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節 逃離納粹黨的魔掌
1938年3月9日，奧地利首相舒史克尼格宣布，奧地利政府要在1938年3月12日舉行公民投票，看看人民是否願意維持獨立。
1938年3月11日，舒史克尼格服從希特勒的命令，取消公民投票。但是這還不夠，在中午他被迫辭職。
弗洛伊德一聽到這個消息，就吩咐女傭去買一份報紙。他兒子馬丁後來回憶說道：“爸爸輕輕地從波拉手中接過報紙，看了每個標題，然後用手把報紙揉成一團，扔在屋子的一個角落裏。”
在他的日記上寫道：“奧地利完蛋了！”
取代舒史克尼格的是一個奧地利的納粹黨人西史英誇特，他的第一個舉動是開門讓德軍進入奧地利。事實上，德國人早就開始進發了。黃昏，先頭的坦克車隆隆地駛進維也納的街道。在許多地方，民眾快樂地歡迎德軍，許多年以前擔任維也納市長的卡爾盧吉是一個反猶太的家夥，他在背後鼓動人民歡迎德軍。
奧地利位於歐洲的正中位置，她又被稱為歐洲的心髒和連接西東的十字路口。戰略位置非常重要，納粹黨對此非常了解。
1938年3月12日早上，希特勒親自到奧地利，顯然是基於一時的衝動，決定不設立傀儡政府，而把奧地利並入德國的版圖。
如果不是有兩個相輔相成的單位幫助，弗洛伊德獲救的機會就很小。
在美國，有羅斯福總統的幹預及國務卿柯德爾·胡爾的關注，再加上駐巴黎的威廉·布利特挺身相助，給予弗洛伊德一種個人的保護，最後終於迫使德國人讓他離開奧地利。
在英國，鍾士與掌璽大臣德拉提及內政部長撒母耳的友誼，為弗洛伊德全家在英國居留的許可鋪了一條路。
鍾士有效地運用許多人事關係後，於1938年3月15日飛到奧地利。在他到達維也納以前，英國外交部已經通知在維也納的英國大使：“鍾士博士非常為弗洛伊德博士的前途擔憂。如果他有求於你，希望你鼎力相助，掌璽大臣將會很感激你。”
到維也納後，鍾士首先到精神分析出版社的辦公室去。弗洛伊德的兒子馬丁在那裏被捕，辦公室正被德國人翻箱倒櫃地搜查，顯然，出版社不會因為它的國際性特質而逃過災難。
鍾士又趕去柏格街19號，在那裏得知，美國人不但機警地知道弗洛伊德的危險，而且已經開始運用所謂“友誼的利害關係”。
利害關係手段的運用，開始於那天稍早。美國駐維也納的總領事威利打電報給國務卿柯德爾·胡爾，要他轉達布利特道：“我恐怕德國人不會放過年老帶病的弗洛伊德。”胡爾不但立即把消息傳給布利特，而且向羅斯福總統報告。總統用他私人的通信網指示胡爾，傳令給美國駐柏林的大使威爾遜。
威爾遜還沒有回答以前，威利已經向胡爾報告，維也納的新掌權者已經注意弗洛伊德了。他說：“他的屋子被搜查，金錢和護照已被沒收。在搜查時，我們公使館的兩位官員出現，表示‘友善的關切’。從那時開始，弗洛伊德才沒有受到騷擾。維也納的警察總長答應保護他。法國使館相關負責人也慷慨表示：如果弗洛伊德得到出境許可，法國政府就給他簽證。”
事實上，弗洛伊德家老早就被特務人員列為注意的重點之一，他們進入公寓，在門口安置了一個守衛。據鍾士說，瑪莎的反應是請守衛坐下，因為她不喜歡見到人們站在她家門口。然後她又把她所有的家用錢放在桌上叫他們隨便拿，使這些不速之客感到難堪。
安娜領官員到另一個房間，從保險箱內拿出大約6000個奧地利先令。
此刻，房門被推開，弗洛伊德進來了，他一句話也沒有說，隻是瞪著眼睛看著他們。那些人顯然很不安，迅速地走了，但是提出了警告，說他們以後還會再來。
1938年3月17日，在柏林的美國大使向羅斯福總統報告他遵循指示辦理的經過。
但是弗洛伊德仍未作出希望離開維也納的表示，他泰然自若，呈現出一種新的自信，好像他又回到戰鬥一樣，這使鍾士的說服工作顯得極為困難。
弗洛伊德推托地說他不希望在法國定居，於是鍾士說他會想辦法使英國接納弗洛伊德。
最後弗洛伊德終於提出問題的症結：離開祖國，就好像一個戰士拋棄他的崗位。
鍾士反駁說：不是弗洛伊德離開奧地利，而是奧地利拋棄了他。他終於恍然大悟，同意離開維也納。
鍾士回到倫敦後，弗洛伊德居留在英國的問題終於順利解決了。他和掌璽大臣及撒母耳的交情都派上用場。
至1938年4月中旬，似乎隻有一個難題要克服。威利通知柯德爾·胡爾說：“弗洛伊德離境的事因為他的出版社破產而暫時不能發給簽證。希臘的公主在這裏極力為弗洛伊德奔走。她可能會承購出版社。弗洛伊德打算在英國定居。”
所謂“破產”，顯然是在弗洛伊德領到離境許可證以前，向他敲詐最多金錢的方法，因為德國精神分析學會已經接收了國際精神分析協會和出版社的財產。
1938年5月初，以金錢交換離境許可證的問題仍然呈焦灼狀態，在柏林的威爾遜通知柯德爾·胡爾道：“到維也納的美國大使館官員總會詢問弗洛伊德的案子。處理這件事的蓋世太保總是會說：‘警察當局並沒有再反對弗洛伊德的出境，所有的公文已經準備就緒了！’”
他又說：“但是弗洛伊德的離去之所以擱延，是因為他大約欠他的出版者32000先令，現在弗洛伊德正和債權人商量解決的辦法。”
他繼續推論：“弗洛伊德有足夠的錢去償付債權人，但是他們還沒有談妥價錢，隻要這項交易完成，弗洛伊德就可以自由地離境。”
最後，這筆敲詐的款項是由希臘公主瑪麗·波娜帕特捐出來的。
1938年5月5日，弗洛伊德的小姨明娜被允許離開維也納前往英國。一周後，弗洛伊德寫信給在英國的兒子恩斯特說：“在這悲哀的時候，有兩個希望支持我繼續前進：一是和你們重逢，另外是自由而死。有時候，我把自己和《舊約聖經》中的老雅各相比，他年紀那麽大了，還被他的兒子們帶到埃及去。”
10天以後，弗洛伊德的大女兒瑪西黛和她的丈夫獲準離開，而弗洛伊德還得留下一個星期。最後，一切必需的文件都備齊了，蓋世太保裝腔作勢地帶給弗洛伊德一份公文要求他簽名。
公文上寫道：
政府公平合理地對待弗洛伊德。
弗洛伊德在這份公文上簽完字，然後說了一句挖苦的話：“我可以滿心歡喜，快樂地將‘蓋世太保’推薦給任何人了。”
1938年6月1日，萬事俱備。6月2日，弗洛伊德收到奧地利當局給他及他妻子和小女兒的最後解放令。第二天，弗洛伊德離開幾乎80年來一直是他家鄉的維也納，首先搭乘“遠東號快車”到巴黎，同行者有瑪莎、安娜、兩個女傭和一位醫生。
那天晚上，他們離開巴黎，搭乘晚上的渡輪到英國。在倫敦，恩斯特已經為他的父親安排好了住處。鍾士也已經做好他的預備工作。德拉瓦伯爵也已經安排好給予弗洛伊德一行人以外交人員的禮遇，因此他們在倫敦和多佛都沒有遭到行李檢查和其他的例行手續。鍾士甚至成功地避開了許多不可避免的新聞界的注意，用他自己的汽車接走了弗洛伊德夫婦，在記者聞風趕來以前他們已經躲避開了。
弗洛伊德還有一年多可活，對他這麽一個80多歲、疾病纏身的老頭兒來說，日子顯得非常艱難。在那幾個月裏，至少有一部分肉體上的痛苦被他在英國受到的熱烈歡迎抵消了。歡迎他的人，不僅僅是一般的人士，更有承認他的正式醫學界人士和猶太人團體。
1938年，瑪莎在寫給仍在維也納的弗洛伊德家的姐妹們的信中稱：
每天我們都收到許多歡迎他的信。雖然我們來到這裏才不到兩個星期，但即使信件上不注明街道地址，隻寫“倫敦，弗洛伊德”也照常能寄得到。想想看，倫敦市有1000萬居民，這不是很奇怪嗎？
沒有安娜的幫忙，弗洛伊德真不知該怎樣去應付如潮水般湧進家來的信件。有些信是朋友們寫來的，另外有許多則來自完全陌生的人，他們隻是希望問候他或索取簽名。當然，也有些是弗洛伊德所謂的“古怪的人、傻瓜、信教著迷的人”寫來的信，他們從《聖經》上抄錄下些許救恩的句子，想要勸弗洛伊德相信以色列人的命運將得以挽救。
1938年6月23日，來了一群使他特別高興的訪客。他們是英國皇家學會的秘書們，帶來學會的會員錄，請他簽名。
弗洛伊德無法親自到學會的總部，會員錄送到他麵前的這項榮譽在過去隻有英國國王才能享有。他告訴齊威格說：“他們留下一冊複製本給我。如果你來這裏，我可以將牛頓和達爾文的簽名指給你看。”
1938年7月，弗洛伊德又開始工作了。他現在所做的是“歸納精神分析的教義，而且以最精簡的形式和最不含糊的字句來敘述它們。它的用意自然不是強迫別人相信或是引起盲從。”
此外，在美國和英國，精神分析正要被廣泛地應用，那是弗洛伊德始料不及的。其中的一個原因是幾個月以後就要爆發的第二次世界大戰。大多數的交戰國都聘用精神分析專家，為他們自己的心理戰運動提出建議，也分析敵人的心理戰。
弗洛伊德的學生恩斯特·克裏斯就要在英國組織一個特別的政府機構，分析德國人的廣播，後來在美國也這麽做。戰爭一開始，使用精神分析專家治療戰爭傷患的範圍，要比第一次世界大戰廣泛得多。
弗洛伊德安下心來寫《精神分析大綱》。他重複各種基本的理論，以“自我”、“本我”和“超我”的結構來敘述，而且在許多地方暗示他有新觀念要詳細地闡述。不幸的是，他永遠無法實現了！
1938年9月底，弗洛伊德搬到位於馬斯斐德花園的一幢寬廣的老宅中。這時候，他的家具和私人收藏物已經從維也納運到了。因此，安娜和女傭能在樓下的一間屋子裏，“重建”弗洛伊德在維也納的書房。
她們把家具放在同樣的位置，把同樣的雕像和畫放在桌子上，這使弗洛伊德備感親切。
這是弗洛伊德最後的家。弗洛伊德自己隻在這裏消磨了最後的10多個月，他的妻子和小姨繼續住在這裏，分別於1941年和1951年去世。
這個時候，弗洛伊德大多數的近親都安全了——大女兒瑪西黛和她丈夫以及馬丁和恩斯特兩家人都在英國，奧利佛一家人在法國。而弗洛伊德的另一個女婿哈伯斯塔特帶著他的兒子於一年多前從漢堡移民到南非；他的弟弟亞曆山大不久就到了加拿大，並在那裏終其一生。
但是有一個陰影一直籠罩著弗洛伊德，他為“4個年紀都在75歲至80歲之間的老女人”憂慮——他的4個仍住在奧地利的妹妹。在離開維也納以前，弗洛伊德和亞曆山大給了她們16萬先令（以當時的匯率，大約相當於32000美元或8000英鎊），除非錢被德國人沒收，否則足夠她們用上好一陣子。
無論如何，他曾設法接她們去法國，但是沒有成功。弗洛伊德死前不知道，他4個高齡的妹妹已被納粹黨驅逐出維也納，而且都死在了集中營裏。
到了1938年秋天，弗洛伊德的精力已經所剩不多。他把它花費在他最後一篇震撼人心的論文的寫作上，那就是《摩西與神教》等3篇論文和幾年前寫的序文。
早在1909年，弗洛伊德告訴榮格，他注定要去開拓精神病學的應許之地“約書亞”。而弗洛伊德本人就像摩西一樣隻能遠遠地觀望。
在奧地利作家舒尼茲勒寫信慶賀弗洛伊德70歲生日以後，弗洛伊德在回信中寫道：
在感情上，猶太人的歸屬仍然對我非常重要。
我永遠對我的種族有血濃於水的感情，我也如此教導我的兒女們……
但是，希特勒掌握政權以後，猶太人是“人類中最另類和邪惡的民族”的理論甚囂塵上，弗洛伊德開始疑惑：“什麽是真正構成猶太民族的本質？它在曆史上如何發展？為什麽猶太人經常受人壓迫？”
據《聖經》中記載，由於移居到埃及的猶太人勞動勤奮，並且以擅長貿易著稱，所以積攢了許多財富。這引起了執政者的不滿。
另外加之執政者對於以色列人的恐懼，所以法老下令殺死新出生的猶太男孩。摩西出生後其母親為保其性命“就取了一個蒲草箱，抹上石漆和石油，將孩子放在裏頭，把箱子擱在河邊的蘆荻中。”
後來被來洗澡的埃及公主發現，帶回了宮中。摩西長大後一次失手殺死了一名毆打猶太人的士兵，為了躲避法老的追殺，摩西來到了米甸並娶祭司的女兒西坡拉為妻，生有一子。
摩西一日受到了神的感召，回到埃及，並帶領居住在埃及的猶太人，離開那裏返回故鄉。在回鄉的路上，摩西得到了神所頒布的《十誡》，即《摩西十誡》。摩西最享盛名時期很可能是公元前13世紀，因為普遍認為“出埃及記”中的法老拉美西斯二世就死於公元前1237年。因為他的名字來自埃及語而不是希伯來語，意思是“兒童”或“兒子”，從他出世不到500年中，摩西為所有的猶太人所敬仰。
至公元後500年，他的名氣和聲望同基督教一道傳遍歐洲許多地區。100年以後，穆罕默德認為摩西是真正的先知。隨著伊斯蘭教的傳播，摩西在整個伊斯蘭世界裏成了受人敬仰的人物。
摩西在他死後3000多年的今天，仍同樣受到猶太教徒、基督教徒的尊敬，甚至還受到許多無神論者的尊敬。
《摩西與神教》在1939年3月初，分別在荷蘭和德國出版。
1938年3月11日，舒史克尼格服從希特勒的命令，取消公民投票。但是這還不夠，在中午他被迫辭職。
弗洛伊德一聽到這個消息，就吩咐女傭去買一份報紙。他兒子馬丁後來回憶說道：“爸爸輕輕地從波拉手中接過報紙，看了每個標題，然後用手把報紙揉成一團，扔在屋子的一個角落裏。”
在他的日記上寫道：“奧地利完蛋了！”
取代舒史克尼格的是一個奧地利的納粹黨人西史英誇特，他的第一個舉動是開門讓德軍進入奧地利。事實上，德國人早就開始進發了。黃昏，先頭的坦克車隆隆地駛進維也納的街道。在許多地方，民眾快樂地歡迎德軍，許多年以前擔任維也納市長的卡爾盧吉是一個反猶太的家夥，他在背後鼓動人民歡迎德軍。
奧地利位於歐洲的正中位置，她又被稱為歐洲的心髒和連接西東的十字路口。戰略位置非常重要，納粹黨對此非常了解。
1938年3月12日早上，希特勒親自到奧地利，顯然是基於一時的衝動，決定不設立傀儡政府，而把奧地利並入德國的版圖。
如果不是有兩個相輔相成的單位幫助，弗洛伊德獲救的機會就很小。
在美國，有羅斯福總統的幹預及國務卿柯德爾·胡爾的關注，再加上駐巴黎的威廉·布利特挺身相助，給予弗洛伊德一種個人的保護，最後終於迫使德國人讓他離開奧地利。
在英國，鍾士與掌璽大臣德拉提及內政部長撒母耳的友誼，為弗洛伊德全家在英國居留的許可鋪了一條路。
鍾士有效地運用許多人事關係後，於1938年3月15日飛到奧地利。在他到達維也納以前，英國外交部已經通知在維也納的英國大使：“鍾士博士非常為弗洛伊德博士的前途擔憂。如果他有求於你，希望你鼎力相助，掌璽大臣將會很感激你。”
到維也納後，鍾士首先到精神分析出版社的辦公室去。弗洛伊德的兒子馬丁在那裏被捕，辦公室正被德國人翻箱倒櫃地搜查，顯然，出版社不會因為它的國際性特質而逃過災難。
鍾士又趕去柏格街19號，在那裏得知，美國人不但機警地知道弗洛伊德的危險，而且已經開始運用所謂“友誼的利害關係”。
利害關係手段的運用，開始於那天稍早。美國駐維也納的總領事威利打電報給國務卿柯德爾·胡爾，要他轉達布利特道：“我恐怕德國人不會放過年老帶病的弗洛伊德。”胡爾不但立即把消息傳給布利特，而且向羅斯福總統報告。總統用他私人的通信網指示胡爾，傳令給美國駐柏林的大使威爾遜。
威爾遜還沒有回答以前，威利已經向胡爾報告，維也納的新掌權者已經注意弗洛伊德了。他說：“他的屋子被搜查，金錢和護照已被沒收。在搜查時，我們公使館的兩位官員出現，表示‘友善的關切’。從那時開始，弗洛伊德才沒有受到騷擾。維也納的警察總長答應保護他。法國使館相關負責人也慷慨表示：如果弗洛伊德得到出境許可，法國政府就給他簽證。”
事實上，弗洛伊德家老早就被特務人員列為注意的重點之一，他們進入公寓，在門口安置了一個守衛。據鍾士說，瑪莎的反應是請守衛坐下，因為她不喜歡見到人們站在她家門口。然後她又把她所有的家用錢放在桌上叫他們隨便拿，使這些不速之客感到難堪。
安娜領官員到另一個房間，從保險箱內拿出大約6000個奧地利先令。
此刻，房門被推開，弗洛伊德進來了，他一句話也沒有說，隻是瞪著眼睛看著他們。那些人顯然很不安，迅速地走了，但是提出了警告，說他們以後還會再來。
1938年3月17日，在柏林的美國大使向羅斯福總統報告他遵循指示辦理的經過。
但是弗洛伊德仍未作出希望離開維也納的表示，他泰然自若，呈現出一種新的自信，好像他又回到戰鬥一樣，這使鍾士的說服工作顯得極為困難。
弗洛伊德推托地說他不希望在法國定居，於是鍾士說他會想辦法使英國接納弗洛伊德。
最後弗洛伊德終於提出問題的症結：離開祖國，就好像一個戰士拋棄他的崗位。
鍾士反駁說：不是弗洛伊德離開奧地利，而是奧地利拋棄了他。他終於恍然大悟，同意離開維也納。
鍾士回到倫敦後，弗洛伊德居留在英國的問題終於順利解決了。他和掌璽大臣及撒母耳的交情都派上用場。
至1938年4月中旬，似乎隻有一個難題要克服。威利通知柯德爾·胡爾說：“弗洛伊德離境的事因為他的出版社破產而暫時不能發給簽證。希臘的公主在這裏極力為弗洛伊德奔走。她可能會承購出版社。弗洛伊德打算在英國定居。”
所謂“破產”，顯然是在弗洛伊德領到離境許可證以前，向他敲詐最多金錢的方法，因為德國精神分析學會已經接收了國際精神分析協會和出版社的財產。
1938年5月初，以金錢交換離境許可證的問題仍然呈焦灼狀態，在柏林的威爾遜通知柯德爾·胡爾道：“到維也納的美國大使館官員總會詢問弗洛伊德的案子。處理這件事的蓋世太保總是會說：‘警察當局並沒有再反對弗洛伊德的出境，所有的公文已經準備就緒了！’”
他又說：“但是弗洛伊德的離去之所以擱延，是因為他大約欠他的出版者32000先令，現在弗洛伊德正和債權人商量解決的辦法。”
他繼續推論：“弗洛伊德有足夠的錢去償付債權人，但是他們還沒有談妥價錢，隻要這項交易完成，弗洛伊德就可以自由地離境。”
最後，這筆敲詐的款項是由希臘公主瑪麗·波娜帕特捐出來的。
1938年5月5日，弗洛伊德的小姨明娜被允許離開維也納前往英國。一周後，弗洛伊德寫信給在英國的兒子恩斯特說：“在這悲哀的時候，有兩個希望支持我繼續前進：一是和你們重逢，另外是自由而死。有時候，我把自己和《舊約聖經》中的老雅各相比，他年紀那麽大了，還被他的兒子們帶到埃及去。”
10天以後，弗洛伊德的大女兒瑪西黛和她的丈夫獲準離開，而弗洛伊德還得留下一個星期。最後，一切必需的文件都備齊了，蓋世太保裝腔作勢地帶給弗洛伊德一份公文要求他簽名。
公文上寫道：
政府公平合理地對待弗洛伊德。
弗洛伊德在這份公文上簽完字，然後說了一句挖苦的話：“我可以滿心歡喜，快樂地將‘蓋世太保’推薦給任何人了。”
1938年6月1日，萬事俱備。6月2日，弗洛伊德收到奧地利當局給他及他妻子和小女兒的最後解放令。第二天，弗洛伊德離開幾乎80年來一直是他家鄉的維也納，首先搭乘“遠東號快車”到巴黎，同行者有瑪莎、安娜、兩個女傭和一位醫生。
那天晚上，他們離開巴黎，搭乘晚上的渡輪到英國。在倫敦，恩斯特已經為他的父親安排好了住處。鍾士也已經做好他的預備工作。德拉瓦伯爵也已經安排好給予弗洛伊德一行人以外交人員的禮遇，因此他們在倫敦和多佛都沒有遭到行李檢查和其他的例行手續。鍾士甚至成功地避開了許多不可避免的新聞界的注意，用他自己的汽車接走了弗洛伊德夫婦，在記者聞風趕來以前他們已經躲避開了。
弗洛伊德還有一年多可活，對他這麽一個80多歲、疾病纏身的老頭兒來說，日子顯得非常艱難。在那幾個月裏，至少有一部分肉體上的痛苦被他在英國受到的熱烈歡迎抵消了。歡迎他的人，不僅僅是一般的人士，更有承認他的正式醫學界人士和猶太人團體。
1938年，瑪莎在寫給仍在維也納的弗洛伊德家的姐妹們的信中稱：
每天我們都收到許多歡迎他的信。雖然我們來到這裏才不到兩個星期，但即使信件上不注明街道地址，隻寫“倫敦，弗洛伊德”也照常能寄得到。想想看，倫敦市有1000萬居民，這不是很奇怪嗎？
沒有安娜的幫忙，弗洛伊德真不知該怎樣去應付如潮水般湧進家來的信件。有些信是朋友們寫來的，另外有許多則來自完全陌生的人，他們隻是希望問候他或索取簽名。當然，也有些是弗洛伊德所謂的“古怪的人、傻瓜、信教著迷的人”寫來的信，他們從《聖經》上抄錄下些許救恩的句子，想要勸弗洛伊德相信以色列人的命運將得以挽救。
1938年6月23日，來了一群使他特別高興的訪客。他們是英國皇家學會的秘書們，帶來學會的會員錄，請他簽名。
弗洛伊德無法親自到學會的總部，會員錄送到他麵前的這項榮譽在過去隻有英國國王才能享有。他告訴齊威格說：“他們留下一冊複製本給我。如果你來這裏，我可以將牛頓和達爾文的簽名指給你看。”
1938年7月，弗洛伊德又開始工作了。他現在所做的是“歸納精神分析的教義，而且以最精簡的形式和最不含糊的字句來敘述它們。它的用意自然不是強迫別人相信或是引起盲從。”
此外，在美國和英國，精神分析正要被廣泛地應用，那是弗洛伊德始料不及的。其中的一個原因是幾個月以後就要爆發的第二次世界大戰。大多數的交戰國都聘用精神分析專家，為他們自己的心理戰運動提出建議，也分析敵人的心理戰。
弗洛伊德的學生恩斯特·克裏斯就要在英國組織一個特別的政府機構，分析德國人的廣播，後來在美國也這麽做。戰爭一開始，使用精神分析專家治療戰爭傷患的範圍，要比第一次世界大戰廣泛得多。
弗洛伊德安下心來寫《精神分析大綱》。他重複各種基本的理論，以“自我”、“本我”和“超我”的結構來敘述，而且在許多地方暗示他有新觀念要詳細地闡述。不幸的是，他永遠無法實現了！
1938年9月底，弗洛伊德搬到位於馬斯斐德花園的一幢寬廣的老宅中。這時候，他的家具和私人收藏物已經從維也納運到了。因此，安娜和女傭能在樓下的一間屋子裏，“重建”弗洛伊德在維也納的書房。
她們把家具放在同樣的位置，把同樣的雕像和畫放在桌子上，這使弗洛伊德備感親切。
這是弗洛伊德最後的家。弗洛伊德自己隻在這裏消磨了最後的10多個月，他的妻子和小姨繼續住在這裏，分別於1941年和1951年去世。
這個時候，弗洛伊德大多數的近親都安全了——大女兒瑪西黛和她丈夫以及馬丁和恩斯特兩家人都在英國，奧利佛一家人在法國。而弗洛伊德的另一個女婿哈伯斯塔特帶著他的兒子於一年多前從漢堡移民到南非；他的弟弟亞曆山大不久就到了加拿大，並在那裏終其一生。
但是有一個陰影一直籠罩著弗洛伊德，他為“4個年紀都在75歲至80歲之間的老女人”憂慮——他的4個仍住在奧地利的妹妹。在離開維也納以前，弗洛伊德和亞曆山大給了她們16萬先令（以當時的匯率，大約相當於32000美元或8000英鎊），除非錢被德國人沒收，否則足夠她們用上好一陣子。
無論如何，他曾設法接她們去法國，但是沒有成功。弗洛伊德死前不知道，他4個高齡的妹妹已被納粹黨驅逐出維也納，而且都死在了集中營裏。
到了1938年秋天，弗洛伊德的精力已經所剩不多。他把它花費在他最後一篇震撼人心的論文的寫作上，那就是《摩西與神教》等3篇論文和幾年前寫的序文。
早在1909年，弗洛伊德告訴榮格，他注定要去開拓精神病學的應許之地“約書亞”。而弗洛伊德本人就像摩西一樣隻能遠遠地觀望。
在奧地利作家舒尼茲勒寫信慶賀弗洛伊德70歲生日以後，弗洛伊德在回信中寫道：
在感情上，猶太人的歸屬仍然對我非常重要。
我永遠對我的種族有血濃於水的感情，我也如此教導我的兒女們……
但是，希特勒掌握政權以後，猶太人是“人類中最另類和邪惡的民族”的理論甚囂塵上，弗洛伊德開始疑惑：“什麽是真正構成猶太民族的本質？它在曆史上如何發展？為什麽猶太人經常受人壓迫？”
據《聖經》中記載，由於移居到埃及的猶太人勞動勤奮，並且以擅長貿易著稱，所以積攢了許多財富。這引起了執政者的不滿。
另外加之執政者對於以色列人的恐懼，所以法老下令殺死新出生的猶太男孩。摩西出生後其母親為保其性命“就取了一個蒲草箱，抹上石漆和石油，將孩子放在裏頭，把箱子擱在河邊的蘆荻中。”
後來被來洗澡的埃及公主發現，帶回了宮中。摩西長大後一次失手殺死了一名毆打猶太人的士兵，為了躲避法老的追殺，摩西來到了米甸並娶祭司的女兒西坡拉為妻，生有一子。
摩西一日受到了神的感召，回到埃及，並帶領居住在埃及的猶太人，離開那裏返回故鄉。在回鄉的路上，摩西得到了神所頒布的《十誡》，即《摩西十誡》。摩西最享盛名時期很可能是公元前13世紀，因為普遍認為“出埃及記”中的法老拉美西斯二世就死於公元前1237年。因為他的名字來自埃及語而不是希伯來語，意思是“兒童”或“兒子”，從他出世不到500年中，摩西為所有的猶太人所敬仰。
至公元後500年，他的名氣和聲望同基督教一道傳遍歐洲許多地區。100年以後，穆罕默德認為摩西是真正的先知。隨著伊斯蘭教的傳播，摩西在整個伊斯蘭世界裏成了受人敬仰的人物。
摩西在他死後3000多年的今天，仍同樣受到猶太教徒、基督教徒的尊敬，甚至還受到許多無神論者的尊敬。
《摩西與神教》在1939年3月初，分別在荷蘭和德國出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