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節 《孫子兵法》的影響
孫武的一生，除了其赫赫戰功以外，更主要的是他給後人留下了不少珍貴的論兵、論政的篇章，其中尤以流傳下來的《孫子兵法》最著名。
《孫子兵法》十三篇，集中、完整地體現了孫武的軍事謀略思想。
孫武的軍事思想具有樸素的唯物論和辯證法觀點。
孫武在其兵法中科學概括和總結了異常豐富、多方麵的哲學道理，從而確立了他在春秋末期思想界中與孔子、老子的並列地位，被並稱為春秋末期思想界上空的三顆明亮的星體。
孫武的軍事理論並非沒有缺點、錯誤，但遠遠超出了同時代的兵法著作，也以其卓越的見識深深影響了後世，受到古今中外軍事家的廣泛推崇。
中國《孫子兵法》研究史大致可分成七個時期。
遠古至春秋是孫子兵法的孕育產生時期。學界一般認為，《孫子兵法》產生於我國春秋末期，也有人認為成書於戰國或更後者。
關於此書的作者，多認為係孫武親著，又經後人校理。對於孫武的生活時代，學術界也有不同觀點，一般認為是春秋末期人，大約與孔子同時。
《孫子兵法》在產生以前，應經曆了一個較長時期的孕育過程。其產生的因素是多方麵的，主要有以下幾點：中國遠古以來，特別是春秋時期頻繁、激烈、多樣的戰爭是《孫子兵法》產生的源泉。
此前已有的兵學理論成果，如《軍誌》、《軍政》、古《司馬法》、令典等，是《孫子兵法》躍上兵學峰巔的階石。
春秋時期的社會思潮，特別是關於“道”“仁”“陰陽”“保民”等的理論，是《孫子兵法》形成的文化因素。
當時崇武尚智的齊文化是培育《孫子兵法》這朵軍事理論奇葩的沃土。
孫武個人的天賦與努力，則是《孫子兵法》產生的主觀因素。
另外，中華民族在先秦時期就已經形成的統體思維、辯證思維、象類思維等思維方式對《孫子兵法》理論體係的構築起了指導性作用。
這是《孫子兵法》之所以產生在中國而沒有產生在外國，之所以產生在春秋時期而沒有產生在其他時期的主要原因。
戰國至秦漢是孫子兵法的增益和早期校理時期。
《孫子兵法》十三篇於公元前512年在吳國問世後，並未迅速廣泛傳播開來。
究其原因，大致有吳國朝廷對兵法秘而不宣，當時傳播媒介落後，社會上重禮輕詐觀會對此書的貶斥，其價值未被時人所發現等幾個方麵。
到了戰國時期，此書才開始廣泛傳播，出現了中國曆史上最早的孫子熱，當時達到了家家都有《孫子兵法》的地步。
之所以會出現這種狀況，《孫子兵法》自身以“出奇設伏”“變詐”取勝為主要內容的軍事理論，適應了當時軍事鬥爭、政治鬥爭、外交鬥爭的需要，是其基本原因。
另外，孫武的後人孫臏對《孫子兵法》卓有成效的宣傳和運用，則是其直接原因。
值得注意的是，孫武後學在這一時期對孫子“十三篇”做了大量解釋、闡發、增益的工作，銀雀山漢墓出土的《吳問》、《四變》、《黃帝伐赤帝》、《地形二》、《見吳王》等，均應是他們解釋、闡發、增益“十三篇”的作品，並被放到了《漢書·藝文誌》著錄的《吳孫子兵法八十二篇》之內。
總之，在這一時期，《孫子兵法》在“十三篇”的基礎上有了較大的擴增。
到了漢代，官方組織人力，對《孫子兵法》進行了三次較大規模的整理。
第一次是在漢高祖時，時間大致在高祖六年至高祖十一年之間，由張良、韓信進行了整理。
第二次是在漢武帝時，由軍政揚仆再次進行了整理。
第三次是在漢孝成帝時，由任宏進行整理，當時的所有兵法分為“兵權謀”“兵形勢”“兵陰陽”“兵技巧”四種，《孫子兵法》位在“兵權謀”的首位。
這三次的整理對《孫子兵法》的定位、定型和流傳都具有重要意義。
魏晉至隋唐是孫子兵法削繁和注釋時期。
曹操當時寫了《孫子略解序》，對《吳孫子兵法八十二篇》進行了批評。
不過曹操隻選了其中的十三篇進行了注解，稱《孫子略解》，因而使孫子兵法十三篇得以廣泛流傳，其餘的篇目因為沒人關注，陸續散佚丟失了。
曹操《孫子略解》的問世，標誌著《孫子兵法》真正進入了注解的時期。
曹操注重文字訓解，但他本人又是軍事家，更重實際運用。因此，曹操的評論對後世有重大影響。
魏晉南北朝時期除了曹注孫子之外，還有東吳沈友撰《孫子兵法》、賈詡《鈔孫子兵法》，曹操、王淩集注《孫子兵法》、張子尚《孫武兵經》、《孟氏解說》等。
總體上說，這個時期的注文大都比較簡略，偏重文字訓詁，表現了《孫子兵法》早期注解時期的特點。
隋唐五代是《孫子兵法》注釋的高峰時期，這一時期注解《孫子兵法》之書主要有：隋代的《蕭吉注孫子》、唐代的《李筌注孫子》、《賈林注孫子》、杜佑《通典》中的訓解《孫子》、《杜牧注孫子》、《陳暤注孫子》、《孫鎬注孫子》、《孫燮集注孫子》、五代的《張昭製旨兵法》等。
宋人輯的《十一家注孫子》中，唐人就占了五家。除注家多外，這一時期的注孫子還具有另辟蹊徑、糾謬補缺、義詳例豐、整體把握等特點。較魏晉南北朝時已有較大進步。
例如唐代的李筌已注意從整體上把握孫子的思想，他用《遁甲》對《孫子》進行注解，成為一家言。杜牧的注解縱談橫論，廣征博引，多有新見。
這一時期在運用《孫子兵法》指導實踐方麵也卓有成效，人們注意總結新的經驗教訓，從而進一步豐富和發展了《孫子兵法》的軍事思想。
《孫子兵法》在唐朝時傳入了日本，開始了在國外的傳播。
宋代是武經首位確立時期。宋朝自仁宗起，官方就重視兵學研究和整理，至神宗，詔令司業朱服、武學教授何去非校定《孫子兵法》等七書，號武經七書，以官方名義頒行，同時，重辦武學，用七書作為考試內容。
至此，以《孫子兵法》為首的七部兵書，在一定意義上說，取得了與儒家經典同等重要的地位。此後各代率相尊奉，其武經之首的地位一直得到了官方的肯定，《武經》本《孫子兵法》成為後世流傳的最主要的版本。
宋朝前期的《孫子兵法》研究以官方組織為主。到了後期，則以私人著述為主，反映了戰亂年代整個社會對《孫子兵法》研究的重視。
這方麵的代表作是大約成書於兩宋期間的《十家孫子會注》，學界一般認為，此書就是存世的《十一家注孫子》。
由於輯者將各家之說輯在了一起，具有重要的軍事和史料價值，因而成為後來研究《孫子兵法》者的必讀之書。此書的校定刊行，是宋人對孫子研究做出的重大貢獻。
此後的孫子書，以《武經》本《孫子兵法》和《十一家注孫子》這兩個版本為底本不斷繁衍，形成了傳世版本的兩大基本係統。
《梅聖俞注孫子》、《張預注孫子》、鄭友賢《孫子十注遺說》、施子美《七書講義》等，代表了這一時期《孫子兵法》注解的新水平，對後世影響較大。
尤其是張預注，集諸家之長，成一家之言，博而切要，多有發明，文字亦好，有杜牧之風。
另外，此時還出現了西夏文《孫子兵法》，這是迄今所見最早的國內少數民族文字譯本。
總之，宋代在孫子文獻研究方麵有突出成就，在版本校勘、注解講義、專題研討、兵書合刻、集注匯解、分類輯編、少數民族文字翻譯等方麵，均有成果傳世。
特別是《武經》本《孫子》和《十一家注孫子》的編定刊行，深益後世，功不可沒。
但宋人對《孫子兵法》軍事理論體係的係統研究和應用理論研究進展不大，理論與實踐脫節嚴重，實際運用是其薄弱環節。其成就和教訓對後世均有深刻影響。
明清是孫子兵法的闡發和考據時期。如果說宋代施子美的《七書講義》開疏解闡發《孫子兵法》之先的話，那麽，明清就是《孫子兵法》疏解、闡發和考據的大豐收時期。
劉寅的《孫子直解》、趙本學的《孫子書校解引類》、李贄的《孫子參同》、黃獻臣的《武經開宗》、朱墉《孫子匯解》、顧福棠《孫子集解》、黃鞏《孫子集注》等，都注意在理論闡發上下功夫，而不僅僅是注字訓詞，其講解多有新見，且更注意了係統性，指導性，體例也更趨完備。
李贄主張把《七書》與《六經》合為一體，王陽明合心學、兵學於一體，戚繼光熔兵學、儒學於一爐，並注重應用理論研究，將《孫子兵法》高深的理論具體化為一係列切實可行的方法。
清代的顧福棠、黃鞏等開始將《孫子兵法》和西方的軍事理論相結合，在《孫子兵法》研究史上具有開拓性的意義。
明、清兩代的許多將領和學者將《孫子兵法》的理論用之於海防建設、火器戰法等，提出了一些新的理論和觀點，在《孫子兵法》研究史上閃耀著特有的光輝。
另外，這一時期以服務於武科應試為目的的武闈孫子研究，重視對《孫子兵法》的義理闡發，具有積極和消極的雙重作用。
與偏重講解《孫子兵法》義理研究相對應的，是清代中期有關孫子的考據研究。其代表人物有孫星衍、畢以珣、章學誠等人。
孫星衍等人在關於孫子事跡、《孫子兵法》成書時間、篇數和內容、文字校訂和注釋等方麵作了深入考究，提出了許多新的見解。
特別是孫星衍據華陰《道藏·孫子》為底本、參《通典》、《太平禦覽》等書校訂而成的《孫子十家注》，糾正了原書的不少錯誤，刊行後，廣泛流傳，成為《孫子兵法》流傳的最主要的版本之一，改變了自宋以來主要靠《武經》本《孫子兵法》流傳的單一格局。但他的這一版本因所見資料不全也出現了新的錯誤。
這一時期的《孫子兵法》研究在方法上仍主要承襲前朝，在內容上創新不足，特別是在清朝時期，西方軍事理論已有長足發展，清人卻仍抱殘守缺，故步自封，研究氣氛沉悶，成果內容呆滯，表現出中國古代孫子研究即將終結的征兆。
民國是近代中西軍事融合時期。民國時期的孫子研究和古代孫子研究相比，有了重大變化。
一是《孫子兵法》與火器條件下的戰爭實踐結合緊密，在戰役戰術乃至戰略思想上均有新的重大發展，和冷兵器時代諸注家闡發的理論相比，已有了質的飛躍。
二是《孫子兵法》的理論與西方軍事理論在碰撞中相融合，已不單是閉關鎖國的近親繁衍，使孫子研究因獲得新生而表現出某種生機勃勃的氣象。
三是注重對《孫子兵法》的軍事理論進行係統闡發，而不隻是訓字、注詞、解句、講章，已初步將《孫子兵法》的軍事理論概括為戰爭問題、戰爭指導、戰略戰術、治軍思想等幾個方麵，進行比較係統的論述，為現代人更科學地概括《孫子兵法》的軍事理論框架打下了基礎。
這一時期較有影響的著作有：蔣方震、劉邦驥《孫子淺說》、李浴日《孫子兵法之綜合研究》、錢基博《孫子章句訓義》、陳啟天《孫子兵法校釋》等。
近代雖然時間短暫，但卻是《孫子兵法》研究史上一個極為重要的轉折時期，它標誌著中國古代孫子學的終結，孫子研究新時代的開始。
新中國成立後，是孫子學確立與大發展時期。新中國成立後的《孫子兵法》研究，在繼承近代研究成果和方法的基礎上進入了一個新的時代。
毛澤東、劉伯承、郭化若等老一輩革命家首開以馬克思主義為指導研究《孫子兵法》之端。
其後遂成一代新風，出現了一批批閃耀著曆史唯物主義和辯證唯物主義光輝的研究《孫子兵法》的力作。
郭化若《孫子譯注》、銀雀山漢墓竹簡整理小組《銀雀山漢墓竹簡（壹）·孫子兵法》、吳如嵩《孫子兵法淺說》、楊丙安《孫子會箋》、陶漢章《孫子兵法概論》、吳九龍《孫子校釋》、李零《〈孫子〉古本研究》等，各以其特有的光彩流傳於世。
尤其是漢簡本《孫子兵法》版本係統的出現，打破了《武經》本和十一家注本《孫子兵法》兩大基本版本係統流傳的格局，影響重大，意義深遠。
這一時期的論文更如雨後春筍一般層出不窮，這些論文大多不拘成說，不但在《孫子兵法》版本流傳、文字校勘、注釋訓解、軍事思想闡發、哲學思想研究等方麵頗多建樹，而且開辟了多學科、多領域研究的新局麵。
有的從係統論入手，有的從決策學著眼，有的從管理學探討，還有的從經濟學、預測學、談判學、語言學、心理學、邏輯學、地理學、數學、醫學等不同角度進行研究。
《孫子兵法》的非軍事運用研究逐步成為《孫子兵法》研究中的一個重要分支。從而使孫子研究逐步成為一門專門的學問，這就是“孫子學”。
孫子學的確立，進一步促進並規範了《孫子兵法》的研究，使之更加繁榮而有序地蓬蓬勃勃地發展起來。
《孫子兵法》不僅在中國影響巨大，在世界上也是首屈一指。它是世界上最早的一部軍事理論著作，比歐洲克勞塞維茨寫的《戰爭論》還早2300年。
它在中國被奉為兵家經典，後世的兵書大多受到它的影響，對中國的軍事學發展影響非常深遠。
《孫子兵法》也在越南、朝鮮、日本、以色列乃至英、德、俄等國廣泛流傳。
據粗略統計，迄今為止，《孫子兵法》在世界上已有漢、日、英、俄、朝、意、德、捷、羅、希伯來、丹麥、希臘、西班牙、阿拉伯、越南、緬甸、泰國、馬來西亞等19種語言的近800種版本。
《孫子兵法》榮膺“世界第一兵書”“兵學聖典”的美譽，孫武本人也被世界各國的兵家學者公認為“東方兵學鼻祖”。不少國家的軍校把《孫子兵法》列為教材。
據報道，1991年海灣戰爭期間，交戰雙方都曾研究《孫子兵法》，借鑒其軍事思想以指導戰爭。
《孫子兵法》的意義，不僅僅是一部軍事著作，它更代表著炎黃子孫的智慧、思想、文化，是幾千年華夏文明的結晶，是中華文明的智慧根基、源泉。
國人尊孫子為“兵聖”，而以色列當代戰略學者克裏費德之言可以代表國外的總評：“所有戰爭研究著作中，《孫子》是最好的，而克勞塞維茨的《戰爭論》則隻能屈居第二。”
在現代，孫子兵法的作用遠遠不再局限於一本軍事著作的範疇，它還被廣泛運用於政治鬥爭、商業競爭等社會生活的方方麵麵。給我們提供了許多思考問題，解決問題的方法，使我們辦起事來多幾分智慧，少走些彎路。
§§附錄
《孫子兵法》十三篇，集中、完整地體現了孫武的軍事謀略思想。
孫武的軍事思想具有樸素的唯物論和辯證法觀點。
孫武在其兵法中科學概括和總結了異常豐富、多方麵的哲學道理，從而確立了他在春秋末期思想界中與孔子、老子的並列地位，被並稱為春秋末期思想界上空的三顆明亮的星體。
孫武的軍事理論並非沒有缺點、錯誤，但遠遠超出了同時代的兵法著作，也以其卓越的見識深深影響了後世，受到古今中外軍事家的廣泛推崇。
中國《孫子兵法》研究史大致可分成七個時期。
遠古至春秋是孫子兵法的孕育產生時期。學界一般認為，《孫子兵法》產生於我國春秋末期，也有人認為成書於戰國或更後者。
關於此書的作者，多認為係孫武親著，又經後人校理。對於孫武的生活時代，學術界也有不同觀點，一般認為是春秋末期人，大約與孔子同時。
《孫子兵法》在產生以前，應經曆了一個較長時期的孕育過程。其產生的因素是多方麵的，主要有以下幾點：中國遠古以來，特別是春秋時期頻繁、激烈、多樣的戰爭是《孫子兵法》產生的源泉。
此前已有的兵學理論成果，如《軍誌》、《軍政》、古《司馬法》、令典等，是《孫子兵法》躍上兵學峰巔的階石。
春秋時期的社會思潮，特別是關於“道”“仁”“陰陽”“保民”等的理論，是《孫子兵法》形成的文化因素。
當時崇武尚智的齊文化是培育《孫子兵法》這朵軍事理論奇葩的沃土。
孫武個人的天賦與努力，則是《孫子兵法》產生的主觀因素。
另外，中華民族在先秦時期就已經形成的統體思維、辯證思維、象類思維等思維方式對《孫子兵法》理論體係的構築起了指導性作用。
這是《孫子兵法》之所以產生在中國而沒有產生在外國，之所以產生在春秋時期而沒有產生在其他時期的主要原因。
戰國至秦漢是孫子兵法的增益和早期校理時期。
《孫子兵法》十三篇於公元前512年在吳國問世後，並未迅速廣泛傳播開來。
究其原因，大致有吳國朝廷對兵法秘而不宣，當時傳播媒介落後，社會上重禮輕詐觀會對此書的貶斥，其價值未被時人所發現等幾個方麵。
到了戰國時期，此書才開始廣泛傳播，出現了中國曆史上最早的孫子熱，當時達到了家家都有《孫子兵法》的地步。
之所以會出現這種狀況，《孫子兵法》自身以“出奇設伏”“變詐”取勝為主要內容的軍事理論，適應了當時軍事鬥爭、政治鬥爭、外交鬥爭的需要，是其基本原因。
另外，孫武的後人孫臏對《孫子兵法》卓有成效的宣傳和運用，則是其直接原因。
值得注意的是，孫武後學在這一時期對孫子“十三篇”做了大量解釋、闡發、增益的工作，銀雀山漢墓出土的《吳問》、《四變》、《黃帝伐赤帝》、《地形二》、《見吳王》等，均應是他們解釋、闡發、增益“十三篇”的作品，並被放到了《漢書·藝文誌》著錄的《吳孫子兵法八十二篇》之內。
總之，在這一時期，《孫子兵法》在“十三篇”的基礎上有了較大的擴增。
到了漢代，官方組織人力，對《孫子兵法》進行了三次較大規模的整理。
第一次是在漢高祖時，時間大致在高祖六年至高祖十一年之間，由張良、韓信進行了整理。
第二次是在漢武帝時，由軍政揚仆再次進行了整理。
第三次是在漢孝成帝時，由任宏進行整理，當時的所有兵法分為“兵權謀”“兵形勢”“兵陰陽”“兵技巧”四種，《孫子兵法》位在“兵權謀”的首位。
這三次的整理對《孫子兵法》的定位、定型和流傳都具有重要意義。
魏晉至隋唐是孫子兵法削繁和注釋時期。
曹操當時寫了《孫子略解序》，對《吳孫子兵法八十二篇》進行了批評。
不過曹操隻選了其中的十三篇進行了注解，稱《孫子略解》，因而使孫子兵法十三篇得以廣泛流傳，其餘的篇目因為沒人關注，陸續散佚丟失了。
曹操《孫子略解》的問世，標誌著《孫子兵法》真正進入了注解的時期。
曹操注重文字訓解，但他本人又是軍事家，更重實際運用。因此，曹操的評論對後世有重大影響。
魏晉南北朝時期除了曹注孫子之外，還有東吳沈友撰《孫子兵法》、賈詡《鈔孫子兵法》，曹操、王淩集注《孫子兵法》、張子尚《孫武兵經》、《孟氏解說》等。
總體上說，這個時期的注文大都比較簡略，偏重文字訓詁，表現了《孫子兵法》早期注解時期的特點。
隋唐五代是《孫子兵法》注釋的高峰時期，這一時期注解《孫子兵法》之書主要有：隋代的《蕭吉注孫子》、唐代的《李筌注孫子》、《賈林注孫子》、杜佑《通典》中的訓解《孫子》、《杜牧注孫子》、《陳暤注孫子》、《孫鎬注孫子》、《孫燮集注孫子》、五代的《張昭製旨兵法》等。
宋人輯的《十一家注孫子》中，唐人就占了五家。除注家多外，這一時期的注孫子還具有另辟蹊徑、糾謬補缺、義詳例豐、整體把握等特點。較魏晉南北朝時已有較大進步。
例如唐代的李筌已注意從整體上把握孫子的思想，他用《遁甲》對《孫子》進行注解，成為一家言。杜牧的注解縱談橫論，廣征博引，多有新見。
這一時期在運用《孫子兵法》指導實踐方麵也卓有成效，人們注意總結新的經驗教訓，從而進一步豐富和發展了《孫子兵法》的軍事思想。
《孫子兵法》在唐朝時傳入了日本，開始了在國外的傳播。
宋代是武經首位確立時期。宋朝自仁宗起，官方就重視兵學研究和整理，至神宗，詔令司業朱服、武學教授何去非校定《孫子兵法》等七書，號武經七書，以官方名義頒行，同時，重辦武學，用七書作為考試內容。
至此，以《孫子兵法》為首的七部兵書，在一定意義上說，取得了與儒家經典同等重要的地位。此後各代率相尊奉，其武經之首的地位一直得到了官方的肯定，《武經》本《孫子兵法》成為後世流傳的最主要的版本。
宋朝前期的《孫子兵法》研究以官方組織為主。到了後期，則以私人著述為主，反映了戰亂年代整個社會對《孫子兵法》研究的重視。
這方麵的代表作是大約成書於兩宋期間的《十家孫子會注》，學界一般認為，此書就是存世的《十一家注孫子》。
由於輯者將各家之說輯在了一起，具有重要的軍事和史料價值，因而成為後來研究《孫子兵法》者的必讀之書。此書的校定刊行，是宋人對孫子研究做出的重大貢獻。
此後的孫子書，以《武經》本《孫子兵法》和《十一家注孫子》這兩個版本為底本不斷繁衍，形成了傳世版本的兩大基本係統。
《梅聖俞注孫子》、《張預注孫子》、鄭友賢《孫子十注遺說》、施子美《七書講義》等，代表了這一時期《孫子兵法》注解的新水平，對後世影響較大。
尤其是張預注，集諸家之長，成一家之言，博而切要，多有發明，文字亦好，有杜牧之風。
另外，此時還出現了西夏文《孫子兵法》，這是迄今所見最早的國內少數民族文字譯本。
總之，宋代在孫子文獻研究方麵有突出成就，在版本校勘、注解講義、專題研討、兵書合刻、集注匯解、分類輯編、少數民族文字翻譯等方麵，均有成果傳世。
特別是《武經》本《孫子》和《十一家注孫子》的編定刊行，深益後世，功不可沒。
但宋人對《孫子兵法》軍事理論體係的係統研究和應用理論研究進展不大，理論與實踐脫節嚴重，實際運用是其薄弱環節。其成就和教訓對後世均有深刻影響。
明清是孫子兵法的闡發和考據時期。如果說宋代施子美的《七書講義》開疏解闡發《孫子兵法》之先的話，那麽，明清就是《孫子兵法》疏解、闡發和考據的大豐收時期。
劉寅的《孫子直解》、趙本學的《孫子書校解引類》、李贄的《孫子參同》、黃獻臣的《武經開宗》、朱墉《孫子匯解》、顧福棠《孫子集解》、黃鞏《孫子集注》等，都注意在理論闡發上下功夫，而不僅僅是注字訓詞，其講解多有新見，且更注意了係統性，指導性，體例也更趨完備。
李贄主張把《七書》與《六經》合為一體，王陽明合心學、兵學於一體，戚繼光熔兵學、儒學於一爐，並注重應用理論研究，將《孫子兵法》高深的理論具體化為一係列切實可行的方法。
清代的顧福棠、黃鞏等開始將《孫子兵法》和西方的軍事理論相結合，在《孫子兵法》研究史上具有開拓性的意義。
明、清兩代的許多將領和學者將《孫子兵法》的理論用之於海防建設、火器戰法等，提出了一些新的理論和觀點，在《孫子兵法》研究史上閃耀著特有的光輝。
另外，這一時期以服務於武科應試為目的的武闈孫子研究，重視對《孫子兵法》的義理闡發，具有積極和消極的雙重作用。
與偏重講解《孫子兵法》義理研究相對應的，是清代中期有關孫子的考據研究。其代表人物有孫星衍、畢以珣、章學誠等人。
孫星衍等人在關於孫子事跡、《孫子兵法》成書時間、篇數和內容、文字校訂和注釋等方麵作了深入考究，提出了許多新的見解。
特別是孫星衍據華陰《道藏·孫子》為底本、參《通典》、《太平禦覽》等書校訂而成的《孫子十家注》，糾正了原書的不少錯誤，刊行後，廣泛流傳，成為《孫子兵法》流傳的最主要的版本之一，改變了自宋以來主要靠《武經》本《孫子兵法》流傳的單一格局。但他的這一版本因所見資料不全也出現了新的錯誤。
這一時期的《孫子兵法》研究在方法上仍主要承襲前朝，在內容上創新不足，特別是在清朝時期，西方軍事理論已有長足發展，清人卻仍抱殘守缺，故步自封，研究氣氛沉悶，成果內容呆滯，表現出中國古代孫子研究即將終結的征兆。
民國是近代中西軍事融合時期。民國時期的孫子研究和古代孫子研究相比，有了重大變化。
一是《孫子兵法》與火器條件下的戰爭實踐結合緊密，在戰役戰術乃至戰略思想上均有新的重大發展，和冷兵器時代諸注家闡發的理論相比，已有了質的飛躍。
二是《孫子兵法》的理論與西方軍事理論在碰撞中相融合，已不單是閉關鎖國的近親繁衍，使孫子研究因獲得新生而表現出某種生機勃勃的氣象。
三是注重對《孫子兵法》的軍事理論進行係統闡發，而不隻是訓字、注詞、解句、講章，已初步將《孫子兵法》的軍事理論概括為戰爭問題、戰爭指導、戰略戰術、治軍思想等幾個方麵，進行比較係統的論述，為現代人更科學地概括《孫子兵法》的軍事理論框架打下了基礎。
這一時期較有影響的著作有：蔣方震、劉邦驥《孫子淺說》、李浴日《孫子兵法之綜合研究》、錢基博《孫子章句訓義》、陳啟天《孫子兵法校釋》等。
近代雖然時間短暫，但卻是《孫子兵法》研究史上一個極為重要的轉折時期，它標誌著中國古代孫子學的終結，孫子研究新時代的開始。
新中國成立後，是孫子學確立與大發展時期。新中國成立後的《孫子兵法》研究，在繼承近代研究成果和方法的基礎上進入了一個新的時代。
毛澤東、劉伯承、郭化若等老一輩革命家首開以馬克思主義為指導研究《孫子兵法》之端。
其後遂成一代新風，出現了一批批閃耀著曆史唯物主義和辯證唯物主義光輝的研究《孫子兵法》的力作。
郭化若《孫子譯注》、銀雀山漢墓竹簡整理小組《銀雀山漢墓竹簡（壹）·孫子兵法》、吳如嵩《孫子兵法淺說》、楊丙安《孫子會箋》、陶漢章《孫子兵法概論》、吳九龍《孫子校釋》、李零《〈孫子〉古本研究》等，各以其特有的光彩流傳於世。
尤其是漢簡本《孫子兵法》版本係統的出現，打破了《武經》本和十一家注本《孫子兵法》兩大基本版本係統流傳的格局，影響重大，意義深遠。
這一時期的論文更如雨後春筍一般層出不窮，這些論文大多不拘成說，不但在《孫子兵法》版本流傳、文字校勘、注釋訓解、軍事思想闡發、哲學思想研究等方麵頗多建樹，而且開辟了多學科、多領域研究的新局麵。
有的從係統論入手，有的從決策學著眼，有的從管理學探討，還有的從經濟學、預測學、談判學、語言學、心理學、邏輯學、地理學、數學、醫學等不同角度進行研究。
《孫子兵法》的非軍事運用研究逐步成為《孫子兵法》研究中的一個重要分支。從而使孫子研究逐步成為一門專門的學問，這就是“孫子學”。
孫子學的確立，進一步促進並規範了《孫子兵法》的研究，使之更加繁榮而有序地蓬蓬勃勃地發展起來。
《孫子兵法》不僅在中國影響巨大，在世界上也是首屈一指。它是世界上最早的一部軍事理論著作，比歐洲克勞塞維茨寫的《戰爭論》還早2300年。
它在中國被奉為兵家經典，後世的兵書大多受到它的影響，對中國的軍事學發展影響非常深遠。
《孫子兵法》也在越南、朝鮮、日本、以色列乃至英、德、俄等國廣泛流傳。
據粗略統計，迄今為止，《孫子兵法》在世界上已有漢、日、英、俄、朝、意、德、捷、羅、希伯來、丹麥、希臘、西班牙、阿拉伯、越南、緬甸、泰國、馬來西亞等19種語言的近800種版本。
《孫子兵法》榮膺“世界第一兵書”“兵學聖典”的美譽，孫武本人也被世界各國的兵家學者公認為“東方兵學鼻祖”。不少國家的軍校把《孫子兵法》列為教材。
據報道，1991年海灣戰爭期間，交戰雙方都曾研究《孫子兵法》，借鑒其軍事思想以指導戰爭。
《孫子兵法》的意義，不僅僅是一部軍事著作，它更代表著炎黃子孫的智慧、思想、文化，是幾千年華夏文明的結晶，是中華文明的智慧根基、源泉。
國人尊孫子為“兵聖”，而以色列當代戰略學者克裏費德之言可以代表國外的總評：“所有戰爭研究著作中，《孫子》是最好的，而克勞塞維茨的《戰爭論》則隻能屈居第二。”
在現代，孫子兵法的作用遠遠不再局限於一本軍事著作的範疇，它還被廣泛運用於政治鬥爭、商業競爭等社會生活的方方麵麵。給我們提供了許多思考問題，解決問題的方法，使我們辦起事來多幾分智慧，少走些彎路。
§§附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