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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十一章 巾幗暮年壯心不已——訪電影《海霞》中海霞的原型汪月霞
3月中旬的一個傍晚，在溫州市市區一幢普通的居民樓裏，記者敲開了汪月霞的家門。
老英雄，並不見多少老態，1米63的身材，略顯微胖，腰板卻是直直的，黑紅的膚色，圓臉，鳳眼，燙著齊耳短發，這精神狀態極易令人憶起她“颯爽英姿五尺槍”的當年，難怪陪同的溫州市政府老幹部項治國由衷感歎：“汪大姐風采不減哪！”
“別看我是快60的老太婆，可我還能端起半自動槍打出10環呢！”
記者被她這勃勃的英氣感染了，那由小說和電影培養起來的對她的景仰與神秘感，並沒有因為拉近距離而消失。
環顧這個三室一廳的“廳”。記者不禁生出一點驚詫。白色的牆皮已呈灰黃並開始剝落，裙圍刷的是東北百姓人家二十幾年前喜歡刷的藍漆，沒有地毯，也沒有地板，隻有一台小彩電，在廳裏顯示著微弱的現代氣息。這難道就是一位市人大副主任的家嗎？
“我倒並不覺得寒酸！幹部的家就一定要豪華，一定要奢侈嗎？”汪月霞這樣回答我的疑問，“我認為黨和人民給我的已經夠多了，我從一個貧苦的漁家女，能夠成為一個對國家有用的人，這都是黨和人民培養，我不能做一絲一毫對不起黨，對不起人民的事，往高裏說，這是黨性，往低裏說，這是良心，這些年我就是這樣要求自己的。我在洞頭縣當過十幾年的縣長，縣委書記，我敢說，我沒有利用職權辦過一件私事，我的老伴，我的一雙兒女，他們都沒有借過我什麽光，我老伴始終是一個普通的漁民，我的孩子也都是普通的工人。當縣委書記的時候，上級來檢查工作，我都拿自己的錢招待他們。我這樣做，圖的就是良心上的舒服。”
接著，她講起了往事。
“我是1937年出生的，那個年代，可以說是中國最黑暗的年代，內有國民黨反動派的統治，外有日本帝國主義的入侵，既有階級矛盾，又有民族矛盾，加之官僚資本主義的壓迫，真如三座大山壓在勞苦人民的頭上。我的家鄉洞頭島，作為溫州沿海的一個小島，那更是暗無天日。島上漁民比一般大陸上的人要苦得多，沒有吃，沒有穿。那時，大陸上的姑娘賭咒，常常要說，誰要怎麽樣怎麽樣，將來就要嫁到島上去，島上的地很少很少，惟一的生計就是捕魚，又受漁霸、海匪和國民黨的盤剝。那時，一條小船，要辦12個牌照，苛捐雜稅多如牛毛，一年到頭，算來算去，漁民自己啥也剩不下。我家拿不起牌照錢，我父親就和另外幾個窮哥們兒到坎門島去捕魚，那地方沒有人煙，離兵匪漁霸遠一點，自己可以多賺點，但要偷偷摸摸地搞，不然，讓人家知道了免不了還要一場災難。那種提心吊膽的日子很不好過呀！我10歲就到海邊去挖海蠣，搞了一點點，第二天到市場上去賣，換點白米吃吃，那是吃了上頓沒下頓。窮得不能再窮的漁家，還要經常受到從前線潰逃下來的國民黨匪兵的騷擾，他們搶這搶那，刮地皮一樣，真是受不了。那時，我們窮人都說解放軍好，天天盼著他們來解放咱們，可是，洞頭島這個地方卻是解放得最晚。1949年、1951年、1952年，這三年解放了三次，最後一次才算是最後解放。記得那是1952年農曆十二月十五，那天，戰鬥打得特別激烈，一直打到夜裏10點多鍾才算平息，第二天早晨起來一看，國民黨兵都跑光了，解放軍真地來了。那時，我才14歲，我激動得一邊哭，一邊在大街上瘋喊：‘鄉親們，兄弟姐妹們，解放軍來了，我們解放啦！快開門吧，給親人燒水燒飯哪！’我那個高興勁啊，今天想起來還直掉眼淚。當年我就帶領姐妹們報名參加民兵連，組成一個女子民兵排。你可能要問，一個14歲的孩子懂得什麽？說實話，當時就是憑著一個貧苦的漁家女對新政權的深厚感情，就是覺得咱窮人有了自己的天下，說啥也不能讓反動派給顛覆了，就是把命搞丟了，也要去保護。那時剛剛解放，前線十分緊張，特別是我們洞頭島，離台灣非常近，劃小船隻需一個夜晚就能到達。因此，我們這裏的敵情特別多，常有蔣匪特務登陸搞破壞。被打跑的偽保長陳占鼇、海匪黑風這些人，也經常回來搗亂。所以，當時不搞軍民聯防是絕對不行的。我們民兵和解放軍一起站崗、放哨、修戰壕，把海島建成攻不破、打不垮的銅牆鐵壁。1958年，響應毛主席‘大辦民兵師’的號召，島上的民兵連更加壯大起來。當時，我考慮男人經常出海，島上實際隻有一個女子民兵排在工作，所以，就想組建一個女了民兵連。恰好1960年，我去北京參加全國民兵代表大會，會議期間，我向有關領導匯報了我的想法，很快就得到了批準。毛主席非常欣賞我的建議，不但與我合影，而且還獎給我一把槍。女同誌出來當民兵，一些家長受封建思想的影響，認為不體麵，有公婆阻撓的，有父母幹涉的，就像你們看的那部電影裏描寫的一樣，但是姐妹們硬是頂住了壓力，120人的女子民兵連成立了。當時，蔣介石天天叫囂要返攻大陸，我們的工作非常緊張，白天勞動，晚上巡邏，沒有一天睡好覺。我們抓獲了一批又一批台灣特務，陳占鼇、黑風這些人也被我們鎮壓了。所以，中央領導、南京軍區領導都非常重視我們女子民兵連，並把我們樹為全國的一麵旗幟。毛主席三次接見我，鼓勵我把女子民兵連的事情辦好。後來南京軍區的作家黎汝清來島上采訪我，和我一起工作了大約一年的時間，出了長篇小說《海島女民兵》，由於你們遼寧的劉蘭芳在電台播講，還引起了一點轟動。1968年，謝鐵驪又來搞電影，演員吳海燕也來體驗生活，他們在洞頭島拍了些鏡頭，後來嫌洞頭的海灘小，就到福建去拍了。電影拍成以後，‘四人幫’硬說違背‘三突出’原則，不讓放映。特別是當時的文化部部長於會泳，秉承江青的旨意將一場藝術之爭上升到政治鬥爭的高度，把導演謝鐵驪整治了22個月。後來毛主席知道了，並作了批示，電影《海霞》才得以公映。”
記者問：“您在這場風波中有沒有受到衝擊？”
“怎麽沒有？造反派乘機衝擊民兵連，說我是假典型，就連毛主席獎給我的槍也說成是黑槍。他們一天批鬥我好幾場，毒打我，從樓上推到樓下，這就是1972年的事情。其實，他們是想以我們女子民兵連為突破口，搞南京軍區，進一步搞垮許世友同誌。他們要我站出來揭發許世友，被我拒絕。後來，我躲到南京軍區司令部14個月，造反派又預謀到南京抓我，但他們隻是說說，沒有敢去。1976年，我回到溫州，由於不肯說鄧小平是死不改悔的走資派，由於替天安門廣場悼念周總理的學生們說幾句公道話，又被他們把右腿給打折了。那真是人妖顛倒的年代！”
說到這裏，她拿出珍藏的照片給記者看，有與毛主席的合影，有與鄧小平及其親屬的合影，還有與遲浩田夫婦的合影。
記者問：“現在島上還有民兵嗎？”
“當然有！跟過去一樣，站崗、放哨，去年還抓走私罪犯！我是1984年離開海島，調到市裏當人大副主任的，去年退休。我現在還經常回島上，島上老姐妹們也經常來看我，現在島上成立了女子民兵連紀念館，為的是教育後代孩子們。”
“汪老，您對今天的改革開放的形勢怎樣看？”
“當然是好的，溫州的發展多快呀！當年那麽多人流血犧牲，不就是為大家能過上好日子嗎？但是我們要加強黨的建設，加強精神文明的建設。我非常讚成黨中央的反腐敗鬥爭。經濟發展了，可是，我們有些幹部卻倒在了金錢裏。群眾有意見，而且大得很。前段時間，我真替國家擔心，怕讓腐敗分子給搞壞了。現在好了，終於開始割這些毒瘤了。這我就放心了，作為老同誌，我就是盼望國家和人民富裕起來。我今年58歲了，可我覺得身體還行，有機會我還要走向社會，再為國家獻把力氣！”
老英雄，並不見多少老態，1米63的身材，略顯微胖，腰板卻是直直的，黑紅的膚色，圓臉，鳳眼，燙著齊耳短發，這精神狀態極易令人憶起她“颯爽英姿五尺槍”的當年，難怪陪同的溫州市政府老幹部項治國由衷感歎：“汪大姐風采不減哪！”
“別看我是快60的老太婆，可我還能端起半自動槍打出10環呢！”
記者被她這勃勃的英氣感染了，那由小說和電影培養起來的對她的景仰與神秘感，並沒有因為拉近距離而消失。
環顧這個三室一廳的“廳”。記者不禁生出一點驚詫。白色的牆皮已呈灰黃並開始剝落，裙圍刷的是東北百姓人家二十幾年前喜歡刷的藍漆，沒有地毯，也沒有地板，隻有一台小彩電，在廳裏顯示著微弱的現代氣息。這難道就是一位市人大副主任的家嗎？
“我倒並不覺得寒酸！幹部的家就一定要豪華，一定要奢侈嗎？”汪月霞這樣回答我的疑問，“我認為黨和人民給我的已經夠多了，我從一個貧苦的漁家女，能夠成為一個對國家有用的人，這都是黨和人民培養，我不能做一絲一毫對不起黨，對不起人民的事，往高裏說，這是黨性，往低裏說，這是良心，這些年我就是這樣要求自己的。我在洞頭縣當過十幾年的縣長，縣委書記，我敢說，我沒有利用職權辦過一件私事，我的老伴，我的一雙兒女，他們都沒有借過我什麽光，我老伴始終是一個普通的漁民，我的孩子也都是普通的工人。當縣委書記的時候，上級來檢查工作，我都拿自己的錢招待他們。我這樣做，圖的就是良心上的舒服。”
接著，她講起了往事。
“我是1937年出生的，那個年代，可以說是中國最黑暗的年代，內有國民黨反動派的統治，外有日本帝國主義的入侵，既有階級矛盾，又有民族矛盾，加之官僚資本主義的壓迫，真如三座大山壓在勞苦人民的頭上。我的家鄉洞頭島，作為溫州沿海的一個小島，那更是暗無天日。島上漁民比一般大陸上的人要苦得多，沒有吃，沒有穿。那時，大陸上的姑娘賭咒，常常要說，誰要怎麽樣怎麽樣，將來就要嫁到島上去，島上的地很少很少，惟一的生計就是捕魚，又受漁霸、海匪和國民黨的盤剝。那時，一條小船，要辦12個牌照，苛捐雜稅多如牛毛，一年到頭，算來算去，漁民自己啥也剩不下。我家拿不起牌照錢，我父親就和另外幾個窮哥們兒到坎門島去捕魚，那地方沒有人煙，離兵匪漁霸遠一點，自己可以多賺點，但要偷偷摸摸地搞，不然，讓人家知道了免不了還要一場災難。那種提心吊膽的日子很不好過呀！我10歲就到海邊去挖海蠣，搞了一點點，第二天到市場上去賣，換點白米吃吃，那是吃了上頓沒下頓。窮得不能再窮的漁家，還要經常受到從前線潰逃下來的國民黨匪兵的騷擾，他們搶這搶那，刮地皮一樣，真是受不了。那時，我們窮人都說解放軍好，天天盼著他們來解放咱們，可是，洞頭島這個地方卻是解放得最晚。1949年、1951年、1952年，這三年解放了三次，最後一次才算是最後解放。記得那是1952年農曆十二月十五，那天，戰鬥打得特別激烈，一直打到夜裏10點多鍾才算平息，第二天早晨起來一看，國民黨兵都跑光了，解放軍真地來了。那時，我才14歲，我激動得一邊哭，一邊在大街上瘋喊：‘鄉親們，兄弟姐妹們，解放軍來了，我們解放啦！快開門吧，給親人燒水燒飯哪！’我那個高興勁啊，今天想起來還直掉眼淚。當年我就帶領姐妹們報名參加民兵連，組成一個女子民兵排。你可能要問，一個14歲的孩子懂得什麽？說實話，當時就是憑著一個貧苦的漁家女對新政權的深厚感情，就是覺得咱窮人有了自己的天下，說啥也不能讓反動派給顛覆了，就是把命搞丟了，也要去保護。那時剛剛解放，前線十分緊張，特別是我們洞頭島，離台灣非常近，劃小船隻需一個夜晚就能到達。因此，我們這裏的敵情特別多，常有蔣匪特務登陸搞破壞。被打跑的偽保長陳占鼇、海匪黑風這些人，也經常回來搗亂。所以，當時不搞軍民聯防是絕對不行的。我們民兵和解放軍一起站崗、放哨、修戰壕，把海島建成攻不破、打不垮的銅牆鐵壁。1958年，響應毛主席‘大辦民兵師’的號召，島上的民兵連更加壯大起來。當時，我考慮男人經常出海，島上實際隻有一個女子民兵排在工作，所以，就想組建一個女了民兵連。恰好1960年，我去北京參加全國民兵代表大會，會議期間，我向有關領導匯報了我的想法，很快就得到了批準。毛主席非常欣賞我的建議，不但與我合影，而且還獎給我一把槍。女同誌出來當民兵，一些家長受封建思想的影響，認為不體麵，有公婆阻撓的，有父母幹涉的，就像你們看的那部電影裏描寫的一樣，但是姐妹們硬是頂住了壓力，120人的女子民兵連成立了。當時，蔣介石天天叫囂要返攻大陸，我們的工作非常緊張，白天勞動，晚上巡邏，沒有一天睡好覺。我們抓獲了一批又一批台灣特務，陳占鼇、黑風這些人也被我們鎮壓了。所以，中央領導、南京軍區領導都非常重視我們女子民兵連，並把我們樹為全國的一麵旗幟。毛主席三次接見我，鼓勵我把女子民兵連的事情辦好。後來南京軍區的作家黎汝清來島上采訪我，和我一起工作了大約一年的時間，出了長篇小說《海島女民兵》，由於你們遼寧的劉蘭芳在電台播講，還引起了一點轟動。1968年，謝鐵驪又來搞電影，演員吳海燕也來體驗生活，他們在洞頭島拍了些鏡頭，後來嫌洞頭的海灘小，就到福建去拍了。電影拍成以後，‘四人幫’硬說違背‘三突出’原則，不讓放映。特別是當時的文化部部長於會泳，秉承江青的旨意將一場藝術之爭上升到政治鬥爭的高度，把導演謝鐵驪整治了22個月。後來毛主席知道了，並作了批示，電影《海霞》才得以公映。”
記者問：“您在這場風波中有沒有受到衝擊？”
“怎麽沒有？造反派乘機衝擊民兵連，說我是假典型，就連毛主席獎給我的槍也說成是黑槍。他們一天批鬥我好幾場，毒打我，從樓上推到樓下，這就是1972年的事情。其實，他們是想以我們女子民兵連為突破口，搞南京軍區，進一步搞垮許世友同誌。他們要我站出來揭發許世友，被我拒絕。後來，我躲到南京軍區司令部14個月，造反派又預謀到南京抓我，但他們隻是說說，沒有敢去。1976年，我回到溫州，由於不肯說鄧小平是死不改悔的走資派，由於替天安門廣場悼念周總理的學生們說幾句公道話，又被他們把右腿給打折了。那真是人妖顛倒的年代！”
說到這裏，她拿出珍藏的照片給記者看，有與毛主席的合影，有與鄧小平及其親屬的合影，還有與遲浩田夫婦的合影。
記者問：“現在島上還有民兵嗎？”
“當然有！跟過去一樣，站崗、放哨，去年還抓走私罪犯！我是1984年離開海島，調到市裏當人大副主任的，去年退休。我現在還經常回島上，島上老姐妹們也經常來看我，現在島上成立了女子民兵連紀念館，為的是教育後代孩子們。”
“汪老，您對今天的改革開放的形勢怎樣看？”
“當然是好的，溫州的發展多快呀！當年那麽多人流血犧牲，不就是為大家能過上好日子嗎？但是我們要加強黨的建設，加強精神文明的建設。我非常讚成黨中央的反腐敗鬥爭。經濟發展了，可是，我們有些幹部卻倒在了金錢裏。群眾有意見，而且大得很。前段時間，我真替國家擔心，怕讓腐敗分子給搞壞了。現在好了，終於開始割這些毒瘤了。這我就放心了，作為老同誌，我就是盼望國家和人民富裕起來。我今年58歲了，可我覺得身體還行，有機會我還要走向社會，再為國家獻把力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