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節 帶病堅持理論研究
道德感是人的獨特品質的一個組成部分。
——弗洛伊德
得知自己得了口腔癌以後，弗洛伊德感到生命是如此寶貴卻又如此痛苦。於是他對生命更加珍愛，對時間也是更加珍惜。
1924年，有人建議弗洛伊德說，精神分析應該在銀幕上呈現給大眾，他的反應卻是恐懼和輕視。他不僅僅是恐懼他窮其一生之力所研究的成果會為了投大眾之所好而變成低級趣味，他更不相信精神分析的理論能在銀幕上解釋清楚。
不到6個月，弗洛伊德獲悉，德國最大的電影公司環球影片公司去找亞伯拉罕和沙克斯，想要他們指導如何製作關於精神分析的紀錄影片。
他們說得很明白，不論弗洛伊德或他的同事幫不幫忙，他們都決定拍這樣的電影。
於是，一部叫作《靈魂的奧秘》的影片在1926年年初發行，漠斯·沙克斯為看過電影的觀眾寫了一篇論文。當《靈魂的奧秘》在德國各地上映時，弗洛伊德更加直接地牽涉到一個早年就潛伏在精神分析上的問題——外行人執行精神分析的問題。這種新的治療方法應該隻準合格的醫生來執行或者也容許外行人參加。
在20世紀初，這問題幾乎沒有被認真地考慮過，在美國，知識分子普遍存在的意見是，隻有醫生可以執行精神分析，而在奧匈帝國，可以同時接受醫生和外行人執業。
其他的國家采取折中的辦法，如倫敦的鍾士、柏林的艾丁頓等人，他們相信可由外行人執業的原則，但覺得它的實施應該以某些限製來維護——特別是事先應該經過醫生的推薦。
1925年貝德洪堡的大會，允許5個歐洲學會和紐約精神分析學會加入國際訓練委員會後，歐洲和美國之間看法的分歧，開始要正麵衝突了。
1926年，紐約州宣布外行人執行分析為非法，使一些弗洛伊德的助手大失所望。他們以外行人的身份來到美國，希望他們的服務受到鼓勵，但發現事情恰恰相反。
1929年在牛津召開的大會決議，診斷要和治療分開，而且外行的分析師不能為病人提供意見，或直接替病人看病，除非那病人是由一個合格醫藥分析師介紹來的。
更多的討論繼續於1932年的德國威斯巴登、1934年的瑞士盧塞尼及1938年的法國巴黎被提出。盡管雙方都曾讓步，但曆次的大會都沒有解決這個問題。到了第二次世界大戰末期，死亡和相繼移民外國，使歐洲的精神分析學會的人數銳減，實際掌握發言權的變成了美國人。
盡管弗洛伊德被疾病和死亡的陰影逐漸束縛，而且不斷有叛離的門徒，但他堅守他這一輩子的工作信心。他繼續提醒大眾，相信精神分析能治愈各種神經病現象是不正確的。
早在1922年，他為《大英百科全書》所寫的一篇長文中，就提出了這個警告。現在他說：“隻要有機體的因素仍然不能掌握，分析的許多地方就仍是在雲裏霧中。”幾年後他的《可中止的與不可中止的分析》的文章，使他的編輯詹姆斯·史特齊承認：“這篇文章給人的印象是，他對精神分析治療的效果感到悲觀。”
在弗洛伊德的研究重點改變得非常清晰可見之前，他曆經了許多次興趣的改變。他寫道：
我的興趣，經過了一輩子迂回於自然科學、醫學和精神治療以後，回到長久以前就使我著迷的文化問題上。我更清楚地發現，人類曆史事件、人類本質和文化發展間的互動、原始經驗的沉積以及自我、本我和超我三者間動態衝突的反映，精神分析就是在研究它們。
弗洛伊德新論文的第一篇是《幻覺的未來》，開始於1927年年初，完成於秋天，在11月出版。論文中認為宗教本身是幻覺，而他知道，他勢必再一次受到攻擊。
但是對他來說，這並不是新的經驗，而且如果一個人在年輕時，就已經學會屹立於當代人的不同意見之上，在他年老時，他知道不久後就要淩越於別人之上，那麽批評又能對他怎麽樣？
在那篇論文中，弗洛伊德主張，他並沒有增加什麽反對宗教的聲勢，而他的表達隻是“在那些偉大的前人的批評上，加了一些心理學的基礎”。
《幻覺的未來》中的觀念絕不是新的，它受到弗洛伊德30年來所發現的精神分析理論的支持。而這篇論文所引起的反應正是意料中的。在紐約，猶太人牧師納桑·克勒斯道出了一般人的觀念。
他說：“我們習慣於聽了個人談所有的主題，隻因為他在某一方麵做了一些令人注意的事。因為愛迪生知道電學，於是人們就要聽他的神學意見；因為一個人在航空科學上有成就，就有人要求他談宇宙萬物的事。大家都讚美弗洛伊德這位精神分析家，但是我們沒有理由也去尊敬他的宗教哲學！”
弗洛伊德總該有各種理由為《幻覺的未來》得到的反應而高興，但是，他至少曾對一個訪客表示出不曾接受讚美的心情。
他以前的一個病人林拉佛果很熱心地讀了那篇論文，並寫信給弗洛伊德，弗洛伊德就邀請他一聚。林拉佛果寫道：
話一進入正題，弗洛伊德就承認任何人的讚美都會帶給創作者快樂。但是他接著在我的熱心上澆冷水。他說：“這是我最壞的一本書！它不是弗洛伊德的書。”
你們絕想象不到我的詫異，我當即埋怨他的說法！但他仍繼續說下去：“那是一本老頭子寫的書。”哎！那時我差點昏倒了。
他一字一句地加強語氣道：“此外，弗洛伊德現在已經死了！相信我，真正的弗洛伊德的確是一個偉人。我特別為你感到難過，因為你過去並不了解他。”
弗洛伊德的陰陽怪氣可能和身體有關，他不斷地有身體上的麻煩而且不停地掙紮。他的女兒安娜照顧他，他盡情地享受著和他的兩個兒子恩斯特與奧利佛家人共聚的時光。
弗洛伊德把精神分析運用在傳記的寫作上，寫了一篇《湯姆斯·威爾遜——第二十八任美國總統》的論文。論文中他說威爾遜受到一種“父親情結”的影響，以致在事業中的許多關鍵時刻裏搖擺不定。
事情的最高潮是他不能主宰巴黎和會，以及把“十四點原則”強加在不甘願的歐洲各國上麵。作為一種精神分析的研究，這本書是很有勸服力和娛樂性的，但是也引起了許多的爭論。
1930年年初，弗洛伊德希望《威爾遜》這本書的出版，能使出版社窘困的經濟情形複蘇。但在1932年年初，出版的可能性仍然不大，他轉向別的他認為有幫助的事情。那就是《新導論演講詞》，一共有7篇。
第一篇演講是夢的理論的修正，大部分是較早的材料；第二篇談夢和神秘學，透露精神分析至少可以解決一些通常被認為是玄學的事情。接下去的3篇談到“超心理學”，比任何在戰時的演說都複雜，文中介紹許多新的觀念，以及來自“自我與本我”及“潛意識”的材料。
——弗洛伊德
得知自己得了口腔癌以後，弗洛伊德感到生命是如此寶貴卻又如此痛苦。於是他對生命更加珍愛，對時間也是更加珍惜。
1924年，有人建議弗洛伊德說，精神分析應該在銀幕上呈現給大眾，他的反應卻是恐懼和輕視。他不僅僅是恐懼他窮其一生之力所研究的成果會為了投大眾之所好而變成低級趣味，他更不相信精神分析的理論能在銀幕上解釋清楚。
不到6個月，弗洛伊德獲悉，德國最大的電影公司環球影片公司去找亞伯拉罕和沙克斯，想要他們指導如何製作關於精神分析的紀錄影片。
他們說得很明白，不論弗洛伊德或他的同事幫不幫忙，他們都決定拍這樣的電影。
於是，一部叫作《靈魂的奧秘》的影片在1926年年初發行，漠斯·沙克斯為看過電影的觀眾寫了一篇論文。當《靈魂的奧秘》在德國各地上映時，弗洛伊德更加直接地牽涉到一個早年就潛伏在精神分析上的問題——外行人執行精神分析的問題。這種新的治療方法應該隻準合格的醫生來執行或者也容許外行人參加。
在20世紀初，這問題幾乎沒有被認真地考慮過，在美國，知識分子普遍存在的意見是，隻有醫生可以執行精神分析，而在奧匈帝國，可以同時接受醫生和外行人執業。
其他的國家采取折中的辦法，如倫敦的鍾士、柏林的艾丁頓等人，他們相信可由外行人執業的原則，但覺得它的實施應該以某些限製來維護——特別是事先應該經過醫生的推薦。
1925年貝德洪堡的大會，允許5個歐洲學會和紐約精神分析學會加入國際訓練委員會後，歐洲和美國之間看法的分歧，開始要正麵衝突了。
1926年，紐約州宣布外行人執行分析為非法，使一些弗洛伊德的助手大失所望。他們以外行人的身份來到美國，希望他們的服務受到鼓勵，但發現事情恰恰相反。
1929年在牛津召開的大會決議，診斷要和治療分開，而且外行的分析師不能為病人提供意見，或直接替病人看病，除非那病人是由一個合格醫藥分析師介紹來的。
更多的討論繼續於1932年的德國威斯巴登、1934年的瑞士盧塞尼及1938年的法國巴黎被提出。盡管雙方都曾讓步，但曆次的大會都沒有解決這個問題。到了第二次世界大戰末期，死亡和相繼移民外國，使歐洲的精神分析學會的人數銳減，實際掌握發言權的變成了美國人。
盡管弗洛伊德被疾病和死亡的陰影逐漸束縛，而且不斷有叛離的門徒，但他堅守他這一輩子的工作信心。他繼續提醒大眾，相信精神分析能治愈各種神經病現象是不正確的。
早在1922年，他為《大英百科全書》所寫的一篇長文中，就提出了這個警告。現在他說：“隻要有機體的因素仍然不能掌握，分析的許多地方就仍是在雲裏霧中。”幾年後他的《可中止的與不可中止的分析》的文章，使他的編輯詹姆斯·史特齊承認：“這篇文章給人的印象是，他對精神分析治療的效果感到悲觀。”
在弗洛伊德的研究重點改變得非常清晰可見之前，他曆經了許多次興趣的改變。他寫道：
我的興趣，經過了一輩子迂回於自然科學、醫學和精神治療以後，回到長久以前就使我著迷的文化問題上。我更清楚地發現，人類曆史事件、人類本質和文化發展間的互動、原始經驗的沉積以及自我、本我和超我三者間動態衝突的反映，精神分析就是在研究它們。
弗洛伊德新論文的第一篇是《幻覺的未來》，開始於1927年年初，完成於秋天，在11月出版。論文中認為宗教本身是幻覺，而他知道，他勢必再一次受到攻擊。
但是對他來說，這並不是新的經驗，而且如果一個人在年輕時，就已經學會屹立於當代人的不同意見之上，在他年老時，他知道不久後就要淩越於別人之上，那麽批評又能對他怎麽樣？
在那篇論文中，弗洛伊德主張，他並沒有增加什麽反對宗教的聲勢，而他的表達隻是“在那些偉大的前人的批評上，加了一些心理學的基礎”。
《幻覺的未來》中的觀念絕不是新的，它受到弗洛伊德30年來所發現的精神分析理論的支持。而這篇論文所引起的反應正是意料中的。在紐約，猶太人牧師納桑·克勒斯道出了一般人的觀念。
他說：“我們習慣於聽了個人談所有的主題，隻因為他在某一方麵做了一些令人注意的事。因為愛迪生知道電學，於是人們就要聽他的神學意見；因為一個人在航空科學上有成就，就有人要求他談宇宙萬物的事。大家都讚美弗洛伊德這位精神分析家，但是我們沒有理由也去尊敬他的宗教哲學！”
弗洛伊德總該有各種理由為《幻覺的未來》得到的反應而高興，但是，他至少曾對一個訪客表示出不曾接受讚美的心情。
他以前的一個病人林拉佛果很熱心地讀了那篇論文，並寫信給弗洛伊德，弗洛伊德就邀請他一聚。林拉佛果寫道：
話一進入正題，弗洛伊德就承認任何人的讚美都會帶給創作者快樂。但是他接著在我的熱心上澆冷水。他說：“這是我最壞的一本書！它不是弗洛伊德的書。”
你們絕想象不到我的詫異，我當即埋怨他的說法！但他仍繼續說下去：“那是一本老頭子寫的書。”哎！那時我差點昏倒了。
他一字一句地加強語氣道：“此外，弗洛伊德現在已經死了！相信我，真正的弗洛伊德的確是一個偉人。我特別為你感到難過，因為你過去並不了解他。”
弗洛伊德的陰陽怪氣可能和身體有關，他不斷地有身體上的麻煩而且不停地掙紮。他的女兒安娜照顧他，他盡情地享受著和他的兩個兒子恩斯特與奧利佛家人共聚的時光。
弗洛伊德把精神分析運用在傳記的寫作上，寫了一篇《湯姆斯·威爾遜——第二十八任美國總統》的論文。論文中他說威爾遜受到一種“父親情結”的影響，以致在事業中的許多關鍵時刻裏搖擺不定。
事情的最高潮是他不能主宰巴黎和會，以及把“十四點原則”強加在不甘願的歐洲各國上麵。作為一種精神分析的研究，這本書是很有勸服力和娛樂性的，但是也引起了許多的爭論。
1930年年初，弗洛伊德希望《威爾遜》這本書的出版，能使出版社窘困的經濟情形複蘇。但在1932年年初，出版的可能性仍然不大，他轉向別的他認為有幫助的事情。那就是《新導論演講詞》，一共有7篇。
第一篇演講是夢的理論的修正，大部分是較早的材料；第二篇談夢和神秘學，透露精神分析至少可以解決一些通常被認為是玄學的事情。接下去的3篇談到“超心理學”，比任何在戰時的演說都複雜，文中介紹許多新的觀念，以及來自“自我與本我”及“潛意識”的材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