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漢“二·七”革命紀念館裏展出的曆史資料,比電影《風暴》更豐富、更翔實。
關於革命烈士施洋,這裏有這樣一段文字:
施洋,名吉超,字伯高,號萬裏。1889年6月13日生於湖北省竹山縣麻家渡鎮桂花村。1921年在縣創辦國民學校。後任縣農會會長,造福桑梓,享有盛名。1914年赴省城求學,刻苦攻讀,潛心學習,1917年以甲等第一名畢業於省法政專門學校。1919年執律師業,入武漢律師公會,任副會長。為勞工大眾奔走呼號,猛烈激進,成效卓著,發起組織全國各界聯合會,選為常務委員,主持會務,參加並領導新文化、平民教育運動,成績斐然,國人敬佩。1920年組織竹山族省同鄉籌賑會,募巨款,救鄉親。秋,加入武漢馬克思學說研究會,從此篤信共產主義。1921年組建中韓互助社,聲援朝鮮獨立。在湖北自治運動中,被推為省總監,組建省務院,率自治軍驅逐禍鄂督軍王占元。加入中國勞動組合書記部武漢分部,領導漢口租界人力車、粵漢鐵路、漢陽鐵廠等工人大罷工。1922年6月加入中國共產黨。發起組織武漢工團聯合會,繼發展為湖北全省工團聯合會。1923年組織領導京漢鐵路大罷工。“二·七”慘案中被捕,2月15日英勇就義於武昌。年僅34歲。施洋烈士畢業為救國救民苦苦求索,是我黨早期優秀黨員,我國工人運動的偉大先驅,著名勞工律師。
參觀完畢,紀念館館長對記者說:“施洋有個外孫女在武漢,她叫施琳波,她會講得更具體些。”
當天傍晚,記者走進施琳波的家。施琳波,今年50歲,很端莊,很精明,人也很熱情。我的外公施洋,其實他隻有一個女兒,就是我母親施鳳英,解放後,為了紀念外公,經中央領導批準,我家的人永遠都姓施,我和我的兩個弟弟本來都該隨父姓的,後來都姓了施,包括我的兒女們,他們的兒女們,都要姓施。所以,娶我們家的姑娘首先都要過改換門庭這一關。這是我姥姥的一種願望,他老人家本是姓郭的,後來,她改姓施,孫中山給她取名繼烈,施繼烈。
“我們施家是革命家庭,我的外公兄弟兩個,都是共產黨員,都是革命烈士。我外公犧牲後,我二爺也犧牲了。他叫施季弟,是農民運動的領袖,武漢嶠口區地下黨的區委書記。犧牲時隻有18歲,他被敵人砍成18段拋到長江裏麵。他們兄弟倆犧牲後,敵人又展開了瘋狂的滅九族的屠殺。在我們老家竹山縣,現在有一條施家河。原先不叫這個名字,後來人們為了紀念施家一門的死難者就叫施家河。當年竹山地區凡是姓施的,無論男女老少,都被當做‘共匪’家屬用繩子拴在一起投到河裏,數不清的屍體漂滿了河呀!”
“現在我重點談談外公施洋。外公正式參加革命之前,是武漢一個非常著名的律師,但他多年來一直追求真理,向往光明,懷揣一腔救國救民出危難的熱血。孫中山先生親自介紹他加入國民黨,後來,林彪的哥哥林育南在1922年又介紹他參加中國共產黨。從這以後,外公的眼界更加開闊,革命更加自覺。”他根據黨的指示,深入到工人群眾當中,以律師的身份組織工人運動。正像毛主席在延安講的那樣,‘沒有施洋,就沒有二·七革命’。後來,‘二·七’革命雖然失敗了,但是它卻使中國工人階級這支獨立的政治力量得到了鍛煉,從而使中國革命走上工農相結合的道路。
外公是個非常堅強、勇敢的共產黨人。《風暴》那部電影哪兒都好,就是結尾的部分失真。1960年姥姥看了之後,對電影裏施洋逃到樓頂上的鏡頭很有意見。因事實不是那個樣子。實際上的情形是,吳佩孚派來兩個人,到外公住的花樓街牛皮巷的律師事務所來請外公,說是武漢的肖耀南肖督軍過生日,請大律師去喝酒,扔下請帖兩人就先走了。這時姥姥發現門口有許多的密探,知道事情不好,就勸外公逃走。外公端坐在屋裏不動,等著密探特務上樓。沒辦法,姥姥給外公跪下,求他道:‘你就是不為我,也得為工人們想想啊!’外公拍著桌子大吼道:‘老子怕死不革命!革命不怕死!’說罷,起身下樓去赴肖督軍的宴會,結果,到了肖督軍那裏就被抓了起來。在獄中,外公受盡了酷刑,可敵人就是在他嘴裏摳不出‘複工’兩個字。所謂‘複工’,就是說,敵人想利用外公在廣大工人當中的號召力,讓他命令京漢鐵路全線罷工的工人複工,外公是這場革命鬥爭的發起人、領導者,為了‘二·七’罷工,他耗盡了心血,他怎麽能向敵人妥協呢?後來,敵人無奈,在2月15日,也就是農曆年三十的晚上,將外公秘密殺害。外公的犧牲,全國為之憤慨,廣大的工人、學生、共產黨人、進步的國民黨人,都紛紛站出來,利用輿論譴責北洋軍閥的暴行。客觀上,也喚起了廣大人民群眾的覺悟,使他們對反動派的黑暗殘忍的本性有了更清醒的認識。記得姥姥曾給我講過,收屍的時候,除了工人外,還有許多民族資本家,他們出錢、出物、賑濟烈士的家屬。吳佩孚為了平息民怨,派人送來了高級棺材,還有挽聯,並傳達了他對家屬的慰問。但這些都被姥姥拒絕了。吳佩孚是個地道的兩麵派,他一麵假惺惺地慰問,一麵派人追殺姥姥和我4歲的母親。姥姥在外公朋友的資助下,逃到北京,找黎元洪告狀。黎批示說:“人死不能複生,今後好自為之。”姥姥不服,又告,結果被北洋軍閥投進監獄。姥姥當時身上懷著孩子,殘暴的敵人用抬杆壓她的肚子,一個已經6個月了的孩子,被一段一段地壓出來。監獄裏的姥姥遭到非人的折磨,監獄外的母親又落到吳佩孚爪牙的手裏。吳佩孚下令,是男孩子就斬草除根,是女孩就讓她淪為娼妓。結果隻有4歲的母親,就被送進了武漢的一家妓院。後來多虧孫中山先生派人營救,母親才逃出火坑。姥姥從監獄裏出來後,就帶著逃到鄉下隱居起來。直到1950年,民政部門才找到她們母女,把她們接到縣城住下。
“《風暴》這部電影總地來說非常成功,尤其是金山塑造的施洋,姥姥看了以後,滾在地上哭,她說:‘演得太像了,一點也沒損害他本人的形象。’就是結尾處,寫施洋想逃走,姥姥不太滿意,因為,我剛才講了,事實不是那樣。1960年,我和母親到北京參加國慶觀禮,金山找到我,讓我喊他‘爺爺’,對我說:你回家告訴你姥姥,金山爺爺做了一件很對不起你們的事。電影的結尾沒處理好,當時找不到知情人,四處打聽你們,也找不到。電影拍完,才知道你們在竹山,可是已經晚了。後來金山和我們家處得像親戚一樣,我到北京,必到他家,他一見我,就喊我為孫子,並且真地像待自己孩子一樣地招待我。這種情況一直持續到‘文化大革命’。‘文化大革命’,他倒黴,我們更倒黴。先是講,‘施洋是資產階級政客’然後把我姥姥、母親遣送到農村。1966年,姥姥病逝,‘四人幫’說資產階級政客的老婆不能下葬,停屍3年,1969年才草草埋掉。我個人本是武漢鐵路分局客運段的列車長,撤掉當工人不說,造反派又對我進行毒打。後來,‘九·一三’事件後,情況不但沒有好轉,反而更加惡化。因為我外公是林彪路線有關的人。這真是不講道理,林彪是林彪,林育南是林育南,林育南也是革命烈士嘛!況且就是林彪,當時他也不是壞人呢!1979年我給鄧小平同誌寫信申訴我們家的冤情,鄧小平很快指示湖北省領導陳丕顯同誌說:‘請湖北省委妥善處理,上報中央!’不久,問題就解決了,母親施鳳英也被從鄉下接回來了,享受烈士家屬的待遇!”
最後,施琳波激動地說:“今天的改革開放確實好,國家在一步一步地走向繁榮,人民一步一步走向富裕。隻是我們不要忘了當年那些為國為民流血犧牲的老一輩。以我外公為例,他為了什麽?為了錢嗎?為了錢,他才不幹呢!作為一個著名的大律師,他家裏的錢多的是!他真地是為國家的獨立,人民的解放啊!千千萬萬個革命烈士拋家舍業以至於英勇犧牲,為的都是這個!我們要世世代代記住他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