文友，慶曆七年（1047）不幸去世，歐氏受範仲淹之托，撰寫了《尹師魯墓誌銘》。歐氏出於對文友的敬意，追摹尹洙簡古的文風，用精練準確的語言，評述亡友一生的行事和業績，歐氏自感能告慰亡友於地下。不料招來尹洙家屬和歐、尹友人孔嗣宗的非難，歐氏又作《論尹師魯墓誌》一文予以辯解。從這篇文章中，可以看出雙方意見分歧，主要集中在如下三點：一、尹洙以古文名世，而《墓誌銘》隻說了“簡而有法”四個字的評語，甚嫌評價不足。歐答雲：“簡而有法”四字的分量極重，隻有孔子親自所作的《春秋》才當得起，我用以稱尹洙之文，已是極高評價，“修於師魯之文不薄矣”。二、尹洙破駢為散，厥功甚偉，《墓誌銘》未給予充分肯定。歐答雲：“偶儷之文，苟合於理，未必為非，故不是此而非彼也”。就文體而言，古文固然好，但駢文也未必一概皆壞。三、尹洙家屬認為“作古文自師魯始”，而《墓誌銘》未提到尹洙在宋代古文運動中的這一首倡地位。歐答雲：“若作古文自師魯始，則前有穆修、鄭條輩，及有大宋先達甚多，不敢斷自師魯始也”。三條意見，前兩條屬於事理辯析，後一條又關涉於事實的有無了。歐氏的辯解應該說是合乎情理和實際的。

　　然而，事情的結局是“尹氏子卒請韓太尉（韓琦）別為墓表”（歐氏《與杜訢論祁公墓誌書》）。韓氏之《表》洋洋灑灑超過歐《誌》二三倍之多，歐《誌》遭遇冷落。歐陽修頗為感傷地說：“又思平生作文，惟師魯一見，展卷疾讀，五行俱下，便曉人深處。因謂死者有知，必受此文，所以慰我亡友爾，豈恤小子輩哉！”（《論尹師魯墓誌》）

　　歐陽修說是尹洙家的“小子輩”、“卒請韓太尉別為墓表”，這是不確的，似乎他也不明白內情，這又要說到這場文字風波的另一位人物了。他不是別人，就是範仲淹。尹洙臨終時，範仲淹在現場。範對行將辭世的尹洙說：“足下平生節行用心，待與韓公、歐陽公各做文字，垂於不朽”，尹洙“舉手叩頭”，表示同意與感謝。範氏決定了具體分工：“永叔作墓誌，明公（韓琦）可與他作墓表也”（範仲淹《與韓魏公書》其一），可見韓琦作《墓表》是範仲淹的主意。歐氏《墓誌》作成而非議隨起，這個難題又到了範氏那裏。範氏給韓琦信（《與韓魏公》其二）雲：

　　近永叔寄到師魯墓誌，詞意高妙，固可傳於來代。然後書事實處，亦恐不滿人意，請明公更指出，少修之。永叔書意，不許人改也。然他人為之雖備，卻恐其文不傳於後。或有未盡事，請明公於《墓表》中書之，亦不遺其美。又不可太高，恐為人攻剝，則反有損師魯之名也。乞審之。人事如此，台候與貴屬並萬福。

　　範氏既肯定歐文“詞意高妙，固可傳於來代”，但又說講事實處，“恐不滿人意”，這或許在為尹洙家屬代言。對這個“不足”，歐氏拒絕修改，而若換別人寫作，又“恐其文不傳於後”，真是兩難。因而請韓琦在作《墓表》時彌補、充實，這樣，對歐氏和尹洙家屬的意見都能兼顧，且又能保持文字的身價與聲譽，表現出範仲淹處理難題的老到達練。現在我們讀到的韓琦這篇墓表，事跡詳備，敘事酣暢，尤在政治評價上更為充分，但也注意不拔高虛美。他對歐、尹分歧的前兩條即“簡而有法”、“破駢為散”絕口不提；對於第三條“事實”問題，他寫道：

　　本朝柳公仲塗（柳開）始以古道發明之，後卒不能振。天聖初，公（尹洙）獨與穆參軍伯長（穆修）矯時所尚，力以古文為主。次得歐陽永叔以雄詞鼓動之，於是後學大悟，文風一變，使我宋之文章，將逾唐、漢而懾三代者，公之功為最多。

　　韓琦以柳開——穆修、尹洙——歐陽修來概括宋初以來古文運動的發展脈絡，既肯定了尹洙的地位與貢獻，也明顯吸取了歐陽修的“作古文不自師魯始”的見解，使爭論雙方都能接受，並為後世學者所普遍認同。隨後範仲淹為尹洙文集作序（《尹師魯河南集序》），再次複述這一由柳、穆、尹、歐所構成的發展脈絡，隻是點明尹洙是“從穆伯長遊”的，屬於追隨穆修之列，而且改“公（尹洙）之功為最多”為“深有功於道”，刪去“最多”二字，體現他評價尹洙“不可太高”的主張。而韓琦處理問題的深思熟慮，麵麵俱到，也絲毫不讓範仲淹。他們二人可能已看出，歐陽修拒絕修改的根本原因，在於這既關乎古文的寫作及其曆史發展的重大問題，又是關乎傳記寫作的“信史”原則。歐氏的堅持，理應得到尊重。

　　兩次文字風波都給歐陽修造成一定的傷害，兩篇原無問題的作品成了“問題”文章，受到不公平的對待；但他所堅持的思想、觀念和原則，仍給後人以啟迪，至今尚未過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