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蔡元培：為有源頭活水來
早年我在紹興城裏遊走，也曾走進過筆飛弄的蔡元培故居。
我曾經在填各種表格的“籍貫”一欄裏，糾結過好長時間，究竟是填紹興還是杭州呢？
明明白白的，我父母和祖父祖母都是紹興孫端人，爺爺家到外祖父外祖母家也不超過五分鍾，印象中也就隔了幾個大台門，那是我從快樂奔向另一個快樂的必經之路，所以我填紹興是理所應當的，隻是後來要跟人解釋半天也麻煩。也有人跟我開玩笑，讓我說幾句紹興話試試看，這個時候我的表情雖不像孔乙己般的尷尬，但也跟問我“知不知道朦朧詩是怎麽回事”是一樣的，而真到接近鄉音未改鬢毛衰的年紀，對血脈和基因中的某些東西又多了些認同和歸依，因為我知道，田園將蕪，故鄉不再，這不是因為戰爭，而是比戰爭更為迅猛和慘烈的革命和建設。這個時候我筆下的紹興二字，一定不是高樓大廈以及類似的國際廣場什麽的，因為這你比不過美國甚至比不過迪拜，作為故鄉的紹興，它一定是小橋流水黴幹菜，秋瑾魯迅蔡元培。這裏除了感慨之外，我也還得解釋，我還得倒出不少掌故。就我的興趣來說，我已經不好臥薪嚐膽、王羲之以及徐文長這一口，我隻是覺得民國這一壇陳年黃酒，就足夠我喝的了。
說起紹興的名家誌士，動刀動槍的，就有王金發、陶成章、徐錫麟、秋瑾、陳伯平這一路的，他們真正是我以我血薦軒轅。想到這些先烈，誰敢說紹興人隻好幕僚師爺刀筆吏？而文的一路，邵力子、經亨頤、許壽裳、周氏兄弟、劉大白、孫氏兄弟，仔細一探文脈來路，似乎都跟蔡元培有所關聯，有人甚至說出“沒有蔡元培就沒有魯迅”這樣的話語，把話都說絕了，其實魯迅生前自己沒有說過這樣的話，倒是其學生兼妻子的許廣平還是心存感激的，在《魯迅全集》終得出版之際，她曾這樣撰文道——“蔡先生文章道德，海內傳頌，魯迅先生一生深蒙提掖，此次更承為全集作序，知何宗尚，魯迅先生有知，亦必含笑九泉，豈徒私人之感幸。”說“一生深蒙提掖”，這是何等重的話語啊，一個大師提掖另一個大師，這本來就是佳話。
扯遠了說，蔡元培早年是文武都來的，兩手抓兩手都硬的。反清的時候，他曾是個暴力革命的信徒，研製炸藥，企圖用炸彈炸掉黑暗的舊中國；其言其行，甚為前衛。蔡元培還曾是上海光複會的首任會長，而同鄉陶成章即是副會長，所以這個源頭也是可以算在蔡元培身上的。而光複會從某種程度上就是暗殺會，後來因孫中山先生的建議而合並同類項又成立同盟會，孫先生是職業革命家，這一點蔡先生跟他還是有區別的。
隻是後來蔡先生才覺得要用科學和教育來救中國和建中國，於是遂成一代大師。這個當年的翰林，是從舊堡壘中殺出來的，現在我們來看那個時代有成就的人，無不是從舊體製中出來的，蕭山的沈定一也是這樣，都是做著清朝的官，然後就起來反清了，這不像徐錫麟，是早有圖謀潛伏在清府裏的。其實你看袁世凱又何嚐不是呢，雖然他最後是稱過帝，但我以為還是不能否定他前麵的革命行為，不能說他一開始革命就是為了稱帝的。但那個時候大家都在探討救中國的路子，沒有哪一個人能做總設計師的，都在淌在石頭過河，有些是淌著淌著倒下了，有的是偏航或掉頭上岸了。那個時候當然也允許有各種路子的存在，更不能是勝者為王敗者寇。我們一直來好給人貼標簽，喜歡簡單化符號化，把複雜的事情給簡單化，然後又把簡單的事情給複雜化。
我曾經看過不少寫蔡元培早年的文章，比如周作人，比如曹聚仁，他們文中都說蔡元培早年是個怪才，這個怪在紹興城裏的讀書人那裏都似有所聞，好像是說他寫的八股文也跟人不一樣，但再怎麽不一樣，那也是八股文呀，且也得有人欣賞才好。這也就是說在那個體製裏，還是允許讀書人怪一點的，這在今天叫作特立獨行。請注意，蔡元培1892年在參加殿試策論的文章題目是叫《西藏的地理位置》。這一百年前似乎還沒有《國家地理》的雜誌吧，一個讀書人如果沒有全局胸懷，大約是做不好這篇文章的，雖然他做的也是八股文。說白了，八股文隻是一種形式，而今天之八股，則完全是一篇篇正確的廢話，這就是指內容，就是內容上基本不講人話，真不知這些官員跟老婆和情人孩子是不是也這樣說話的。
這裏有個例證，是說蔡先生在1896年回紹興居住時，閱讀的書籍就有——
1月30日，閱《日本史略》，彼國阿波岡本監甫著（筆者注：原文如此）……
《日本師船考》，沈敦和（仲禮）著。
《盛世危言》，香山鄭觀應（陶齋）著。以西製為質，而集古籍及近世利病發揮之。時之言變法者，條目略具矣。
2月2日，閱《電學源流》、《電學綱目》、《電學入門》、《電學問答》。
2月5日，閱《光學量光力器圖說》畢。10月10日，閱梁卓如“《西學書目表》，區書名，撰譯人，刻印書，本數、價直、識語六品，甚便翻檢。識話皆實。”至梁著“《讀西學書法》，則取識語，演簡為繁耳。末篇立意本正，而竄入本師康有為悖謬之言，為可恨也。”（出自《紹興文史資料選輯》第七輯謝德銑先生的文章《蔡元培先生在紹興》）
在舊體製中浸淫多年，尤其經曆了甲午海戰的慘敗，蔡元培一定是覺得他所經營的那些文字蒼白無力，當時他在是官府裏的職位叫編修，相當於一個史官吧，他發現自己做不了司馬遷的，因為要編撰的全是國家和同胞被欺侮之事，那時的中國也一定叫泱泱大國的。那個時候蔡元培就開始讀那些國外的書以及科學常識類的書，那就是希望看得更遠更深，所以他後來把目光投向了德意誌，投向了哲學、倫理學和美學，後兩者從大概念上也都屬於哲學範疇的。
而蔡元培真要去德國留學，則要到1907年，這一年他已經是41歲了，而且在德國還得學語言，還要當家庭教師，這是很不容易的，不像魯迅他們是早早去了日本。在今天40歲上下的這個年紀是不少有錢人剛剛開始辦投資移民，而且移出去之後不管換不換太太，一般也都還要梅開二度，再生個孩子的。孩子一多，父母的責任也就重了，有責任脾氣也會好一點，所謂父性母性都是人性。
特別要注意的是，1907這一年又恰是皖浙起義徐錫麟秋瑾被砍頭的年份，這是標誌性的一年。我沒有考證過，是蔡先生出國在先，還是烈士捐軀在前。這一年清政府終於廢了科舉製，這在今天看來至少算是教育體製改革吧，動作夠大了吧，這就大大動搖了千年以來的官僚選拔製度。四年之後，皇帝垮台了。即使垮台，還得說清政府其實還是很了不起的，腐敗是一個方麵，末日的政府沒有一個不腐敗的，但那至少已經看到了腐敗，也至少已經在刮骨療傷了。
是不是也可以這麽說，蔡元培既是早慧的，同時又是大器晚成的，這叫起大早趕晚集，好在他是趕上了。或許也是外來和尚好念經，武昌起義成功後，孫中山回來以16比1的票數戰勝黃興做了首任大總統，蔡先生回來則做了首任教育總長，本來據說這個位子是章太炎先生的。如果是太炎先生做教育總長，我估計浙籍的不少學子，如周氏兄弟也會得到提掖的，因為他們有不少都是章在日本講學時的忠實信徒。倒不像魯迅和蔡元培之間，反倒是要許壽裳出麵說情的。所謂近鄉情更怯是也，這個近既是地理上的，又是心理上的。
也可能是早年的那些經曆以及後來在德國的遊學，才決定了蔡元培先生是一個兼容並包的人，特別是他在執掌北京大學時，新派和舊派他都要，隻要你有真本事，他既可以讓陳獨秀當文科學長，也能讓辜鴻銘留著辮子上講台，當然他更是歡迎胡適這樣的新派人物，所以稱蔡元培為北大之父是不為過的。某種程度上也可以這麽說，沒有蔡元培就沒有陳獨秀，當然也就沒有《新青年》……如果照此推論下去，那變成就沒有蔡元培就沒有中國共產黨了。嗬嗬，打住打住。
但是早期中國共產黨跟今天的黨不完全是一回事情，早期的黨不是執政黨，就是在黨首陳獨秀身上，毛病也很多，而大家都知道，比如有人說他家長製，比如我們的浙江老鄉陳望道就忍受不了他的家長作風便憤而退黨；再比如說陳獨秀愛喝花酒，行為不檢，這種事情蔡元培也不是不知道，而蔡先生又是一個自律甚嚴的人，還組織參加了一個叫道德推進會的，他老人家是身體力行不嫖不賭不納妾的，但是他能容忍陳獨秀這樣的人，這說明他深知人性的弱點，但是他不利用人性的弱點甚至是人性的黑暗，這就是一個大師跟一個政治家的區別所在，政治家知道人性的黑暗之後，就用更黑暗來對付黑暗，所謂我用黑色的眼睛去尋找光明，而一個文人一個大師很可能是在黑暗的環境裏還是捧著一顆紅色的心。
因為愛才，他在聘請陳獨秀做文科學長時還替陳偽造學曆。當時的套路是這樣的，北大校長是民國總統黎元洪任命的（這應該是一個脾氣不錯的總統），而北大的中層幹部卻是要上報教育部批準的。蔡元培喜歡陳獨秀啊，但是陳又沒有拿得出手的學曆，他是去日本的東京高師和早稻田大學讀過書，但都沒有文憑的，陳也的確是跟人倡辦過安徽高等學校和蕪湖公學等，但他都不是校長啊，然而蔡元培竟然把陳說成了畢業於東京日本大學、曾任蕪湖公學教務長、安徽高等學校校長等職……這麽一來教育部自然是OK了，所以這個清朝的老翰林其實各種路子都會來的，這就是愛才如命啊，所以他也不隻是提掖紹興人浙江人，他是要提掖一個時代。
而且蔡元培還有一個特點，他是真敢辭職的，他一生的辭官數次可謂多矣，稍有不滿或是遇到原則問題，他就辭職不幹了。因為他深知，此處不留人，自有留人處。哪像今天，體製內的人有幾個是敢砸自己飯碗的？所以我們雖然在飯桌上吃著體製的罵著體製的，但不管有沒有酒醒，誰敢說老子不幹了？尤其是當年的大學校長和教授們，一部辭官辭職史，那就是民國風骨啊。但我也並不是說，大學生就不要進體製了吧，因為這不現實啊，不一定一畢業就宅在家裏做IT業，還是要在體製中體驗一下，如果水深火熱，那你走吧，這還是有好處的，背負著滴血的荊棘，或許讓你走得更遠。或許我的觀點已經悖時了，有人說沒有枷鎖豈不更輕鬆嗎？或者說體驗到了春暖花開，青蛙跳進溫泉裏，那也是沒辦法的呀。
一個隻講輕鬆的時代，是能寫進史記的嗎，最多是滑稽列傳吧。
所以從這個意義上說，蔡元培才是一個源頭，這個源頭是從清朝來的，絕不隻是從1911年的辛亥革命開始的。為有源頭活水來，這活水就是德先生和賽先生，同時我們別忘了，還有一個美先生，蔡先生是主張用美育代替宗教的，因為他深知中國人不講宗教，雖然民間信奉菩薩，但那更多的還是現實的需要，中國需要審美的教育，這便也有了後來的西湖藝專，即浙江美術學院，即今天的中國美院。
而所謂源頭，其實有比改造北大更早的事情。1915年6月，蔡元培就和李石曾、吳玉章等發起組織了華法教育會，在法國提倡勤工儉學，希望以此組織幫助更多的華人到歐洲求學，後來周恩來、鄧小平等均是通過這個組織的幫助才去法國的。這也等於說幫助中國共產黨培養了那麽多的先進分子。當然那個時候黨派林立，包括好多信奉無政府主義思想的也都是海歸。
如果說民國有個紹興幫，那麽這個幫主無疑就是蔡先生。
民國史上，要找出比蔡元培口碑更好的人，似乎找不出第二個來的。無論共產黨還是國民黨，對他評價都甚高。由此可見，一個人的行為還是可以超出黨派利益之爭的，因為如果要說起利益，那蔡先生也屬國民黨元老派的，而元老派在反共問題上似乎比年輕一派更為激烈的，但我們現在很少再提包括蔡元培在內的這些元老遺事了，隻是抓住幾個像沈定一的人不放，以為他手上有共產黨人的血，這實在是有待時間來澄清的事情。
當然我們現在說起蔡元培，也還是很關心這位老翰林老校長的個人私生活的，前麵說過他對自律甚嚴，但他後來也娶自己的學生為第三任妻子，這又說明他還是頗為前衛開放的。
蔡先生的第一任夫人王昭，是媒妁之言的結果，那時的蔡先生也有大男子的作派，要妻子對他言聽計從。而據說王昭有潔癖，而蔡先生是詩人氣質，所以倆人的小摩擦是沒有間斷過的，但是蔡先生畢竟很早就接觸新思想了，那時他已經在考慮女權問題了，決定要身體力行，於是在1900年，他就寫出了《夫妻公約》，擬在重新調整與妻子王昭的關係，於是這對結婚十多年的夫妻才慢慢趨於緩和。但是筆者沒有看到過此公約的原文。也就在1900年，夫人王昭因病離開了人世。
王昭離世，意味著把位置讓給了後來者，那一年蔡先生才33歲。擱在今天，在父母眼裏還是叫男孩子，大多還在啃老做房奴討生活呢。
那個時候的蔡先生自然是金牌王老五，他也不用上什麽《非誠勿撓》節目的，媒客們便踏破門檻。蔡先生不勝其煩，於是對未來妻子及夫妻關係開出了五項原則條件——
第一識字；
第二不纏足；
第三男子不娶妾；
第四女子在夫死後可再嫁；
第五夫婦意見不合即離婚。
消息傳開來，就像聽到炸彈爆炸一樣，媒人們紛紛作落花流水逃竄狀。
今天我們來看這五項條件，前兩條針對女性，不算太高，但就蔡元培來說，這似乎是必要的條件了；第三條針對自己，算是對女方的承諾。四五兩條。第四條放在當時是了不得的事情，也看出了蔡先生的開明。而第五條就是放在今天，也是一重磅炸彈。一個“即”字，透出蔡先生的性格。當然這在今天也行不通啊！不過在蔡先生看來，因為有前四條的鋪墊，這第五條如果真要踐行那也是水到渠成的。
我們不妨用兩岸關係的專業術語，可將蔡先生的這五條征婚條件，稱為“蔡五條”。
這也一定是在跟王昭婚姻的基礎之上得出的，而且跟當時的世風完全有關。男人娶姨太太和納妾，在當時的名人中比比皆是，特別是生於晚清的這一批人當中，但是蔡先生敢於自斷後路，要知道那時還不是民國還是晚清呢。
魯迅和許廣平，因為魯迅有妻朱安，且一直活著，又沒有離婚，所以他們的關係隻能稱作是同居，這恰恰是考慮到了名分問題。徐誌摩死後，陸小曼幾十年如一日，在誌摩像前給他放一束鮮花，但是他跟那位翁瑞午也是同居的，但是先決條件就是，你不能離了糟糠之妻。
後來成為蔡夫人的還是他自己去覓來的，夫人叫黃仲玉，善工筆。是蔡先生從朋友家中先觀其畫，然而四處打聽才覓得的。
1901年11月22日，蔡元培先生和黃仲玉在杭州結婚，婚禮是別開生麵的，據說是以一場演講會代替了鬧洞房，演講主題是男女平等問題。這在當時都是驚世駭俗的。尤是“再嫁”“離婚”等字眼都是極其新潮的。今人結婚，已經非常世俗化了，都已經有唱堂會的趨勢，甚至有領導講話的程式。
男女平等如果光是停留在理論上，那還不算什麽。蔡先生的可貴，在於由理論付諸行動。
不纏足又通詩文，於是才有了這一段婚姻。可惜還是紅顏薄命。蔡黃生活了二十年之後，黃夫人又不幸去世了。後來蔡先生寫了相當感動的悼文《致亡妻》，開頭一段即是——嗚呼！仲玉，竟舍我而先逝耶：自汝與我結婚以來，才二十年，累汝以兒女，累汝以家計，累汝以國內、國外之奔走，累汝以貧困，累汝以憂患，使汝善書、善畫、善為美術之天才，竟不能無限發展，而且積勞成疾，以不得盡汝之天年。嗚呼！我之負汝何如耶！
……
感動，但不等於就過單身生活了，這個也要麵對現實。所以蔡先生也還有第三段婚姻。
蔡先生的第三段婚事，是在他任北大校長的時候。這個喜歡開誠布公的男人，再次開出了自己的三個條件——
第一本人具備相當的文化素質；
第二年齡略大；
第三熟諳英文，能成為研究助手。
看得出要求越來越高，其實也是越來越現實了。如果說“蔡五條”有著反封建的因素，那麽這一次的“蔡三條”民主的因子更多了。
這一回最終走進蔡先生生活的是一位叫周峻的女子，她比蔡先生小24歲，但當時也已經33歲了，未婚，曾是蔡先生執教過的上海愛國女校的學生，周女士對蔡先生一直有著崇敬之心。1923年7月10日，蔡元培和周峻在蘇州留園舉行結婚儀式，一時成為美談。婚後十天，蔡周相偕出國，蔡夫人在德國漢堡攻美術，後創作一傾心之作《蔡元培半身像》。蔡先生則在上麵題詩一首唯卿第一能知我，留取心痕永不磨。
他們共同生活了十七年。蔡夫人相夫教子，琴瑟和諧。後來我看邵洵美夫人盛佩玉的回憶文章中說到，1932年他們請蔡元培夫婦在上海大東酒樓吃飯，周夫人有一口杭州話音，而各種資料上說蔡女士是南京人，所以這個沒辦考證了，或許是盛佩玉記憶有誤。1940年，蔡先生病逝於香港。
關於老夫少妻的模式，文人大家中也有不少。張愛玲後來嫁給大他29歲的美國作家，浙江江山才女毛彥文（即讓吳宓苦追了一生的那個女人），後來在37歲時嫁給66歲的熊希齡先生（湘西人，做過民國的總理）。從這兩例來看，我得出的結論是老男人不可靠。因為他們活不了多長時間，而老男人呢以為娶個少妻可以滋陰壯陽，沒想到僅有的一點元氣很快就要丟光的。
而如果光從婚戀看其個性，蔡先生還真是喜歡辦事情的製度化公開化和透明化的。這樣的人做校長，一定是把規矩會訂得好好的。實際上民國就是一個講規矩的時代，雖然後來革命破壞了規矩，但卻無法再建立一個更好的規矩，大學如是，國家也如是，因為執政者多是造反派出身，執政了之後又不講規矩了，當然這是另一範疇裏的事情了。
當筆者說蔡元培是個源頭，說他是一個兼容並包的大家，講到他對陳獨秀的寬容，請注意這隻是蔡先生的一麵，其實他還是一個寬嚴相濟的人，比如他也請魯迅到北大當老師，但因為魯迅也是沒有什麽文憑的，所以魯迅隻能當講師，包括在女師大，以及後來的廈門大學和廣州中山大學，可以說魯迅是是個終身講師。而在蔡元培治下的北大，他也開除過那些有學術聲望但道德敗壞的教授，所以當我們說為有源頭活水來時，蔡先生其實還是扛著黑暗的閘門的，他知道什麽時候該放水，什麽時候得死死的扛著。
唯有扛著，中國才有希望。這樣扛著黑暗的閘門的，有蔡元培，有魯迅，有千千萬萬的知識分子，當然也依然有用刺刀和炸彈的，而作為民主的刺刀科學的炸彈，蔡先生可謂也是中國第一人，這真是為有源頭活水來的含義所在。
紹興以秋瑾為榮，中國以女俠為榮，但紹興和中國也應以秋瑾為恥，而且這個恥也應該永遠延續下去，倒不一定刻在臉上或變成城雕，但應該像魯迅在桌上刻一個“早”字那樣，銘在我們的心中，否則我們還是沒有希望的。
我曾經在填各種表格的“籍貫”一欄裏，糾結過好長時間，究竟是填紹興還是杭州呢？
明明白白的，我父母和祖父祖母都是紹興孫端人，爺爺家到外祖父外祖母家也不超過五分鍾，印象中也就隔了幾個大台門，那是我從快樂奔向另一個快樂的必經之路，所以我填紹興是理所應當的，隻是後來要跟人解釋半天也麻煩。也有人跟我開玩笑，讓我說幾句紹興話試試看，這個時候我的表情雖不像孔乙己般的尷尬，但也跟問我“知不知道朦朧詩是怎麽回事”是一樣的，而真到接近鄉音未改鬢毛衰的年紀，對血脈和基因中的某些東西又多了些認同和歸依，因為我知道，田園將蕪，故鄉不再，這不是因為戰爭，而是比戰爭更為迅猛和慘烈的革命和建設。這個時候我筆下的紹興二字，一定不是高樓大廈以及類似的國際廣場什麽的，因為這你比不過美國甚至比不過迪拜，作為故鄉的紹興，它一定是小橋流水黴幹菜，秋瑾魯迅蔡元培。這裏除了感慨之外，我也還得解釋，我還得倒出不少掌故。就我的興趣來說，我已經不好臥薪嚐膽、王羲之以及徐文長這一口，我隻是覺得民國這一壇陳年黃酒，就足夠我喝的了。
說起紹興的名家誌士，動刀動槍的，就有王金發、陶成章、徐錫麟、秋瑾、陳伯平這一路的，他們真正是我以我血薦軒轅。想到這些先烈，誰敢說紹興人隻好幕僚師爺刀筆吏？而文的一路，邵力子、經亨頤、許壽裳、周氏兄弟、劉大白、孫氏兄弟，仔細一探文脈來路，似乎都跟蔡元培有所關聯，有人甚至說出“沒有蔡元培就沒有魯迅”這樣的話語，把話都說絕了，其實魯迅生前自己沒有說過這樣的話，倒是其學生兼妻子的許廣平還是心存感激的，在《魯迅全集》終得出版之際，她曾這樣撰文道——“蔡先生文章道德，海內傳頌，魯迅先生一生深蒙提掖，此次更承為全集作序，知何宗尚，魯迅先生有知，亦必含笑九泉，豈徒私人之感幸。”說“一生深蒙提掖”，這是何等重的話語啊，一個大師提掖另一個大師，這本來就是佳話。
扯遠了說，蔡元培早年是文武都來的，兩手抓兩手都硬的。反清的時候，他曾是個暴力革命的信徒，研製炸藥，企圖用炸彈炸掉黑暗的舊中國；其言其行，甚為前衛。蔡元培還曾是上海光複會的首任會長，而同鄉陶成章即是副會長，所以這個源頭也是可以算在蔡元培身上的。而光複會從某種程度上就是暗殺會，後來因孫中山先生的建議而合並同類項又成立同盟會，孫先生是職業革命家，這一點蔡先生跟他還是有區別的。
隻是後來蔡先生才覺得要用科學和教育來救中國和建中國，於是遂成一代大師。這個當年的翰林，是從舊堡壘中殺出來的，現在我們來看那個時代有成就的人，無不是從舊體製中出來的，蕭山的沈定一也是這樣，都是做著清朝的官，然後就起來反清了，這不像徐錫麟，是早有圖謀潛伏在清府裏的。其實你看袁世凱又何嚐不是呢，雖然他最後是稱過帝，但我以為還是不能否定他前麵的革命行為，不能說他一開始革命就是為了稱帝的。但那個時候大家都在探討救中國的路子，沒有哪一個人能做總設計師的，都在淌在石頭過河，有些是淌著淌著倒下了，有的是偏航或掉頭上岸了。那個時候當然也允許有各種路子的存在，更不能是勝者為王敗者寇。我們一直來好給人貼標簽，喜歡簡單化符號化，把複雜的事情給簡單化，然後又把簡單的事情給複雜化。
我曾經看過不少寫蔡元培早年的文章，比如周作人，比如曹聚仁，他們文中都說蔡元培早年是個怪才，這個怪在紹興城裏的讀書人那裏都似有所聞，好像是說他寫的八股文也跟人不一樣，但再怎麽不一樣，那也是八股文呀，且也得有人欣賞才好。這也就是說在那個體製裏，還是允許讀書人怪一點的，這在今天叫作特立獨行。請注意，蔡元培1892年在參加殿試策論的文章題目是叫《西藏的地理位置》。這一百年前似乎還沒有《國家地理》的雜誌吧，一個讀書人如果沒有全局胸懷，大約是做不好這篇文章的，雖然他做的也是八股文。說白了，八股文隻是一種形式，而今天之八股，則完全是一篇篇正確的廢話，這就是指內容，就是內容上基本不講人話，真不知這些官員跟老婆和情人孩子是不是也這樣說話的。
這裏有個例證，是說蔡先生在1896年回紹興居住時，閱讀的書籍就有——
1月30日，閱《日本史略》，彼國阿波岡本監甫著（筆者注：原文如此）……
《日本師船考》，沈敦和（仲禮）著。
《盛世危言》，香山鄭觀應（陶齋）著。以西製為質，而集古籍及近世利病發揮之。時之言變法者，條目略具矣。
2月2日，閱《電學源流》、《電學綱目》、《電學入門》、《電學問答》。
2月5日，閱《光學量光力器圖說》畢。10月10日，閱梁卓如“《西學書目表》，區書名，撰譯人，刻印書，本數、價直、識語六品，甚便翻檢。識話皆實。”至梁著“《讀西學書法》，則取識語，演簡為繁耳。末篇立意本正，而竄入本師康有為悖謬之言，為可恨也。”（出自《紹興文史資料選輯》第七輯謝德銑先生的文章《蔡元培先生在紹興》）
在舊體製中浸淫多年，尤其經曆了甲午海戰的慘敗，蔡元培一定是覺得他所經營的那些文字蒼白無力，當時他在是官府裏的職位叫編修，相當於一個史官吧，他發現自己做不了司馬遷的，因為要編撰的全是國家和同胞被欺侮之事，那時的中國也一定叫泱泱大國的。那個時候蔡元培就開始讀那些國外的書以及科學常識類的書，那就是希望看得更遠更深，所以他後來把目光投向了德意誌，投向了哲學、倫理學和美學，後兩者從大概念上也都屬於哲學範疇的。
而蔡元培真要去德國留學，則要到1907年，這一年他已經是41歲了，而且在德國還得學語言，還要當家庭教師，這是很不容易的，不像魯迅他們是早早去了日本。在今天40歲上下的這個年紀是不少有錢人剛剛開始辦投資移民，而且移出去之後不管換不換太太，一般也都還要梅開二度，再生個孩子的。孩子一多，父母的責任也就重了，有責任脾氣也會好一點，所謂父性母性都是人性。
特別要注意的是，1907這一年又恰是皖浙起義徐錫麟秋瑾被砍頭的年份，這是標誌性的一年。我沒有考證過，是蔡先生出國在先，還是烈士捐軀在前。這一年清政府終於廢了科舉製，這在今天看來至少算是教育體製改革吧，動作夠大了吧，這就大大動搖了千年以來的官僚選拔製度。四年之後，皇帝垮台了。即使垮台，還得說清政府其實還是很了不起的，腐敗是一個方麵，末日的政府沒有一個不腐敗的，但那至少已經看到了腐敗，也至少已經在刮骨療傷了。
是不是也可以這麽說，蔡元培既是早慧的，同時又是大器晚成的，這叫起大早趕晚集，好在他是趕上了。或許也是外來和尚好念經，武昌起義成功後，孫中山回來以16比1的票數戰勝黃興做了首任大總統，蔡先生回來則做了首任教育總長，本來據說這個位子是章太炎先生的。如果是太炎先生做教育總長，我估計浙籍的不少學子，如周氏兄弟也會得到提掖的，因為他們有不少都是章在日本講學時的忠實信徒。倒不像魯迅和蔡元培之間，反倒是要許壽裳出麵說情的。所謂近鄉情更怯是也，這個近既是地理上的，又是心理上的。
也可能是早年的那些經曆以及後來在德國的遊學，才決定了蔡元培先生是一個兼容並包的人，特別是他在執掌北京大學時，新派和舊派他都要，隻要你有真本事，他既可以讓陳獨秀當文科學長，也能讓辜鴻銘留著辮子上講台，當然他更是歡迎胡適這樣的新派人物，所以稱蔡元培為北大之父是不為過的。某種程度上也可以這麽說，沒有蔡元培就沒有陳獨秀，當然也就沒有《新青年》……如果照此推論下去，那變成就沒有蔡元培就沒有中國共產黨了。嗬嗬，打住打住。
但是早期中國共產黨跟今天的黨不完全是一回事情，早期的黨不是執政黨，就是在黨首陳獨秀身上，毛病也很多，而大家都知道，比如有人說他家長製，比如我們的浙江老鄉陳望道就忍受不了他的家長作風便憤而退黨；再比如說陳獨秀愛喝花酒，行為不檢，這種事情蔡元培也不是不知道，而蔡先生又是一個自律甚嚴的人，還組織參加了一個叫道德推進會的，他老人家是身體力行不嫖不賭不納妾的，但是他能容忍陳獨秀這樣的人，這說明他深知人性的弱點，但是他不利用人性的弱點甚至是人性的黑暗，這就是一個大師跟一個政治家的區別所在，政治家知道人性的黑暗之後，就用更黑暗來對付黑暗，所謂我用黑色的眼睛去尋找光明，而一個文人一個大師很可能是在黑暗的環境裏還是捧著一顆紅色的心。
因為愛才，他在聘請陳獨秀做文科學長時還替陳偽造學曆。當時的套路是這樣的，北大校長是民國總統黎元洪任命的（這應該是一個脾氣不錯的總統），而北大的中層幹部卻是要上報教育部批準的。蔡元培喜歡陳獨秀啊，但是陳又沒有拿得出手的學曆，他是去日本的東京高師和早稻田大學讀過書，但都沒有文憑的，陳也的確是跟人倡辦過安徽高等學校和蕪湖公學等，但他都不是校長啊，然而蔡元培竟然把陳說成了畢業於東京日本大學、曾任蕪湖公學教務長、安徽高等學校校長等職……這麽一來教育部自然是OK了，所以這個清朝的老翰林其實各種路子都會來的，這就是愛才如命啊，所以他也不隻是提掖紹興人浙江人，他是要提掖一個時代。
而且蔡元培還有一個特點，他是真敢辭職的，他一生的辭官數次可謂多矣，稍有不滿或是遇到原則問題，他就辭職不幹了。因為他深知，此處不留人，自有留人處。哪像今天，體製內的人有幾個是敢砸自己飯碗的？所以我們雖然在飯桌上吃著體製的罵著體製的，但不管有沒有酒醒，誰敢說老子不幹了？尤其是當年的大學校長和教授們，一部辭官辭職史，那就是民國風骨啊。但我也並不是說，大學生就不要進體製了吧，因為這不現實啊，不一定一畢業就宅在家裏做IT業，還是要在體製中體驗一下，如果水深火熱，那你走吧，這還是有好處的，背負著滴血的荊棘，或許讓你走得更遠。或許我的觀點已經悖時了，有人說沒有枷鎖豈不更輕鬆嗎？或者說體驗到了春暖花開，青蛙跳進溫泉裏，那也是沒辦法的呀。
一個隻講輕鬆的時代，是能寫進史記的嗎，最多是滑稽列傳吧。
所以從這個意義上說，蔡元培才是一個源頭，這個源頭是從清朝來的，絕不隻是從1911年的辛亥革命開始的。為有源頭活水來，這活水就是德先生和賽先生，同時我們別忘了，還有一個美先生，蔡先生是主張用美育代替宗教的，因為他深知中國人不講宗教，雖然民間信奉菩薩，但那更多的還是現實的需要，中國需要審美的教育，這便也有了後來的西湖藝專，即浙江美術學院，即今天的中國美院。
而所謂源頭，其實有比改造北大更早的事情。1915年6月，蔡元培就和李石曾、吳玉章等發起組織了華法教育會，在法國提倡勤工儉學，希望以此組織幫助更多的華人到歐洲求學，後來周恩來、鄧小平等均是通過這個組織的幫助才去法國的。這也等於說幫助中國共產黨培養了那麽多的先進分子。當然那個時候黨派林立，包括好多信奉無政府主義思想的也都是海歸。
如果說民國有個紹興幫，那麽這個幫主無疑就是蔡先生。
民國史上，要找出比蔡元培口碑更好的人，似乎找不出第二個來的。無論共產黨還是國民黨，對他評價都甚高。由此可見，一個人的行為還是可以超出黨派利益之爭的，因為如果要說起利益，那蔡先生也屬國民黨元老派的，而元老派在反共問題上似乎比年輕一派更為激烈的，但我們現在很少再提包括蔡元培在內的這些元老遺事了，隻是抓住幾個像沈定一的人不放，以為他手上有共產黨人的血，這實在是有待時間來澄清的事情。
當然我們現在說起蔡元培，也還是很關心這位老翰林老校長的個人私生活的，前麵說過他對自律甚嚴，但他後來也娶自己的學生為第三任妻子，這又說明他還是頗為前衛開放的。
蔡先生的第一任夫人王昭，是媒妁之言的結果，那時的蔡先生也有大男子的作派，要妻子對他言聽計從。而據說王昭有潔癖，而蔡先生是詩人氣質，所以倆人的小摩擦是沒有間斷過的，但是蔡先生畢竟很早就接觸新思想了，那時他已經在考慮女權問題了，決定要身體力行，於是在1900年，他就寫出了《夫妻公約》，擬在重新調整與妻子王昭的關係，於是這對結婚十多年的夫妻才慢慢趨於緩和。但是筆者沒有看到過此公約的原文。也就在1900年，夫人王昭因病離開了人世。
王昭離世，意味著把位置讓給了後來者，那一年蔡先生才33歲。擱在今天，在父母眼裏還是叫男孩子，大多還在啃老做房奴討生活呢。
那個時候的蔡先生自然是金牌王老五，他也不用上什麽《非誠勿撓》節目的，媒客們便踏破門檻。蔡先生不勝其煩，於是對未來妻子及夫妻關係開出了五項原則條件——
第一識字；
第二不纏足；
第三男子不娶妾；
第四女子在夫死後可再嫁；
第五夫婦意見不合即離婚。
消息傳開來，就像聽到炸彈爆炸一樣，媒人們紛紛作落花流水逃竄狀。
今天我們來看這五項條件，前兩條針對女性，不算太高，但就蔡元培來說，這似乎是必要的條件了；第三條針對自己，算是對女方的承諾。四五兩條。第四條放在當時是了不得的事情，也看出了蔡先生的開明。而第五條就是放在今天，也是一重磅炸彈。一個“即”字，透出蔡先生的性格。當然這在今天也行不通啊！不過在蔡先生看來，因為有前四條的鋪墊，這第五條如果真要踐行那也是水到渠成的。
我們不妨用兩岸關係的專業術語，可將蔡先生的這五條征婚條件，稱為“蔡五條”。
這也一定是在跟王昭婚姻的基礎之上得出的，而且跟當時的世風完全有關。男人娶姨太太和納妾，在當時的名人中比比皆是，特別是生於晚清的這一批人當中，但是蔡先生敢於自斷後路，要知道那時還不是民國還是晚清呢。
魯迅和許廣平，因為魯迅有妻朱安，且一直活著，又沒有離婚，所以他們的關係隻能稱作是同居，這恰恰是考慮到了名分問題。徐誌摩死後，陸小曼幾十年如一日，在誌摩像前給他放一束鮮花，但是他跟那位翁瑞午也是同居的，但是先決條件就是，你不能離了糟糠之妻。
後來成為蔡夫人的還是他自己去覓來的，夫人叫黃仲玉，善工筆。是蔡先生從朋友家中先觀其畫，然而四處打聽才覓得的。
1901年11月22日，蔡元培先生和黃仲玉在杭州結婚，婚禮是別開生麵的，據說是以一場演講會代替了鬧洞房，演講主題是男女平等問題。這在當時都是驚世駭俗的。尤是“再嫁”“離婚”等字眼都是極其新潮的。今人結婚，已經非常世俗化了，都已經有唱堂會的趨勢，甚至有領導講話的程式。
男女平等如果光是停留在理論上，那還不算什麽。蔡先生的可貴，在於由理論付諸行動。
不纏足又通詩文，於是才有了這一段婚姻。可惜還是紅顏薄命。蔡黃生活了二十年之後，黃夫人又不幸去世了。後來蔡先生寫了相當感動的悼文《致亡妻》，開頭一段即是——嗚呼！仲玉，竟舍我而先逝耶：自汝與我結婚以來，才二十年，累汝以兒女，累汝以家計，累汝以國內、國外之奔走，累汝以貧困，累汝以憂患，使汝善書、善畫、善為美術之天才，竟不能無限發展，而且積勞成疾，以不得盡汝之天年。嗚呼！我之負汝何如耶！
……
感動，但不等於就過單身生活了，這個也要麵對現實。所以蔡先生也還有第三段婚姻。
蔡先生的第三段婚事，是在他任北大校長的時候。這個喜歡開誠布公的男人，再次開出了自己的三個條件——
第一本人具備相當的文化素質；
第二年齡略大；
第三熟諳英文，能成為研究助手。
看得出要求越來越高，其實也是越來越現實了。如果說“蔡五條”有著反封建的因素，那麽這一次的“蔡三條”民主的因子更多了。
這一回最終走進蔡先生生活的是一位叫周峻的女子，她比蔡先生小24歲，但當時也已經33歲了，未婚，曾是蔡先生執教過的上海愛國女校的學生，周女士對蔡先生一直有著崇敬之心。1923年7月10日，蔡元培和周峻在蘇州留園舉行結婚儀式，一時成為美談。婚後十天，蔡周相偕出國，蔡夫人在德國漢堡攻美術，後創作一傾心之作《蔡元培半身像》。蔡先生則在上麵題詩一首唯卿第一能知我，留取心痕永不磨。
他們共同生活了十七年。蔡夫人相夫教子，琴瑟和諧。後來我看邵洵美夫人盛佩玉的回憶文章中說到，1932年他們請蔡元培夫婦在上海大東酒樓吃飯，周夫人有一口杭州話音，而各種資料上說蔡女士是南京人，所以這個沒辦考證了，或許是盛佩玉記憶有誤。1940年，蔡先生病逝於香港。
關於老夫少妻的模式，文人大家中也有不少。張愛玲後來嫁給大他29歲的美國作家，浙江江山才女毛彥文（即讓吳宓苦追了一生的那個女人），後來在37歲時嫁給66歲的熊希齡先生（湘西人，做過民國的總理）。從這兩例來看，我得出的結論是老男人不可靠。因為他們活不了多長時間，而老男人呢以為娶個少妻可以滋陰壯陽，沒想到僅有的一點元氣很快就要丟光的。
而如果光從婚戀看其個性，蔡先生還真是喜歡辦事情的製度化公開化和透明化的。這樣的人做校長，一定是把規矩會訂得好好的。實際上民國就是一個講規矩的時代，雖然後來革命破壞了規矩，但卻無法再建立一個更好的規矩，大學如是，國家也如是，因為執政者多是造反派出身，執政了之後又不講規矩了，當然這是另一範疇裏的事情了。
當筆者說蔡元培是個源頭，說他是一個兼容並包的大家，講到他對陳獨秀的寬容，請注意這隻是蔡先生的一麵，其實他還是一個寬嚴相濟的人，比如他也請魯迅到北大當老師，但因為魯迅也是沒有什麽文憑的，所以魯迅隻能當講師，包括在女師大，以及後來的廈門大學和廣州中山大學，可以說魯迅是是個終身講師。而在蔡元培治下的北大，他也開除過那些有學術聲望但道德敗壞的教授，所以當我們說為有源頭活水來時，蔡先生其實還是扛著黑暗的閘門的，他知道什麽時候該放水，什麽時候得死死的扛著。
唯有扛著，中國才有希望。這樣扛著黑暗的閘門的，有蔡元培，有魯迅，有千千萬萬的知識分子，當然也依然有用刺刀和炸彈的，而作為民主的刺刀科學的炸彈，蔡先生可謂也是中國第一人，這真是為有源頭活水來的含義所在。
紹興以秋瑾為榮，中國以女俠為榮，但紹興和中國也應以秋瑾為恥，而且這個恥也應該永遠延續下去，倒不一定刻在臉上或變成城雕，但應該像魯迅在桌上刻一個“早”字那樣，銘在我們的心中，否則我們還是沒有希望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