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文化史速讀

第一節 遠古文化與建築

　　在我國古代的文獻資料中，多處都對中國人的起源及史前文化有過十分生動的描述，說最早乃是盤古氏開天辟地，後來有“三皇”（天皇、地皇、人皇）、“五帝”（黃帝、顓頊、帝嚳、堯、舜）等等。在近代，有一些學者認為那些都是無稽之談，而主張中國人是從西亞遷徙而來的。在這裏有兩點要指出：一是中國之人種並非從他處遷來，而是自古土生土長的，從諸多的考古發掘中足可資證；二是這些古代文獻資料中描述的中國遠古的“曆史”，都是不夠確切的，多為傳說，因為它們一無當時的文字為證，二無器物為證（指描述中的器物）。而真正的中國遠古文化，則是在許多史前遺址中得到確證。從近代開始，在我國的廣大土地上，多處發掘出遠古時代的人類遺址。1965年5月，我國考古學家在雲南的元謀上那蚌村發現了距今170萬年的猿人化石，這是如今在我國境內發現的最早的人類化石，足見當時已有人類活動。其他地方，如藍田、馬壩、大荔、山頂洞等，多處發現人類活動痕跡。

　　近年來，我國考古工作者進行了多方位的考古發掘，取得了較大的成就。在此，分舊石器時代的考古發掘和新石器時代的考古發掘。舊石器時代的考古發掘有：貴州盤縣大洞遺址（1992），約為更新世中、晚期，主要是人牙化石及動物化石等。1992年在湖北荊州雞公山發掘出五處人類遺址和兩個石器加工區。1993年，在南京湯山鎮雷公山葫蘆洞發現人類頭骨化石，距今達35萬年。1995年，在四川酆都境內發掘出煙墩堡遺址，並有多種石製品。新石器時代的考古發掘內容更豐富：1993年至1995年，在江西萬年大源鄉仙人洞和吊桶環遺址，發掘出距今約一萬年左右的狩獵場所和屠宰場，還發現許多陶製品。1993年至1995年，在湖南道縣玉蟾岩遺址，發掘出距今約一萬年的動物遺骸和人工培植的稻穀標本，當然還發現好多陶製品。1993年在江蘇高郵龍虯莊遺址，發現陶器上有文字性的刻畫符號。1992年至1994年在河南鄭州八裏崗遺址發掘出連排房屋，長26米，進深7米，共八套，而且發現繪有推拉式門型，甚為可貴。1993年至1995年在鄭州北郊發現了西山仰韶文化城址，城的平麵略呈圓形，西牆殘存60餘米，北牆殘存230米，最高處達3米，土牆為板築法。據測定距今已達5000年，如此一來，我國的城市文化比原先認定的還可上推千餘年。1996年在河南孟津水庫區發掘了仰韶文化聚落遺址，麵積約3000餘平方米，有居住區、倉窖區、墓葬區和石器製造場。也發掘出石壁、鉞等“禮器”，說明那時生產力已相當發達，社會已走向文明。1992年至1993年在內蒙古赤峰發掘興隆窪遺址，有圍溝、房址、窖穴等，為較完整的史前聚落，距今已達八千餘年。1989年至1994年在安徽蒙城尉遲寺發掘出大汶口文化層的房址三十一處，還有墓葬和窖穴。居住房屋作連排式，內部空間靈活，外形整齊有序，是研究史前建築的重要史料。1992年至1993年在浙江西北的莫角山遺址，發掘出一座人工建造的巨屋，東西長670米，南北寬450米，總麵積達30餘萬平方米。建築基址上有夯土層，夯窩及成排的大型柱洞等，這裏屬良渚文化層，說明距今五千年以上已有相當高超的建築技術了。1995年至1996年，在四川成都附近發現距今大約有四五千年的古城址五座。這些都是很有價值的考古發掘。這許多資料，不但足以證明中國人是中國古老土地上土生土長的，決非自西方遷來，而且早就有豐富的人類文化活動。

　　從比較具有地域特征、遺跡內容也比較多的地方來說，多為新石器時代的文化遺址。歸納起來，比較典型的，大體有下列幾處：

　　河姆渡文化，位於浙江餘姚，距今大約七千年；仰韶文化，位於豫西澠池，距今大約六千年；紅山文化，位於內蒙古赤峰，距今大約六千年；馬家窯文化，位於甘肅臨洮，距今大約五千年；良渚文化，位於浙江杭州，距今大約五千年；龍山文化，位於山東章丘，距今大約四千五百年；齊家文化，位於甘肅廣河，距今大約四千年。這些地方的文化遺址，充分反映了我國遠古時代的豐富多彩的文化形態。

　　根據人類學和史學理論，這些文化雖然已屬定居性的早期農業文化，但都還沒有發現有文字，而且幾乎都是石器和陶器，未見金屬的使用、所以無論從物質生產上還是觀念文化上，都尚未進入文明時代。因此，曆史的記載（指書籍、文獻資料）隻是後人根據許多傳說，編織出來的一個完美神奇的中國遠古時代的文化形態。

　　在這裏，我仍僅對中國遠古時代的居住形態作進一步的分析研究。在史書中和諸文獻資料中，對於當時的建築和居住形態，有較多的記述。

　　《易·係辭》中說：“上古穴居而野處，後世聖人易之以宮室。上棟下宇，以待風雨，蓋取諸《大壯》。”《墨子·辭過》中說：“子墨子曰：古之民未知為宮室時，就陵阜而居，穴而處，下潤濕傷民，故聖王作為宮室。”《孟子·滕文公下》中說：“當堯之時，水逆行，汜濫於中國，蛇龍居之，民無所定；下者為巢，上者為營窟。《書》曰：‘洚水警餘。’洚水者，洪水也。使禹治之。禹掘地而注之海，驅蛇龍而放之菹；水由地中行，江、淮、河、漢是也。險阻既遠，鳥獸之害人者消；然後人得平土而居之。”可見中國遠古時代的洪水之災是一次大災難，洪水過後，人們漸漸居於平地了。《韓非子·五蠢》中說：“上古之世，人民少而禽獸眾，人民不勝禽獸蟲蛇，有聖人作，構木為巢以避群害，而民悅之，使王天下，號之曰有巢氏。”但有巢氏是否確有其人，則不得而知。《禮記·禮運》中說：“昔者先王未有宮室，冬則居營窟，夏則居槽巢。”

　　從諸文獻記述來看，種種的說法，可以統一為這麽兩點：一是上古穴居而野處，人們生活在洞穴之中；二是沼澤低濕之地，人們在樹上築巢而居。而據考古學家分析，洞穴居住者，隨著社會的進步而漸漸露出地麵，由穴居、半穴居變為地麵上建屋而居；巢居糊口漸漸把居住空間下降，由巢居到半巢居（即幹闌式建築）而也變為地麵上建屋。

　　據建築考古學家楊鴻勳先生認為，長江流域水網地區是我國遠古時期文化發展相當早的地區之一。大約距今七千年左右，在長江下遊一帶，已有較發達的史前文化了。這可以從20世紀70年代發掘出來的浙江餘姚河姆渡遺址遺物中了解到。他認為，由於這一帶河流、沼澤密布，地下水位很高，一般不可能采用挖洞的辦法來解決居住問題。處於這樣的地理條件下，主要憑借樹木構築窩棚，這就是所謂“巢居”。這種居住方式既可以避免猛獸的侵害，也可以脫離潮濕的地麵，實質上它是遠古猿人住在樹上的直係發展。

　　楊鴻勳認為巢居的建築，主要取材於樹木，因此在木結構技術方麵，很早就取得了驚人的成就。

　　巢居的最早形式可以推測為在單棵大樹上建巢：在分枝開闊的杈間鋪設枝幹莖葉，構成居住麵；其上再用枝幹相交構成避風雨的棚架，如同鳥巢。這就是古文獻中所說的“橧巢”的原型。

　　巢居的發展，先是在一棵大樹上結巢為屋，後來發展到數木結巢，這可能是由於人口漸多，而多數人找不到如此大樹，從而有所發展。後來由於林木不足以為槽巢，故用人工插木於土來築屋，然後又漸漸地降落到地麵上。如今我們還能見到這種稱之幹闌式的建築，這就是史前時代晚期的建築形式。如今雲南的傣族、景頗族、德昂族等的民居，如圖，就有這種形式特征。據考古學家和建築史學家的研究，雲南的西雙版納、瑞麗、隴川等地，由於這裏的文化比較封閉，它的原型特征至今仍然存在著，所以能表現出曆史文化的積澱。

　　在史前時期，我國北方多穴居，這是由於我國北方一帶（多指黃河流域）氣候幹燥、土層也較厚，所以當時人們便挖土為穴而居之。但是，與巢居一樣，考古學家認為，穴居也有其發展序列。據考證最早所開挖的是橫向的洞穴，後來也因為人口漸多，這樣理想的地方較難找到，所以就發展成為斜穴，即坡地上的斜洞穴。後來聚落遷至平原地帶，於是就變成了袋形的豎穴。這種豎穴後來漸漸加大加深，用樹幹（留住枝丫）作為出入洞口的扶梯，上麵又加頂蓋，以後，也許覺得如此深的洞穴，出入畢竟不方便，於是就改成為半穴居的形式。這種形式又由袋形半穴居發展成為直壁半穴居，這種形式的洞穴，都有比較考究的屋頂。屋頂由中間一根木頭支撐發展成為多杆支撐。最後也與巢居“自上而下”相仿，漸漸地向地麵發展，成了建於地上的建築。

　　在我國遼闊的土地上，史前時期的建築基本上就是兩類，即“下者為巢，上者為營窟”。若以地理來分，則北方多居“營窟”，南方多居“槽巢”。後來，都又發展成為平地建屋了。從此以後，就進入了文明時代，建築形式的種類也漸漸多樣起來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