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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章 父親是祖國的兒子—訪電影《吉鴻昌》中吉鴻昌的女兒吉瑞芝
客廳的南壁，懸掛著英雄的遺像，表情莊嚴威武。緊挨著的是一幅雄勁的書法—“國魂”。那是英雄當年為陣亡戰士寫的，後來，竟也成了為自己而寫的。
凝視著英雄的照片和手跡，我的耳畔仿佛響起了那個鏗鏘有力的裂石之音：“恨不抗日死，留作今日羞。國破尚如此，我何惜此頭？”
我仿佛看到吉鴻昌橫刀躍馬，率領抗日盟軍馳騁在塞外沙場上那壯觀的場麵。廝殺聲，呐喊聲，蔽日的旌旗，噴湧的鮮血，彌漫的硝煙。
曆史是不朽的，哪怕是它留下的幾個符號，也能喚起人們的回顧、景仰，甚至喚起一種悲壯的情感。更何況英雄的女兒正坐在這個客廳裏呢！
她就是這個房間的主人吉瑞芝。一位62歲的老人。她高高的個子圓臉，有一雙極傳神的笑眼。雖是62歲的老人，可言語、動作卻都還是年輕人的。
我個人，沒有什麽好寫的，我看你還是多寫我父親。我不是英雄，我隻是英雄的女兒。按說，我已過了激動的年齡，可是，每當說起父親，我還是很激動的。為追求國家的獨立、民族的解放，他付出的真是太多太多。父親是祖國的兒子。無論什麽時候，隻要這樣的人多起來，國家和民族才有振興富強的希望。《吉鴻昌》這部電影，應該說是很成功的。但還有許多我父親感人的故事沒有寫進去。當年我父親為向蔣介石請纓抗日，寧願拋棄高官厚祿甘當一名小兵，以此作為條件向蔣介石求情，可最後換來的卻是打發他出國考察。父親到了國外，依然四處為中國抗日奔走呼號，發動廣大愛國僑胞積極為抗日做貢獻。有一次，在紐約他陪我母親到郵局寄東西，遭到洋人的白眼。他氣憤地對我母親講：“你看他們鄙視的目光，不屑一顧的勁頭，真是豈有此理！東西不寄了，走，回去！這時旁邊一個不三不四的人說：‘你自報是日本人就會受到禮遇的。’父親當時火冒三丈地說：‘你覺得中國人比他們矮一截是不是？丟人是怎麽著？我認為中國人頂天立地，作為一個中國人我感到無尚光榮。作為中國人要有中國人的骨氣，怎麽能在外國人麵前擺尾乞憐呢！’回到旅館後，他找到一塊小牌，工工整整地寫上‘我是中國人’五個字別在胸前，昂首挺胸地走在馬路上。這些故事講起來，是非常感人的！可是我們現在的一些青年，愛國意識太差。動輒就是外國如何如何，好像他們不是中國人似的。出國深造要是能回來服務祖國建設，那當然是有出息的孩子。可是一去不複返，都去搞洋插隊，丟下祖國不管，那就很不對頭了。我們現在搞愛國主義教育，就是要喚起青年一代的愛國意識，讓他們懂得祖國的含義。”
作為著名抗日英雄的女兒，作為天津市政協常委，吉瑞芝沒有名人的架子，沒有高幹的氣度，身上洋溢著的都是濃烈的激情，使我很快就受到感染、受到震動，同時，又使我懷著極大的興趣去瀏覽她的成長史。吉瑞芝是1932年出生的，兩歲的時候，父親吉鴻昌就犧牲了。為躲避國民黨反動派的迫害，母親變賣了家產，帶著她四處流浪。這期間，雖經地下黨組織及吉鴻昌生前好友、部下的多方照顧，但由於在敵占區生活，仍然是困難重重。
吉鴻昌就義前曾留下遺囑，委托好友著名教育家喻傳鑒負責孩子的教育。喻先生不負重托，免費送吉瑞芝上了天津的浙江小學和南開中學，使吉瑞芝受到良好的啟蒙教育。
1949年1月15日，天津解放了，吉瑞芝和母親結束了15年的顛沛流離的生活，回到了黨的懷抱。在天津解放的最初幾天，天津市軍管會參謀長王世央，經過一番周折，終於找到她們一家。他端詳著胡洪霞帶來的吉鴻昌的照片說：“你是吉大嫂吧？可見到你啦！在進城之前，南漢宸就委托薄一波同誌和我尋找你們娘兒幾個。怎奈遍尋無著，偌大的天津市，找起來真難啊！”
“王老弟，”胡洪霞不由得哭出了聲，“15年啦，鴻昌犧牲後，在敵占區我們受盡了屈辱和磨難，但是我沒有辜負鴻昌的囑托，已把孩子撫養成人。這不是，我們的女兒瑞芝跟我一起來了！”
“好啊，吉大嫂，你給黨交了一份合格的答卷，有功之臣啊！孩子是我們革命的後代呀！”
“這些年我盼星星，盼月亮，盼來了解放，盼來了親人。王老弟，請你給我安排個工作，不怕你笑話，閨女失學了，家裏也揭不開鍋了。”
“吉大嫂，鴻昌烈士為國捐軀，他英勇不屈的獻身精神，為黨和全國人民所敬仰。烈士為之奮鬥的目標實現了。你的工作、生活以及孩子上學等等，都不成問題。黨組織和人民政府都要管起來。先不要忙於找工作，先把身體調養好，孩子繼續上學！”
1953年，毛主席親筆為吉鴻昌烈士簽發了光榮紀念證。吉瑞芝和她的母親更加感受到了黨和國家的溫暖。
吉瑞芝中學畢業後，組織上決定派她去留學，但是由於當時母親身體不好，極需有人照顧，她不得不放棄了。後來她被分配到天津師範學院做秘書工作，同時完成了大學的學業。
當然，在她的成長過程中，除了黨組織和學校的關懷教育外，母親胡洪霞嚴格的家教也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胡洪霞女士是一個深明大義、自立自強的女性。當年為支持吉鴻昌組織抗日同盟軍，她毀家紓難，將全部嫁妝和家私都賣掉來補充軍費的不足，曾在抗日同盟軍中傳為美談。在獄中，她和丈夫表現得是一樣的寧死不屈。在流浪的生活中，雖曆經滄桑，但仍頑強地帶著孩子生活。這些都深受黨內外同誌、朋友的敬重。解放後，組織上安排她做青少年工作。從1950年到1970年，20年間她跑遍了大江南北、長城內外，對廣大青少年進行愛國主義教育。50年代後期，她撰寫《吉鴻昌就義前後》一文，向青少年再現了吉鴻昌烈士“我為抗戰而死，死得光明正大，不能在背後挨槍”的凜然正氣。對待自己的孩子，她更是嚴上加嚴。她經常教育吉瑞芝“不能以烈士之後、名門之後自居，要多做工作，要有正義感、要愛國”！今天吉瑞芝到了花甲之年，仍然兢兢業業地為黨為國家工作，這都和母親當年的言傳身教有關。
近幾年，吉瑞芝為了使父親當年在家鄉辦起的“鴻昌學校”辦得更好，傾注了大量的心血。為了在學校建食堂，讓孩子們吃飯時有個遮風避雨的地方，她跑了省裏，又跑北京。她說，我不能像父親那樣為學校捐很多錢，但我可以捐上我的一顆心。如今“鴻昌學校”終於有了食堂，操場上也鋪上了紅磚，吉瑞芝講起這些來，心情顯得格外舒暢。
我和吉瑞芝正嘮著，推門進來一位中等身材的老者。“這是我老伴鄭慈雲，也是扛過槍打過老蔣的，當年曾和楊子榮在一個小分隊剿過匪。解放後做天津市電信局局長工作，現已離休。我們是1956年結婚的，我們感情很好。1991年我們老兩口合作寫出了一部39萬字的《華夏忠魂—吉鴻昌傳記》。”
吉瑞芝說他們有3個孩子，大兒子鄭吉平在天津人民廣播電台做記者，大女兒鄭吉寧做醫生，小女兒鄭吉安是部隊的少校。現在他們都已成家立業，“另立門戶”，偶有孫子孫女們過來，給他們老兩口增添一點含飴弄孫的天倫之樂。
但吉瑞芝實在是忙得很，除了要在政協裏參政議政外，還要經常去各地參加各類活動，像母親當年一樣，為青少年的教育盡心盡力。她對這項工作可謂“樂此不疲”，“這是一項很有意義的工作，它關係到我們國家、社會、民族的麵貌、性質。我願意把這一工作做到底，我的父親、母親他們在九泉之下也會讚同我的這個選擇的。我就是要像魯迅先生講的那樣，能做事的做事，能發聲的發聲，大家共同為這個國家負起責任來！”
凝視著英雄的照片和手跡，我的耳畔仿佛響起了那個鏗鏘有力的裂石之音：“恨不抗日死，留作今日羞。國破尚如此，我何惜此頭？”
我仿佛看到吉鴻昌橫刀躍馬，率領抗日盟軍馳騁在塞外沙場上那壯觀的場麵。廝殺聲，呐喊聲，蔽日的旌旗，噴湧的鮮血，彌漫的硝煙。
曆史是不朽的，哪怕是它留下的幾個符號，也能喚起人們的回顧、景仰，甚至喚起一種悲壯的情感。更何況英雄的女兒正坐在這個客廳裏呢！
她就是這個房間的主人吉瑞芝。一位62歲的老人。她高高的個子圓臉，有一雙極傳神的笑眼。雖是62歲的老人，可言語、動作卻都還是年輕人的。
我個人，沒有什麽好寫的，我看你還是多寫我父親。我不是英雄，我隻是英雄的女兒。按說，我已過了激動的年齡，可是，每當說起父親，我還是很激動的。為追求國家的獨立、民族的解放，他付出的真是太多太多。父親是祖國的兒子。無論什麽時候，隻要這樣的人多起來，國家和民族才有振興富強的希望。《吉鴻昌》這部電影，應該說是很成功的。但還有許多我父親感人的故事沒有寫進去。當年我父親為向蔣介石請纓抗日，寧願拋棄高官厚祿甘當一名小兵，以此作為條件向蔣介石求情，可最後換來的卻是打發他出國考察。父親到了國外，依然四處為中國抗日奔走呼號，發動廣大愛國僑胞積極為抗日做貢獻。有一次，在紐約他陪我母親到郵局寄東西，遭到洋人的白眼。他氣憤地對我母親講：“你看他們鄙視的目光，不屑一顧的勁頭，真是豈有此理！東西不寄了，走，回去！這時旁邊一個不三不四的人說：‘你自報是日本人就會受到禮遇的。’父親當時火冒三丈地說：‘你覺得中國人比他們矮一截是不是？丟人是怎麽著？我認為中國人頂天立地，作為一個中國人我感到無尚光榮。作為中國人要有中國人的骨氣，怎麽能在外國人麵前擺尾乞憐呢！’回到旅館後，他找到一塊小牌，工工整整地寫上‘我是中國人’五個字別在胸前，昂首挺胸地走在馬路上。這些故事講起來，是非常感人的！可是我們現在的一些青年，愛國意識太差。動輒就是外國如何如何，好像他們不是中國人似的。出國深造要是能回來服務祖國建設，那當然是有出息的孩子。可是一去不複返，都去搞洋插隊，丟下祖國不管，那就很不對頭了。我們現在搞愛國主義教育，就是要喚起青年一代的愛國意識，讓他們懂得祖國的含義。”
作為著名抗日英雄的女兒，作為天津市政協常委，吉瑞芝沒有名人的架子，沒有高幹的氣度，身上洋溢著的都是濃烈的激情，使我很快就受到感染、受到震動，同時，又使我懷著極大的興趣去瀏覽她的成長史。吉瑞芝是1932年出生的，兩歲的時候，父親吉鴻昌就犧牲了。為躲避國民黨反動派的迫害，母親變賣了家產，帶著她四處流浪。這期間，雖經地下黨組織及吉鴻昌生前好友、部下的多方照顧，但由於在敵占區生活，仍然是困難重重。
吉鴻昌就義前曾留下遺囑，委托好友著名教育家喻傳鑒負責孩子的教育。喻先生不負重托，免費送吉瑞芝上了天津的浙江小學和南開中學，使吉瑞芝受到良好的啟蒙教育。
1949年1月15日，天津解放了，吉瑞芝和母親結束了15年的顛沛流離的生活，回到了黨的懷抱。在天津解放的最初幾天，天津市軍管會參謀長王世央，經過一番周折，終於找到她們一家。他端詳著胡洪霞帶來的吉鴻昌的照片說：“你是吉大嫂吧？可見到你啦！在進城之前，南漢宸就委托薄一波同誌和我尋找你們娘兒幾個。怎奈遍尋無著，偌大的天津市，找起來真難啊！”
“王老弟，”胡洪霞不由得哭出了聲，“15年啦，鴻昌犧牲後，在敵占區我們受盡了屈辱和磨難，但是我沒有辜負鴻昌的囑托，已把孩子撫養成人。這不是，我們的女兒瑞芝跟我一起來了！”
“好啊，吉大嫂，你給黨交了一份合格的答卷，有功之臣啊！孩子是我們革命的後代呀！”
“這些年我盼星星，盼月亮，盼來了解放，盼來了親人。王老弟，請你給我安排個工作，不怕你笑話，閨女失學了，家裏也揭不開鍋了。”
“吉大嫂，鴻昌烈士為國捐軀，他英勇不屈的獻身精神，為黨和全國人民所敬仰。烈士為之奮鬥的目標實現了。你的工作、生活以及孩子上學等等，都不成問題。黨組織和人民政府都要管起來。先不要忙於找工作，先把身體調養好，孩子繼續上學！”
1953年，毛主席親筆為吉鴻昌烈士簽發了光榮紀念證。吉瑞芝和她的母親更加感受到了黨和國家的溫暖。
吉瑞芝中學畢業後，組織上決定派她去留學，但是由於當時母親身體不好，極需有人照顧，她不得不放棄了。後來她被分配到天津師範學院做秘書工作，同時完成了大學的學業。
當然，在她的成長過程中，除了黨組織和學校的關懷教育外，母親胡洪霞嚴格的家教也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胡洪霞女士是一個深明大義、自立自強的女性。當年為支持吉鴻昌組織抗日同盟軍，她毀家紓難，將全部嫁妝和家私都賣掉來補充軍費的不足，曾在抗日同盟軍中傳為美談。在獄中，她和丈夫表現得是一樣的寧死不屈。在流浪的生活中，雖曆經滄桑，但仍頑強地帶著孩子生活。這些都深受黨內外同誌、朋友的敬重。解放後，組織上安排她做青少年工作。從1950年到1970年，20年間她跑遍了大江南北、長城內外，對廣大青少年進行愛國主義教育。50年代後期，她撰寫《吉鴻昌就義前後》一文，向青少年再現了吉鴻昌烈士“我為抗戰而死，死得光明正大，不能在背後挨槍”的凜然正氣。對待自己的孩子，她更是嚴上加嚴。她經常教育吉瑞芝“不能以烈士之後、名門之後自居，要多做工作，要有正義感、要愛國”！今天吉瑞芝到了花甲之年，仍然兢兢業業地為黨為國家工作，這都和母親當年的言傳身教有關。
近幾年，吉瑞芝為了使父親當年在家鄉辦起的“鴻昌學校”辦得更好，傾注了大量的心血。為了在學校建食堂，讓孩子們吃飯時有個遮風避雨的地方，她跑了省裏，又跑北京。她說，我不能像父親那樣為學校捐很多錢，但我可以捐上我的一顆心。如今“鴻昌學校”終於有了食堂，操場上也鋪上了紅磚，吉瑞芝講起這些來，心情顯得格外舒暢。
我和吉瑞芝正嘮著，推門進來一位中等身材的老者。“這是我老伴鄭慈雲，也是扛過槍打過老蔣的，當年曾和楊子榮在一個小分隊剿過匪。解放後做天津市電信局局長工作，現已離休。我們是1956年結婚的，我們感情很好。1991年我們老兩口合作寫出了一部39萬字的《華夏忠魂—吉鴻昌傳記》。”
吉瑞芝說他們有3個孩子，大兒子鄭吉平在天津人民廣播電台做記者，大女兒鄭吉寧做醫生，小女兒鄭吉安是部隊的少校。現在他們都已成家立業，“另立門戶”，偶有孫子孫女們過來，給他們老兩口增添一點含飴弄孫的天倫之樂。
但吉瑞芝實在是忙得很，除了要在政協裏參政議政外，還要經常去各地參加各類活動，像母親當年一樣，為青少年的教育盡心盡力。她對這項工作可謂“樂此不疲”，“這是一項很有意義的工作，它關係到我們國家、社會、民族的麵貌、性質。我願意把這一工作做到底，我的父親、母親他們在九泉之下也會讚同我的這個選擇的。我就是要像魯迅先生講的那樣，能做事的做事，能發聲的發聲，大家共同為這個國家負起責任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