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文化史速讀

第七節 魏晉舞蹈

　　魏晉時期，在聲色迷離的宮廷樂舞之外，各地域的民間樂舞活動也十分活躍。內蒙古呼和浩特市五塔寺上就有淺浮雕的樂舞圖像，一北方服飾裝扮的舞人正弓步回頭，逗引一隻獅子，這顯然是《獅子舞》。由於戰亂不斷，人們習武風氣很盛，也直接影響了樂舞藝術。在三國時期的文物上我們就能夠見到兒童對舞花棍的形象。特別是南北朝時期，西域樂舞的東傳成為影響了中國古代舞蹈發展的大事。南北朝各代統治者似乎都對“胡伎”“胡舞”很感興趣，有的甚至成了一種嗜好。《隋書·音樂誌》就記載了曹妙達、安未弱等人因善“胡伎”而做了高官，“封王開府”，享受高官厚祿，可見社會上西域樂舞得勢的風氣！在此背景下，傳統的漢族禮儀和胡樂互相滲透的情況也就是自然而然的事情。如《南史·齊本紀》中曾經記錄了齊廢帝鬱林王在武帝蕭賾大斂之日，讓胡伎奏樂，所奏之樂卻是“鼙鐸之聲”，官苑內外傳遍了樂音。陳朝的章昭達，“每飲會，必盛設女伎雜樂，備盡羌胡之聲，音律姿態並一時之妙”。陳後主時期，流行一種叫“代北”的樂舞，其實是後主耽於聲色享樂，為了得到真正北方歌舞藝術，派遣專人到北方學習“簫鼓”，回來後在宮廷內演出。在今遼寧省內的集安發現的一座約4世紀末至5世紀初的墓葬中，有珍貴的樂舞壁畫重現於世。在實際的表演場合裏，我們還可以見到“胡”“漢”合舞的情況。陝西一尊古佛的基座上，就刻畫有這類形象。

　　舞史學者們一般認為，張騫通西域，即漢武帝時期，是中原地區和外域進行樂舞文化交流的起始時期。而李延年根據西域傳來的樂曲造“新聲”二十八解，被當做西域樂曲正式傳入中國的標誌。南北朝時期，偏安江南的王室豪家，擁有眾多歌姬舞人。府內所養的胡人伎樂越多，奢侈豪華的場麵也越大。一些出土的生活器具上，刻畫了“胡樂”表演的生動形象，說明了人們對此的喜愛程度。

　　“胡戲”“戎樂”的名稱受到人們的注意，而且在長期的流傳中形成了一些有代表性的品目。

　　《五隹鍛》

　　一種以手拍打身體的動作鍛煉方法，像舞蹈，又是體育性的修煉活動。著名文學家曹植即是此中高手。《魏誌·王粲傳》曾引用《魏略》的史料，說曹植是熱愛表演的“藝術家”。他在洗浴後，很喜歡拍袒胡舞《五鍛》。在中國西南、西北地區，都有以拍打身體為手段的體育鍛煉，有的地方叫做“拍張”。如果這種鍛煉配以音樂或自唱歌曲，並為賓客表演娛樂，即是樂舞性的《五鍛》。曹植作這些舉動時還要化妝，儼然是有表演意義。與客人共同享樂，還有“弄丸、擊劍”，當然需要相當的熟練技巧，可見這是常用的體育鍛煉方式，又是一種身體文化的修養。當時的胡樂、胡舞對漢民族日常生活的影響，由此可見一斑。

　　《龜茲樂》

　　龜茲是古代地名，初見於漢代史料，如《漢書·西域傳》中就有龜茲之名。主要是以今天的新疆庫車為中心，包括了輪台、沙雅、新和、拜城、阿克蘇、烏什等地的一個頗為廣大的地域。龜茲是古代西域絲綢之路的交通要道。印度佛教的東傳，有一條重要的路線就是從此經過。天竺佛樂舞東傳中國，以龜茲為一個中轉之站。漢代之時，龜茲是一個西域的城國，屬於西域都護府。漢代通西域之後，龜茲樂舞文化隨著佛教的東漸傳入內地。

　　北齊之時，帝王、貴族們嗜愛胡樂。龜茲之樂舞也就大行其道。這一方麵是樂舞好聽好看，另外也是西域和中原地區多種形式交往的結果。或者說，藝術上的愛好和政治上的需要同步進行，文化藝術的交流自然增多。這也被記錄在日常生活用品上。北朝之時，拓跋氏在北方建立了政權。北周武帝與突厥勢力交好，聘娶了可汗之女阿史那氏為後，突厥可汗送給女兒的陪嫁是《龜茲樂》《疏勒樂》《安國樂》《康國樂》等西域著名樂舞。西域東傳的各種樂舞中，由於種族和地域的來源廣泛，所以形成多種特色，而《龜茲樂》該是其中水平較高的一種。特別是器樂的表演非常突出。《大唐西域記》曾經記載：“屈支國灘（龜茲）管弦伎樂，特善諸國。”在發展琵琶的彈撥技巧方麵，北齊後主高緯非常喜歡《龜茲樂》，並且能親自譜曲吟唱。他所寵愛的龜茲樂工曹妙達，善彈“胡琵琶”，《隋書·音樂誌》雲：“後主唯賞胡戎樂，耽愛無已，於是繁乎淫聲，爭新哀怨。故曹妙達、安未弱、安馬駒之徒，至有封王開府者、遂服簪纓而為伶人之事。後主亦自能度曲，親執樂器，悅玩無倦，倚弦而歌。別采新聲，為無愁曲，音韻窈窕，極於哀思，使胡兒閹官之輩齊唱和之，曲終樂闋，莫不隕涕。”

　　跟隨阿史那氏一起來到內地的還有一位善龜茲新聲的樂工白智通，以及在當時大名鼎鼎的龜茲樂工蘇祗婆，她最擅長龜茲樂律七調，而且彈得一手好琵琶，所到之處該很是轟動，所以被後人記錄在正史裏。由此可見西域樂舞的“價值”，而《龜茲樂》自然被圈入其中。北齊後主高緯（565～577）也是一個喜歡龜茲樂舞的人，並且自己寫作，有《無愁曲》傳世。前文所說的北周武帝宇文邕（561～578），與高緯差不多在同一時期開始執政，同樣愛好龜茲樂舞。龜茲樂從被人注意發展到這個時期，已經大約過了近二百年的傳衍，風格已經定型並廣泛傳播，有了新聲變體。《龜茲樂》被特別看重，與它的藝術特點一定有很深的關係。龜茲石窟壁畫上有伎樂天持多種樂器演奏的形象，與之配合的舞蹈想必也該多姿多彩吧。

　　《西涼樂》

　　是魏晉、南北朝時與《龜茲樂》齊名的樂舞，而且還是一部“新聲”，是漢族傳統樂舞傳人西域之後，與當地樂舞相結合產生的新樂舞。

　　“涼”，本為城國之名，基本分布在今天甘肅境內。晉宋間有前涼、後涼、北涼、西涼、南涼各國。西晉時的涼州（今甘肅武威）已經成為絲綢之路上的重鎮。鎮上大戶人家境況富裕，而且雖處在絲路關隘，卻在西晉喪亂時成為關中士人避難的好地方。涼州由此成為當時中國西北文化的中心，也成了漢族傳統樂舞、西域樂舞薈萃之地。

　　西晉戰亂之時，匈奴族的苻堅命令大將呂光出兵西域並且獲得了很大的地盤。呂光也在征戰中廣得《龜茲樂》，並把樂舞帶進了涼州。匈奴族的沮渠蒙遜在412年占領了涼州，繼而又滅了西涼。沮渠蒙遜信奉佛教，《龜茲樂》也因此而與佛教音樂及形象形成了一次曆史性的“邂逅”。呂光和沮渠占據涼州期間，《龜茲樂》就與流傳於涼州的中原舊樂相結合，產生了新的樂舞，名為《秦漢伎》。約公元431年，北魏太武帝平定了河西，也得到了一部比較成型了的《秦漢伎》，並稱為《西涼樂》。

　　《西涼樂》的融合曆史，造就了它在表演方式上的多種樂曲、樂器之“一統”。《隋書·音樂誌》中說“…謂之《西涼樂》。至魏、周之際，遂謂之《國伎》。今曲項琵琶、豎頭箜篌之類，並出自西域，非華夏舊器。《楊澤新聲》《神白馬》之類，生於胡戎。……其歌曲有《永世樂》，解曲有《萬世豐》，舞曲有《於闐佛曲》。其樂器有鍾、磐、彈箏、掐箏、臥箜篌、長笛、豎箜篌、琵琶、五弦、笙、簫、大篳篥、小篳篥、橫笛、腰鼓、齊鼓、擔鼓、銅鈸、貝等十九種，為一部。工二十七人。”《舊唐書·音樂誌》中追述這種情況時也說：“西涼樂）其樂具有鍾、磬，蓋涼人所傳中國舊樂而雜以羌胡之聲也。魏世共隋鹹重之。工人平巾幘、緋褶。《白舞》一人，《方舞》四人。《白舞》今闕。《方舞》四人，假髻、玉支釵、紫絲布褶、白大口袴、五彩接袖、烏皮靴。樂用鍾一架、磬一架、彈箏一、掐箏一、臥箜篌一、豎箜篌一、琵琶一、五弦琵琶一、笙一、簫一、篳篥一、小篳篥一、笛一、橫笛一、腰鼓一、齊鼓一、擔鼓一、銅鈸一、貝一。編鍾今亡。”雖然我們已經很難僅僅從以上的記載上看出《西涼樂》的具體表演情形，但是其規模已經相當可觀！

　　東夷三韓之樂舞

　　魏晉南北朝時期的樂舞文化是異常活躍的。除去西域之外，到處都有樂舞藝術在發展。不過，由於曆史年代過於久遠，有許許多多的資料早已經散失，所以被記載下來的就格外寶貴。例如，在與西域遙遙相對的東方大地上，也有很值得我們關注的樂舞。《三國誌·魏誌·烏丸鮮卑東夷傳》中記載了“三韓”之人的歌舞習俗。當時所謂“三韓”，即生活在朝鮮南部地區的部族“馬韓”“辰韓”“弁韓”。《三國誌》說他們“常以五月下種訖，祭鬼神，群聚歌舞，飲酒晝夜無休。其舞，數十人俱起相隨，踏地低昂，手足相應，節奏有似鐸舞。十月農功畢，亦複如之”。從上述這段宋人所記載的曹魏時期的樂舞情形，已經能夠約略地感受到當時朝鮮族居住地區民間農事舞蹈的動人。

　　魏晉南北朝，是我國樂舞文化大交流的時期。山西大同市北魏墓葬中出土的鎏金銅杯上的舞人紋飾，是漢人裝束，其體態之婀娜秀美，令人讚歎不已。甚至在佛像造像中，也有極為世俗的樂舞形象出現。山西沁縣的北魏佛像周圍的裝飾浮雕上，就有雜技百戲的生動畫麵。即使在民用品上，也可找到類似胡人樂舞的形象。石窟造像中有日常普通民眾生活的影子，反過來說，就是在日常生活中也可以看到宗教藝術的影響。甘肅酒泉丁家閘曾經發現了一座魏晉墓，墓主人是世俗社會的成員。但是在他死後，就在自己的墓穴裏繪製飛天形象。同一墓穴當中，當然也繪有日常人類生活裏享受樂舞的情形。戰亂的社會環境雖然從某一個方麵看不利於樂舞的發展，但是人口的遷徙，各民族間的貿易往來，戰爭活動中的對於樂舞藝人特別是才藝出眾的女樂舞伎的掠奪和轉送，都給樂舞的融合、變異、創新提供了前所未有的時代條件。因此，有了這樣的前提條件，當國家生活一旦安定和繁榮，樂舞的輝煌時代就自然會到來了。

　　§§第四章 音樂曆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