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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重遊生地“三毛”尋根
2009年12月中旬，王龍基到重慶參加會議。休會議期間同，他獨自漫步在山城的街頭巷尾。他試圖尋找爸爸媽當年抗戰生活的遺跡。
上世紀三十年代，正值民族危亡之秋，南京、武漢相繼淪陷後，國民政府遷到重慶，稱為“陪都”。國內的文化界和新聞界有識之士也都聚集於此。在政治部三廳郭沫若、洪深的領導下開展抗日宣傳活動，王龍基的父母親王雲階和李青蕙那時也來到重慶。
據說，由於山城的人口劇增，一屋難求，不少人隻能棲身於山洞，或是幾家人擠在一間屋中，至於大米和鹽巴更是洛陽紙貴。除此以外，還要不斷地遭受日本飛機的轟炸，一日數次“跑警報”已成為家常便飯。盡管生活艱辛，但是，人們抗日救國的熱情卻空前高漲，因為他們心中有拯救國家民族的信仰。許多優秀作品都是在那一時期創作出來的，話劇舞台更是佳作頻出，成為霧都重慶的一盞閃亮的明燈。
王龍基在重慶的街頭走來走去，希望能夠發現一些蛛絲馬跡。可是，當年的朝天門碼頭和珊瑚壩機場早已不複存在；那些依山而建的竹棚瓦房，坡度陡峭的石板路，石板路上吱嘎作響的滑竿也難覓蹤影；還有挑著擔子賣炒米糖開水和擔擔麵的小販悠長的吆喝聲，它們總是在霧靄中久久地回蕩著，往往會勾起客居者無盡的鄉愁……更有嘉陵江上的船夫號子，它們伴隨著日寇飛機機投下的炸彈呼嘯聲，這也許就是父親後來創作第二交響樂《抗日戰爭》最原始的旋律衝動……然而這一切仿佛都已經恍若隔世。映入眼簾的盡是高樓大廈、廣告霓虹。現代化的重慶讓山城失去了特色和傳統，滄海桑田，王龍基已很難覓到父母往日的蹤跡。
就在悵悵而歸時，同行的龔永林告訴王龍基：“老王，喜訊呀，我在博物館看到了你父親的簽名。”
第二天一早，在龔總的陪同下王龍基造訪了“重慶中國三峽博物館”。那裏果然保留了一些曆史遺跡，有不少抗戰時期的文物。在三樓的“抗戰歲月廳”裏，一幅三米多長的簽名長卷赫然入目。卷首寫著“政治部招待陪都文化界新聞界晚會來賓題名，二十九年十一月七日夜於純陽洞電影製片廠”。其後，郭沫若題詩一首，詩曰：“四百餘賓聚一堂，水銀燈柱競輝煌。祭灑血戰三杯酒，鼓舞心願萬燭光。筆劍無分同敵愾，膽肝相對共籌量。醉餘豪興傳歌曲，聲浪如潮日繞梁。”詩後又有題句：“晚會來賓題名者計四百餘人，賓主相洽極一時之盛。酒後，壽昌、老舍、謝峰、彥祥諸兄先後曼聲作歌，佐以話劇及電影，直至夜闌始散。在下思之，猶有餘興，因贈此律。十二月二十一日郭沫若題（加蓋了印章）。”其後四百餘來賓簽名，蔚為大觀。王龍基數過幾遍，在長卷上簽字的實際人數約三百二十人左右。卷末有田漢題字“紫電清霜驚四簷，一時群賢見毫纖。梁龍酒令如軍令，敢說槍尖遜筆尖？天下幾人鍋有米，川中老小食無鹽。諸公且盡盈杯緣，好為民間達苦甜。當夜部屬演員（以下數字不可辯）……問題，尤得舉座同感，蓋各人都有一把辛酸淚也。田漢（加蓋了印章）。”
長卷的左眉處有收藏印鑒一枚並題“植耘珍藏。1945年郭老囑保存，1966年遭劫，1983年7月16日失而複得，謹獻北京郭沫若故居。”植耘既將此卷獻給郭沫若故居，但為什麽又到了三峽博物館？現在已無從考證。
卷中提及晚會舉辦的時間是1940年11月7日。前一年，日軍在諾門坎向蘇軍大舉進攻，結果被朱可夫元帥指揮的紅軍擊敗，一個日軍師團幾乎全軍覆沒。日軍大本營不得不將“北上”改為“南進”。同年11月，岡村寧次指揮日軍五個師向長沙一線發動猛攻，薛嶽將軍沉著應戰，誘敵深入，圍殲日軍兩萬餘人，取得第一次長沙戰役的勝利。郭沫若詩雲“祭灑血戰三杯酒，鼓舞心願萬燭光。”即指此役而言。
日寇企圖速戰滅亡中國的計劃受挫，轉而采取軍事進攻和誘降並舉的方針，汪精衛公然投敵，成立南京偽政府，中國的抗戰進入了最艱苦的時期。
其時，斯大林正和他當時的“盟友”希特勒忙著瓜分波蘭，又出兵占領了拉脫維亞，愛沙尼亞和立陶宛；美國也隔岸觀火尚未對日宣戰。中國的沿海城市相繼淪陷，重慶當時是在沒有國際援助，物資供應被全部切斷的情況下孤軍奮戰。日軍每天出動大批戰機對重慶這座沒有空防的城市狂轟濫炸，企圖以炸逼降。整個重慶彈痕累累，遍地瓦礫。老百姓更是苦不堪言，除了被炸死，每天都有饑民倒斃街頭。田漢詩雲“天下幾人鍋有米，川中今亦食無鹽。”正是描述了這一慘狀。
1940年11月7日，是蘇聯十月革命勝利23周年紀念日。郭老舉辦招待會的目的顯然是為了慶祝這一偉大的節日。但他又不便明說。為了避開特務的監視，他還特意請來了國民黨政治部的官員張道藩和穀正綱（他們都在長卷上簽了名）。既然請來這兩位國民黨大員，也不能讓他們太安逸，於是就上演了一幕演員請願的活劇。據田漢記載“當夜部屬演員（以下數字難以辨認）……問題，尤得舉座同感，蓋各人都有一把辛酸淚也。”
所謂“部屬演員”又是什麽人呢？上海淞滬抗戰時，政治部三廳曾組織十個抗敵演劇隊，分赴前線宣傳抗日，徐州會戰失利，南京陷落後演劇隊撤至武漢。此後一部分到了桂林、昆明，一部分到了重慶。這天夜裏簽到的演員，絕大部分都是演劇隊的成員；另一些“部屬演員”是指政治部下屬中央電影製片廠即卷中的“純陽洞電影製片廠”的演員。他們來到重慶後，生活極其困難，許多人居無定所，在饑餓線上苦苦掙紮。這些演員肯定圍住張道藩和穀正綱大倒苦水，要求政治部關懷他們這些“部屬演員”。這些訴求“尤得舉座同感，蓋各人都有一把辛酸淚也。”猜想當時張、穀二人一定也十分無奈，因為大批難民湧入重慶，物資極度匱乏，很多政府機關都發不出薪餉。
與會的來賓多為社會名流，從簽名中可以看到：
文學界有郭沫若和他的夫人葉以群、茅盾、胡風、艾青、於立群、鄒韜奮、冰心和她的丈夫吳文藻、孔羅蓀、老舍、張光宇、姚篷子、曹靖華、潘子農、黃洛峯、梅林、胡肅楓、鄭伯奇、郭春濤、張西芳、沈啟予、劉雪庵、張元濟、陳紀瀅、林辰等；影劇界有洪深、田漢、陽翰笙、陳鯉庭、吳茵、孟君謀、齊衡、白楊、何非光、趙慧深、應雲衛、馮乃超、呂少春、辛漢文、翁植耘、馬彥祥、方殷、王梵生、趙望雲等；美術界有吳作人、丁聰、陳煙橋、林風眠、關良、來楚生、常任俠、張書旗等；音樂界有王雲階、沙梅、安娥、任鈞等；教育界有陶行知和他的夫人吳樹琴、力揚、徐仲年、李長之、趙景深、袁孟超、吳全衡、陳適懷、張申府、沈誌遠、鍾可記、丘哲、曹清華、胡秋原、吳茂蓀、徐步等；哲學界有胡繩、潘梓年等；新聞界有張西洛、彭子岡、鳳子、浦熙修、許君武、徐伯昕、何公敢、舒展、高集、金仲華、戈今、浦熙修、劉尊棋、趙敏恒等；此外翦伯讚、沈鈞儒、李公樸、王炳南、章乃器、章伯鈞、唐國楨、史良、沈默予、閻寶航、於右任、侯外廬、韓光、鄧初名、劉清揚、李劍華、楊公達、黃琪翔、李公模、吳克堅、汪日章、施複亮、穀正綱、康澤、黃少穀、張道藩等名仕也都留有簽名。
真可謂群賢畢至，少長鹹集。田漢詩讚“紫電清霜驚四簷”，極一時之盛也。翁植耘應為當時中央電影製片廠的負責人，他知道這份簽名的分量，特意進行了裝裱並在卷首留出空白，於11月21日拿去請郭沫若添加題詞，郭老“在下思之，猶有餘興”，便欣然命筆“因贈此律”。
1966年文化大革命浩劫來臨，解放前的“中製”職員全被定為反動軍官，翁植耘被抄家審查，直至1983年獲得平反昭雪才索回此卷。他將此卷獻給了北京郭沫若故居。這是根據植耘的題詞作出的推斷，相信與事實相去不會太遠。
父親王雲階有幸躬逢盛會，可惜，他在世時沒對王龍基談及此事。資料顯示：父輩們參加那次晚會，窮哥兒們能有機會“打牙祭”飽餐一頓實在是難得的樂事，晚會上不僅向主管官員訴苦，郭老還發表了鼓舞人心的講話，勉勵大家團結起來，共度時艱，挽救民族危亡，真是“筆劍無分同敵愾，膽肝相對共籌量。”晚會還“佐以話劇及電影”。郭老在渝期間寫了大量作品如話劇《孔雀膽》、《屈原》，當晚演出的是否就是他的劇作？至於電影極有可能是蘇聯電影《夏伯陽》，因為該片是中國引進的第一部蘇聯片，當日又值十月革命紀念日。
就是這批中國文藝工作者和新聞工作者，為中國抗擊日寇侵略取得最後勝利作出了巨大的努力；同時他們還為中國文學藝術創造出二十世紀三四十年代的輝煌。
屈指算來，那次晚會畢幕七十個年頭了。與會的前輩諸公大多已經作古，然而他們當年抗日救國的豪情，對革命的追求，對未來的向往，依舊躍然於紙上。那一個個龍飛鳳舞的簽名，和異彩紛呈的圖章，仿佛重現了那一晚“賓主相洽”“曼聲作歌”的盛況，盡管身處困厄之中，仍然樂觀向上的熱烈氣氛。猶如郭老在《鳳凰涅槃》中所寫的“一切的一在歡笑，一的一切在歡笑。”他們憧憬著苦難的祖國能夠有一天獲得涅槃再生。然而，他們經曆了抗日戰爭和解放戰爭的艱苦跋涉，卻在解放後的曆次政治運動中先後含冤離世……
幸運的是，國家曆盡劫波後，終於在鄧小平時代從災難的餘燼中浴火重生了，先輩們得知應含笑於九泉之下吧。
王龍基這想著，心情有點開朗了。於是，他決定乘車去成都郫縣。那裏是他的出生地呀。
電子科技大學的何為教授和薛衛教授接待了他。他對兩人說，我生在四川郫縣，但具體什麽地方並不清楚，隻記得父母親一直說，是生在熊佛西的戲劇音樂學校裏，因為那時他們二人在這所學校裏教書。能幫我找到那個地方嗎，我想看看。
薛教授立即打電話給他在郫縣當鎮長的侄女，幾分鍾後，他侄女就帶著老文化局長衛誌中來見王龍基。衛局長對他說：“你父親王雲階，那是很有名的，我知道。熊佛西的學校原址我也知道。”於是，鎮長和衛局長就帶著王龍基一行來到新民場鎮。王龍基的心“砰砰”跳。
新民場是個極平常的小鎮，它和成都平原大多數的鄉鎮一樣，遠離通衢大道，地處偏遠郊域。據說元朝末年的時候，新民場就有了雛形，叫“遊馬場”，因為場上有兩個大戶人家，一戶姓遊，一戶姓馬而得名。
在新民場鎮街道的一條小巷盡頭，王龍基見到了郫縣新民場中學。這所中學占地並不大，王龍基進去後，受到了新民場中學張常斌校長的熱情接待。
張校長告訴王龍基，這就是熊佛西戲劇音樂學校的舊址。王龍基的眼睛有點模糊，他似乎聽到了七十年前自己那一聲聲的啼哭。
張校長指著學校的操場說：這裏就是“吉祥寺”的原址，前幾年因為“吉祥寺”成為危房，所以就把它給拆走了。他在一條水泥道上指給王龍基看，這裏原來有一口古井，後來築路而封掉了。他又領王龍基去了一間教室。裏麵有一個紀念熊佛西先生創辦四川省立戲劇音樂學校五十周年的木質紀念碑，這是1988年9月27日，四川戲劇音樂學校老師同學搞活動留下的。紀念碑的正麵上方有熊佛西的浮雕，兩邊刻有1900年至1965年的字樣，下麵是介紹熊佛西先生的生平；紀念碑的背麵有四句校訓，因為字體太草，辨認不清。
熊佛西（1900-1965）男，漢族，戲劇教育家，劇作家。原名福禧，譜名金潤，字化儂，筆名戲子，有時署名向君，江西省豐城市張巷鄉瓘山村人。1924年赴美國哈佛大學研究戲劇、文學、獲碩士學位。1926年回國，任北京大學藝術學院戲劇係主任。“七·七”事變後，率師生員工在長沙成立抗戰劇團，巡回演出，宣傳抗戰。1939年3月初在成都創辦四川省立戲劇教育實驗學校，任校長。同年11月為躲避日本侵略者飛機的轟炸，該校從成都市的成平街疏散到了位於成都西北的郫縣新民鄉吉祥寺繼續辦學，同時增設了音樂科，校名改為“四川省立戲劇音樂實驗學校”。1946年任上海市立實驗戲劇學校校長。解放後，擔任上海戲劇學院院長直至逝世。
王雲階和熊佛西是至交，父親在世時常對他說：“龍基，你的出生證明人就是熊佛西伯伯。你就是出生在四川郫縣熊佛西伯伯創辦的戲劇音樂學校裏。”這句話一直印在王龍基的腦海中，這麽多年來，王龍基一直想找到自己出生的地方，看看那裏。想不到踏破鐵鞋無覓處，得來全不費工夫。
12月8日王龍基多年的心願終於得以實現，他感謝何教授、薛教授、鎮長和老文化局衛誌中先生。
望著出生地的一切，他感慨萬分，也不由得想起父親和母親給他講過的那些往事。
上世紀三十年代，正值民族危亡之秋，南京、武漢相繼淪陷後，國民政府遷到重慶，稱為“陪都”。國內的文化界和新聞界有識之士也都聚集於此。在政治部三廳郭沫若、洪深的領導下開展抗日宣傳活動，王龍基的父母親王雲階和李青蕙那時也來到重慶。
據說，由於山城的人口劇增，一屋難求，不少人隻能棲身於山洞，或是幾家人擠在一間屋中，至於大米和鹽巴更是洛陽紙貴。除此以外，還要不斷地遭受日本飛機的轟炸，一日數次“跑警報”已成為家常便飯。盡管生活艱辛，但是，人們抗日救國的熱情卻空前高漲，因為他們心中有拯救國家民族的信仰。許多優秀作品都是在那一時期創作出來的，話劇舞台更是佳作頻出，成為霧都重慶的一盞閃亮的明燈。
王龍基在重慶的街頭走來走去，希望能夠發現一些蛛絲馬跡。可是，當年的朝天門碼頭和珊瑚壩機場早已不複存在；那些依山而建的竹棚瓦房，坡度陡峭的石板路，石板路上吱嘎作響的滑竿也難覓蹤影；還有挑著擔子賣炒米糖開水和擔擔麵的小販悠長的吆喝聲，它們總是在霧靄中久久地回蕩著，往往會勾起客居者無盡的鄉愁……更有嘉陵江上的船夫號子，它們伴隨著日寇飛機機投下的炸彈呼嘯聲，這也許就是父親後來創作第二交響樂《抗日戰爭》最原始的旋律衝動……然而這一切仿佛都已經恍若隔世。映入眼簾的盡是高樓大廈、廣告霓虹。現代化的重慶讓山城失去了特色和傳統，滄海桑田，王龍基已很難覓到父母往日的蹤跡。
就在悵悵而歸時，同行的龔永林告訴王龍基：“老王，喜訊呀，我在博物館看到了你父親的簽名。”
第二天一早，在龔總的陪同下王龍基造訪了“重慶中國三峽博物館”。那裏果然保留了一些曆史遺跡，有不少抗戰時期的文物。在三樓的“抗戰歲月廳”裏，一幅三米多長的簽名長卷赫然入目。卷首寫著“政治部招待陪都文化界新聞界晚會來賓題名，二十九年十一月七日夜於純陽洞電影製片廠”。其後，郭沫若題詩一首，詩曰：“四百餘賓聚一堂，水銀燈柱競輝煌。祭灑血戰三杯酒，鼓舞心願萬燭光。筆劍無分同敵愾，膽肝相對共籌量。醉餘豪興傳歌曲，聲浪如潮日繞梁。”詩後又有題句：“晚會來賓題名者計四百餘人，賓主相洽極一時之盛。酒後，壽昌、老舍、謝峰、彥祥諸兄先後曼聲作歌，佐以話劇及電影，直至夜闌始散。在下思之，猶有餘興，因贈此律。十二月二十一日郭沫若題（加蓋了印章）。”其後四百餘來賓簽名，蔚為大觀。王龍基數過幾遍，在長卷上簽字的實際人數約三百二十人左右。卷末有田漢題字“紫電清霜驚四簷，一時群賢見毫纖。梁龍酒令如軍令，敢說槍尖遜筆尖？天下幾人鍋有米，川中老小食無鹽。諸公且盡盈杯緣，好為民間達苦甜。當夜部屬演員（以下數字不可辯）……問題，尤得舉座同感，蓋各人都有一把辛酸淚也。田漢（加蓋了印章）。”
長卷的左眉處有收藏印鑒一枚並題“植耘珍藏。1945年郭老囑保存，1966年遭劫，1983年7月16日失而複得，謹獻北京郭沫若故居。”植耘既將此卷獻給郭沫若故居，但為什麽又到了三峽博物館？現在已無從考證。
卷中提及晚會舉辦的時間是1940年11月7日。前一年，日軍在諾門坎向蘇軍大舉進攻，結果被朱可夫元帥指揮的紅軍擊敗，一個日軍師團幾乎全軍覆沒。日軍大本營不得不將“北上”改為“南進”。同年11月，岡村寧次指揮日軍五個師向長沙一線發動猛攻，薛嶽將軍沉著應戰，誘敵深入，圍殲日軍兩萬餘人，取得第一次長沙戰役的勝利。郭沫若詩雲“祭灑血戰三杯酒，鼓舞心願萬燭光。”即指此役而言。
日寇企圖速戰滅亡中國的計劃受挫，轉而采取軍事進攻和誘降並舉的方針，汪精衛公然投敵，成立南京偽政府，中國的抗戰進入了最艱苦的時期。
其時，斯大林正和他當時的“盟友”希特勒忙著瓜分波蘭，又出兵占領了拉脫維亞，愛沙尼亞和立陶宛；美國也隔岸觀火尚未對日宣戰。中國的沿海城市相繼淪陷，重慶當時是在沒有國際援助，物資供應被全部切斷的情況下孤軍奮戰。日軍每天出動大批戰機對重慶這座沒有空防的城市狂轟濫炸，企圖以炸逼降。整個重慶彈痕累累，遍地瓦礫。老百姓更是苦不堪言，除了被炸死，每天都有饑民倒斃街頭。田漢詩雲“天下幾人鍋有米，川中今亦食無鹽。”正是描述了這一慘狀。
1940年11月7日，是蘇聯十月革命勝利23周年紀念日。郭老舉辦招待會的目的顯然是為了慶祝這一偉大的節日。但他又不便明說。為了避開特務的監視，他還特意請來了國民黨政治部的官員張道藩和穀正綱（他們都在長卷上簽了名）。既然請來這兩位國民黨大員，也不能讓他們太安逸，於是就上演了一幕演員請願的活劇。據田漢記載“當夜部屬演員（以下數字難以辨認）……問題，尤得舉座同感，蓋各人都有一把辛酸淚也。”
所謂“部屬演員”又是什麽人呢？上海淞滬抗戰時，政治部三廳曾組織十個抗敵演劇隊，分赴前線宣傳抗日，徐州會戰失利，南京陷落後演劇隊撤至武漢。此後一部分到了桂林、昆明，一部分到了重慶。這天夜裏簽到的演員，絕大部分都是演劇隊的成員；另一些“部屬演員”是指政治部下屬中央電影製片廠即卷中的“純陽洞電影製片廠”的演員。他們來到重慶後，生活極其困難，許多人居無定所，在饑餓線上苦苦掙紮。這些演員肯定圍住張道藩和穀正綱大倒苦水，要求政治部關懷他們這些“部屬演員”。這些訴求“尤得舉座同感，蓋各人都有一把辛酸淚也。”猜想當時張、穀二人一定也十分無奈，因為大批難民湧入重慶，物資極度匱乏，很多政府機關都發不出薪餉。
與會的來賓多為社會名流，從簽名中可以看到：
文學界有郭沫若和他的夫人葉以群、茅盾、胡風、艾青、於立群、鄒韜奮、冰心和她的丈夫吳文藻、孔羅蓀、老舍、張光宇、姚篷子、曹靖華、潘子農、黃洛峯、梅林、胡肅楓、鄭伯奇、郭春濤、張西芳、沈啟予、劉雪庵、張元濟、陳紀瀅、林辰等；影劇界有洪深、田漢、陽翰笙、陳鯉庭、吳茵、孟君謀、齊衡、白楊、何非光、趙慧深、應雲衛、馮乃超、呂少春、辛漢文、翁植耘、馬彥祥、方殷、王梵生、趙望雲等；美術界有吳作人、丁聰、陳煙橋、林風眠、關良、來楚生、常任俠、張書旗等；音樂界有王雲階、沙梅、安娥、任鈞等；教育界有陶行知和他的夫人吳樹琴、力揚、徐仲年、李長之、趙景深、袁孟超、吳全衡、陳適懷、張申府、沈誌遠、鍾可記、丘哲、曹清華、胡秋原、吳茂蓀、徐步等；哲學界有胡繩、潘梓年等；新聞界有張西洛、彭子岡、鳳子、浦熙修、許君武、徐伯昕、何公敢、舒展、高集、金仲華、戈今、浦熙修、劉尊棋、趙敏恒等；此外翦伯讚、沈鈞儒、李公樸、王炳南、章乃器、章伯鈞、唐國楨、史良、沈默予、閻寶航、於右任、侯外廬、韓光、鄧初名、劉清揚、李劍華、楊公達、黃琪翔、李公模、吳克堅、汪日章、施複亮、穀正綱、康澤、黃少穀、張道藩等名仕也都留有簽名。
真可謂群賢畢至，少長鹹集。田漢詩讚“紫電清霜驚四簷”，極一時之盛也。翁植耘應為當時中央電影製片廠的負責人，他知道這份簽名的分量，特意進行了裝裱並在卷首留出空白，於11月21日拿去請郭沫若添加題詞，郭老“在下思之，猶有餘興”，便欣然命筆“因贈此律”。
1966年文化大革命浩劫來臨，解放前的“中製”職員全被定為反動軍官，翁植耘被抄家審查，直至1983年獲得平反昭雪才索回此卷。他將此卷獻給了北京郭沫若故居。這是根據植耘的題詞作出的推斷，相信與事實相去不會太遠。
父親王雲階有幸躬逢盛會，可惜，他在世時沒對王龍基談及此事。資料顯示：父輩們參加那次晚會，窮哥兒們能有機會“打牙祭”飽餐一頓實在是難得的樂事，晚會上不僅向主管官員訴苦，郭老還發表了鼓舞人心的講話，勉勵大家團結起來，共度時艱，挽救民族危亡，真是“筆劍無分同敵愾，膽肝相對共籌量。”晚會還“佐以話劇及電影”。郭老在渝期間寫了大量作品如話劇《孔雀膽》、《屈原》，當晚演出的是否就是他的劇作？至於電影極有可能是蘇聯電影《夏伯陽》，因為該片是中國引進的第一部蘇聯片，當日又值十月革命紀念日。
就是這批中國文藝工作者和新聞工作者，為中國抗擊日寇侵略取得最後勝利作出了巨大的努力；同時他們還為中國文學藝術創造出二十世紀三四十年代的輝煌。
屈指算來，那次晚會畢幕七十個年頭了。與會的前輩諸公大多已經作古，然而他們當年抗日救國的豪情，對革命的追求，對未來的向往，依舊躍然於紙上。那一個個龍飛鳳舞的簽名，和異彩紛呈的圖章，仿佛重現了那一晚“賓主相洽”“曼聲作歌”的盛況，盡管身處困厄之中，仍然樂觀向上的熱烈氣氛。猶如郭老在《鳳凰涅槃》中所寫的“一切的一在歡笑，一的一切在歡笑。”他們憧憬著苦難的祖國能夠有一天獲得涅槃再生。然而，他們經曆了抗日戰爭和解放戰爭的艱苦跋涉，卻在解放後的曆次政治運動中先後含冤離世……
幸運的是，國家曆盡劫波後，終於在鄧小平時代從災難的餘燼中浴火重生了，先輩們得知應含笑於九泉之下吧。
王龍基這想著，心情有點開朗了。於是，他決定乘車去成都郫縣。那裏是他的出生地呀。
電子科技大學的何為教授和薛衛教授接待了他。他對兩人說，我生在四川郫縣，但具體什麽地方並不清楚，隻記得父母親一直說，是生在熊佛西的戲劇音樂學校裏，因為那時他們二人在這所學校裏教書。能幫我找到那個地方嗎，我想看看。
薛教授立即打電話給他在郫縣當鎮長的侄女，幾分鍾後，他侄女就帶著老文化局長衛誌中來見王龍基。衛局長對他說：“你父親王雲階，那是很有名的，我知道。熊佛西的學校原址我也知道。”於是，鎮長和衛局長就帶著王龍基一行來到新民場鎮。王龍基的心“砰砰”跳。
新民場是個極平常的小鎮，它和成都平原大多數的鄉鎮一樣，遠離通衢大道，地處偏遠郊域。據說元朝末年的時候，新民場就有了雛形，叫“遊馬場”，因為場上有兩個大戶人家，一戶姓遊，一戶姓馬而得名。
在新民場鎮街道的一條小巷盡頭，王龍基見到了郫縣新民場中學。這所中學占地並不大，王龍基進去後，受到了新民場中學張常斌校長的熱情接待。
張校長告訴王龍基，這就是熊佛西戲劇音樂學校的舊址。王龍基的眼睛有點模糊，他似乎聽到了七十年前自己那一聲聲的啼哭。
張校長指著學校的操場說：這裏就是“吉祥寺”的原址，前幾年因為“吉祥寺”成為危房，所以就把它給拆走了。他在一條水泥道上指給王龍基看，這裏原來有一口古井，後來築路而封掉了。他又領王龍基去了一間教室。裏麵有一個紀念熊佛西先生創辦四川省立戲劇音樂學校五十周年的木質紀念碑，這是1988年9月27日，四川戲劇音樂學校老師同學搞活動留下的。紀念碑的正麵上方有熊佛西的浮雕，兩邊刻有1900年至1965年的字樣，下麵是介紹熊佛西先生的生平；紀念碑的背麵有四句校訓，因為字體太草，辨認不清。
熊佛西（1900-1965）男，漢族，戲劇教育家，劇作家。原名福禧，譜名金潤，字化儂，筆名戲子，有時署名向君，江西省豐城市張巷鄉瓘山村人。1924年赴美國哈佛大學研究戲劇、文學、獲碩士學位。1926年回國，任北京大學藝術學院戲劇係主任。“七·七”事變後，率師生員工在長沙成立抗戰劇團，巡回演出，宣傳抗戰。1939年3月初在成都創辦四川省立戲劇教育實驗學校，任校長。同年11月為躲避日本侵略者飛機的轟炸，該校從成都市的成平街疏散到了位於成都西北的郫縣新民鄉吉祥寺繼續辦學，同時增設了音樂科，校名改為“四川省立戲劇音樂實驗學校”。1946年任上海市立實驗戲劇學校校長。解放後，擔任上海戲劇學院院長直至逝世。
王雲階和熊佛西是至交，父親在世時常對他說：“龍基，你的出生證明人就是熊佛西伯伯。你就是出生在四川郫縣熊佛西伯伯創辦的戲劇音樂學校裏。”這句話一直印在王龍基的腦海中，這麽多年來，王龍基一直想找到自己出生的地方，看看那裏。想不到踏破鐵鞋無覓處，得來全不費工夫。
12月8日王龍基多年的心願終於得以實現，他感謝何教授、薛教授、鎮長和老文化局衛誌中先生。
望著出生地的一切，他感慨萬分，也不由得想起父親和母親給他講過的那些往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