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節 在煎熬中堅持研究
對於第一次世界大戰爆發前所發生的國際危機，弗洛伊德早就心懷不滿。
1912年，弗洛伊德在一封信中稱當時為“可恨的時代”，譴責各大國的相互爭奪。對政治的厭惡使他千方百計地想逃離政治，誰也沒想到戰爭將在1914年爆發。當戰爭爆發時，弗洛伊德非常震驚。但很快，弗洛伊德又恢複了冷靜狀態，他隻專心研究他的理論問題。
戰爭爆發後的第一個月內，他堅持指導兩份雜誌——《精神分析雜誌》和《意象》的出版工作。
同時，在1915年春的6周內分別寫出了5篇包含著他的重要理論觀點的論文。《本能及其變遷》和《論壓抑》是在3周內寫成的，他最滿意的《論潛意識》是在2周內寫成的，而《對夢的理論的超心理學的補充》和《悲傷與憂鬱症》則是在11天內完成的。
在1915年春末夏初的6周，他寫出了5篇以上的論文。8月，他寫信給鍾士說，他已完成了關於超心理學的全部12篇論文。他還說，準備將這些文章以書的形式發表出去，但時機未到。後來，在這一係列論文中，他隻正式發表了5篇。可能是他覺得另外7篇的質量不高，自行燒毀了。
從表麵來看，弗洛伊德的學術活動並未受到戰爭爆發的明顯幹擾，即使是國際精神分析學會的活動也仍然沒有中斷。
由於阿德勒與榮格相繼離開弗洛伊德，1913年夏天，就組成了一個“守護”弗洛伊德的“委員會”。這個委員會首先由鍾士向費倫齊提出，接著，又得到了奧多·蘭克、查赫、亞伯拉罕以及弗洛伊德本人的支持。
但是，弗洛伊德覺得，要想讓這個委員會發揮它的作用，就必須繼續擴大。所以，弗洛伊德本人親自推薦馬克斯·艾丁根也參加這個委員會。
這個委員會的主席就是它的創始人鍾士。這個委員會成立以後，在很長一段時間裏，至少是10年，一直保衛著弗洛伊德的榮譽與學說，反擊對於弗洛伊德本人及其學說的各種攻擊。
弗洛伊德在他的《自傳》中，對這個委員會所起的作用表示非常滿意。他說：“和那些離棄我的人相比，還有更多的人都忠誠地與我合作達15年以上，而且他們絕大多數都和我私交甚篤。”
1915年，首先是蘭克和查赫被征召入伍，不久費倫齊也成為匈牙利軍隊的軍醫。這讓弗洛伊德逐漸地感覺到戰爭的危害性——它正逐漸地奪去他的親密朋友和親人，連他的大兒子馬丁和小兒子恩斯特在大戰爆發後不久也參軍了。弗洛伊德不得不在與他的親密朋友的通信中尋求慰藉。
由於戰爭的爆發，弗洛伊德診療所的病人也是越來越少。戰前，從歐洲各地來弗洛伊德診所看病的人很多；戰爭開始後，病人就寥寥無幾。所以在弗洛伊德的一生中，這是一段最空閑的時期，因此他在這段時間寫了不少論文。在努力寫作的同時，他還絞盡腦汁地思考各種問題。他沉浸在學術和理論上的艱苦研究工作中，以此回避外界的討厭事務。
他在給費倫齊的信中說：“這個世界回饋我的與我給這個世界的貢獻完全不成比例。我現在真想脫離這個世界，我希望這種狀況能一直維持到大戰結束。”
在當時，弗洛伊德除了著述以外，還給維也納大學開講《精神分析學導引》。在弗洛伊德的學生當中，有一位叫洛·安德利斯·沙洛姆的女學生。
早在戰前她就已經是弗洛伊德的學生，她很善於發現偉大人物，她的朋友圈裏有許多著名的文學家、科學家，如俄國作家屠格涅夫、托爾斯泰，瑞典劇作家斯特林貝格，奧地利詩人李爾克，奧地利劇作家斯尼茲爾和法國雕塑家羅丹等人。
沙洛姆曾自稱，她曾迷戀於19世紀和20世紀的兩位最偉大的人物：尼采與弗洛伊德。弗洛伊德也給予沙洛姆女士的品格很高的評價，而沙洛姆也很推崇弗洛伊德的科學成果。
在第一次世界大戰爆發後，弗洛伊德同沙洛姆兩人一直保持著聯係。沙洛姆在寫給弗洛伊德的信中表示自己認為人類的未來是樂觀的。弗洛伊德卻在給她的回信中說自己認為人類將戰勝這場戰爭，自己恐怕看不到勝利的那一天，評價不了人類的醜惡等。
弗洛伊德非常厭恨戰爭，榮格等人的分裂運動也讓他感到很憤慨。形勢讓他感到越來越悲觀。1914年，在他所著的《論精神分析運動史》中，他嚴厲地批評了榮格與阿德勒的觀點。在大戰爆發期間，他還集中精力深入研究潛意識及其他有關人類精神生活的重大課題。他想憑借這些不停的著述活動加強自己的理論陣地。
1916年新年，弗洛伊德在致艾丁根的信中說：“關於戰爭，很難說什麽。沒人知道戰爭最後會打成什麽樣子，出現什麽後果。他在信中還提到自己的大兒子已升為中尉，而小兒子也是準尉，他們倆現在都正在意大利前線作戰。他的另一個兒子奧利沃，現在是個工程兵，正在喀爾巴阡山開鑿隧道。”弗洛伊德對自己兒子的生死前途非常牽掛，他每天都以焦急的心情看4份報紙，從上麵了解戰爭情況。
1916年，弗洛伊德的生活開始艱難起來。戰爭消耗了大量的糧食，很快糧食就開始短缺。在這一年弗洛伊德的許多信中，弗洛伊德都提到他的家人因為缺糧，怕會有揭不開鍋的時候。雪上加霜的是，他還得了重感冒病，這讓他顯得更加衰弱。他的60歲生日過得格外淒慘——他的幾個兒子都在前線打仗，自己又食不果腹。
至1917年，弗洛伊德的境況更是每況愈下。物質短缺、糧食不足、經濟上也更加緊張。弗洛伊德還患了嚴重的風濕症，寫字的時候，手不停地顫抖。沒的用，沒的吃，沒的花，還得了病，但這些從來都沒有動搖弗洛伊德的意誌。
1917年夏天，弗洛伊德來到措爾巴多山區度假。這裏有1000多米高的山區，天氣涼爽，美中不足的是這裏時時有風暴。弗洛伊德時常到戶外散步，並興致勃勃地去采蘑菇。在那同他一塊度假的還有費倫齊、查赫、艾丁根和蘭克。
那一年，弗洛伊德寫了一篇論文——《精神分析過程中的一個難題》。在這一年，弗洛伊德還把1915年出版過的《精神分析導引》加以擴充再版發行。
1917年年底，弗洛伊德的口腔癌開始表現出初期症狀。他的這種病最忌吸煙，但對他來說，戒煙是非常難受的。他的下顎會經常顫抖，並常常伴有劇痛。弗洛伊德越來越擔心自己會在母親之前去世，而這個打擊會讓他的母親不堪忍受。
1918年8月，德軍固守多年的“興登堡防線”被英、美、法聯軍突破。這時，德國的戰敗已成定局。
在第一次世界大戰宣布結束前夕，因各種原因被迫中斷的“國際精神分析學會”重新召開，時隔3年後，第五次大會在匈牙利首都布達佩斯召開。
同年9月28日，大會在布達佩斯的匈牙利科學院大廳正式開幕。這裏所說的東歐各國政府指的是奧地利、德國和匈牙利政府。這些國家的政府代表參加了大會，表明在世界大戰中出現了許多患嚴重精神病的士兵。布達佩斯代表大會推選費倫齊擔任主席。
幾個月以後，即1919年春夏期間，布達佩斯大學有數千名學生請求政府委派費倫齊到大學開設精神分析課。在布達佩斯代表大會上，弗洛伊德宣講的論文的題目是《精神分析治療法的前進方向》。
1918年11月，第一次世界大戰結束了。
弗洛伊德焦急地等候他的兒子們能從前線平安地歸來。他等了好幾個禮拜也沒有等到大兒子的音信。12月3日，他終於收到他的大兒子馬丁自意大利寄來的明信片，他這才知道：馬丁和其他奧地利軍隊被意大利人民包圍，後來，他被送到意大利醫院接受治療。馬丁在醫院裏一直住到1919年8月。
戰爭剛剛結束，紙張嚴重短缺，但在此情況下，弗洛伊德還是成功地出版了他的《精神分析短論集》第四卷。這一卷厚達700多頁，比前三卷加起來的總數還要多。
戰爭雖然是結束了，但和平並沒有真正地到來。弗洛伊德在苦悶的氣氛中，隻好繼續發憤著述。這一年，他發表了愛情心理學中的第三篇論文《處女之謎——一種禁忌》。與此同時，“國際精神分析出版社”在維也納正式成立。
弗洛伊德的其他著作——《一個神經質兒童的故事》（又名《狼人》）、《惡心的東西》和《孩子挨打》也先後出版。
社會的動亂給弗洛伊德一家人的生活帶來了許多不便。弗洛伊德本人的診所收入也是少得可憐，他的兒子、女婿找不到工作。
1918年至1920年的冬天，天氣寒冷，又買不到燃料。弗洛伊德不得不在零下10多度的嚴寒下，守候在沒有暖氣的診室，在室內他也不得不穿上大衣和皮手套。晚上，弗洛伊德又要用凍僵了的手執筆寫稿和校閱稿樣。
由於經濟困難，弗洛伊德不得不靠借債度日。由於通貨膨脹，他原有的價值15萬克朗的存款一夜之間化為烏有。這樣，在他60歲開外的時候，他基本上是一無所有。
1919年年底，弗洛伊德的夫人瑪莎也身患重感冒，因而更加衰弱了。在戰後一段時間內，唯一給弗洛伊德帶來慰藉的，就是精神分析運動的廣泛發展。
戰爭帶來的災難遠不止戰爭本身，戰爭後遺症之一就是精神病患者的人數更多了。人們在精神上的空虛、苦悶和悲觀，使人們更加重視精神分析學，希望求助於它來探索解除精神苦悶的奧秘。
因此，戰爭結束以後，西歐各國政府、學者和普通人對精神分析學的興趣大大增加了。國際精神分析學會在各國的支會進一步有所發展，精神分析的研究活動也大大增加了。
弗洛伊德在《自傳》中說：“歐戰雖然摧毀了好多好多的社團組織，但對我們的國際精神分析學會卻毫無影響。戰後第一次集會在中立國荷蘭的海牙舉行。東道主國荷蘭殷勤地接待來自中歐各國的赤貧挨餓的代表們，境況令人感動。我相信這是英、德兩國的人在戰後的廢墟上第一次圍桌而坐，共同友善地討論雙方感興趣的問題。對於戰場神經病的觀察，終於打開了醫學界的眼界，使他們看到了心理因素在神經病中的重要地位。”
1920年海牙代表大會的召開表明，第一次世界大戰使精神分析學獲得了進一步發展的穩固基礎。戰爭使精神分析學深入人心，滲透各個社會生活領域，滲透一切與人類的精神生活有關的學科中去。從此，精神分析學的發展邁入了嶄新的階段。精神分析學開始成為無形的精神酵母注入文學、藝術、社會學、教育學、法學、政治學等領域；而在滲透的過程中，不但精神分析學起到了改造社會科學和人文科學各學科的作用，而且，精神分析學的不足部分得到了發展和補充，它的不準確部分得到了糾正和改造。
在這樣一個新的曆史時期，弗洛伊德擔負起更重的任務——他要負起在理論上補充、發展、修正精神分析學的重任，還要指導它的實際應用，總結新的經驗。
1919年，維也納大學把弗洛伊德從副教授提升到正教授，但仍然沒有讓他在學校和係裏擔任學術上或行政上的領導職務。
《快樂原則的彼岸》是弗洛伊德在整個20世紀20年代所寫的有關本能的一係列論文的第一篇。由於“本能”理論的建立，使弗洛伊德關於潛意識的理論更加成熟和更加圓滿。
1912年，弗洛伊德在一封信中稱當時為“可恨的時代”，譴責各大國的相互爭奪。對政治的厭惡使他千方百計地想逃離政治，誰也沒想到戰爭將在1914年爆發。當戰爭爆發時，弗洛伊德非常震驚。但很快，弗洛伊德又恢複了冷靜狀態，他隻專心研究他的理論問題。
戰爭爆發後的第一個月內，他堅持指導兩份雜誌——《精神分析雜誌》和《意象》的出版工作。
同時，在1915年春的6周內分別寫出了5篇包含著他的重要理論觀點的論文。《本能及其變遷》和《論壓抑》是在3周內寫成的，他最滿意的《論潛意識》是在2周內寫成的，而《對夢的理論的超心理學的補充》和《悲傷與憂鬱症》則是在11天內完成的。
在1915年春末夏初的6周，他寫出了5篇以上的論文。8月，他寫信給鍾士說，他已完成了關於超心理學的全部12篇論文。他還說，準備將這些文章以書的形式發表出去，但時機未到。後來，在這一係列論文中，他隻正式發表了5篇。可能是他覺得另外7篇的質量不高，自行燒毀了。
從表麵來看，弗洛伊德的學術活動並未受到戰爭爆發的明顯幹擾，即使是國際精神分析學會的活動也仍然沒有中斷。
由於阿德勒與榮格相繼離開弗洛伊德，1913年夏天，就組成了一個“守護”弗洛伊德的“委員會”。這個委員會首先由鍾士向費倫齊提出，接著，又得到了奧多·蘭克、查赫、亞伯拉罕以及弗洛伊德本人的支持。
但是，弗洛伊德覺得，要想讓這個委員會發揮它的作用，就必須繼續擴大。所以，弗洛伊德本人親自推薦馬克斯·艾丁根也參加這個委員會。
這個委員會的主席就是它的創始人鍾士。這個委員會成立以後，在很長一段時間裏，至少是10年，一直保衛著弗洛伊德的榮譽與學說，反擊對於弗洛伊德本人及其學說的各種攻擊。
弗洛伊德在他的《自傳》中，對這個委員會所起的作用表示非常滿意。他說：“和那些離棄我的人相比，還有更多的人都忠誠地與我合作達15年以上，而且他們絕大多數都和我私交甚篤。”
1915年，首先是蘭克和查赫被征召入伍，不久費倫齊也成為匈牙利軍隊的軍醫。這讓弗洛伊德逐漸地感覺到戰爭的危害性——它正逐漸地奪去他的親密朋友和親人，連他的大兒子馬丁和小兒子恩斯特在大戰爆發後不久也參軍了。弗洛伊德不得不在與他的親密朋友的通信中尋求慰藉。
由於戰爭的爆發，弗洛伊德診療所的病人也是越來越少。戰前，從歐洲各地來弗洛伊德診所看病的人很多；戰爭開始後，病人就寥寥無幾。所以在弗洛伊德的一生中，這是一段最空閑的時期，因此他在這段時間寫了不少論文。在努力寫作的同時，他還絞盡腦汁地思考各種問題。他沉浸在學術和理論上的艱苦研究工作中，以此回避外界的討厭事務。
他在給費倫齊的信中說：“這個世界回饋我的與我給這個世界的貢獻完全不成比例。我現在真想脫離這個世界，我希望這種狀況能一直維持到大戰結束。”
在當時，弗洛伊德除了著述以外，還給維也納大學開講《精神分析學導引》。在弗洛伊德的學生當中，有一位叫洛·安德利斯·沙洛姆的女學生。
早在戰前她就已經是弗洛伊德的學生，她很善於發現偉大人物，她的朋友圈裏有許多著名的文學家、科學家，如俄國作家屠格涅夫、托爾斯泰，瑞典劇作家斯特林貝格，奧地利詩人李爾克，奧地利劇作家斯尼茲爾和法國雕塑家羅丹等人。
沙洛姆曾自稱，她曾迷戀於19世紀和20世紀的兩位最偉大的人物：尼采與弗洛伊德。弗洛伊德也給予沙洛姆女士的品格很高的評價，而沙洛姆也很推崇弗洛伊德的科學成果。
在第一次世界大戰爆發後，弗洛伊德同沙洛姆兩人一直保持著聯係。沙洛姆在寫給弗洛伊德的信中表示自己認為人類的未來是樂觀的。弗洛伊德卻在給她的回信中說自己認為人類將戰勝這場戰爭，自己恐怕看不到勝利的那一天，評價不了人類的醜惡等。
弗洛伊德非常厭恨戰爭，榮格等人的分裂運動也讓他感到很憤慨。形勢讓他感到越來越悲觀。1914年，在他所著的《論精神分析運動史》中，他嚴厲地批評了榮格與阿德勒的觀點。在大戰爆發期間，他還集中精力深入研究潛意識及其他有關人類精神生活的重大課題。他想憑借這些不停的著述活動加強自己的理論陣地。
1916年新年，弗洛伊德在致艾丁根的信中說：“關於戰爭，很難說什麽。沒人知道戰爭最後會打成什麽樣子，出現什麽後果。他在信中還提到自己的大兒子已升為中尉，而小兒子也是準尉，他們倆現在都正在意大利前線作戰。他的另一個兒子奧利沃，現在是個工程兵，正在喀爾巴阡山開鑿隧道。”弗洛伊德對自己兒子的生死前途非常牽掛，他每天都以焦急的心情看4份報紙，從上麵了解戰爭情況。
1916年，弗洛伊德的生活開始艱難起來。戰爭消耗了大量的糧食，很快糧食就開始短缺。在這一年弗洛伊德的許多信中，弗洛伊德都提到他的家人因為缺糧，怕會有揭不開鍋的時候。雪上加霜的是，他還得了重感冒病，這讓他顯得更加衰弱。他的60歲生日過得格外淒慘——他的幾個兒子都在前線打仗，自己又食不果腹。
至1917年，弗洛伊德的境況更是每況愈下。物質短缺、糧食不足、經濟上也更加緊張。弗洛伊德還患了嚴重的風濕症，寫字的時候，手不停地顫抖。沒的用，沒的吃，沒的花，還得了病，但這些從來都沒有動搖弗洛伊德的意誌。
1917年夏天，弗洛伊德來到措爾巴多山區度假。這裏有1000多米高的山區，天氣涼爽，美中不足的是這裏時時有風暴。弗洛伊德時常到戶外散步，並興致勃勃地去采蘑菇。在那同他一塊度假的還有費倫齊、查赫、艾丁根和蘭克。
那一年，弗洛伊德寫了一篇論文——《精神分析過程中的一個難題》。在這一年，弗洛伊德還把1915年出版過的《精神分析導引》加以擴充再版發行。
1917年年底，弗洛伊德的口腔癌開始表現出初期症狀。他的這種病最忌吸煙，但對他來說，戒煙是非常難受的。他的下顎會經常顫抖，並常常伴有劇痛。弗洛伊德越來越擔心自己會在母親之前去世，而這個打擊會讓他的母親不堪忍受。
1918年8月，德軍固守多年的“興登堡防線”被英、美、法聯軍突破。這時，德國的戰敗已成定局。
在第一次世界大戰宣布結束前夕，因各種原因被迫中斷的“國際精神分析學會”重新召開，時隔3年後，第五次大會在匈牙利首都布達佩斯召開。
同年9月28日，大會在布達佩斯的匈牙利科學院大廳正式開幕。這裏所說的東歐各國政府指的是奧地利、德國和匈牙利政府。這些國家的政府代表參加了大會，表明在世界大戰中出現了許多患嚴重精神病的士兵。布達佩斯代表大會推選費倫齊擔任主席。
幾個月以後，即1919年春夏期間，布達佩斯大學有數千名學生請求政府委派費倫齊到大學開設精神分析課。在布達佩斯代表大會上，弗洛伊德宣講的論文的題目是《精神分析治療法的前進方向》。
1918年11月，第一次世界大戰結束了。
弗洛伊德焦急地等候他的兒子們能從前線平安地歸來。他等了好幾個禮拜也沒有等到大兒子的音信。12月3日，他終於收到他的大兒子馬丁自意大利寄來的明信片，他這才知道：馬丁和其他奧地利軍隊被意大利人民包圍，後來，他被送到意大利醫院接受治療。馬丁在醫院裏一直住到1919年8月。
戰爭剛剛結束，紙張嚴重短缺，但在此情況下，弗洛伊德還是成功地出版了他的《精神分析短論集》第四卷。這一卷厚達700多頁，比前三卷加起來的總數還要多。
戰爭雖然是結束了，但和平並沒有真正地到來。弗洛伊德在苦悶的氣氛中，隻好繼續發憤著述。這一年，他發表了愛情心理學中的第三篇論文《處女之謎——一種禁忌》。與此同時，“國際精神分析出版社”在維也納正式成立。
弗洛伊德的其他著作——《一個神經質兒童的故事》（又名《狼人》）、《惡心的東西》和《孩子挨打》也先後出版。
社會的動亂給弗洛伊德一家人的生活帶來了許多不便。弗洛伊德本人的診所收入也是少得可憐，他的兒子、女婿找不到工作。
1918年至1920年的冬天，天氣寒冷，又買不到燃料。弗洛伊德不得不在零下10多度的嚴寒下，守候在沒有暖氣的診室，在室內他也不得不穿上大衣和皮手套。晚上，弗洛伊德又要用凍僵了的手執筆寫稿和校閱稿樣。
由於經濟困難，弗洛伊德不得不靠借債度日。由於通貨膨脹，他原有的價值15萬克朗的存款一夜之間化為烏有。這樣，在他60歲開外的時候，他基本上是一無所有。
1919年年底，弗洛伊德的夫人瑪莎也身患重感冒，因而更加衰弱了。在戰後一段時間內，唯一給弗洛伊德帶來慰藉的，就是精神分析運動的廣泛發展。
戰爭帶來的災難遠不止戰爭本身，戰爭後遺症之一就是精神病患者的人數更多了。人們在精神上的空虛、苦悶和悲觀，使人們更加重視精神分析學，希望求助於它來探索解除精神苦悶的奧秘。
因此，戰爭結束以後，西歐各國政府、學者和普通人對精神分析學的興趣大大增加了。國際精神分析學會在各國的支會進一步有所發展，精神分析的研究活動也大大增加了。
弗洛伊德在《自傳》中說：“歐戰雖然摧毀了好多好多的社團組織，但對我們的國際精神分析學會卻毫無影響。戰後第一次集會在中立國荷蘭的海牙舉行。東道主國荷蘭殷勤地接待來自中歐各國的赤貧挨餓的代表們，境況令人感動。我相信這是英、德兩國的人在戰後的廢墟上第一次圍桌而坐，共同友善地討論雙方感興趣的問題。對於戰場神經病的觀察，終於打開了醫學界的眼界，使他們看到了心理因素在神經病中的重要地位。”
1920年海牙代表大會的召開表明，第一次世界大戰使精神分析學獲得了進一步發展的穩固基礎。戰爭使精神分析學深入人心，滲透各個社會生活領域，滲透一切與人類的精神生活有關的學科中去。從此，精神分析學的發展邁入了嶄新的階段。精神分析學開始成為無形的精神酵母注入文學、藝術、社會學、教育學、法學、政治學等領域；而在滲透的過程中，不但精神分析學起到了改造社會科學和人文科學各學科的作用，而且，精神分析學的不足部分得到了發展和補充，它的不準確部分得到了糾正和改造。
在這樣一個新的曆史時期，弗洛伊德擔負起更重的任務——他要負起在理論上補充、發展、修正精神分析學的重任，還要指導它的實際應用，總結新的經驗。
1919年，維也納大學把弗洛伊德從副教授提升到正教授，但仍然沒有讓他在學校和係裏擔任學術上或行政上的領導職務。
《快樂原則的彼岸》是弗洛伊德在整個20世紀20年代所寫的有關本能的一係列論文的第一篇。由於“本能”理論的建立，使弗洛伊德關於潛意識的理論更加成熟和更加圓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