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節 關注戰後精神疾病
第一次世界大戰爆發的時間，與榮格的瑞士派人士從弗洛伊德的陣營中決裂出來的時間幾乎相吻合，這兩件事都對精神分析的發展有重大的影響。
大戰中的那幾年，歐洲大陸國家——英國和美國，還有最反對弗洛伊德的人，都很難忽視一個問題：數以千萬計從戰場負傷下來的兵士們，大都患了精神崩潰症，當時人們對此有個特別的名稱，叫作“炸彈驚駭症”。
這種症狀不僅可以用精神分析的治療法減輕，而且還可以證實某些精神分析理論的假設。到了1918年，不論是協約國，還是同盟國，都已經用精神分析治療軍隊醫院中的病患了。
弗洛伊德所預言的庸醫騙人行為，使他遭到各方麵甚至精神分析師的攻擊。有人曾經說：“當弗洛伊德的聲譽日增時，別人惡意地把他的理論與瑜伽術、神聖的治療、動物吸引力和整骨療法等歸為同類。”
有一本在1912年出版的教科書，把心理治療放在《招魂術和通靈術》的章節裏，評論它說：
可能借著啟示，有些實用主義的價值，但是卻沒有科學的根據。另一位心理學家則強調，治療的成功並不能測驗理論的正確性。
隻有一些比較通俗的雜誌成功地保持著不偏不倚的報道態度。既不隨便讚美，也不作駭人聽聞的譴責。其中之一是《紐約時報》。當1914年秋天《日常生活的精神病理學》的譯文出現在美國時，它以半頁的篇幅，作了客觀的報道。
1915年年初，長期血戰的跡象日益明顯，英國人即使沒有充足的理由，也可以找到許多借口，譴責弗洛伊德隻是另一個“長久使我們受損的德國教授團的家夥”。如果不是大戰前夕有一小群支持精神分析的人仗義執言，那些攻擊將會產生很大的力量。那一群支持者中間，最有名的當然是恩斯特·鍾士。
創立倫敦精神分析學會，隻是鍾士在英國推展精神分析的最重要項目。過了不久，他向皇家醫藥學會精神病學組發表演講，受到熱烈歡迎。第二年，弗洛伊德的“遺忘理論”討論會在達拉莫的心理學家與哲學家聯合會上舉行，偶爾在醫學刊物上登載精神分析論文，已不再引起人們震撼驚奇了。
如此，在大戰爆發以前，英國已有一群支持弗洛伊德的人。雖然人數少，卻堅決地在英國建立起橋頭堡。布利爾翻譯的《日常生活的精神病理學》在大戰期間的第一個冬天出現於英國。
當馬西爾反對在戰時使用精神分析時，被醫藥心理協會的會長斷然拒絕了，原因是這個主題將不會被人認真看待。會長還埋怨道：“當然，弗洛伊德和榮格等人的卑劣教條，在英國精神病學家的教學和著作中，都沒有得到什麽支持，是眾所皆知的。”
但是，盡管精神分析隻受到極少數人支持，仍有些人感到受不了。幾天後，一些“衛道士”在《英國醫學雜誌》的專欄中問道：“大家是否知道，精神分析家們在我們的軍醫院中的瘋人病房做有害的工作？”
在維也納，精神分析學會的聚會因大戰爆發而擱置了，後來雖然恢複，卻每3個星期才舉行一次。弗洛伊德的診所生意沒有起色，他像許多維也納的中產階級一樣，麵臨收入減少、物價上漲的雙重壓力。他的三兒子恩斯特跟長子馬丁一起從軍，而奧利佛因為體格欠佳不能服役，參與了一連串的機械工程。
弗洛伊德寫信給亞伯拉罕說道：“我現在好像正站在北極圈的長夜裏，焦急地等待著太陽的升起。”
太陽終於在幾個星期後升起了。弗洛伊德開始寫一連串的論文，並以從前所不曾有的速度完成了。第一篇是《對當代戰爭與死亡的沉思》，第二篇是《我們對死亡的態度》，並於1915年4月首次發表。
這兩篇為《影像》雜誌所寫的文章完成後，弗洛伊德立刻從事起一項雄心勃勃的工作：將10多篇論文集成一本書，取名《超心理學緒論》。“超心理學”這個觀念，是他首先使用的。他曾向弗萊斯解釋那是“引導至意識背麵的心理學”。
多年來，它的意義已經擴大到可以在科學中稱為“一般理論”了。但是，弗洛伊德特別用這個詞形容精神現象與精神器官及所牽涉的本能以及在器官中產生能量分配的關係。
頭兩篇論文是《本能和它們的變化》以及《壓抑》，集中在3個星期內完成。第三篇《潛意識》花的時間不超過3個星期，闡述了弗洛伊德建立整個精神分析的中心思想。接下去是《夢的理論的超心理補充》和《哀悼與憂鬱症》。
這頭5篇超心理學的論文完成後，弗洛伊德開始準備他在大學的定期講課。講授時間是1915年10月和翌年3月，對象包括醫生和其他科係的教授們。這次講課和他在其他大學的演講不同，他要出版講義，如此他可以向廣大的群眾顯示他的思想，並以爐火純青的方法鼓勵他的聽眾跟從他的說法，而這種方法正是他經常所表現的中庸之道。
他演講的前言，已印成《精神分析人們》，他提醒大家，“在目前的環境下，我們不可能……沉著冷靜地保持一種科學理論；也不可能避免以一個警告作為開始”。於是，他的開場白說，在他的聽眾中，可能有人不滿意皮毛地了解一點精神分析，而是決定要和它建立更永久的關係。
在一係列的演講開始前，弗洛伊德特別向聽眾聲明，他將不討論思想倒錯和夢而要討論神經官能症，那是除了聽眾中的醫生外，大多數人都很陌生的一種現象。他解釋，即使在這裏，他仍要用長久以來使用的相同技巧。
《精神分析人們》分3個單元出版，時間在1915年和1917年，是弗洛伊德除了《日常生活的精神病理學》之外，擁有最多讀者的一部作品，曾被翻譯成17種文字。
弗洛伊德很清楚，對於外行人來說，這些講稿清晰地闡述了精神分析，它們也為他帶來一大筆財富。但是，1918年3月他的書完成以後，卻比以前更沮喪了。
毫無疑問，原因是他已經62歲了，他以前認為自己在這個年紀就會死去。他對戰爭的結果也越來越悲觀，而且，秋冬來臨後，食物和燃料將更加短缺。除了這些物質問題外，他還為國際上的認可與否而擔心。
在1917年，至少有幾件事值得弗洛伊德慶幸：他兩個在軍中的兒子安然無恙，直至戰爭結束都是如此。馬丁一直在西班牙加裏西裏和俄國的前線，而恩斯特則在意大利的前線，好幾次都從鬼門關躲過。
弗洛伊德隻有一個親戚陣亡，那是他妹妹羅莎的兒子哈曼格拉夫。他出嫁的女兒瑪西黛和小女兒安娜都在維也納，除了經常想念在前線的馬丁和恩斯特外，他主要的家庭問題是很難跟在漢堡的女兒蘇菲聯絡。
到了秋天，生活條件變得更困難，未來唯一能確知的事，就是食物和燃料的短缺。但是，也有幾件事情稍微減輕了弗洛伊德的憂鬱，那就是有人提名他接受諾貝爾獎。
事實上，早在1914年，就有美國心理學家懷特策劃提名弗洛伊德，但是後來沒有下文，而弗洛伊德本人似乎也不知道有這個計劃。現在弗洛伊德的名字被羅伯·貝拉尼提出，此人在1914年得到了諾貝爾的醫學獎。
弗洛伊德並沒有因貝拉尼的提名而得到諾貝爾獎，以後羅曼·羅蘭、阿諾·茲偉克等人也同樣努力過，都沒有結果。弗洛伊德告訴亞伯拉罕：“我已經兩次看見諾貝爾獎金從我麵前揚長而過。我也已經了解，這種官方的承認根本不適合我的生活方式。”
當1917年秋天如期來到陰霾中時，還有另一個令人鼓舞的小火花：英國人已經占領了耶路撒冷，並且發表《貝爾福宣言》，答應支持猶太人在巴勒斯坦建立家園。弗洛伊德對亞拉伯罕說那是唯一讓他感到高興的事。
雖然弗洛伊德現在仍深陷於沮喪之中，但精神分析的前途已經漸漸地改善。在美國，普特南就曾感歎說：“10多年以前，有誰曾夢想過，今天的大學教授們會向男女學生講授弗洛伊德的理論？科學界人士依賴它們，以探求本能的奧秘；教育家們希望找到訓練年輕人的秘訣。”
在醫學界，這種重點改變的原因是醫生們現在必須處理漸增的患了“炸彈驚駭症”的傷兵。不錯，在以後的戰爭中，也有許多受戰爭壓力而使人精神崩潰的例子，但是他們的數目和身體受傷或感染疾病的人相比，卻是微乎其微。
現在，在西方前線的持久壕溝戰，加上日夜不停的炮火轟炸，使情況急速改變，人們逐漸關切戰爭所引起的精神病問題。精神病醫師被配屬在軍隊醫院裏，而精神病的病例和外科及內科的病例一樣，被詳細地研究著。
弗洛伊德一點也不知道精神分析在英國發展的情形，而且很少接觸奧國所治療的“炸彈驚駭症”的個案。但是，可能維克特、陶斯克已經提醒他注意這些現象。
陶斯克是在1915年被征召為陸軍的精神病學家，第二年印行了一篇論文，叫作《關於所謂戰爭精神病的症狀學之診斷考慮》。
在歐洲，考慮用精神分析治療戰爭下精神病患者的人不隻陶斯克一個。
在1918年2月，弗洛伊德收到由恩斯特·錫麥寫的論文《戰爭的神經性官能症與心靈創傷》。錫麥是一位德國醫生，戰爭爆發時，被征召到一個野戰醫院，擔任醫藥顧問，不久後采用被認為是革命性的政策，以客觀而公平的態度對待在戰鬥中受壓力而精神崩潰的人，而不是將其視為裝病逃避義務的士兵。
幾個月以前，錫麥曾向德國作戰大臣提出一項計劃，準備組成一個精神分析機構用以研究神經病源，並免費提供顧問的診所以及一個可以治療病人的療養院。當局似乎沒有接受他的建議。但是，德國政府受到了影響，派了一位官方代表，參加由弗洛伊德及他的追隨者籌劃的定於1918年舉行的國際大會，而奧地利和匈牙利也是如此。
大會本來決定在波蘭的布勒斯特舉行，但是後來改在匈牙利的首都布達佩斯，時間是9月。值得注意的是，沒有瑞士人與會，出席的42人中，有3個荷蘭人，3個德國人，其餘的則來自風雨飄搖的奧匈帝國。
當弗洛伊德知道中央集權官方已表示有興趣的真正原因時，他一定有許多感慨：精神分析原來的目的是解開人類思維的神秘和減輕人類的痛苦，而現在卻被認為是盡快把人送回戰場。
經過許多次的磋商後，荷蘭的海牙終於被選定為國際大會的召開地點，並決定在1920年9月舉行。
海牙的大會相當成功。英國代表團有15人，德國代表團有11人。有16位荷蘭的精神分析師，2位美國分析師，還有62位會員，其中有奧地利人、匈牙利人、波蘭人及瑞士人，他們來自新組成的弗洛伊德的瑞士精神分析學會。
弗洛伊德在大會中演講“夢的理論之補充”，重申20年以前，他主張“夢代表希望實現”的說法。此外，他更進一步地說，人類還有“懲罰的夢”以及“創傷的夢。”
海牙大會結束後，弗洛伊德打算和女兒安娜去英國。他希望去看他在曼徹斯特的親戚以及拜訪劍橋大學。但是，第一個障礙是安娜的簽證沒有及時寄到。然後，當他打算單獨前往時，一位在柏林的親戚因為心髒病去世。他必須去柏林吊喪，隻好很難過地放棄此行。
弗洛伊德從海牙大會回來時，發現有一大堆信件和病人等他去處理，他的每一分鍾都被占據。同時，大戰結束後的幾年中，弗洛伊德發現，世界各地的人們對精神分析的興趣日益增長。
在維也納，大約20年前就開始的“周三學會”，現在又一次繁榮成長起來，成為國際性協會的維也納分會，也吸引了許多新的會員。其中有一位威廉·裏克，是剛出道的奧地利醫生。
當弗洛伊德正在振興國際精神分析協會維也納分會時，英國也開始重組精神分析機構。大戰期間，倫敦精神分析學會中的一些具有影響力的會員，卻投入榮格的懷抱。1919年2月，鍾士計劃“整肅”英國組織中的“榮格派”會員，受到弗洛伊德的恭賀，於是解散倫敦學會，組織了英國精神分析學會。
然而，在美國的情況特別令人驚異。那裏，盡管有普特南支持弗洛伊德，鍾士也曾孜孜不倦地宣揚弗洛伊德的見解，在某些醫學會議裏，精神分析被認真地討論著。但是，對於大多數的美國精神病醫生來說，精神分析仍然隻是“廁所中的俏皮話或茶餘飯後興起的主題”。
除了拒絕認真考慮精神分析的懷疑者外，還有變節脫逃的人。其中有名的是撒母耳·鄧南伯醫生。他自1912年起，就是執業的精神病醫生。
1922年年初，鄧南伯宣布他的看法：“在我的經驗裏，沒有弗洛伊德的那些解釋，所謂神經質因若用支配人類生活的其他本能來解釋，病人也可以治愈。性對於所有的神經質因並沒有因果關係。神經質是由於個人與現實及世界的衝突而引起的，與他的愛情生活風馬牛不相及。”
鄧南伯說：“現在，人們如果在別的行業不能謀生，就轉行當精神分析師。”他結論道：“精神分析是一種偽科學，就像手相術、筆跡學和骨相學一樣。”
20世紀20年代早期，在混亂的美國精神治療界裏，到處可以聽到嚴厲的批評家的咆哮、狡猾庸醫所做的不實宣傳以及頑固的敵人的恐怖雄辯。
甚至於在學術氣氛比較濃厚的圈子裏，弗洛伊德也不一定能得到他預期的認可。在英國，一般人的態度表現於羅斯·馬考萊的小說《危險時代》裏。書中的主人翁說：“弗洛伊德主義能奇妙地治療疾病——不管是炸彈驚駭症、失眠症、神經沮喪、腰部風濕痛、自殺狂等，全都有效。”
湯瑪斯說：“如果能以軍事術語形容，我想說，弗洛伊德的理論代表對潛意識的一種總攻勢，但是，作為一個藝術家，我必須承認，我根本不滿意弗洛伊德的觀念。相反地，我覺得我被他折磨得煩躁不安、不成人形。藝術家被弗洛伊德的觀念透視得無可遁形，嚴重地破壞了他們創作藝術的秘密。”
麵臨著英國和其他地方的種種反對浪潮，鍾士不屈不撓地向前推進。他經常在醫學界演講，為成立精神分析研究院鋪路，貢獻出他全部的才智和精力，支持弗洛伊德主義。
在英國和美國，對精神分析的討論集中於它對醫學界的實用價值以及它對“性”的強調上是否有依據。但是在歐洲大陸，精神分析方法卻經常推展到和治療沒有關聯的地方。
許多作家和藝術家的作品，或多或少都受到大家逐漸知道的潛意識的影響。但他們的反應是，避免和弗洛伊德牽扯在一起。
盡管受到“時代文學的補充”的影射，可是許多作者仍不願承認，潛意識是他們作品的主要源泉。這種猶豫是很容易理解的。
精神分析有一個大前提，那就是：“本能的生命和想象的生命有密切的關聯；而且，一個在治療中放棄神經質原的病人，和在創作中使感情升華的藝術家有相似之處。”職業的作家們多半對於這種視創作是“主觀的逃避，而非客觀的創造現實”的看法憤憤不平。
作家們的另外一種沮喪極可能來自《精神分析國際會刊》的過度誇張。那份刊物在大戰後迅速發行，原則上應由弗洛伊德指揮，但是為了某些實際的目標，卻受鍾士的控製。
一開始，會刊內容以非醫學的論文為主。第一篇大幅的論文是《談亨利八世的性格和婚姻生活》，接著還分析莎士比亞的悲劇《麥克白》和《威尼斯商人》。詹姆士·塔斯勒說：“要歸功於精神分析的，不僅心理學而已，還包括了所有鄰近的學科，如人類學、民俗學、宗教經濟學、社會學、曆史學，甚至於文學批評、政治學和傳記等。”
大戰中的那幾年，歐洲大陸國家——英國和美國，還有最反對弗洛伊德的人，都很難忽視一個問題：數以千萬計從戰場負傷下來的兵士們，大都患了精神崩潰症，當時人們對此有個特別的名稱，叫作“炸彈驚駭症”。
這種症狀不僅可以用精神分析的治療法減輕，而且還可以證實某些精神分析理論的假設。到了1918年，不論是協約國，還是同盟國，都已經用精神分析治療軍隊醫院中的病患了。
弗洛伊德所預言的庸醫騙人行為，使他遭到各方麵甚至精神分析師的攻擊。有人曾經說：“當弗洛伊德的聲譽日增時，別人惡意地把他的理論與瑜伽術、神聖的治療、動物吸引力和整骨療法等歸為同類。”
有一本在1912年出版的教科書，把心理治療放在《招魂術和通靈術》的章節裏，評論它說：
可能借著啟示，有些實用主義的價值，但是卻沒有科學的根據。另一位心理學家則強調，治療的成功並不能測驗理論的正確性。
隻有一些比較通俗的雜誌成功地保持著不偏不倚的報道態度。既不隨便讚美，也不作駭人聽聞的譴責。其中之一是《紐約時報》。當1914年秋天《日常生活的精神病理學》的譯文出現在美國時，它以半頁的篇幅，作了客觀的報道。
1915年年初，長期血戰的跡象日益明顯，英國人即使沒有充足的理由，也可以找到許多借口，譴責弗洛伊德隻是另一個“長久使我們受損的德國教授團的家夥”。如果不是大戰前夕有一小群支持精神分析的人仗義執言，那些攻擊將會產生很大的力量。那一群支持者中間，最有名的當然是恩斯特·鍾士。
創立倫敦精神分析學會，隻是鍾士在英國推展精神分析的最重要項目。過了不久，他向皇家醫藥學會精神病學組發表演講，受到熱烈歡迎。第二年，弗洛伊德的“遺忘理論”討論會在達拉莫的心理學家與哲學家聯合會上舉行，偶爾在醫學刊物上登載精神分析論文，已不再引起人們震撼驚奇了。
如此，在大戰爆發以前，英國已有一群支持弗洛伊德的人。雖然人數少，卻堅決地在英國建立起橋頭堡。布利爾翻譯的《日常生活的精神病理學》在大戰期間的第一個冬天出現於英國。
當馬西爾反對在戰時使用精神分析時，被醫藥心理協會的會長斷然拒絕了，原因是這個主題將不會被人認真看待。會長還埋怨道：“當然，弗洛伊德和榮格等人的卑劣教條，在英國精神病學家的教學和著作中，都沒有得到什麽支持，是眾所皆知的。”
但是，盡管精神分析隻受到極少數人支持，仍有些人感到受不了。幾天後，一些“衛道士”在《英國醫學雜誌》的專欄中問道：“大家是否知道，精神分析家們在我們的軍醫院中的瘋人病房做有害的工作？”
在維也納，精神分析學會的聚會因大戰爆發而擱置了，後來雖然恢複，卻每3個星期才舉行一次。弗洛伊德的診所生意沒有起色，他像許多維也納的中產階級一樣，麵臨收入減少、物價上漲的雙重壓力。他的三兒子恩斯特跟長子馬丁一起從軍，而奧利佛因為體格欠佳不能服役，參與了一連串的機械工程。
弗洛伊德寫信給亞伯拉罕說道：“我現在好像正站在北極圈的長夜裏，焦急地等待著太陽的升起。”
太陽終於在幾個星期後升起了。弗洛伊德開始寫一連串的論文，並以從前所不曾有的速度完成了。第一篇是《對當代戰爭與死亡的沉思》，第二篇是《我們對死亡的態度》，並於1915年4月首次發表。
這兩篇為《影像》雜誌所寫的文章完成後，弗洛伊德立刻從事起一項雄心勃勃的工作：將10多篇論文集成一本書，取名《超心理學緒論》。“超心理學”這個觀念，是他首先使用的。他曾向弗萊斯解釋那是“引導至意識背麵的心理學”。
多年來，它的意義已經擴大到可以在科學中稱為“一般理論”了。但是，弗洛伊德特別用這個詞形容精神現象與精神器官及所牽涉的本能以及在器官中產生能量分配的關係。
頭兩篇論文是《本能和它們的變化》以及《壓抑》，集中在3個星期內完成。第三篇《潛意識》花的時間不超過3個星期，闡述了弗洛伊德建立整個精神分析的中心思想。接下去是《夢的理論的超心理補充》和《哀悼與憂鬱症》。
這頭5篇超心理學的論文完成後，弗洛伊德開始準備他在大學的定期講課。講授時間是1915年10月和翌年3月，對象包括醫生和其他科係的教授們。這次講課和他在其他大學的演講不同，他要出版講義，如此他可以向廣大的群眾顯示他的思想，並以爐火純青的方法鼓勵他的聽眾跟從他的說法，而這種方法正是他經常所表現的中庸之道。
他演講的前言，已印成《精神分析人們》，他提醒大家，“在目前的環境下，我們不可能……沉著冷靜地保持一種科學理論；也不可能避免以一個警告作為開始”。於是，他的開場白說，在他的聽眾中，可能有人不滿意皮毛地了解一點精神分析，而是決定要和它建立更永久的關係。
在一係列的演講開始前，弗洛伊德特別向聽眾聲明，他將不討論思想倒錯和夢而要討論神經官能症，那是除了聽眾中的醫生外，大多數人都很陌生的一種現象。他解釋，即使在這裏，他仍要用長久以來使用的相同技巧。
《精神分析人們》分3個單元出版，時間在1915年和1917年，是弗洛伊德除了《日常生活的精神病理學》之外，擁有最多讀者的一部作品，曾被翻譯成17種文字。
弗洛伊德很清楚，對於外行人來說，這些講稿清晰地闡述了精神分析，它們也為他帶來一大筆財富。但是，1918年3月他的書完成以後，卻比以前更沮喪了。
毫無疑問，原因是他已經62歲了，他以前認為自己在這個年紀就會死去。他對戰爭的結果也越來越悲觀，而且，秋冬來臨後，食物和燃料將更加短缺。除了這些物質問題外，他還為國際上的認可與否而擔心。
在1917年，至少有幾件事值得弗洛伊德慶幸：他兩個在軍中的兒子安然無恙，直至戰爭結束都是如此。馬丁一直在西班牙加裏西裏和俄國的前線，而恩斯特則在意大利的前線，好幾次都從鬼門關躲過。
弗洛伊德隻有一個親戚陣亡，那是他妹妹羅莎的兒子哈曼格拉夫。他出嫁的女兒瑪西黛和小女兒安娜都在維也納，除了經常想念在前線的馬丁和恩斯特外，他主要的家庭問題是很難跟在漢堡的女兒蘇菲聯絡。
到了秋天，生活條件變得更困難，未來唯一能確知的事，就是食物和燃料的短缺。但是，也有幾件事情稍微減輕了弗洛伊德的憂鬱，那就是有人提名他接受諾貝爾獎。
事實上，早在1914年，就有美國心理學家懷特策劃提名弗洛伊德，但是後來沒有下文，而弗洛伊德本人似乎也不知道有這個計劃。現在弗洛伊德的名字被羅伯·貝拉尼提出，此人在1914年得到了諾貝爾的醫學獎。
弗洛伊德並沒有因貝拉尼的提名而得到諾貝爾獎，以後羅曼·羅蘭、阿諾·茲偉克等人也同樣努力過，都沒有結果。弗洛伊德告訴亞伯拉罕：“我已經兩次看見諾貝爾獎金從我麵前揚長而過。我也已經了解，這種官方的承認根本不適合我的生活方式。”
當1917年秋天如期來到陰霾中時，還有另一個令人鼓舞的小火花：英國人已經占領了耶路撒冷，並且發表《貝爾福宣言》，答應支持猶太人在巴勒斯坦建立家園。弗洛伊德對亞拉伯罕說那是唯一讓他感到高興的事。
雖然弗洛伊德現在仍深陷於沮喪之中，但精神分析的前途已經漸漸地改善。在美國，普特南就曾感歎說：“10多年以前，有誰曾夢想過，今天的大學教授們會向男女學生講授弗洛伊德的理論？科學界人士依賴它們，以探求本能的奧秘；教育家們希望找到訓練年輕人的秘訣。”
在醫學界，這種重點改變的原因是醫生們現在必須處理漸增的患了“炸彈驚駭症”的傷兵。不錯，在以後的戰爭中，也有許多受戰爭壓力而使人精神崩潰的例子，但是他們的數目和身體受傷或感染疾病的人相比，卻是微乎其微。
現在，在西方前線的持久壕溝戰，加上日夜不停的炮火轟炸，使情況急速改變，人們逐漸關切戰爭所引起的精神病問題。精神病醫師被配屬在軍隊醫院裏，而精神病的病例和外科及內科的病例一樣，被詳細地研究著。
弗洛伊德一點也不知道精神分析在英國發展的情形，而且很少接觸奧國所治療的“炸彈驚駭症”的個案。但是，可能維克特、陶斯克已經提醒他注意這些現象。
陶斯克是在1915年被征召為陸軍的精神病學家，第二年印行了一篇論文，叫作《關於所謂戰爭精神病的症狀學之診斷考慮》。
在歐洲，考慮用精神分析治療戰爭下精神病患者的人不隻陶斯克一個。
在1918年2月，弗洛伊德收到由恩斯特·錫麥寫的論文《戰爭的神經性官能症與心靈創傷》。錫麥是一位德國醫生，戰爭爆發時，被征召到一個野戰醫院，擔任醫藥顧問，不久後采用被認為是革命性的政策，以客觀而公平的態度對待在戰鬥中受壓力而精神崩潰的人，而不是將其視為裝病逃避義務的士兵。
幾個月以前，錫麥曾向德國作戰大臣提出一項計劃，準備組成一個精神分析機構用以研究神經病源，並免費提供顧問的診所以及一個可以治療病人的療養院。當局似乎沒有接受他的建議。但是，德國政府受到了影響，派了一位官方代表，參加由弗洛伊德及他的追隨者籌劃的定於1918年舉行的國際大會，而奧地利和匈牙利也是如此。
大會本來決定在波蘭的布勒斯特舉行，但是後來改在匈牙利的首都布達佩斯，時間是9月。值得注意的是，沒有瑞士人與會，出席的42人中，有3個荷蘭人，3個德國人，其餘的則來自風雨飄搖的奧匈帝國。
當弗洛伊德知道中央集權官方已表示有興趣的真正原因時，他一定有許多感慨：精神分析原來的目的是解開人類思維的神秘和減輕人類的痛苦，而現在卻被認為是盡快把人送回戰場。
經過許多次的磋商後，荷蘭的海牙終於被選定為國際大會的召開地點，並決定在1920年9月舉行。
海牙的大會相當成功。英國代表團有15人，德國代表團有11人。有16位荷蘭的精神分析師，2位美國分析師，還有62位會員，其中有奧地利人、匈牙利人、波蘭人及瑞士人，他們來自新組成的弗洛伊德的瑞士精神分析學會。
弗洛伊德在大會中演講“夢的理論之補充”，重申20年以前，他主張“夢代表希望實現”的說法。此外，他更進一步地說，人類還有“懲罰的夢”以及“創傷的夢。”
海牙大會結束後，弗洛伊德打算和女兒安娜去英國。他希望去看他在曼徹斯特的親戚以及拜訪劍橋大學。但是，第一個障礙是安娜的簽證沒有及時寄到。然後，當他打算單獨前往時，一位在柏林的親戚因為心髒病去世。他必須去柏林吊喪，隻好很難過地放棄此行。
弗洛伊德從海牙大會回來時，發現有一大堆信件和病人等他去處理，他的每一分鍾都被占據。同時，大戰結束後的幾年中，弗洛伊德發現，世界各地的人們對精神分析的興趣日益增長。
在維也納，大約20年前就開始的“周三學會”，現在又一次繁榮成長起來，成為國際性協會的維也納分會，也吸引了許多新的會員。其中有一位威廉·裏克，是剛出道的奧地利醫生。
當弗洛伊德正在振興國際精神分析協會維也納分會時，英國也開始重組精神分析機構。大戰期間，倫敦精神分析學會中的一些具有影響力的會員，卻投入榮格的懷抱。1919年2月，鍾士計劃“整肅”英國組織中的“榮格派”會員，受到弗洛伊德的恭賀，於是解散倫敦學會，組織了英國精神分析學會。
然而，在美國的情況特別令人驚異。那裏，盡管有普特南支持弗洛伊德，鍾士也曾孜孜不倦地宣揚弗洛伊德的見解，在某些醫學會議裏，精神分析被認真地討論著。但是，對於大多數的美國精神病醫生來說，精神分析仍然隻是“廁所中的俏皮話或茶餘飯後興起的主題”。
除了拒絕認真考慮精神分析的懷疑者外，還有變節脫逃的人。其中有名的是撒母耳·鄧南伯醫生。他自1912年起，就是執業的精神病醫生。
1922年年初，鄧南伯宣布他的看法：“在我的經驗裏，沒有弗洛伊德的那些解釋，所謂神經質因若用支配人類生活的其他本能來解釋，病人也可以治愈。性對於所有的神經質因並沒有因果關係。神經質是由於個人與現實及世界的衝突而引起的，與他的愛情生活風馬牛不相及。”
鄧南伯說：“現在，人們如果在別的行業不能謀生，就轉行當精神分析師。”他結論道：“精神分析是一種偽科學，就像手相術、筆跡學和骨相學一樣。”
20世紀20年代早期，在混亂的美國精神治療界裏，到處可以聽到嚴厲的批評家的咆哮、狡猾庸醫所做的不實宣傳以及頑固的敵人的恐怖雄辯。
甚至於在學術氣氛比較濃厚的圈子裏，弗洛伊德也不一定能得到他預期的認可。在英國，一般人的態度表現於羅斯·馬考萊的小說《危險時代》裏。書中的主人翁說：“弗洛伊德主義能奇妙地治療疾病——不管是炸彈驚駭症、失眠症、神經沮喪、腰部風濕痛、自殺狂等，全都有效。”
湯瑪斯說：“如果能以軍事術語形容，我想說，弗洛伊德的理論代表對潛意識的一種總攻勢，但是，作為一個藝術家，我必須承認，我根本不滿意弗洛伊德的觀念。相反地，我覺得我被他折磨得煩躁不安、不成人形。藝術家被弗洛伊德的觀念透視得無可遁形，嚴重地破壞了他們創作藝術的秘密。”
麵臨著英國和其他地方的種種反對浪潮，鍾士不屈不撓地向前推進。他經常在醫學界演講，為成立精神分析研究院鋪路，貢獻出他全部的才智和精力，支持弗洛伊德主義。
在英國和美國，對精神分析的討論集中於它對醫學界的實用價值以及它對“性”的強調上是否有依據。但是在歐洲大陸，精神分析方法卻經常推展到和治療沒有關聯的地方。
許多作家和藝術家的作品，或多或少都受到大家逐漸知道的潛意識的影響。但他們的反應是，避免和弗洛伊德牽扯在一起。
盡管受到“時代文學的補充”的影射，可是許多作者仍不願承認，潛意識是他們作品的主要源泉。這種猶豫是很容易理解的。
精神分析有一個大前提，那就是：“本能的生命和想象的生命有密切的關聯；而且，一個在治療中放棄神經質原的病人，和在創作中使感情升華的藝術家有相似之處。”職業的作家們多半對於這種視創作是“主觀的逃避，而非客觀的創造現實”的看法憤憤不平。
作家們的另外一種沮喪極可能來自《精神分析國際會刊》的過度誇張。那份刊物在大戰後迅速發行，原則上應由弗洛伊德指揮，但是為了某些實際的目標，卻受鍾士的控製。
一開始，會刊內容以非醫學的論文為主。第一篇大幅的論文是《談亨利八世的性格和婚姻生活》，接著還分析莎士比亞的悲劇《麥克白》和《威尼斯商人》。詹姆士·塔斯勒說：“要歸功於精神分析的，不僅心理學而已，還包括了所有鄰近的學科，如人類學、民俗學、宗教經濟學、社會學、曆史學，甚至於文學批評、政治學和傳記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