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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十二章 曆盡風霜“苦菜花”——訪電影《苦菜花》中娟子的原型馮德清
關於《苦菜花》，我所了解的僅限於小說和電影。而且，多年來，我也一直把她當作文藝作品來理解。欣賞的時候，激動不已，甚至熱淚盈眶。放下書卷，離開影院，所有的這一切便也很快就雲消霧散了。文藝，能給人的，一般說來，也不過如此。
然而，這次到山東，我所獲得的感覺卻久久地縈繞著我，讓我激動，也令我沉思。
先是在海陽縣，我采訪全國著名女民兵英雄孫玉敏，告別的時候，老人家對我說：“你還可以去找找娟子，就是《苦菜花》裏的那個娟子！”
於是，我來到乳山市。市委宣傳部的負責同誌說：“這位革命老人確實還在，大家也經常叨念她！隻是具體地址不大清楚，你可以去她的老家馮家鎮打聽打聽！”
晚上，我住在市政府招待所。飯後，隨便與當地幾位老人閑談，他們對“娟子”的評價都很高，有人說她謙和，有人說她樸素，有人甚至還能說出一兩段她當年的革命故事。
莫非真地有“娟子”這樣一個人？次日，我來到當地的一個圖書館，找出《苦菜花》，果然，在作家馮德英寫的後記裏，有這樣幾段話：
“一聲春雷，共產黨領導人民掀起了轟轟烈烈的抗日救亡運動，拯救垂危的祖國……我的家庭在黨的教育下，立即投入了革命高潮中。我的大姐、哥哥相繼參加了革命。”
“我當時雖然年幼，但是處在那樣的時代環境裏，生長在被敵人稱為共產黨的‘幹部窩’、我黨幹部謂之‘招待所’的家庭中……”
“作為藝術形象，書中的人物是根據現實生活集中概括而成的，但幾乎所有人物都有一定的模特為藍本。我家裏的親人和參加當時當地鬥爭的同誌看過這書後，都說感到親切，並能數出不少書中的人物是生活中的某人某人……”
接著他又寫道：“有了生活才能談到創作，對這一點是絕對不能懷疑的，無須贅述。”“我隻是把自己親身經受過和熟知的事情，仿照小說的形式，一頁一頁記下來……”
那麽，馮德英的家庭是怎樣一個家庭呢？
馮家鎮的黨委副書記李雲俊作如下介紹：“馮家兄妹五個。姐姐老大，叫馮德清，現已離休，住在煙台。老二馮慕，是馮德英的哥哥，後來在哈爾濱電力學校當校長。老三就是馮德英了。他下邊一個妹妹和一弟弟，妹妹叫馮秀蓮，現在北京經濟研究所，弟弟叫馮德盛，現在省農科院工作。全家除了小弟弟當時年紀小之外，其餘都參加了革命，屬於堂堂正正的革命家庭。馮秀娟就是以大姐馮德清為原型塑的。”
在煙台市慶安裏的胡同裏，我尋找馮德清老人的住處。隨便問一個中年男子，那人“噢”了一聲，自告奮勇地帶我去找，邊走邊對我說：“那真是個好老太太，待人特別好，一點架子都沒有。可這位老人至今還住在狹窄的平房裏，連自來水也沒有，老人家每天要提著水桶到50米外的馬路邊去提水，再把汙水提出去倒在馬路邊的下水道裏，政府真應該給這樣的人解決房子問題。人家是對革命有貢獻的人哪！”正走著，迎麵走來一位老太太，中年男子對我說她就是“娟子”。
但老人自己卻不願承認。
“我不是娟子，小說電影那是藝術加工，這你做記者的比我明白。我也沒有啥說的，不過你大老遠來的，我一句話不說也不好。”
老人講話的語氣很沉靜，黑瘦而端莊的麵孔上幾乎絕少有笑意，但卻流露出驚人的剛毅，這大概就是她的氣質。
“這是一位飽經風霜而又摧不垮的老人！”我在心裏私下這樣判斷。
“害！”老人家長歎一聲，用帶有幾分思索的語氣說道：“我有個孫子叫薑楠，那天，突然問我：‘奶奶，是日本人好還是中國人好？是國民黨好還是共產黨好？’他是我的孫子，而且是個中專生了，竟然提出這樣一個問題，看來傳統教育不搞是不行的！”
說到這裏，老人又不講了。沉默了許久，她終於輕描淡寫地講了一點她當年的革命經曆。
“我家是佃戶出身，佃戶你懂嗎？在我們那裏，也就是最窮的人家。我們家當時給她主看山，過著很窮很窮的日子。過去不是說房無一間地無一壟嗎？我們家差不多就是這個樣子。‘九·一八’事變後日本鬼子來了，我們的日子更是難上加難，他們在離我們家鄉15裏的地方建立了據點，三天兩頭就出來掃蕩，實行殘酷的‘三光政策’，窮人簡直沒有了活路了。這時，黨號召我們，組織起來抗日，隻有反抗，才能有活路。那時，我才20左右歲，我覺得共產黨的話在理，不反抗就是死路一條。於是，我就參加了革命，那時窮人一般都參加革命，都覺得跟著共產黨有希望。1942年我正式加入中國共產黨。當時，我不懂得什麽是黨章、黨綱，隻是憑著一種抗日的熱情去幹工作。我隻知道，我是代表窮人去幹，給窮人幹，而共產黨是咱窮人的黨，我就是要聽黨的話，黨讓咋幹就咋幹。後來，在黨的教育下，特別是我愛人，當時地下黨的區委書記薑吉成，他對我影響最大，在他的幫助下，我才逐步懂得革命的道理。後來，我在區裏做婦救會工作，為八路軍籌軍糧、做軍鞋、做軍衣。針對敵人的掃蕩，我帶領大家響應黨的號召，實行空舍清野，搞反掃蕩。那時，我們的熱情真高呀，窮人沒有不同意起來抗戰的。我們黨內有紀律，對參加革命的事，實行保密，叫做上不告父母，下不告妻子。我的事情家裏不大清楚，可是，父母好像也隱隱約約感覺到了，他們都在暗中支持我。那時，窮人都願意跟黨走啊！黨不是外人，黨是咱窮人自己的！窮苦人就是這樣認為。我的兩個大弟弟一個妹妹，在我的影響下，也都投入到抗日的鬥爭中來了。同誌們在我家開會，我的父母就給燒水做飯，身為兒童團員的弟弟妹妹，就站在門口給我們站崗放哨。在黨的領導下，在人民群眾的支持下，我們打鬼子、除漢奸、反掃蕩，支援前線的八路軍，把抗日工作搞得紅紅火火。今天想起來，那段曆史還是叫我激動啊！可是，話又說回來，那不過是作為一個中國人、一個中國共產黨人完全應該幹的。至於個人，那沒有什麽好講的！1957年，我的二弟弟馮德英從武漢出差到濟南，他當時在解放軍文藝社，他來看我，說要寫部書，寫我，寫咱家。我沒有搭茬，我覺得沒有什麽好寫的。中國人嘛，抗擊外敵，那是天經地義的事，更何況我還是共產黨員呢！倒是我老伴薑吉成很支持他，鼓勵他把那段鬥爭寫下來。給後代人留下一點財富。後來，他就寫了《苦菜花》，又拍了電影，我看了一次電影，倒是挺親切、挺熟悉的。”
談到薑吉成，使我很自然地想起了電影裏娟子的丈夫區委書記薑永泉。
馮德清說到丈夫，流露出幾分的傷感。
“解放後，我丈夫1952年任乳山縣縣委書記，後來又到地委做組織工作。後來又任煙台市政協副主席。‘文化大革命’當中被造反派迫害致死。還有我的父親，因為我大弟弟馮慕被打成走資派，他老人家承受不了服毒自殺了。我個人也被打成‘特務’，挨批鬥，勞動改造，也不知道為什麽，革命了半輩子，反倒成了革命的對象。‘文化大革命’後，經過學習才想通，是總根錯了，我們才跟著受罪。但我現在不願看表現‘文化大革命’的電視節目，看了心裏不好受。”
老人還介紹說，她解放後一直在機關裏做人事工作，“文化大革命”中受衝擊停止了工作，後來，不明不白地被調到市屬企業做一般工作，職務也沒恢複，一直在那裏辦理了離休手續。
老人有3個兒子，3個女兒，現在和小孫子在一起生活。當我問起老人的生活狀況時，她說：“挺好！我雖然工資不高，從1952年定級一直到離休從未長過工資，但比起那些犧牲的同誌，我還是很幸福的。”
雖然曆盡滄桑，但老人家對黨的信仰依然如故。“黨要建設好，反腐敗要搞徹底，這樣的話，我們這些老同誌就放心啦！我們沒有什麽別的要求！”這是她在談話中多次強調的觀點，拳拳的關切之情溢於言表。
馮德清老人經常和居委會的老姐妹一起工作，或執勤，或打掃衛生，問她為什麽，她這樣回答記者：“我是個老黨員了，黨叫幹啥就幹啥唄。一輩子都是這樣過來的，老了，沒了單位，就聽從居委會的唄。”
老人對黨、對人民如此的忠貞與癡情，我除了欽佩之外，還想到了中國共產黨自身那種偉大而深刻的魅力。
然而，這次到山東，我所獲得的感覺卻久久地縈繞著我，讓我激動，也令我沉思。
先是在海陽縣，我采訪全國著名女民兵英雄孫玉敏，告別的時候，老人家對我說：“你還可以去找找娟子，就是《苦菜花》裏的那個娟子！”
於是，我來到乳山市。市委宣傳部的負責同誌說：“這位革命老人確實還在，大家也經常叨念她！隻是具體地址不大清楚，你可以去她的老家馮家鎮打聽打聽！”
晚上，我住在市政府招待所。飯後，隨便與當地幾位老人閑談，他們對“娟子”的評價都很高，有人說她謙和，有人說她樸素，有人甚至還能說出一兩段她當年的革命故事。
莫非真地有“娟子”這樣一個人？次日，我來到當地的一個圖書館，找出《苦菜花》，果然，在作家馮德英寫的後記裏，有這樣幾段話：
“一聲春雷，共產黨領導人民掀起了轟轟烈烈的抗日救亡運動，拯救垂危的祖國……我的家庭在黨的教育下，立即投入了革命高潮中。我的大姐、哥哥相繼參加了革命。”
“我當時雖然年幼，但是處在那樣的時代環境裏，生長在被敵人稱為共產黨的‘幹部窩’、我黨幹部謂之‘招待所’的家庭中……”
“作為藝術形象，書中的人物是根據現實生活集中概括而成的，但幾乎所有人物都有一定的模特為藍本。我家裏的親人和參加當時當地鬥爭的同誌看過這書後，都說感到親切，並能數出不少書中的人物是生活中的某人某人……”
接著他又寫道：“有了生活才能談到創作，對這一點是絕對不能懷疑的，無須贅述。”“我隻是把自己親身經受過和熟知的事情，仿照小說的形式，一頁一頁記下來……”
那麽，馮德英的家庭是怎樣一個家庭呢？
馮家鎮的黨委副書記李雲俊作如下介紹：“馮家兄妹五個。姐姐老大，叫馮德清，現已離休，住在煙台。老二馮慕，是馮德英的哥哥，後來在哈爾濱電力學校當校長。老三就是馮德英了。他下邊一個妹妹和一弟弟，妹妹叫馮秀蓮，現在北京經濟研究所，弟弟叫馮德盛，現在省農科院工作。全家除了小弟弟當時年紀小之外，其餘都參加了革命，屬於堂堂正正的革命家庭。馮秀娟就是以大姐馮德清為原型塑的。”
在煙台市慶安裏的胡同裏，我尋找馮德清老人的住處。隨便問一個中年男子，那人“噢”了一聲，自告奮勇地帶我去找，邊走邊對我說：“那真是個好老太太，待人特別好，一點架子都沒有。可這位老人至今還住在狹窄的平房裏，連自來水也沒有，老人家每天要提著水桶到50米外的馬路邊去提水，再把汙水提出去倒在馬路邊的下水道裏，政府真應該給這樣的人解決房子問題。人家是對革命有貢獻的人哪！”正走著，迎麵走來一位老太太，中年男子對我說她就是“娟子”。
但老人自己卻不願承認。
“我不是娟子，小說電影那是藝術加工，這你做記者的比我明白。我也沒有啥說的，不過你大老遠來的，我一句話不說也不好。”
老人講話的語氣很沉靜，黑瘦而端莊的麵孔上幾乎絕少有笑意，但卻流露出驚人的剛毅，這大概就是她的氣質。
“這是一位飽經風霜而又摧不垮的老人！”我在心裏私下這樣判斷。
“害！”老人家長歎一聲，用帶有幾分思索的語氣說道：“我有個孫子叫薑楠，那天，突然問我：‘奶奶，是日本人好還是中國人好？是國民黨好還是共產黨好？’他是我的孫子，而且是個中專生了，竟然提出這樣一個問題，看來傳統教育不搞是不行的！”
說到這裏，老人又不講了。沉默了許久，她終於輕描淡寫地講了一點她當年的革命經曆。
“我家是佃戶出身，佃戶你懂嗎？在我們那裏，也就是最窮的人家。我們家當時給她主看山，過著很窮很窮的日子。過去不是說房無一間地無一壟嗎？我們家差不多就是這個樣子。‘九·一八’事變後日本鬼子來了，我們的日子更是難上加難，他們在離我們家鄉15裏的地方建立了據點，三天兩頭就出來掃蕩，實行殘酷的‘三光政策’，窮人簡直沒有了活路了。這時，黨號召我們，組織起來抗日，隻有反抗，才能有活路。那時，我才20左右歲，我覺得共產黨的話在理，不反抗就是死路一條。於是，我就參加了革命，那時窮人一般都參加革命，都覺得跟著共產黨有希望。1942年我正式加入中國共產黨。當時，我不懂得什麽是黨章、黨綱，隻是憑著一種抗日的熱情去幹工作。我隻知道，我是代表窮人去幹，給窮人幹，而共產黨是咱窮人的黨，我就是要聽黨的話，黨讓咋幹就咋幹。後來，在黨的教育下，特別是我愛人，當時地下黨的區委書記薑吉成，他對我影響最大，在他的幫助下，我才逐步懂得革命的道理。後來，我在區裏做婦救會工作，為八路軍籌軍糧、做軍鞋、做軍衣。針對敵人的掃蕩，我帶領大家響應黨的號召，實行空舍清野，搞反掃蕩。那時，我們的熱情真高呀，窮人沒有不同意起來抗戰的。我們黨內有紀律，對參加革命的事，實行保密，叫做上不告父母，下不告妻子。我的事情家裏不大清楚，可是，父母好像也隱隱約約感覺到了，他們都在暗中支持我。那時，窮人都願意跟黨走啊！黨不是外人，黨是咱窮人自己的！窮苦人就是這樣認為。我的兩個大弟弟一個妹妹，在我的影響下，也都投入到抗日的鬥爭中來了。同誌們在我家開會，我的父母就給燒水做飯，身為兒童團員的弟弟妹妹，就站在門口給我們站崗放哨。在黨的領導下，在人民群眾的支持下，我們打鬼子、除漢奸、反掃蕩，支援前線的八路軍，把抗日工作搞得紅紅火火。今天想起來，那段曆史還是叫我激動啊！可是，話又說回來，那不過是作為一個中國人、一個中國共產黨人完全應該幹的。至於個人，那沒有什麽好講的！1957年，我的二弟弟馮德英從武漢出差到濟南，他當時在解放軍文藝社，他來看我，說要寫部書，寫我，寫咱家。我沒有搭茬，我覺得沒有什麽好寫的。中國人嘛，抗擊外敵，那是天經地義的事，更何況我還是共產黨員呢！倒是我老伴薑吉成很支持他，鼓勵他把那段鬥爭寫下來。給後代人留下一點財富。後來，他就寫了《苦菜花》，又拍了電影，我看了一次電影，倒是挺親切、挺熟悉的。”
談到薑吉成，使我很自然地想起了電影裏娟子的丈夫區委書記薑永泉。
馮德清說到丈夫，流露出幾分的傷感。
“解放後，我丈夫1952年任乳山縣縣委書記，後來又到地委做組織工作。後來又任煙台市政協副主席。‘文化大革命’當中被造反派迫害致死。還有我的父親，因為我大弟弟馮慕被打成走資派，他老人家承受不了服毒自殺了。我個人也被打成‘特務’，挨批鬥，勞動改造，也不知道為什麽，革命了半輩子，反倒成了革命的對象。‘文化大革命’後，經過學習才想通，是總根錯了，我們才跟著受罪。但我現在不願看表現‘文化大革命’的電視節目，看了心裏不好受。”
老人還介紹說，她解放後一直在機關裏做人事工作，“文化大革命”中受衝擊停止了工作，後來，不明不白地被調到市屬企業做一般工作，職務也沒恢複，一直在那裏辦理了離休手續。
老人有3個兒子，3個女兒，現在和小孫子在一起生活。當我問起老人的生活狀況時，她說：“挺好！我雖然工資不高，從1952年定級一直到離休從未長過工資，但比起那些犧牲的同誌，我還是很幸福的。”
雖然曆盡滄桑，但老人家對黨的信仰依然如故。“黨要建設好，反腐敗要搞徹底，這樣的話，我們這些老同誌就放心啦！我們沒有什麽別的要求！”這是她在談話中多次強調的觀點，拳拳的關切之情溢於言表。
馮德清老人經常和居委會的老姐妹一起工作，或執勤，或打掃衛生，問她為什麽，她這樣回答記者：“我是個老黨員了，黨叫幹啥就幹啥唄。一輩子都是這樣過來的，老了，沒了單位，就聽從居委會的唄。”
老人對黨、對人民如此的忠貞與癡情，我除了欽佩之外，還想到了中國共產黨自身那種偉大而深刻的魅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