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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 李白之子說“李俠
第六章 李白之子說“李俠——訪電影《永不消逝的電波》中李俠原型李白的兒子李恒勝”
鄧穎超同誌曾說過：“像我們大家所熟悉的電影《永不消逝的電波》中所寫的原型李白同誌，為了黨的利益，最後獻出了自己的生命。這些同誌是永遠值得紀念的。”
關於李白，在李白烈士故居裏，有份材料這樣記載：
李白，原名李華初，又名李樸，化名李霞、李靜安。1910年5月1日出生在湖南省瀏陽縣張坊區板溪村一個貧苦的農民家庭。李白的祖上沒有田產，父親李榮德以販運紙張為業，膝下有三男一女，李白居長。李白小時候隻讀過3年書，後因家庭生活困難，13歲起在染坊當學徒，他要承擔一個成年人的繁重勞動，還要替老板端水倒茶，掃地抹桌。
1925年，大革命的風暴席卷全國，在北伐戰爭推動下，農民協會、婦女會、兒童團等組織雨後春筍般地建立起來。李白是最早參加農協，兒童團成員之一。在火熱的革命鬥爭中，李白政治上日漸成熟，加入了中國共產黨，這時李白才15歲。
正當大革命運動蓬勃發展的時候，蔣介石發動了“四·一二”反革命政變，接著湖南發生了“馬日事變”。在這血雨腥風的日子裏，李白毫不動搖，革命矢誌不移。這時李白的故鄉張坊地下黨組織決定建立農民武裝，李白冒著生命危險，走村串戶，風塵仆仆地在山區裏往來奔波，向群眾宣傳隻有開展武裝鬥爭，才能取得革命勝利的道理，動員大家參加赤衛軍，翌年7月，張坊農民赤衛軍配合紅軍取得武裝暴動的勝利。張坊又掀起了革命熱潮，李白受青少年的擁戴，擔任少年先鋒隊隊長。
1930年8月，縣蘇維埃政府向農民赤衛軍發布命令，配合紅軍第二次攻打長沙。李白扛起梭標，辭別家人，跟著浩浩蕩蕩的紅軍隊伍去戰鬥。由於長沙守敵工事堅固，敵我力量懸殊，紅軍屢攻不克。李白隨部隊移師江西，開始了新的戰鬥生活。
1931年6月，李白由紅四軍調往紅軍總部，參加第一期無線電訓練班。被推選為班長兼黨支部委員的李白，學習加倍努力，他早起晚睡，找個清靜的地方，潛心學習，被大家稱為“學習上不知疲倦的人”。1932年初，緊張的學習生活結束後，李白又被調入5軍團13軍無線電隊任政委，在反“圍剿”鬥爭中，他負責的電台通訊聯絡暢通，為反“圍剿”戰爭做出了貢獻。
1934年10月，李白跟隨紅軍隊伍參加了二萬五千裏長征。當時，任5軍團無線電隊政委的李白，向無線電隊全體人員嚴肅地指出：“電台是全軍團幾千人的耳目，是與總部聯絡的主要通訊工具，我們要視電台重於生命。”於是“電台重於生命”便成為整個長征途中無線電隊的口號。
1937年抗日戰爭爆發後，黨中央派李白到上海安置秘密電台，搜集日軍情報。1942年9月被日寇逮捕，施以各種酷刑，他始終不吐真情，嚴格保守黨的機密。1943年5月獲釋。
1945年，黨指派他到浙江淳安參加國民黨軍委會國際7問題研究所工作，以報務員身份，利用敵台為黨工作。敵人曾以“來曆不明”為借口，將李白扣押並封閉電台，但他始終未暴露自己真實身份。抗戰勝利後，仍回上海搞秘密電台工作。
1946年，國民黨派特務在各大城市到處偵查我地下黨和革命誌士的活動。李白的工作條件十分艱苦。他把電台安在一個小閣樓上，每天夜深人靜的時就開始工作，無論嚴冬酷暑，他都能出色地完成與黨中央的通訊聯絡任務。
1948年，國民黨反動派依靠美帝國主義的最新技術，偵查出李白的秘密電台地址。12月29日晚，正當李白緊張工作之時，突然，被百名軍警包圍。他迅速采取了應急措施後被捕。敵人對他連續審訊，動用各種刑具，一連30多小時折磨，李白被打得口鼻流血，昏死過好幾回，但他堅貞不屈，拒不招供。
敵人看到用刑具摧毀不了李白的鋼鐵意誌，就把他的妻子裘慧英和小孩捉來誘供。敵人的陰謀又遭到失敗。由於李白在獄中英勇鬥爭。保守黨的重大機密，使黨的預備電台繼續保持同黨中央的聯係，直到上海解決。
1949年5月7日上午，裘慧英到獄中探望時，李白安詳地說：“事到如今，對個人的安危，不必太重視，現在全國要解放，革命即將成功，我們無論生死，總是覺得非常愉快和欣慰的。”此時，人民解放軍已逼近上海，5月7日晚，特務頭子毛森根據蔣介石對此案親批的“堅不吐實，處以極刑”的反動命令，將李白秘密押至浦東戚家高廟殺害。
看過這部電影的同誌也許至今還惦記著李俠那從後門逃走的妻兒，極想知道他們母子後來的故事。記者於1994年3月14日，在上海見到了烈士的兒子李恒勝同誌，他向我透露了電影所沒有表現的另外一些情節。
老李現在是上海市虹口區老幹部局副局長。他愛人鄭華英是上海市電訊二廠的檢驗員，他們有一雙兒女，現都已長大成人。用老李的話說，是“在黨和人民的特殊關懷照顧下，我們的家庭是很幸福的！”老李今年50歲，是1945年出生的，父親犧牲時他才4歲。工程師出身的他，生得高大魁悟，方臉闊唇，說起話來聲音異常的洪亮，全無一點咬文嚼字的書生氣。
“父親是1949年5月7日犧牲的，5月27日上海就解放了。解放後，黨和政府一直非常關心我們母子。周恩來總理曾先後兩次在家接見我母親，幫助解決生活上、工作上的困難。上海市政府一直關心照顧我們母子，把我母親安排在市郵電局工會工作。1950年，送我上江灣路小學，1963年又送我去北京郵電學院讀書。平時呢，對我家免收房租，對我個人的醫療費也全免，逢年過節，各級領導又對我家進行慰問，很溫暖。1957年，父親的老上級，中央保衛部部長李克農同誌向中央提議：‘要拍部電影，表現戰鬥在敵人心髒的英雄李白。’於是1958年，八一電影製片廠就搭起了班子，記得導演王平、主演孫道臨在拍攝過程中，曾多次采訪我母親。因為母親裘慧英也是個老地下黨，她是1937年入黨的。在父親來上海之前，她一直在上海的綢廠做地下工作。1937年，抗戰爆發後，父親從延安來到上海，母親根據組織安排，以假妻子的身份工作在父親身邊。1940年他們結婚，一直到1949年，她一直和父親工作、生活在一起，也曾隨父親被捕入獄，所以，她對父親的鬥爭生活十分熟悉。攝製組經過反複醞釀、考證後，僅用了4個多月的時間就攝製完畢。速度之快、質量之高，都是相當驚人的。因為全體創作人員都被烈士的事跡深深感染了，他們為影片投入了空前的熱情和幹勁。孫道臨同誌曾對我說過：‘當時內心有一種說不出的幸福感、光榮感。作為一個電影工作者，能表現這樣的烈士，把烈士的精神傳送到千千萬萬觀眾心裏去這是我的幸福。’當時學習英雄李白幾乎成了一種熱潮。”
“可是‘文化大革命’的時候就不同嘍，那真是個顛倒黑白的年代。當時是謠言蜂起，有說我父親是叛徒的，有說我父親跑到台灣去了的，更有甚者，是一些造反派砸碎了我父親的墓碑。大字報貼到馬路上，全上海都知道。我母親被隔離審查20個月，我個人被從科研所趕到工廠去當雜工，和當時所謂的四類分子在一起打鐵。家裏的房子也被查封，我和母親、愛人被趕到一間十幾平方米的屋去住。當時我21歲，心裏非常地不理解，為什麽我一個最革命的家庭，一夜之間卻給打成了叛徒的家庭？我父親的烈士證書是人民政府給的呀！後來我見中央一些老革命也都成了被打倒對象，我就更糊塗了。直到粉碎‘四人幫’後，我才對‘文化大革命’的實質有了些認識。‘文化大革命’結束後，中央組織部對我父親的事跡進行反複核實認證後，重新修了父親的墳墓並且把父親的故居建成了紀念館。1987年開館的時候，陳雲、羅青長等領導同誌都分別寫了題詞題字，足見黨和國家對我父親的肯定和評價。那麽，父親在被捕後在獄中究竟是如果表現的呢？那部電影寫最後一次被捕就結束了，記得結尾時李俠拍完電報說了句‘同誌們，永別了！’之後，就表現大軍渡江，然後就是劇終，這是藝術上的一種虛寫的處理方法，事實上還有很多內容”“1948年12月29日晚上，當父親正在發一個非常重要的電報時，敵人突然出現在我家房間四周，父親鎮靜地發出了緊急信號，隱蔽好電台，要母親把我送到樓下的一個同誌那兒去藏起來。敵人闖進來後，搜到了東西，父親當場被捕，因為敵人還想繼續搜東西。第二天早晨，我上樓來，被敵人發現，就問我母親：‘怎麽昨天隻有兩個人，今天卻多了一個？’母親說：‘他在親戚家，今天才送回來的。’於是敵人把我和母親一起捉到警備司令部第二大隊。進去時，我看見父親的棉衣棉褲都脫掉，綁在老虎凳上，我就大聲喊：‘爸爸！’敵人乘機對父親說：‘你不講，難道連孩子也不管了？’父親說：‘現在我什麽也管不了。’敵人又說：‘不是管不了，隻要你講，你和老婆、孩子都可以回去而且可以給許多錢。’父親說：‘我不用那些不明不白的錢，我不用有血的錢。’敵人說：‘不要錢我們給你當大官，少將、中將，隻要你講，都可以。’父親說：我一生不做害人的事情！”
“在警備司令部，父親受盡了慘無人道的刑罰，上老虎凳，灌辣椒水，敵人還把很長的針戳到他手指甲中，一半插進肉裏，一半露在外麵，再用火燒針。針燒紅了，熱氣直往指甲縫裏鑽，手背腫起來，血也呈紫色了。父親前後共受了36種刑罰，但他始終沒有吐露半句口供。敵人得不到需要的東西，又使出新花招。他們把母親和我放回家，又派出幾十個特務把守樓上、樓下、房間、弄口、企望有人找上門來。特務們又把母親和我關在一個亭子裏，經常審問母親。審問時，一個把槍口對住母親的胸口，一個把槍頂住她的後背，他們威脅母親說：‘你丈夫早說了，你還不招供，他說你們都是共產黨。’母親說：‘他說是他他事，我可不知道。’他們又到監獄裏對父親說：‘你老婆都講了，你還不說！’父親沒有理他們。”
1949年4月20日，父親被押解到蓬萊路警察局，不能探視。後來，父親偷偷寫了張條子，托出獄的同誌帶給母親，說：‘你站在對麵老百姓的陽台上，對著監獄就可以看到我。’母親帶了我，曾經這樣偷偷看他幾次。5月7日，母親和我最後見了父親一麵。父親對母親說：‘以後你不要來看我了。’母親問他：‘為什麽？是不是判決了？’他說：‘不是，天快亮了，我所希望的也等於看到了。今後我回來當然更好，萬一不能回來，你和孩子和全國人民一樣，可以過自由幸福的生活了。’
就在那天晚上，特務頭子毛森接到蔣介石‘堅不吐實，處以極刑’的手令，將父親帶到浦東戚家廟秘密殺害。5月27日，上海全部解放。一個月後，我們才在戚家廟找到父親的遺體，上海市政府為父親重新進行了安葬，並且開了隆重的追悼會。
沉默了一會兒，記者問：“您的母親還在嗎？”
“不在了，她是1992年3月去世的，當時75歲。她生前是上海市郵電管理局的工會副主席，全國的烈軍屬代表。她曾跑遍全國，給青少年作報告數千次，1991年底，被評為全國關心下一代先進個人。”
最後，李恒勝同誌激動地說：“革命先烈犧牲是值得的，正是有了他們的鮮血，才給今天的改革開放打下了基礎。我認為，無論到何時，都應該有像我父親他們那樣的英雄人物，以國家、人民的需要為第一需要。否則的話，大家的眼睛都盯著錢，國家的利益、黨的利益、人民的利益都不去管，甚至不惜拿這三個利益去換取個人的利益，那還會有什麽希望？我是1986年入的黨，我堅信中國共產黨一定能帶領中國人民走向繁榮富強，我選擇的道路和父親當年的選擇是完全一致的，我要堅定不移地走下去，我相信，父親在九泉之下對我一定是讚同的！”
鄧穎超同誌曾說過：“像我們大家所熟悉的電影《永不消逝的電波》中所寫的原型李白同誌，為了黨的利益，最後獻出了自己的生命。這些同誌是永遠值得紀念的。”
關於李白，在李白烈士故居裏，有份材料這樣記載：
李白，原名李華初，又名李樸，化名李霞、李靜安。1910年5月1日出生在湖南省瀏陽縣張坊區板溪村一個貧苦的農民家庭。李白的祖上沒有田產，父親李榮德以販運紙張為業，膝下有三男一女，李白居長。李白小時候隻讀過3年書，後因家庭生活困難，13歲起在染坊當學徒，他要承擔一個成年人的繁重勞動，還要替老板端水倒茶，掃地抹桌。
1925年，大革命的風暴席卷全國，在北伐戰爭推動下，農民協會、婦女會、兒童團等組織雨後春筍般地建立起來。李白是最早參加農協，兒童團成員之一。在火熱的革命鬥爭中，李白政治上日漸成熟，加入了中國共產黨，這時李白才15歲。
正當大革命運動蓬勃發展的時候，蔣介石發動了“四·一二”反革命政變，接著湖南發生了“馬日事變”。在這血雨腥風的日子裏，李白毫不動搖，革命矢誌不移。這時李白的故鄉張坊地下黨組織決定建立農民武裝，李白冒著生命危險，走村串戶，風塵仆仆地在山區裏往來奔波，向群眾宣傳隻有開展武裝鬥爭，才能取得革命勝利的道理，動員大家參加赤衛軍，翌年7月，張坊農民赤衛軍配合紅軍取得武裝暴動的勝利。張坊又掀起了革命熱潮，李白受青少年的擁戴，擔任少年先鋒隊隊長。
1930年8月，縣蘇維埃政府向農民赤衛軍發布命令，配合紅軍第二次攻打長沙。李白扛起梭標，辭別家人，跟著浩浩蕩蕩的紅軍隊伍去戰鬥。由於長沙守敵工事堅固，敵我力量懸殊，紅軍屢攻不克。李白隨部隊移師江西，開始了新的戰鬥生活。
1931年6月，李白由紅四軍調往紅軍總部，參加第一期無線電訓練班。被推選為班長兼黨支部委員的李白，學習加倍努力，他早起晚睡，找個清靜的地方，潛心學習，被大家稱為“學習上不知疲倦的人”。1932年初，緊張的學習生活結束後，李白又被調入5軍團13軍無線電隊任政委，在反“圍剿”鬥爭中，他負責的電台通訊聯絡暢通，為反“圍剿”戰爭做出了貢獻。
1934年10月，李白跟隨紅軍隊伍參加了二萬五千裏長征。當時，任5軍團無線電隊政委的李白，向無線電隊全體人員嚴肅地指出：“電台是全軍團幾千人的耳目，是與總部聯絡的主要通訊工具，我們要視電台重於生命。”於是“電台重於生命”便成為整個長征途中無線電隊的口號。
1937年抗日戰爭爆發後，黨中央派李白到上海安置秘密電台，搜集日軍情報。1942年9月被日寇逮捕，施以各種酷刑，他始終不吐真情，嚴格保守黨的機密。1943年5月獲釋。
1945年，黨指派他到浙江淳安參加國民黨軍委會國際7問題研究所工作，以報務員身份，利用敵台為黨工作。敵人曾以“來曆不明”為借口，將李白扣押並封閉電台，但他始終未暴露自己真實身份。抗戰勝利後，仍回上海搞秘密電台工作。
1946年，國民黨派特務在各大城市到處偵查我地下黨和革命誌士的活動。李白的工作條件十分艱苦。他把電台安在一個小閣樓上，每天夜深人靜的時就開始工作，無論嚴冬酷暑，他都能出色地完成與黨中央的通訊聯絡任務。
1948年，國民黨反動派依靠美帝國主義的最新技術，偵查出李白的秘密電台地址。12月29日晚，正當李白緊張工作之時，突然，被百名軍警包圍。他迅速采取了應急措施後被捕。敵人對他連續審訊，動用各種刑具，一連30多小時折磨，李白被打得口鼻流血，昏死過好幾回，但他堅貞不屈，拒不招供。
敵人看到用刑具摧毀不了李白的鋼鐵意誌，就把他的妻子裘慧英和小孩捉來誘供。敵人的陰謀又遭到失敗。由於李白在獄中英勇鬥爭。保守黨的重大機密，使黨的預備電台繼續保持同黨中央的聯係，直到上海解決。
1949年5月7日上午，裘慧英到獄中探望時，李白安詳地說：“事到如今，對個人的安危，不必太重視，現在全國要解放，革命即將成功，我們無論生死，總是覺得非常愉快和欣慰的。”此時，人民解放軍已逼近上海，5月7日晚，特務頭子毛森根據蔣介石對此案親批的“堅不吐實，處以極刑”的反動命令，將李白秘密押至浦東戚家高廟殺害。
看過這部電影的同誌也許至今還惦記著李俠那從後門逃走的妻兒，極想知道他們母子後來的故事。記者於1994年3月14日，在上海見到了烈士的兒子李恒勝同誌，他向我透露了電影所沒有表現的另外一些情節。
老李現在是上海市虹口區老幹部局副局長。他愛人鄭華英是上海市電訊二廠的檢驗員，他們有一雙兒女，現都已長大成人。用老李的話說，是“在黨和人民的特殊關懷照顧下，我們的家庭是很幸福的！”老李今年50歲，是1945年出生的，父親犧牲時他才4歲。工程師出身的他，生得高大魁悟，方臉闊唇，說起話來聲音異常的洪亮，全無一點咬文嚼字的書生氣。
“父親是1949年5月7日犧牲的，5月27日上海就解放了。解放後，黨和政府一直非常關心我們母子。周恩來總理曾先後兩次在家接見我母親，幫助解決生活上、工作上的困難。上海市政府一直關心照顧我們母子，把我母親安排在市郵電局工會工作。1950年，送我上江灣路小學，1963年又送我去北京郵電學院讀書。平時呢，對我家免收房租，對我個人的醫療費也全免，逢年過節，各級領導又對我家進行慰問，很溫暖。1957年，父親的老上級，中央保衛部部長李克農同誌向中央提議：‘要拍部電影，表現戰鬥在敵人心髒的英雄李白。’於是1958年，八一電影製片廠就搭起了班子，記得導演王平、主演孫道臨在拍攝過程中，曾多次采訪我母親。因為母親裘慧英也是個老地下黨，她是1937年入黨的。在父親來上海之前，她一直在上海的綢廠做地下工作。1937年，抗戰爆發後，父親從延安來到上海，母親根據組織安排，以假妻子的身份工作在父親身邊。1940年他們結婚，一直到1949年，她一直和父親工作、生活在一起，也曾隨父親被捕入獄，所以，她對父親的鬥爭生活十分熟悉。攝製組經過反複醞釀、考證後，僅用了4個多月的時間就攝製完畢。速度之快、質量之高，都是相當驚人的。因為全體創作人員都被烈士的事跡深深感染了，他們為影片投入了空前的熱情和幹勁。孫道臨同誌曾對我說過：‘當時內心有一種說不出的幸福感、光榮感。作為一個電影工作者，能表現這樣的烈士，把烈士的精神傳送到千千萬萬觀眾心裏去這是我的幸福。’當時學習英雄李白幾乎成了一種熱潮。”
“可是‘文化大革命’的時候就不同嘍，那真是個顛倒黑白的年代。當時是謠言蜂起，有說我父親是叛徒的，有說我父親跑到台灣去了的，更有甚者，是一些造反派砸碎了我父親的墓碑。大字報貼到馬路上，全上海都知道。我母親被隔離審查20個月，我個人被從科研所趕到工廠去當雜工，和當時所謂的四類分子在一起打鐵。家裏的房子也被查封，我和母親、愛人被趕到一間十幾平方米的屋去住。當時我21歲，心裏非常地不理解，為什麽我一個最革命的家庭，一夜之間卻給打成了叛徒的家庭？我父親的烈士證書是人民政府給的呀！後來我見中央一些老革命也都成了被打倒對象，我就更糊塗了。直到粉碎‘四人幫’後，我才對‘文化大革命’的實質有了些認識。‘文化大革命’結束後，中央組織部對我父親的事跡進行反複核實認證後，重新修了父親的墳墓並且把父親的故居建成了紀念館。1987年開館的時候，陳雲、羅青長等領導同誌都分別寫了題詞題字，足見黨和國家對我父親的肯定和評價。那麽，父親在被捕後在獄中究竟是如果表現的呢？那部電影寫最後一次被捕就結束了，記得結尾時李俠拍完電報說了句‘同誌們，永別了！’之後，就表現大軍渡江，然後就是劇終，這是藝術上的一種虛寫的處理方法，事實上還有很多內容”“1948年12月29日晚上，當父親正在發一個非常重要的電報時，敵人突然出現在我家房間四周，父親鎮靜地發出了緊急信號，隱蔽好電台，要母親把我送到樓下的一個同誌那兒去藏起來。敵人闖進來後，搜到了東西，父親當場被捕，因為敵人還想繼續搜東西。第二天早晨，我上樓來，被敵人發現，就問我母親：‘怎麽昨天隻有兩個人，今天卻多了一個？’母親說：‘他在親戚家，今天才送回來的。’於是敵人把我和母親一起捉到警備司令部第二大隊。進去時，我看見父親的棉衣棉褲都脫掉，綁在老虎凳上，我就大聲喊：‘爸爸！’敵人乘機對父親說：‘你不講，難道連孩子也不管了？’父親說：‘現在我什麽也管不了。’敵人又說：‘不是管不了，隻要你講，你和老婆、孩子都可以回去而且可以給許多錢。’父親說：‘我不用那些不明不白的錢，我不用有血的錢。’敵人說：‘不要錢我們給你當大官，少將、中將，隻要你講，都可以。’父親說：我一生不做害人的事情！”
“在警備司令部，父親受盡了慘無人道的刑罰，上老虎凳，灌辣椒水，敵人還把很長的針戳到他手指甲中，一半插進肉裏，一半露在外麵，再用火燒針。針燒紅了，熱氣直往指甲縫裏鑽，手背腫起來，血也呈紫色了。父親前後共受了36種刑罰，但他始終沒有吐露半句口供。敵人得不到需要的東西，又使出新花招。他們把母親和我放回家，又派出幾十個特務把守樓上、樓下、房間、弄口、企望有人找上門來。特務們又把母親和我關在一個亭子裏，經常審問母親。審問時，一個把槍口對住母親的胸口，一個把槍頂住她的後背，他們威脅母親說：‘你丈夫早說了，你還不招供，他說你們都是共產黨。’母親說：‘他說是他他事，我可不知道。’他們又到監獄裏對父親說：‘你老婆都講了，你還不說！’父親沒有理他們。”
1949年4月20日，父親被押解到蓬萊路警察局，不能探視。後來，父親偷偷寫了張條子，托出獄的同誌帶給母親，說：‘你站在對麵老百姓的陽台上，對著監獄就可以看到我。’母親帶了我，曾經這樣偷偷看他幾次。5月7日，母親和我最後見了父親一麵。父親對母親說：‘以後你不要來看我了。’母親問他：‘為什麽？是不是判決了？’他說：‘不是，天快亮了，我所希望的也等於看到了。今後我回來當然更好，萬一不能回來，你和孩子和全國人民一樣，可以過自由幸福的生活了。’
就在那天晚上，特務頭子毛森接到蔣介石‘堅不吐實，處以極刑’的手令，將父親帶到浦東戚家廟秘密殺害。5月27日，上海全部解放。一個月後，我們才在戚家廟找到父親的遺體，上海市政府為父親重新進行了安葬，並且開了隆重的追悼會。
沉默了一會兒，記者問：“您的母親還在嗎？”
“不在了，她是1992年3月去世的，當時75歲。她生前是上海市郵電管理局的工會副主席，全國的烈軍屬代表。她曾跑遍全國，給青少年作報告數千次，1991年底，被評為全國關心下一代先進個人。”
最後，李恒勝同誌激動地說：“革命先烈犧牲是值得的，正是有了他們的鮮血，才給今天的改革開放打下了基礎。我認為，無論到何時，都應該有像我父親他們那樣的英雄人物，以國家、人民的需要為第一需要。否則的話，大家的眼睛都盯著錢，國家的利益、黨的利益、人民的利益都不去管，甚至不惜拿這三個利益去換取個人的利益，那還會有什麽希望？我是1986年入的黨，我堅信中國共產黨一定能帶領中國人民走向繁榮富強，我選擇的道路和父親當年的選擇是完全一致的，我要堅定不移地走下去，我相信，父親在九泉之下對我一定是讚同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