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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抗日名將“郭建光”的深情回憶——訪電影《沙家浜》中郭建光的原型夏光
將軍的風采
南京後半山園將軍樓的小門“吱”地一聲開了，迎出來的是將軍的小女兒夏冬秋“爸爸不在家，家裏太熱，每年夏天他都是在湯山療養院度過。”
於是，驅車去湯山療養院，在三樓一個普通的雙人間，我見到夏光。
高大、瘦削，腰身筆直筆直的，一口湖南話講得叮當作響，那身銀灰色的中山裝，沒有遮住他軍人的氣質，雖是九旬高齡，卻無絲毫龍鍾老態。
“沈陽來的，太遠了，夠辛苦的！這麽熱的天！多大了？35！哈哈！35，出山虎，很帥的一隻虎嘛！”
他的老伴，新四軍6師的老戰士言勇在一旁說：“夏老的身體不太好，年紀又這麽大了，組織上不讓他接待采訪，讓我負責這個事。可我管不住他，一聽說是來寫新四軍的，就勸不住他了，他是來者不拒。有一回，他手術的第二天，發著高燒，有人采訪，他也接待，一談就是4個小時，沒辦法！”
“當然要談，新四軍在陽澄湖一帶的鬥爭那是很了不起的一段曆史，36個傷病員在沒有武器、沒有藥品、沒有糧食的情況下，與日偽頑敵進行殊死的鬥爭，直到勝利。那是一種怎樣的偉大啊！那是中國共產黨人魂魄的體現，那是中華民族氣節的體現，要讓後人記住這些！”
夏老這樣“慷慨陳詞”的時候，那雪白的長長的須眉輕輕地抖動著，看去很精神、也很美。
悲壯的家史
1909年，夏光出生在湖南省武岡縣一個貧苦農民家庭裏。父母偏疼他，把從汗珠子裏擠出來的一點錢，拿出來供他讀書，1925年，他初中畢業了，他沒有辜負雙親，他的成績很優秀，深得一鄉人的高看。然而，動蕩的年代堵死了所有求溫飽求富裕的道路，在父母及3個兄弟的支持下，他選擇了革命。16歲的夏光隻身來到長沙的船山學社，參加農民運動，聆聽毛澤東、徐特立、謝覺哉宣講革命的真理。1926年冬，又到武昌中央農民運動講習所受訓，1927年6月畢業並入黨，受毛澤東、鄧演達指派率兩個大隊回湖南邵陽搞武裝。“四·一二”政變、馬日事變，使革命陷入低潮。國民黨反動派瘋狂鎮壓中國共產黨人，夏光轉移了，他的親屬卻陷入滅頂之災。祖父被敵人抓去用刺刀捅死，父親被迫做了和尚，可還是被抓回來坐死牢。3個弟弟因是農會會員，也都先後被殺害。
夏家一門隻剩了夏光一人。
講起這些，老人滿臉淚痕，他說：“越是這樣，我越是堅定，革命年代犧牲一些人沒有什麽奇怪，被滅門的又何止是我們夏家！出路隻有一條，像毛主席講的那樣，揩幹身上的血跡，繼續戰鬥下去！”
播火於蘆蕩
“《沙家浜》那部戲可能是受舞台劇的局限，我覺得過於簡單了一些，當時陽澄湖的鬥爭複雜得很，傷病員也不是18個，而是36個！”夏光接著講起了蘆蕩裏的鬥爭。
抗戰爆發後的1937年10月，夏光任新四軍第一團第一支隊的軍事教員。由於工作出色，很快被調到陳毅身邊做偵察參謀。1939年5月陳老總又派他到葉飛的江南抗日義勇軍作戰處任處長兼第五路參謀長，轉戰於陽澄湖及毗鄰的常熟、太倉、昆山、青浦、嘉定等地。當地的國民黨忠義救國軍假抗戰真反共，不斷製造摩擦來侵擾新四軍，江南抗日義勇軍為團結抗日，忍讓西撤，隻剩下一部分傷病員。夏光因連續作戰，徹夜不眠而患暈症，也留在了傷病員隊伍裏，不久，葉飛派楊浩廬同誌來傳達指示：“為執行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政策，主力西移待機。留在陽澄湖地區的部隊人員與地方黨配合，重新組織武裝，堅持原地鬥爭。”組織武裝，困難重重，沒有錢，沒有槍，沒有人。夏光經過與地方黨組織研究，決定以36個傷員為核心，傷好一個組織一個，成立“江南抗日義勇軍東路司令部”，夏光任司令，楊浩廬任副司令兼政治處主任。他們首先將後方醫院治愈出院的老紅軍吳立夏、張世萬、葉成忠等10餘人組編一個班，不久即擴充為特務連。與此同時他們陸續收集到一批槍支，加之常熟縣委“民抗”司令任天石同誌的大力支持，“蘆蕩火種”終於點燃了。很快，“江抗東路”擴展到幾百人，他們打了陸家橋戰鬥、北橋伏擊戰、李市反擊戰、沈浜戰鬥、華村戰鬥、極大地提高了部隊的戰鬥力，增強了人民群眾的信心，打擊了日偽軍的囂張氣焰。
捉放“胡傳魁”
夏光介紹說：“胡傳魁”的原型叫胡肇漢，是湖南嶽陽人，也算是夏光的老鄉。這是個比較複雜的人物。抗戰前在青浦縣警察局任職，1938年流落到陽澄湖一帶打遊擊，曾在國民黨忠義救國軍任副官、連長。後因對上司不滿，將所部拉到太平橋獨立，自稱民眾自衛隊，與當地的地主惡霸相互勾結，成為威震一方的“陽澄湖王”。他的隊伍曾被“江南抗日義勇軍”收編為獨立一支隊，他擔任支隊長。“江抗”西撤時，胡肇漢中途裝病，要求離隊休養，獲準後立即跑回陽澄湖做起“草頭王”來。恰在這時，國民黨忠義救國軍又來找他，打算委任他為先遣支隊司令，要利用他敲開抗日根據地的大門。夏光與副司令楊浩廬商量，決定繼續爭取他。可是，寫了幾次信都找不到。一天黃昏，夏光帶部隊轉移到一個新的地點。夏光到村口湖邊查哨，遠遠看見一條小篷船，船頭掛看一盞燈，向部隊駐地駛來。船快到岸時，忽然又停了下來，夏光大喊：“靠岸，靠岸！不靠岸就開槍了！”船緩緩靠了過來，這時，夏光又詐問一句：“是胡司令嗎？”胡肇漢神情不安地鑽出篷船，身穿長皮袍、頭戴皮帽子，連聲向夏光打招呼問好。夏光趁機向他宣傳黨的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新政策，對他說明“江抗”主力西去執行任務，不久就要回來，現在上級命令組建“江抗”東路司令部，並委任他為副司令，這天夜裏，胡肇漢住在後屋嚇得睡不看覺，夏光和楊浩廬住在前屋，反複商量如何處置胡肇漢。最後決定，放了他，他讓在陽澄湖獨立行動，一定程度上接受“江抗”領導。次日早晨，胡卻主動找上門來了，說他的部隊就在附近，他要通知他們下午來這裏，請夏光訓話。於是，夏光提出開個聯歡會，他驚喜萬分，連連說好。“江抗”準備了飯菜，下午兩方部隊集合在一起唱歌、表演、聚餐、聯歡會上，夏光和胡肇漢都講了話。當晚，兩人話別。從此，胡的態度明顯好轉，經常與“江抗”保持聯係，還經常給新四軍提供一些給養。當時團結他，對擴大統一戰線起了積極作用。後來，他轉向反共立場，以致於解放後被鎮壓，這是夏光所不能預料的。“文化大革命”中，有人說夏光和敵人搞統一戰線，顯然也是有悖於曆史的。
難忘“陽澄湖”
陽澄湖麵積120多平方公裏，位於東蘇省吳縣、昆山、常熟交界處，這裏是有名的“魚米之鄉”，但由於鬼子，偽軍的破壞和封鎖，蘆葦裏就隻剩下蘆根和雞頭米了。新四軍幹部戰士在這裏與敵人展開了水上遊擊戰，鬥爭十分艱苦。1940年4月，譚震林從皖南到蘇常太地區組織東路軍政委員會，將“江南抗日義勇軍東路司令部”改名為“江南抗日救國軍東路司令部”。他考察了陽澄湖的情況後，非常感動，他在《大眾日報》上發表文章指出：“我們的部隊應該有千千萬萬個像夏光同誌那樣英勇善戰的指揮員。”
敵偽不但沒有撲滅火種，反而越撲越旺，夏光和他的戰友們為鞏固江南抗日革命根據地，一直堅持到主力部隊東進，堅持到抗戰勝利。
提及勝利的原因，夏老動情地講：“主要是人民的支持，如果沒有陽澄湖畔廣大人民群眾的支持，我們在蘆葦蕩裏一天也堅持不下去。敵人來了，老百姓一個口哨吹來，我們的水上遊擊隊立即轉移。戲裏寫的阿慶、阿慶嫂夫婦，曆史上實有其人，他們利用自家的茶館，作為我們的地下交通戰。被鬼子發現後，年輕的‘阿慶’，他真名叫陳關林，遭到逮捕，敵人把他裝到麻袋裏用刺刀紮死。他的妻子繼續當我們的交通員，為我們送糧、送藥。千千萬萬個阿慶嫂，才是我們革命的成功之本！從這個意義上講，沒有陽澄湖的人民，就沒有江南抗日義勇軍的發展壯大，我不能忘了他們！”
晚霞丹心
功名利祿榮辱沉浮，對於沐浴半個多世紀血雨腥風的夏光來說，都是過眼雲煙，留在他心中的“佛祖”，就是黨，就是人民。70年來，他從戰士到軍長，到華東海軍學校校長、廣西工學院副院長、南京化工學院副院長，幾起幾伏起沒有改變他的忠誠。粉碎“四人幫”後，他剛解除困厄，對組織上講的頭一句話就是：“安排我幹點工作吧，我沒有多少時間啦！”於是，1982年他被任命為中共江蘇省委黨史資料征集委員會副主任，他為此耗去了大量心血。他為《新四軍叢書》、《江蘇黨史資料》、《蘇南抗日鬥爭史稿》、《常熟人民革命鬥爭史》等書籍提供了大量翔實的史料。有些顛倒的史料通過他的認真核實而糾正過來，有些因冤案錯案影響而湮沒了多年的烈士英名得以恢複。1982年5月，譚震林在南京人民大會堂六省一市黨史征集工作負責人大會上，高度地評價了夏光的工作。並且說：“夏光就是郭建光，他含辛茹苦20年哪！”
在一旁的《沙家浜》的編劇之一文牧說：“寫劇本的時候，為了紀念當時的英雄，盡可能把生活中人物與劇中的人物名字掛上鉤，所以郭建光就取了夏光的光字！”
夏光卻說：“想起那些為革命犧牲的先烈，我根本算不得什麽英雄。做工作是應該的，受委屈也沒有什麽了不起！”
南京後半山園將軍樓的小門“吱”地一聲開了，迎出來的是將軍的小女兒夏冬秋“爸爸不在家，家裏太熱，每年夏天他都是在湯山療養院度過。”
於是，驅車去湯山療養院，在三樓一個普通的雙人間，我見到夏光。
高大、瘦削，腰身筆直筆直的，一口湖南話講得叮當作響，那身銀灰色的中山裝，沒有遮住他軍人的氣質，雖是九旬高齡，卻無絲毫龍鍾老態。
“沈陽來的，太遠了，夠辛苦的！這麽熱的天！多大了？35！哈哈！35，出山虎，很帥的一隻虎嘛！”
他的老伴，新四軍6師的老戰士言勇在一旁說：“夏老的身體不太好，年紀又這麽大了，組織上不讓他接待采訪，讓我負責這個事。可我管不住他，一聽說是來寫新四軍的，就勸不住他了，他是來者不拒。有一回，他手術的第二天，發著高燒，有人采訪，他也接待，一談就是4個小時，沒辦法！”
“當然要談，新四軍在陽澄湖一帶的鬥爭那是很了不起的一段曆史，36個傷病員在沒有武器、沒有藥品、沒有糧食的情況下，與日偽頑敵進行殊死的鬥爭，直到勝利。那是一種怎樣的偉大啊！那是中國共產黨人魂魄的體現，那是中華民族氣節的體現，要讓後人記住這些！”
夏老這樣“慷慨陳詞”的時候，那雪白的長長的須眉輕輕地抖動著，看去很精神、也很美。
悲壯的家史
1909年，夏光出生在湖南省武岡縣一個貧苦農民家庭裏。父母偏疼他，把從汗珠子裏擠出來的一點錢，拿出來供他讀書，1925年，他初中畢業了，他沒有辜負雙親，他的成績很優秀，深得一鄉人的高看。然而，動蕩的年代堵死了所有求溫飽求富裕的道路，在父母及3個兄弟的支持下，他選擇了革命。16歲的夏光隻身來到長沙的船山學社，參加農民運動，聆聽毛澤東、徐特立、謝覺哉宣講革命的真理。1926年冬，又到武昌中央農民運動講習所受訓，1927年6月畢業並入黨，受毛澤東、鄧演達指派率兩個大隊回湖南邵陽搞武裝。“四·一二”政變、馬日事變，使革命陷入低潮。國民黨反動派瘋狂鎮壓中國共產黨人，夏光轉移了，他的親屬卻陷入滅頂之災。祖父被敵人抓去用刺刀捅死，父親被迫做了和尚，可還是被抓回來坐死牢。3個弟弟因是農會會員，也都先後被殺害。
夏家一門隻剩了夏光一人。
講起這些，老人滿臉淚痕，他說：“越是這樣，我越是堅定，革命年代犧牲一些人沒有什麽奇怪，被滅門的又何止是我們夏家！出路隻有一條，像毛主席講的那樣，揩幹身上的血跡，繼續戰鬥下去！”
播火於蘆蕩
“《沙家浜》那部戲可能是受舞台劇的局限，我覺得過於簡單了一些，當時陽澄湖的鬥爭複雜得很，傷病員也不是18個，而是36個！”夏光接著講起了蘆蕩裏的鬥爭。
抗戰爆發後的1937年10月，夏光任新四軍第一團第一支隊的軍事教員。由於工作出色，很快被調到陳毅身邊做偵察參謀。1939年5月陳老總又派他到葉飛的江南抗日義勇軍作戰處任處長兼第五路參謀長，轉戰於陽澄湖及毗鄰的常熟、太倉、昆山、青浦、嘉定等地。當地的國民黨忠義救國軍假抗戰真反共，不斷製造摩擦來侵擾新四軍，江南抗日義勇軍為團結抗日，忍讓西撤，隻剩下一部分傷病員。夏光因連續作戰，徹夜不眠而患暈症，也留在了傷病員隊伍裏，不久，葉飛派楊浩廬同誌來傳達指示：“為執行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政策，主力西移待機。留在陽澄湖地區的部隊人員與地方黨配合，重新組織武裝，堅持原地鬥爭。”組織武裝，困難重重，沒有錢，沒有槍，沒有人。夏光經過與地方黨組織研究，決定以36個傷員為核心，傷好一個組織一個，成立“江南抗日義勇軍東路司令部”，夏光任司令，楊浩廬任副司令兼政治處主任。他們首先將後方醫院治愈出院的老紅軍吳立夏、張世萬、葉成忠等10餘人組編一個班，不久即擴充為特務連。與此同時他們陸續收集到一批槍支，加之常熟縣委“民抗”司令任天石同誌的大力支持，“蘆蕩火種”終於點燃了。很快，“江抗東路”擴展到幾百人，他們打了陸家橋戰鬥、北橋伏擊戰、李市反擊戰、沈浜戰鬥、華村戰鬥、極大地提高了部隊的戰鬥力，增強了人民群眾的信心，打擊了日偽軍的囂張氣焰。
捉放“胡傳魁”
夏光介紹說：“胡傳魁”的原型叫胡肇漢，是湖南嶽陽人，也算是夏光的老鄉。這是個比較複雜的人物。抗戰前在青浦縣警察局任職，1938年流落到陽澄湖一帶打遊擊，曾在國民黨忠義救國軍任副官、連長。後因對上司不滿，將所部拉到太平橋獨立，自稱民眾自衛隊，與當地的地主惡霸相互勾結，成為威震一方的“陽澄湖王”。他的隊伍曾被“江南抗日義勇軍”收編為獨立一支隊，他擔任支隊長。“江抗”西撤時，胡肇漢中途裝病，要求離隊休養，獲準後立即跑回陽澄湖做起“草頭王”來。恰在這時，國民黨忠義救國軍又來找他，打算委任他為先遣支隊司令，要利用他敲開抗日根據地的大門。夏光與副司令楊浩廬商量，決定繼續爭取他。可是，寫了幾次信都找不到。一天黃昏，夏光帶部隊轉移到一個新的地點。夏光到村口湖邊查哨，遠遠看見一條小篷船，船頭掛看一盞燈，向部隊駐地駛來。船快到岸時，忽然又停了下來，夏光大喊：“靠岸，靠岸！不靠岸就開槍了！”船緩緩靠了過來，這時，夏光又詐問一句：“是胡司令嗎？”胡肇漢神情不安地鑽出篷船，身穿長皮袍、頭戴皮帽子，連聲向夏光打招呼問好。夏光趁機向他宣傳黨的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新政策，對他說明“江抗”主力西去執行任務，不久就要回來，現在上級命令組建“江抗”東路司令部，並委任他為副司令，這天夜裏，胡肇漢住在後屋嚇得睡不看覺，夏光和楊浩廬住在前屋，反複商量如何處置胡肇漢。最後決定，放了他，他讓在陽澄湖獨立行動，一定程度上接受“江抗”領導。次日早晨，胡卻主動找上門來了，說他的部隊就在附近，他要通知他們下午來這裏，請夏光訓話。於是，夏光提出開個聯歡會，他驚喜萬分，連連說好。“江抗”準備了飯菜，下午兩方部隊集合在一起唱歌、表演、聚餐、聯歡會上，夏光和胡肇漢都講了話。當晚，兩人話別。從此，胡的態度明顯好轉，經常與“江抗”保持聯係，還經常給新四軍提供一些給養。當時團結他，對擴大統一戰線起了積極作用。後來，他轉向反共立場，以致於解放後被鎮壓，這是夏光所不能預料的。“文化大革命”中，有人說夏光和敵人搞統一戰線，顯然也是有悖於曆史的。
難忘“陽澄湖”
陽澄湖麵積120多平方公裏，位於東蘇省吳縣、昆山、常熟交界處，這裏是有名的“魚米之鄉”，但由於鬼子，偽軍的破壞和封鎖，蘆葦裏就隻剩下蘆根和雞頭米了。新四軍幹部戰士在這裏與敵人展開了水上遊擊戰，鬥爭十分艱苦。1940年4月，譚震林從皖南到蘇常太地區組織東路軍政委員會，將“江南抗日義勇軍東路司令部”改名為“江南抗日救國軍東路司令部”。他考察了陽澄湖的情況後，非常感動，他在《大眾日報》上發表文章指出：“我們的部隊應該有千千萬萬個像夏光同誌那樣英勇善戰的指揮員。”
敵偽不但沒有撲滅火種，反而越撲越旺，夏光和他的戰友們為鞏固江南抗日革命根據地，一直堅持到主力部隊東進，堅持到抗戰勝利。
提及勝利的原因，夏老動情地講：“主要是人民的支持，如果沒有陽澄湖畔廣大人民群眾的支持，我們在蘆葦蕩裏一天也堅持不下去。敵人來了，老百姓一個口哨吹來，我們的水上遊擊隊立即轉移。戲裏寫的阿慶、阿慶嫂夫婦，曆史上實有其人，他們利用自家的茶館，作為我們的地下交通戰。被鬼子發現後，年輕的‘阿慶’，他真名叫陳關林，遭到逮捕，敵人把他裝到麻袋裏用刺刀紮死。他的妻子繼續當我們的交通員，為我們送糧、送藥。千千萬萬個阿慶嫂，才是我們革命的成功之本！從這個意義上講，沒有陽澄湖的人民，就沒有江南抗日義勇軍的發展壯大，我不能忘了他們！”
晚霞丹心
功名利祿榮辱沉浮，對於沐浴半個多世紀血雨腥風的夏光來說，都是過眼雲煙，留在他心中的“佛祖”，就是黨，就是人民。70年來，他從戰士到軍長，到華東海軍學校校長、廣西工學院副院長、南京化工學院副院長，幾起幾伏起沒有改變他的忠誠。粉碎“四人幫”後，他剛解除困厄，對組織上講的頭一句話就是：“安排我幹點工作吧，我沒有多少時間啦！”於是，1982年他被任命為中共江蘇省委黨史資料征集委員會副主任，他為此耗去了大量心血。他為《新四軍叢書》、《江蘇黨史資料》、《蘇南抗日鬥爭史稿》、《常熟人民革命鬥爭史》等書籍提供了大量翔實的史料。有些顛倒的史料通過他的認真核實而糾正過來，有些因冤案錯案影響而湮沒了多年的烈士英名得以恢複。1982年5月，譚震林在南京人民大會堂六省一市黨史征集工作負責人大會上，高度地評價了夏光的工作。並且說：“夏光就是郭建光，他含辛茹苦20年哪！”
在一旁的《沙家浜》的編劇之一文牧說：“寫劇本的時候，為了紀念當時的英雄，盡可能把生活中人物與劇中的人物名字掛上鉤，所以郭建光就取了夏光的光字！”
夏光卻說：“想起那些為革命犧牲的先烈，我根本算不得什麽英雄。做工作是應該的，受委屈也沒有什麽了不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