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七節 剖析人類的欲望
1929年夏天，當弗洛伊德住在阿爾卑斯山時，他仍然愛山，仍然喜歡欣賞花草和風景。而為他看病的舒爾醫生發現，“他所有的痛苦並沒有減損他那種享受的能力。”
但是弗洛伊德不能長途跋涉了，並且發現坐下來讀書變成了很困難的事。他有時很無聊，整天隻是抽煙和打牌，但覺得自己不該這樣虛度。於是，他又把精力投入工作之中，在給朋友的信中他寫道：“這樣做就不會覺得時間難熬。”
在這期間，他完成了一篇30000字的論文，題目是《文明中的不快樂》，後來改名為《文明及其缺憾》。
一個月後便寫出草稿，這篇著作的原來的題目是《文明中的不快樂》。這裏所說的“不滿”，帶有“不安”、“煩悶”、“痛苦”和“苦惱”的意思，實際上是表示人類心理生活中的“苦惱”在文化上的表現。
在弗洛伊德致洛·沙洛姆的信中提到，他的《文明及其缺憾》探討了文化、犯罪的意識、幸福和崇高的事物。“這一切激發了我，以致它同我在撰寫以往著作中的感受不同，始終都有一股創造性的衝動……在寫這部著作時，我已經重新發現絕大多數的平凡的真理”。
這本書從一開始就探討了最廣泛的問題就是人類同宇宙的關係。弗洛伊德指出，人類對欲望的規範構建的人類的文明，對欲望的放縱會導致文明的危機。
當文明和欲望衝突時，人類應當如何處置呢？一邊是欲望，一邊是文明，人們該如何走下去呢？或者人們可以協調文明發展與欲望滿足的關係，使二者達到平衡？
接著，弗洛伊德開始研究生活的目的。弗洛伊德認為，人生的目的主要是由享樂主義原則所決定。人類追求著幸福，但弗洛伊德發現：幸福是人們心中一種“暫時的”和“過度的”的狀態。
所謂“幸福”，是指“比以前較好”這樣一種狀態。弗洛伊德認為，真正的幸福是不可能在現實生活中找到的。人們往往把對幸福渴望寄托在宗教和戀愛中，但弗洛伊德認為利用宗教來給予人類幸福是注定不會成功的。
戀愛與宗教不同，它除了給人在心理上的積極作用外，還可因男女雙方間情感上的交流及相互關懷而讓人不再感到孤獨。因此，弗洛伊德始終認為“戀愛是人類追求幸福的一種較合理的方式。”
但是，戀愛也隻是暫時的幸福。弗洛伊德特別分析了個人欲望同社會環境間的矛盾和衝突。他認為，這一衝突在現代社會中是無法解決的。
因為同幸福相比，不幸福的力量更大一些。這種不幸福來自3個無可回避的來源：肉體的痛苦、外在世界的危險性和人與人之間相互幹擾。這就觸及了不合理的社會製度的問題。
弗洛伊德對社會和當代文化的現狀極為不滿，這篇文章很好地說明了弗洛伊德已對現代社會失去了信心。
弗洛伊德在研究社會問題和人生問題時得出悲觀的結論並非偶然，這和他的社會地位和個人經曆有必然的聯係。結合他的特殊處境來看，他的失望情緒值得體諒。從他的社會地位來看，他對社會不滿和對西方文化的墮落不滿，是一種進步的表現。
當然，弗洛伊德的悲觀人生觀後來也成了文藝界中一部分人玩弄頹廢文藝的一個口實或“根據”。重要的問題仍然是必須對這些問題進行具體的和曆史的分析。
正是因為欲望對於人類生存所具有的雙重影響，我們應該看到，這一影響乃是相互矛盾的，它既給人們帶來生命，也給人們帶來滅亡。欲望是一把雙刃劍，它既能把人類導向文明的彼岸，也能把人類推向死亡的深淵。
從原始文明的發展史中，人類對於欲望的壓抑是與文明同步產生並且是同步發展的。其理由當然非常簡單，因為如果人類不對欲望加以規範——禁忌就是以神命的形式所進行的規範——那麽人類將不可能在智力與體力方麵得到飛躍，而文明當然也無從產生。
為什麽這樣說呢？原因其實很簡單，因為無規範的欲望將直接導致人類的體力與智力的退化。他不光會削弱影響個體，甚至還會削弱整體，這顯然與人類的生存本能的根本目的背道而馳。如果人類普遍不能對自己的欲望規範的話，那麽人類的命運必將是逐步衰弱，最終走向滅亡。
弗洛伊德認為隨著文明的發展，人類對欲望的規範也會越來越嚴格，人類的心理承受的壓力一定會越來越大，生活也就必將越來越壓抑，文明化後的人類對於縱欲的普遍反對乃是文明社會的一個根本特征之一。
總之，文明起源於對欲望的壓抑，而對欲望的壓抑將會導致文明的危機。究其原因就在於：對欲望的長久壓抑將會導致欲望的反抗，而它的反抗就是打破人們對欲望的規範，也就全麵打破了對放縱欲望與搞亂倫理的禁忌，而壓抑欲望和保護倫理乃是文明的根本。如果文明的根本受到損害，文明本身還能夠完好無損嗎？這正是現代文明缺憾所在。
早在1917年年底，那時第一次世界大戰還在進行中。那段時間對弗洛伊德和對絕大多數人來說都是一個醒不了的噩夢。那個時候，由於長期吸煙，弗洛伊德的下顎癌的病痛折磨越發嚴重了。癌細胞是一種變異的細胞，是產生癌症的病源，癌細胞與正常細胞不同，有無限生長、轉化和轉移三大特點，也因此難以消滅。在適宜條件下，它能無限增殖，成為“不死”的永生細胞。
在當時醫學中，手術療法是最早應用的治療癌症的方法，也是目前許多早期癌症治療的首選療法。許多早期癌症可以通過成功的手術達到根治的目的。一些癌症病人病情發展到晚期，無法進行根治性手術，但是為了減輕病人痛苦，延長病人生命，也可進行手術，這種手術稱為姑息性手術。而弗洛伊德的癌細胞已經不屬於早期，在當時醫療條件下無法治療。這一點很快就被證實了。
1923年4月的一個晚上，弗洛伊德讓他的醫生菲力斯·道西大吃一驚，他要求醫生查看自己的口腔。道西醫生隻看一眼就給弗洛伊德確診了。弗洛伊德患上了一種晚期的“口腔癌”！道西醫生仔細看過後，認為病情相當嚴重，需要活體解剖，並且動手術除去染病的薄膜。他們很快就安排好了。
道西醫生寫道：“我們一起坐車到醫院，說好了手術完後他可以馬上回家。但是他失血較多，情況緊急，所以必須在醫院單人病房的床上休息，因為那時沒有其他的舒適病房空著。”
不久以後，就開始放射性治療了，這是一連串治療和手術的開端，希望可以防止疾病的蔓延。
1923年5月10日，弗洛伊德回複亞伯拉罕給他的生日祝賀信，他尚能寫信：“我又可以吃東西、工作和吸煙了。而我將試用你樂觀的口號：祝你青春永駐，萬年常青。”
這封信代表著弗洛伊德麵對挑戰，努力不懈的精神。他直至生命終了時，仍不屈不撓地表現出他真正的英雄本質。
巴德·格斯丁的醫生檢查了開刀後的疤痕，認為他正在逐漸複原中。但是弗洛伊德對本地人不太信任，他覺得身體仍然不舒服。8月初，他去拉佛隆和女兒安娜會麵。安娜勸他馬上寫信給在維也納的菲力斯·道西醫生。
道西立刻回了信，並且決定從維也納出發，親自去看弗洛伊德。他抵達拉佛隆後，馬上發現癌細胞已經擴散，必須進行另一個更重大的手術。
可是再過幾天，精神分析的核心小組會，就要聚集在聖克力斯多佛。而因為弗洛伊德早先計劃，要在8月底去羅馬，現在產生了兩個問題：第一，核心小組的成員，現在還不知道弗洛伊德的情況有多嚴重，他們會不會勸他接受手術？第二，弗洛伊德是應該照計劃去羅馬，還是立刻回維也納？
很顯然，弗洛伊德沒有接受動手術的勸告，就去了羅馬。等他回到維也納之後才知道自己的病情已經很嚴重，而等到許多年後，才有人告訴他核心小組決定不讓他知道真正的情況。
就在弗洛伊德等待動手術時，他接到一封信，使他感到很滿足。有一位美國的精神分析師，帶著一封史丹利·何爾的介紹信來拜訪他。
何爾在信中讚美弗洛伊德道：
你的成就比現在任何一個精神分析家都要高超！事實上，曆史將要證明，你對我們的貢獻和達爾文對生物學的貢獻相比較，有過之而無不及。我以為，如果你對那些叛離你的門徒寬容一點兒，也不會損及你崇高的學術地位。
以我自己來說，你的工作一直是我過去15年來工作上的主要靈感源泉。它已經給予我對於精神生活上的嶄新觀念，你賜給我的，比任何人都要多。
弗洛伊德讀這封信時，等待著他的是複雜的大手術。問題牽涉得很廣，外科醫生發現必須先在一個屍體上實驗，然後才能決定是否進行手術。事實上，需要動兩次手術。第一個比較小的手術準備在10月4日進行，一周後再進行大手術。首先，嘴唇和麵頰必須割開很大的一個口子，然後將整個上顎和染病處右邊的軟肉割除。
第二個手術進行了7個小時，要經過局部麻醉和一些鎮靜作用。在10月底，弗洛伊德就已經回到了柏格街19號。
現在，弗洛伊德在康複中，他希望最壞的情形趕快過去，可是還不到兩個星期，他的希望就破滅了。11月12日，將先前割下的組織樣品拿去化驗的醫生告訴他，疾病在繼續惡化中。他們建議再動手術，弗洛伊德也同意了，於是就在當天下午開刀。
這次手術看來很順利，12月底以前，弗洛伊德回到家裏，顯然在複原中。直至13年後，惡性的細胞才再度被發現。但是弗洛伊德的災難卻持續不斷。他將會經曆30多次的手術，以除去慢性發炎的地方和病變前的癌細胞組織。
§§第六章 用生命詮釋科學
但是弗洛伊德不能長途跋涉了，並且發現坐下來讀書變成了很困難的事。他有時很無聊，整天隻是抽煙和打牌，但覺得自己不該這樣虛度。於是，他又把精力投入工作之中，在給朋友的信中他寫道：“這樣做就不會覺得時間難熬。”
在這期間，他完成了一篇30000字的論文，題目是《文明中的不快樂》，後來改名為《文明及其缺憾》。
一個月後便寫出草稿，這篇著作的原來的題目是《文明中的不快樂》。這裏所說的“不滿”，帶有“不安”、“煩悶”、“痛苦”和“苦惱”的意思，實際上是表示人類心理生活中的“苦惱”在文化上的表現。
在弗洛伊德致洛·沙洛姆的信中提到，他的《文明及其缺憾》探討了文化、犯罪的意識、幸福和崇高的事物。“這一切激發了我，以致它同我在撰寫以往著作中的感受不同，始終都有一股創造性的衝動……在寫這部著作時，我已經重新發現絕大多數的平凡的真理”。
這本書從一開始就探討了最廣泛的問題就是人類同宇宙的關係。弗洛伊德指出，人類對欲望的規範構建的人類的文明，對欲望的放縱會導致文明的危機。
當文明和欲望衝突時，人類應當如何處置呢？一邊是欲望，一邊是文明，人們該如何走下去呢？或者人們可以協調文明發展與欲望滿足的關係，使二者達到平衡？
接著，弗洛伊德開始研究生活的目的。弗洛伊德認為，人生的目的主要是由享樂主義原則所決定。人類追求著幸福，但弗洛伊德發現：幸福是人們心中一種“暫時的”和“過度的”的狀態。
所謂“幸福”，是指“比以前較好”這樣一種狀態。弗洛伊德認為，真正的幸福是不可能在現實生活中找到的。人們往往把對幸福渴望寄托在宗教和戀愛中，但弗洛伊德認為利用宗教來給予人類幸福是注定不會成功的。
戀愛與宗教不同，它除了給人在心理上的積極作用外，還可因男女雙方間情感上的交流及相互關懷而讓人不再感到孤獨。因此，弗洛伊德始終認為“戀愛是人類追求幸福的一種較合理的方式。”
但是，戀愛也隻是暫時的幸福。弗洛伊德特別分析了個人欲望同社會環境間的矛盾和衝突。他認為，這一衝突在現代社會中是無法解決的。
因為同幸福相比，不幸福的力量更大一些。這種不幸福來自3個無可回避的來源：肉體的痛苦、外在世界的危險性和人與人之間相互幹擾。這就觸及了不合理的社會製度的問題。
弗洛伊德對社會和當代文化的現狀極為不滿，這篇文章很好地說明了弗洛伊德已對現代社會失去了信心。
弗洛伊德在研究社會問題和人生問題時得出悲觀的結論並非偶然，這和他的社會地位和個人經曆有必然的聯係。結合他的特殊處境來看，他的失望情緒值得體諒。從他的社會地位來看，他對社會不滿和對西方文化的墮落不滿，是一種進步的表現。
當然，弗洛伊德的悲觀人生觀後來也成了文藝界中一部分人玩弄頹廢文藝的一個口實或“根據”。重要的問題仍然是必須對這些問題進行具體的和曆史的分析。
正是因為欲望對於人類生存所具有的雙重影響，我們應該看到，這一影響乃是相互矛盾的，它既給人們帶來生命，也給人們帶來滅亡。欲望是一把雙刃劍，它既能把人類導向文明的彼岸，也能把人類推向死亡的深淵。
從原始文明的發展史中，人類對於欲望的壓抑是與文明同步產生並且是同步發展的。其理由當然非常簡單，因為如果人類不對欲望加以規範——禁忌就是以神命的形式所進行的規範——那麽人類將不可能在智力與體力方麵得到飛躍，而文明當然也無從產生。
為什麽這樣說呢？原因其實很簡單，因為無規範的欲望將直接導致人類的體力與智力的退化。他不光會削弱影響個體，甚至還會削弱整體，這顯然與人類的生存本能的根本目的背道而馳。如果人類普遍不能對自己的欲望規範的話，那麽人類的命運必將是逐步衰弱，最終走向滅亡。
弗洛伊德認為隨著文明的發展，人類對欲望的規範也會越來越嚴格，人類的心理承受的壓力一定會越來越大，生活也就必將越來越壓抑，文明化後的人類對於縱欲的普遍反對乃是文明社會的一個根本特征之一。
總之，文明起源於對欲望的壓抑，而對欲望的壓抑將會導致文明的危機。究其原因就在於：對欲望的長久壓抑將會導致欲望的反抗，而它的反抗就是打破人們對欲望的規範，也就全麵打破了對放縱欲望與搞亂倫理的禁忌，而壓抑欲望和保護倫理乃是文明的根本。如果文明的根本受到損害，文明本身還能夠完好無損嗎？這正是現代文明缺憾所在。
早在1917年年底，那時第一次世界大戰還在進行中。那段時間對弗洛伊德和對絕大多數人來說都是一個醒不了的噩夢。那個時候，由於長期吸煙，弗洛伊德的下顎癌的病痛折磨越發嚴重了。癌細胞是一種變異的細胞，是產生癌症的病源，癌細胞與正常細胞不同，有無限生長、轉化和轉移三大特點，也因此難以消滅。在適宜條件下，它能無限增殖，成為“不死”的永生細胞。
在當時醫學中，手術療法是最早應用的治療癌症的方法，也是目前許多早期癌症治療的首選療法。許多早期癌症可以通過成功的手術達到根治的目的。一些癌症病人病情發展到晚期，無法進行根治性手術，但是為了減輕病人痛苦，延長病人生命，也可進行手術，這種手術稱為姑息性手術。而弗洛伊德的癌細胞已經不屬於早期，在當時醫療條件下無法治療。這一點很快就被證實了。
1923年4月的一個晚上，弗洛伊德讓他的醫生菲力斯·道西大吃一驚，他要求醫生查看自己的口腔。道西醫生隻看一眼就給弗洛伊德確診了。弗洛伊德患上了一種晚期的“口腔癌”！道西醫生仔細看過後，認為病情相當嚴重，需要活體解剖，並且動手術除去染病的薄膜。他們很快就安排好了。
道西醫生寫道：“我們一起坐車到醫院，說好了手術完後他可以馬上回家。但是他失血較多，情況緊急，所以必須在醫院單人病房的床上休息，因為那時沒有其他的舒適病房空著。”
不久以後，就開始放射性治療了，這是一連串治療和手術的開端，希望可以防止疾病的蔓延。
1923年5月10日，弗洛伊德回複亞伯拉罕給他的生日祝賀信，他尚能寫信：“我又可以吃東西、工作和吸煙了。而我將試用你樂觀的口號：祝你青春永駐，萬年常青。”
這封信代表著弗洛伊德麵對挑戰，努力不懈的精神。他直至生命終了時，仍不屈不撓地表現出他真正的英雄本質。
巴德·格斯丁的醫生檢查了開刀後的疤痕，認為他正在逐漸複原中。但是弗洛伊德對本地人不太信任，他覺得身體仍然不舒服。8月初，他去拉佛隆和女兒安娜會麵。安娜勸他馬上寫信給在維也納的菲力斯·道西醫生。
道西立刻回了信，並且決定從維也納出發，親自去看弗洛伊德。他抵達拉佛隆後，馬上發現癌細胞已經擴散，必須進行另一個更重大的手術。
可是再過幾天，精神分析的核心小組會，就要聚集在聖克力斯多佛。而因為弗洛伊德早先計劃，要在8月底去羅馬，現在產生了兩個問題：第一，核心小組的成員，現在還不知道弗洛伊德的情況有多嚴重，他們會不會勸他接受手術？第二，弗洛伊德是應該照計劃去羅馬，還是立刻回維也納？
很顯然，弗洛伊德沒有接受動手術的勸告，就去了羅馬。等他回到維也納之後才知道自己的病情已經很嚴重，而等到許多年後，才有人告訴他核心小組決定不讓他知道真正的情況。
就在弗洛伊德等待動手術時，他接到一封信，使他感到很滿足。有一位美國的精神分析師，帶著一封史丹利·何爾的介紹信來拜訪他。
何爾在信中讚美弗洛伊德道：
你的成就比現在任何一個精神分析家都要高超！事實上，曆史將要證明，你對我們的貢獻和達爾文對生物學的貢獻相比較，有過之而無不及。我以為，如果你對那些叛離你的門徒寬容一點兒，也不會損及你崇高的學術地位。
以我自己來說，你的工作一直是我過去15年來工作上的主要靈感源泉。它已經給予我對於精神生活上的嶄新觀念，你賜給我的，比任何人都要多。
弗洛伊德讀這封信時，等待著他的是複雜的大手術。問題牽涉得很廣，外科醫生發現必須先在一個屍體上實驗，然後才能決定是否進行手術。事實上，需要動兩次手術。第一個比較小的手術準備在10月4日進行，一周後再進行大手術。首先，嘴唇和麵頰必須割開很大的一個口子，然後將整個上顎和染病處右邊的軟肉割除。
第二個手術進行了7個小時，要經過局部麻醉和一些鎮靜作用。在10月底，弗洛伊德就已經回到了柏格街19號。
現在，弗洛伊德在康複中，他希望最壞的情形趕快過去，可是還不到兩個星期，他的希望就破滅了。11月12日，將先前割下的組織樣品拿去化驗的醫生告訴他，疾病在繼續惡化中。他們建議再動手術，弗洛伊德也同意了，於是就在當天下午開刀。
這次手術看來很順利，12月底以前，弗洛伊德回到家裏，顯然在複原中。直至13年後，惡性的細胞才再度被發現。但是弗洛伊德的災難卻持續不斷。他將會經曆30多次的手術，以除去慢性發炎的地方和病變前的癌細胞組織。
§§第六章 用生命詮釋科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