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節 遭到納粹黨的迫害
1926年，弗洛伊德70歲生日時，奧地利官方首次承認弗洛伊德。奧地利廣播係統發布了有關他的生平和工作的紀念演講。
他對於這次慶祝活動百感交集，他寫信給打算來維也納為他祝壽的女婿哈伯斯塔特道：
你不必因為聽說我已經老了，而且身體也不太健康而驚訝。目前我在療養院接受心髒治療，他們說那並不嚴重，但是需要做這種治療。他們答應我這個月就可以出院，但是我知道，我身上大大小小的病，將不容易繼續做艱難的工作了。
盡管弗洛伊德懷疑自己的健康情形，但是他在70歲大壽來臨前那段日子裏精神相當愉快。
他寫信給撒母耳說道：
我已經繼續開始做一些工作。我每天得花五六個小時來為病人治療。學生們和病人們都假裝不知道我的病。我偶爾寫些論文，我作品的全集已經完成了第一卷。
現在我好像是一個名人，路經維也納的作家和哲學家們都來看我，和我討論。全世界的猶太人都以我為榮，把我和愛因斯坦相提並論。無論如何，我沒有理由抱怨或恐懼地看著我自己的生命將結束。經過長期的窮困後，我現在能毫無困難地賺錢了。
弗洛伊德在格隆德西聽到了自己獲得歌德文學獎的消息。他對這項榮譽有著複雜的感情，那是詩人帕克伊特費了很大的勁，好不容易才說服歌德基金會通過提名的，獎金每年由德國的法蘭克福市頒發。
弗洛伊德告訴帕克伊特說：“我還沒有被公開的榮譽寵壞，因此已習慣沒有它們也過得下去。”
弗洛伊德對納粹黨的崛起，首先是出奇地沉默，當希特勒的脅迫將人們的噩夢變成現實後，他說了一句話：“誰能預料什麽會成功，什麽會有結果呢？”
當局勢越來越壞時，他的反應一半是充滿哲學味道，一半是不相信。
事實上，有許多合理的原因使弗洛伊德應該為未來恐懼。至少從1873年的經濟大危機開始，他就曾經體驗到維也納的反猶太人運動，而他也曾親眼目睹了1914年德國的侵略。
在“團體心理學”中，他明白地顯示出他深切了解烏合之眾如何被野心家煽動利用。
但是，當別人警告他將有“焚書”事件發生時，他似乎仍然不太在意。
1933年5月10日，40000個柏林人興高采烈地看5000名佩戴著納粹黨標誌的學生在柏林歌劇院前焚燒2000本書，包括了愛因斯坦、湯姆斯曼、雷馬克、茲偉克以及弗洛伊德的書。弗洛伊德的書最後被扔進火堆時，學生們大罵他的書會破壞人類的心靈。
弗洛伊德對一位朋友表示有種無奈的惋惜：“有幸我的書和大師的作品能夠一同火葬。”又向另一個人表示自己應該慶幸不是活在中世紀，現在人類的文明意識大有進步了，不然被燒的不光是他的書，還會有他本人。
弗洛伊德不願意把對他個人的威脅看得很嚴重，因此遲遲沒有做任何逃避行動。1933年春天起，朋友們相信希特勒一有機會，就會吞並奧地利，於是紛紛請他出國到他們那裏去避難，建議他移居瑞士、法國、英國或美國，甚至西班牙籍的詩人波維達和一群同情他的作家邀請他到阿根廷。
對這些人的好意，他的回答都是一樣的：“沒有必要逃走，我不相信這裏有任何的危險。”
弗洛伊德隻有在1934年時，曾向茲偉克承認，最壞的事情可能會發生。不過他表示，自己將一直守在維也納，除非希特勒的暴政真的來臨。
1934年2月，奧地利多佛斯首相鎮壓了一次社會黨的政變，國家的政權移到右派以後，弗洛伊德開始懷疑他在奧地利的前途。但是如果他離開奧地利會被人認為是畏縮，是從戰鬥中撤退，隻有在情況最嚴重時才能采取這個步驟。
他很不像一個接近80歲的病人，他認為他一旦離開奧地利，就不能行使原本的最大效能的影響力。
希特勒被國會授予無限的權力後不久，德國的精神分析師就麵臨了痛苦的問題。然後，德國吞噬了奧地利，占據了法國和荷蘭、比利時、盧森堡，許多歐洲人也遭遇同樣的問題——是移居而離開“第三帝國”的控製比較好呢，還是留下來，以一種與敵人合作的態度，屈服於納粹黨統治下的命運呢？真是讓人左右為難！
除了弗洛伊德自身的危險外，對於“精神分析”來說，麻煩的第一個前兆是，希特勒被任命為總理後，德國政府禁止外國人擔任任何醫學會的高級行政人員。
希特勒在1933年獲得政權以後不久，德國精神治療學會便改組成為“精神治療國際總醫學會”。當時的會長克瑞舒曼辭職抗議，因為在新的政權下精神分析的實施將受納粹黨的控製。德國的精神分析學將從學術和專業範圍淪為納粹的工具。
新任命的德國空軍部長的堂弟戈林教授實際控製了德國的精神分析學會。他通知所有精神分析協會的會員：希特勒的自傳《我的奮鬥》以後將是大家的信仰基礎；同時清除猶太籍的會員，會員的所有活動以及研究方向將由納粹黨掌握。
這個時候，逃離德國的人漸漸增加，而弗洛伊德和他女兒安娜以及在倫敦忠貞不二的鍾士，開始為不再能夠在“第三帝國”執業的精神分析師們找尋新的工作崗位。馬克斯·艾丁頓和另外兩位猶太難民，終於在巴勒斯坦創立精神分析學會。
弗洛伊德的一些同事渡過大西洋，並在未來的10年內把精神分析的主流從歐洲移到了北美洲。還有許多人希望在英國定居，而鍾士不得不告訴他們，甚至於一些英國的精神分析師，都沒有足夠的生意，所以即使新來的人能說一口流利的英語，成為職業分析師的機會仍然很小。
當這些陰影擴大時，弗洛伊德既苦於精神分析在歐洲的前途，又苦於癌症的折磨。他的醫生們借著手術和激光光線以及任何其他可以阻止癌症頑敵前進的武器，不懈怠地奮戰著。
馬克斯·舒爾是弗洛伊德的私人醫生。更多的手術依次出現，舒爾醫生不得不讓他的病人清楚地知道，癌細胞的成長和發炎是由尼古丁引起的。
弗洛伊德從不懷疑死亡是生命的結局，但是對於畸形精神現象更廣泛也更複雜的謎團更加地懷疑了。
這期間，他在給羅曼·羅蘭的信裏寫道：
我不是一個完全的懷疑論者。我對一件事完全有把握，即使有些事情是我們現在不能了解的。
在20世紀30年代，弗洛伊德繼續懷疑那些他仍然焦急地排除在精神分析主義之外的主題。此外，他自己一直在和口腔癌疾病戰鬥，這加強了他對世界尤其是精神分析前途的偏見。
弗洛伊德的態度，在1936年慶祝他80歲生日時表露無遺。竇史萬首先讀了一篇文章以後，弗洛伊德的反應是：“我很高興聽到你美麗的辭藻、你的博學、你廣泛的取材以及你不同意我的看法的技巧。真的，一個人可以容納無休止的讚美。”
在倫敦，弗洛伊德被選為英國皇家學會的外國會員。他的名字被著名的天文學家何若德·傑佛瑞和精神病學家阿德林提出，而且還得到曾參加過1908年薩爾斯堡大會的威佛瑞·特絡特的支持。
在維也納，心理學機構的教師研習會不知道該如何慶祝弗洛伊德的生日。最後，有人建議他會欣賞從山裏采擷的一束花，於是一個職員去收集了一大把黃色櫻草花。他們派一個17歲的女孩子送給弗洛伊德。
出乎女孩子的意料，弗洛伊德請她進去坐，親自謝謝她，而且強調他非常欣賞他們的盛情。
但是弗洛伊德知道，盡管他有著許多榮譽，他仍然是在逆水行舟。
這之後，弗洛伊德在給茲偉克的信中寫道：
你知道嗎？我的朋友，即使我的維也納同事，也隻是表麵上對我恭維，背地裏和我背棄。
在這封信中，他還說，教育部部長的確正式地恭賀他，但是教育部部長卻又威脅奧地利的報紙，如果他們報道這條消息，報社就要被查封。
1936年年底，弗洛伊德必須經曆另一次他稱為“普通的”手術，而這次卻引起不平常的劇痛。他在給茲偉克的信中寫道：
因為這場手術，我必須取消我的工作12天，我痛苦地躺下，熱水瓶放在沙發椅上，什麽也幹不了……
哎呀！真的是太痛苦了！
但是，在弗洛伊德寫完信後不久，當新年開始以後，他又恢複了工作。
1938年2月，他在寫給艾丁頓的信上，仍然對政治情況抱著樂觀的態度。
他在信中寫道：
雖然看德國最新的事件，沒有人能知道他們的企圖如何。
但是我們勇敢而誠實的政府，目前更生龍活虎地捍衛我們，抵抗納粹黨。
他對於這次慶祝活動百感交集，他寫信給打算來維也納為他祝壽的女婿哈伯斯塔特道：
你不必因為聽說我已經老了，而且身體也不太健康而驚訝。目前我在療養院接受心髒治療，他們說那並不嚴重，但是需要做這種治療。他們答應我這個月就可以出院，但是我知道，我身上大大小小的病，將不容易繼續做艱難的工作了。
盡管弗洛伊德懷疑自己的健康情形，但是他在70歲大壽來臨前那段日子裏精神相當愉快。
他寫信給撒母耳說道：
我已經繼續開始做一些工作。我每天得花五六個小時來為病人治療。學生們和病人們都假裝不知道我的病。我偶爾寫些論文，我作品的全集已經完成了第一卷。
現在我好像是一個名人，路經維也納的作家和哲學家們都來看我，和我討論。全世界的猶太人都以我為榮，把我和愛因斯坦相提並論。無論如何，我沒有理由抱怨或恐懼地看著我自己的生命將結束。經過長期的窮困後，我現在能毫無困難地賺錢了。
弗洛伊德在格隆德西聽到了自己獲得歌德文學獎的消息。他對這項榮譽有著複雜的感情，那是詩人帕克伊特費了很大的勁，好不容易才說服歌德基金會通過提名的，獎金每年由德國的法蘭克福市頒發。
弗洛伊德告訴帕克伊特說：“我還沒有被公開的榮譽寵壞，因此已習慣沒有它們也過得下去。”
弗洛伊德對納粹黨的崛起，首先是出奇地沉默，當希特勒的脅迫將人們的噩夢變成現實後，他說了一句話：“誰能預料什麽會成功，什麽會有結果呢？”
當局勢越來越壞時，他的反應一半是充滿哲學味道，一半是不相信。
事實上，有許多合理的原因使弗洛伊德應該為未來恐懼。至少從1873年的經濟大危機開始，他就曾經體驗到維也納的反猶太人運動，而他也曾親眼目睹了1914年德國的侵略。
在“團體心理學”中，他明白地顯示出他深切了解烏合之眾如何被野心家煽動利用。
但是，當別人警告他將有“焚書”事件發生時，他似乎仍然不太在意。
1933年5月10日，40000個柏林人興高采烈地看5000名佩戴著納粹黨標誌的學生在柏林歌劇院前焚燒2000本書，包括了愛因斯坦、湯姆斯曼、雷馬克、茲偉克以及弗洛伊德的書。弗洛伊德的書最後被扔進火堆時，學生們大罵他的書會破壞人類的心靈。
弗洛伊德對一位朋友表示有種無奈的惋惜：“有幸我的書和大師的作品能夠一同火葬。”又向另一個人表示自己應該慶幸不是活在中世紀，現在人類的文明意識大有進步了，不然被燒的不光是他的書，還會有他本人。
弗洛伊德不願意把對他個人的威脅看得很嚴重，因此遲遲沒有做任何逃避行動。1933年春天起，朋友們相信希特勒一有機會，就會吞並奧地利，於是紛紛請他出國到他們那裏去避難，建議他移居瑞士、法國、英國或美國，甚至西班牙籍的詩人波維達和一群同情他的作家邀請他到阿根廷。
對這些人的好意，他的回答都是一樣的：“沒有必要逃走，我不相信這裏有任何的危險。”
弗洛伊德隻有在1934年時，曾向茲偉克承認，最壞的事情可能會發生。不過他表示，自己將一直守在維也納，除非希特勒的暴政真的來臨。
1934年2月，奧地利多佛斯首相鎮壓了一次社會黨的政變，國家的政權移到右派以後，弗洛伊德開始懷疑他在奧地利的前途。但是如果他離開奧地利會被人認為是畏縮，是從戰鬥中撤退，隻有在情況最嚴重時才能采取這個步驟。
他很不像一個接近80歲的病人，他認為他一旦離開奧地利，就不能行使原本的最大效能的影響力。
希特勒被國會授予無限的權力後不久，德國的精神分析師就麵臨了痛苦的問題。然後，德國吞噬了奧地利，占據了法國和荷蘭、比利時、盧森堡，許多歐洲人也遭遇同樣的問題——是移居而離開“第三帝國”的控製比較好呢，還是留下來，以一種與敵人合作的態度，屈服於納粹黨統治下的命運呢？真是讓人左右為難！
除了弗洛伊德自身的危險外，對於“精神分析”來說，麻煩的第一個前兆是，希特勒被任命為總理後，德國政府禁止外國人擔任任何醫學會的高級行政人員。
希特勒在1933年獲得政權以後不久，德國精神治療學會便改組成為“精神治療國際總醫學會”。當時的會長克瑞舒曼辭職抗議，因為在新的政權下精神分析的實施將受納粹黨的控製。德國的精神分析學將從學術和專業範圍淪為納粹的工具。
新任命的德國空軍部長的堂弟戈林教授實際控製了德國的精神分析學會。他通知所有精神分析協會的會員：希特勒的自傳《我的奮鬥》以後將是大家的信仰基礎；同時清除猶太籍的會員，會員的所有活動以及研究方向將由納粹黨掌握。
這個時候，逃離德國的人漸漸增加，而弗洛伊德和他女兒安娜以及在倫敦忠貞不二的鍾士，開始為不再能夠在“第三帝國”執業的精神分析師們找尋新的工作崗位。馬克斯·艾丁頓和另外兩位猶太難民，終於在巴勒斯坦創立精神分析學會。
弗洛伊德的一些同事渡過大西洋，並在未來的10年內把精神分析的主流從歐洲移到了北美洲。還有許多人希望在英國定居，而鍾士不得不告訴他們，甚至於一些英國的精神分析師，都沒有足夠的生意，所以即使新來的人能說一口流利的英語，成為職業分析師的機會仍然很小。
當這些陰影擴大時，弗洛伊德既苦於精神分析在歐洲的前途，又苦於癌症的折磨。他的醫生們借著手術和激光光線以及任何其他可以阻止癌症頑敵前進的武器，不懈怠地奮戰著。
馬克斯·舒爾是弗洛伊德的私人醫生。更多的手術依次出現，舒爾醫生不得不讓他的病人清楚地知道，癌細胞的成長和發炎是由尼古丁引起的。
弗洛伊德從不懷疑死亡是生命的結局，但是對於畸形精神現象更廣泛也更複雜的謎團更加地懷疑了。
這期間，他在給羅曼·羅蘭的信裏寫道：
我不是一個完全的懷疑論者。我對一件事完全有把握，即使有些事情是我們現在不能了解的。
在20世紀30年代，弗洛伊德繼續懷疑那些他仍然焦急地排除在精神分析主義之外的主題。此外，他自己一直在和口腔癌疾病戰鬥，這加強了他對世界尤其是精神分析前途的偏見。
弗洛伊德的態度，在1936年慶祝他80歲生日時表露無遺。竇史萬首先讀了一篇文章以後，弗洛伊德的反應是：“我很高興聽到你美麗的辭藻、你的博學、你廣泛的取材以及你不同意我的看法的技巧。真的，一個人可以容納無休止的讚美。”
在倫敦，弗洛伊德被選為英國皇家學會的外國會員。他的名字被著名的天文學家何若德·傑佛瑞和精神病學家阿德林提出，而且還得到曾參加過1908年薩爾斯堡大會的威佛瑞·特絡特的支持。
在維也納，心理學機構的教師研習會不知道該如何慶祝弗洛伊德的生日。最後，有人建議他會欣賞從山裏采擷的一束花，於是一個職員去收集了一大把黃色櫻草花。他們派一個17歲的女孩子送給弗洛伊德。
出乎女孩子的意料，弗洛伊德請她進去坐，親自謝謝她，而且強調他非常欣賞他們的盛情。
但是弗洛伊德知道，盡管他有著許多榮譽，他仍然是在逆水行舟。
這之後，弗洛伊德在給茲偉克的信中寫道：
你知道嗎？我的朋友，即使我的維也納同事，也隻是表麵上對我恭維，背地裏和我背棄。
在這封信中，他還說，教育部部長的確正式地恭賀他，但是教育部部長卻又威脅奧地利的報紙，如果他們報道這條消息，報社就要被查封。
1936年年底，弗洛伊德必須經曆另一次他稱為“普通的”手術，而這次卻引起不平常的劇痛。他在給茲偉克的信中寫道：
因為這場手術，我必須取消我的工作12天，我痛苦地躺下，熱水瓶放在沙發椅上，什麽也幹不了……
哎呀！真的是太痛苦了！
但是，在弗洛伊德寫完信後不久，當新年開始以後，他又恢複了工作。
1938年2月，他在寫給艾丁頓的信上，仍然對政治情況抱著樂觀的態度。
他在信中寫道：
雖然看德國最新的事件，沒有人能知道他們的企圖如何。
但是我們勇敢而誠實的政府，目前更生龍活虎地捍衛我們，抵抗納粹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