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節 堅守自己的理論
阿弗瑞·阿德勒和弗洛伊德的決裂，發生於威瑪大會後幾個星期。爭執的動機非常多，枝節牽連也很廣，有時候兩人的抗衡並非“是”與“非”之爭，而是“各人有各人的道理”。
阿德勒小時候患過軟骨症，4歲以後才會走路，而且由於行動不便，出了兩次車禍。因此，他以為“追求權力”才是生命的主流，而且他以為“自卑情結”是人類奮鬥的基礎。
他們還有其他的不同。弗洛伊德一直保持猶太人的信仰，而阿德勒則改信基督教，以抗議猶太信仰造成的精神孤寂。弗洛伊德不僅在醫療上，而且在教學上都一直叮嚀醫生和病人應該在情感上保持距離，如果病人的問題要獲得解決，勢必要有不動感情、具有客觀而崇高精神的分析師幫助，阿德勒卻以和病人成為朋友的方式進行治療。
弗洛伊德發展了20多年的理論，和阿德勒花了大約一半時間所提出的理論的基本不同點是很明顯的。弗洛伊德相信，神經官能症起源於性發展的不適應；而阿德勒則認為，它們代表對劣等精神或身體特質的補償。
阿德勒和弗洛伊德的理論根本是南轅北轍。如果維也納精神分析學會和國際性團體主要的目標是追求真理，那倒也沒有問題。但是國際協會的目標卻是推展“由弗洛伊德創設的精神分析學”，維也納分會也不例外。因此，阿德勒辭職之舉就勢在必行了。
阿德勒被擊敗了，學會在1911年3月3日的日誌上寫道：
阿德勒辭去會長之職是因為“他的科學論點和他在學會地位互相矛盾……史鐵喀爾也隨他而去”。
有兩件事情是毫無疑問的：一是弗洛伊德控製了全盤的活動；二是他強迫阿德勒辭職。
學會經過暑假的休會後第一次開會，有好幾個人和阿德勒一起退出。漢斯·沙克斯敘述道：“這些人不一定和阿德勒有同樣的看法，他們這麽決定是因為他們覺得弗洛伊德的做法違反了‘科學的自由’。極可能弗洛伊德的凶惡批評和與阿德勒的決裂，破壞了和平的氣氛，使他們認為阿德勒所抱怨的無法忍受是有理由的。”
弗洛伊德不承認事情牽涉了科學的自由。他在第二天，也就是1911年10月12日在給榮格的信中寫道：
我在戰鬥和勝利後已相當疲倦。現在我要告訴你，昨天我強迫阿德勒從學會中退出。我很嚴厲，但是我認為我做得很正確。
阿德勒於1911年秋天退出後不久，就和他的支持者設立了“自由精神分析研究學會”。後來又將組織改為“個體心理學學會”。無疑地，它受人們歡迎是使弗洛伊德一輩子咬牙切齒的另一個因素。
弗洛伊德相信阿德勒的活動使精神分析麵臨著真正的大危險，並認為他能把敵人拋到他所謂的“外麵的黑暗”是一個勝利。但他沒有發覺的是：對於一些人——也許很多人來說——他對待阿德勒以及後來其他的持異議者的方式，與他在10年前自己遭遇的不可思議的反對非常相似。
漢斯·沙克斯說：“弗洛伊德專注於精神分析，以一種穩定而耗油的火焰燃燒。像每一種其他的信仰一樣，它強加在相信者身上並嚴格地限製和規定。每件事情，小至每天例行工作的細節，大至舉足輕重的決定，都受到他的支配。”
在阿德勒事件上，弗洛伊德得了一個報應：阿德勒並沒有在“外麵的黑暗”中枯萎，相反地，不久後，阿德勒發起的每周聚會，呈現出將變為一個真正的精神治療運動核心的跡象，這種發展迅速成為困窘弗洛伊德的事情，使他不得不采取防範措施。
弗洛伊德和史鐵喀爾在1911年年初爆發的意見分歧之爭一直蔓延至秋天。史鐵喀爾對弗洛伊德說：“在巨人肩上的矮子，可以看得比巨人遠。”
弗洛伊德反唇相譏說：“那可能不錯，但是在天文學家身上的虱子卻不是如此。”
1911年11月初，史鐵喀爾退出維也納精神分析學會，但是他無意卸下會刊的編輯工作。
實際上，弗洛伊德是該刊的總負責人，後來鍾士問他：“為什麽你不行使權力去任命另外一個編輯？”
弗洛伊德沒有正麵作出回答，但鍾士則對這件事作出了解釋：“弗洛伊德告訴我，史鐵喀爾對出版商的影響力太大了，這極可能使他寧願撤退，也不願公開地戰鬥。”
據說，當時弗洛伊德親口告訴普特南說：“史鐵喀爾的背叛，迫使我放棄會刊。”
毫無疑問，弗洛伊德最不願意做的事就是和阿德勒妥協。但是，阿德勒和史鐵喀爾仍在主持《精神分析學中央學刊》的編務工作。弗洛伊德坦白地對榮格說：“自然，我隻有等待機會把他們兩個人攆走，但是他們都小心翼翼地保持友善的態度，所以我目前也拿他們沒辦法。我當然更牢牢地盯著他們，但是他們好像若無其事，其實我內心早已和他們一刀兩斷了。”
截至1912年秋天，弗洛伊德已經成功地擊敗了首度想要向他的權威挑戰的阿德勒。現在，他正在掌權並決定要一直如此。他的星座正在升起，他的追隨者和家人都知道這個事實。但是連弗洛伊德自己都不覺得與阿德勒的爭執令人快樂。阿德勒的確已經被迫棄船而逃，但他並沒有葬身海底。
“個人心理學”不至於玷汙弗洛伊德的名譽，也不能破壞“弗洛伊德用來治療和說服人的堅強職業”。可是，阿德勒還是很好地生存了下去。事實上，阿德勒的表現已經告訴人：他仍會繼續生存下去。
現在，事情已經越來越明顯，弗洛伊德將要處理一個更為重要的反叛事件：那就是他的“皇太子”兼總參謀長卡爾·榮格的背叛。當然，他們的分歧與決裂有一個深化的過程。
弗洛伊德和榮格早期通信和見麵時曾經有過分歧，但很快就消失了，而且有很長一段時間沒有再次出現。
1910年，第二次國際精神分析大會後不久，弗洛伊德在寫給費斯特的信中已經表達得很清楚。他說：“我希望你同意紐倫堡的決定，誠心地擁護我們的榮格，我想使他獲得一種權威，使他能名正言順地領導整個運動。”
1911年秋天，弗洛伊德仍然認為榮格不但是勝利的策劃者，而且是他自己年邁或死亡後接替掌權的“皇太子”。
對榮格自己來說，他毫不猶豫地扮演著弗洛伊德交給他的角色。事實上，有時候榮格給人的印象是：他當之無愧地享受著特權。但是盡管有許多環節聯係著這兩位有地位的人，彼此忠誠於基本上所相同的主義，但更有許多因素與力量即將使他們分道揚鑣，正麵相撞。
表麵上榮格對於弗洛伊德的信念已作了新的解釋，他貶損弗洛伊德一向強調的“性”的重要性。弗洛伊德漸漸發現榮格的骨子裏有一股偏見，並同時發現榮格有“外邦人的優越感”。
由此可知，他們兩人的衝突起源於許多複雜因素，包括職業的和個人的，兩人都認為自己的動機是無瑕疵的，以致情況更趨複雜。最後，弗洛伊德因為自己的領袖地位遭到挑戰而發怒，使得衝突更加激烈。
1912年5月底，弗洛伊德收到一封榮格寫的信，充滿了牢騷之詞。於是弗洛伊德在一封給鍾士的信中，透露出他的新態度。他在信中寫道：
榮格的信不能被“解釋為我們的友誼關係的正式否認”，我很難過，倒不是因為個人的利益，而是為協會和精神分析主義的前途著急。但是我決定讓事情順其自然，不再設法影響他了。精神分析已不再是我自己的事情，與你和許多其他人也息息相關！
阿德勒已經帶著一大群不愉快的維也納學會的人走了，史鐵喀爾也隨其後而去。大家很容易發現，榮格是一個比任何其他變節者更難以克服的人物，他不久就會樹立起自己的旗幟。因此，鍾士提議成立一個核心小圈子，組成一個委員會，使弗洛伊德可以經常和它的成員們討論國際組織的事務，而成員們必須同意：在未經全體成員討論以前，不宣布任何與精神分析的理論或實務相去甚遠的改革。
鍾士在創造以後所謂的“核心小圈子”時，究竟扮演了什麽樣角色，已不得而知。唯一可知的是，他在想出這個主意後不久，寫信給弗洛伊德說：“設計一個聯合的小團體，好像查理曼大帝的武士一般，保衛著他們主人的帝國和政策。這種想法是我自己的浪漫主義產物。在我向您陳述以前，我不敢和別人討論這件事情。”
但是，鍾士在40年後又在回憶錄中說：“我事前曾和法蘭基及蘭克討論過。”
1912年7月30日，鍾士寫信給弗洛伊德。他在信中稱：
我不禁希望環繞在您周圍的諸般大事，都更能令人滿意。
……在維也納，已經有人表示，希望您全權挑選一些人組織個小團體，代表不含有私人企圖的純正理論，從而在協會裏建立起一個非正式的內圈，作為初學者學習的中心。
弗洛伊德立刻回信，說自己很喜歡這個主意，因為它至少可讓他挽回一些在紐倫堡失去的控製權。
鍾士在建議設立委員會時，腦筋裏想到的隻是他所看見的榮格和弗洛伊德之間日益增大的裂痕。但是鍾士自己也免不了受人懷疑。在他獻計給弗洛伊德後不久，弗洛伊德接到一封法蘭基的信，信中寫道：
我從來沒有像現在那麽清楚過，精神分析對於天生的猶太人是多麽重要。您必須經常仔細地看住鍾士，免得他臨陣脫逃！
榮格就在這種漸增的不信任背景下，於早秋時離開了蘇黎世，第二次前往美國。布倫克斯的基督教福德漠大學邀請他，他在那裏向100位精神病醫生發表了9次關於“精神分析理論”的演講。
榮格的演講詞裏，貶低了弗洛伊德所認為的一些精神分析的中心教條，而這些講演使他獲得了個人的聲名。《紐約時報》的一位記者曾訪問他，並刊登了一篇5000字的文章，占了一頁的4/5版麵。
榮格在紐約受到了鼓勵。顯然，他根本不以離開弗洛伊德的陣營為羞恥。他準備回歐洲後，充分地解釋他的立場。
同時，他還寫給弗洛伊德一封非常傲慢的信：
當然，在我的演講中，我也談到我對精神分析現存的觀念有著不同的看法，尤其是關於性欲衝動的理論。我發現，我的精神分析見解已贏得了很多人的支持，直至現在他們仍為精神病的性問題困惑不已……
榮格又接著打擊了弗洛伊德的傷痛處，他這樣寫道：
一旦我的論文出版了，我將很高興地送你一本，希望你能慢慢地接受我對性欲衝動的一些見解。隻要你對我們的共同事業采取一種客觀的看法，我覺得沒有必要使你失望。
1912年10月18日，榮格寫了一封信給弗洛伊德，從每個角度來看，這兩個人的關係已告結束。
榮格承認他對弗洛伊德的感情很矛盾，信中寫道：
無論如何，我要指出：你以對待病人的做法來對待你的學生們，這是極大的錯誤！在這種方式下，成長的人不是奴隸的子民，就是卑鄙的傀儡，阿德勒和史鐵喀爾，以及粗野的一幫人正在維也納興風作浪。
我非常客觀地看破了你的小把戲。你到處走動，危言聳聽地說你周圍的人都有病；因此使每個人都變成你的兒女，羞愧地承認自己的錯誤。同時，你維持高高在上的地位，使自己好像威風凜凜的父親。為了迎合你，沒有人敢拔老虎嘴上的毛。
接下去有許多相似的指責，榮格在信尾寫道：
盡管我有自己的見解，我將繼續公開地支持你。但是在私底下，我將陸續地寫信告訴你我對你真正的看法。我認為這個步驟極為高尚。無疑地，你會為這種特殊的友誼表達方式發怒，但是它對你仍是有好處的，祝福你。
弗洛伊德的回信不曾顯出一絲憤怒。相反地，我們讀了弗洛伊德自認為比較高層麵的平靜回信後，不得不認為：終於按捺不住性子的榮格，恰恰做了弗洛伊德所希望他去做的事情。
弗洛伊德是這麽寫的：
我們精神分析家之間有一個習慣：
沒有任何人需要為他自己的神經質感到羞恥。但是一個人行為不正常時，如果一直自稱他是正常的，那就難免使人懷疑——他對自己的疾病缺少認識。
因此，我建議我們應完全放棄彼此的私人關係。這樣的分手，將不會使我失去什麽。
因為，長久以來我和你的唯一感情聯係，就隻是一條細線——過去失望的延續效應，而你可以得到許多東西，因為你最近不是曾在慕尼黑表示“你和我的密切關係，會抑製住你在科學上的自由”嗎？
弗洛伊德寫給榮格的另一封信還被保存著，那很可能是他寫給他以前的“皇太子”的最後一封信。
榮格1913年8月參加在倫敦舉行的第十七屆國際醫學大會，他在一連串的演講中勾畫出他的立場，為他的觀念取名為“分析心理學”，正好和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分庭抗禮。
他說：“精神分析理論，應該要免去純粹的性觀點！為了取代它，我想要介紹一種‘唯能說’的觀點。”而在夢的解析方麵，他發現自己“完全同意阿德勒的看法”，換句話說，完全不同意弗洛伊德的看法。
榮格仍是國際精神分析協會的會長。弗洛伊德心裏明白，在1914年的大會以後，他得做些事來對付榮格。弗洛伊德心裏也知道，情況不太樂觀。
他在1913年11月17日向鍾士傾訴道：“我們大部分人都寄望榮格做些傻事毀掉他自己！如果他聰明的話，我們就沒有機會了。”5天後，他重複自己的見解，他說：“我們知道，榮格的立場非常堅定，我們的希望仍是他會毀了他自己。由於他在英國和美國的影響，你必須去打擊他，但這可能是一場漫長而艱苦的鬥爭！”
弗洛伊德和榮格周旋時，在個人的感情和職業的感覺上糾纏不清。他寫信給普特南說：“我的經驗告訴我，在一門科學的發展中，理論的分歧是不可避免的，甚至錯誤也可能包含著進步的因素。但是這些分離和理論的創新，勢必會對個人的心理造成許多的傷害！”
1913年年底，弗洛伊德開始為《年鑒》的下一期寫一篇他自稱“勢必引起爭論”的文章：《論精神分析運動史》。
標準版的編者詹姆斯·史特其說：“它的目的是，清晰陳述精神分析的基本假說和立論，證明阿德勒和榮格的理論完全不能和他們相比。如果他們那些矛盾的見解也被冠以同樣的名稱，隻會使人們迷惑……”
1914年4月20日，榮格終於辭去會長的職務。他的理由含混不清，但是鍾士相信他的辭職是承認了“他的地位和能力不相配”。很可能他已經聽到弗洛伊德正在寫《精神分析運動史》的消息。
弗洛伊德欣喜若狂，寫信給亞伯拉罕說：“相信你們一定和我一樣地詫異，榮格為何會照我們的心願出此下策？我們的苦心的確沒有白費，無論如何，我們一定要掙脫他，甚至是整個瑞士派的人。”
但是榮格仍然是協會的會員，他正要去訪問英國。弗洛伊德曾告訴鍾士，他已經對寬大和仁慈感到厭煩，正在焦急地等待炸彈爆炸。他對鍾士說：“我不奢望能立刻成功，但卻要不斷地奮鬥。”
3個星期之內，炸彈的確發生了效果。榮格辭職了，並且肯定地說，蘇黎世的精神分析師，沒有一個會出席預定1914年9月在德勒斯登舉行的會議。
弗洛伊德在1914年7月18日寫信給亞伯拉罕說：“我不能抑製我的喜悅。”4天以後，蘇黎世集團投票，以15比1的票數通過撤出國際協會，理由之一是“國際協會危害了我們的獨立研究”。
弗洛伊德早在1914年夏天達到主要目標以前，就已經決定了他的下一步棋。榮格辭職時，他就寫信給6個歐洲分會的會長，建議第五屆大會的安排應該暫時停止。同時，應該選出一位代理會長，他自己的選擇是亞伯拉罕。表麵上，弗洛伊德大獲全勝。“理想的決裂”已經達到了，對於國際組織的控製權現在終於回到他手中，而委員會的成員拱衛在他左右，忠心耿耿地使事情不出現任何差錯。弗洛伊德的未來似乎已獲得保障。
1914年夏天，三個學派成為鼎足之勢：一個是弗洛伊德派，一個是阿德勒派，另一個則是榮格派。
阿德勒小時候患過軟骨症，4歲以後才會走路，而且由於行動不便，出了兩次車禍。因此，他以為“追求權力”才是生命的主流，而且他以為“自卑情結”是人類奮鬥的基礎。
他們還有其他的不同。弗洛伊德一直保持猶太人的信仰，而阿德勒則改信基督教，以抗議猶太信仰造成的精神孤寂。弗洛伊德不僅在醫療上，而且在教學上都一直叮嚀醫生和病人應該在情感上保持距離，如果病人的問題要獲得解決，勢必要有不動感情、具有客觀而崇高精神的分析師幫助，阿德勒卻以和病人成為朋友的方式進行治療。
弗洛伊德發展了20多年的理論，和阿德勒花了大約一半時間所提出的理論的基本不同點是很明顯的。弗洛伊德相信，神經官能症起源於性發展的不適應；而阿德勒則認為，它們代表對劣等精神或身體特質的補償。
阿德勒和弗洛伊德的理論根本是南轅北轍。如果維也納精神分析學會和國際性團體主要的目標是追求真理，那倒也沒有問題。但是國際協會的目標卻是推展“由弗洛伊德創設的精神分析學”，維也納分會也不例外。因此，阿德勒辭職之舉就勢在必行了。
阿德勒被擊敗了，學會在1911年3月3日的日誌上寫道：
阿德勒辭去會長之職是因為“他的科學論點和他在學會地位互相矛盾……史鐵喀爾也隨他而去”。
有兩件事情是毫無疑問的：一是弗洛伊德控製了全盤的活動；二是他強迫阿德勒辭職。
學會經過暑假的休會後第一次開會，有好幾個人和阿德勒一起退出。漢斯·沙克斯敘述道：“這些人不一定和阿德勒有同樣的看法，他們這麽決定是因為他們覺得弗洛伊德的做法違反了‘科學的自由’。極可能弗洛伊德的凶惡批評和與阿德勒的決裂，破壞了和平的氣氛，使他們認為阿德勒所抱怨的無法忍受是有理由的。”
弗洛伊德不承認事情牽涉了科學的自由。他在第二天，也就是1911年10月12日在給榮格的信中寫道：
我在戰鬥和勝利後已相當疲倦。現在我要告訴你，昨天我強迫阿德勒從學會中退出。我很嚴厲，但是我認為我做得很正確。
阿德勒於1911年秋天退出後不久，就和他的支持者設立了“自由精神分析研究學會”。後來又將組織改為“個體心理學學會”。無疑地，它受人們歡迎是使弗洛伊德一輩子咬牙切齒的另一個因素。
弗洛伊德相信阿德勒的活動使精神分析麵臨著真正的大危險，並認為他能把敵人拋到他所謂的“外麵的黑暗”是一個勝利。但他沒有發覺的是：對於一些人——也許很多人來說——他對待阿德勒以及後來其他的持異議者的方式，與他在10年前自己遭遇的不可思議的反對非常相似。
漢斯·沙克斯說：“弗洛伊德專注於精神分析，以一種穩定而耗油的火焰燃燒。像每一種其他的信仰一樣，它強加在相信者身上並嚴格地限製和規定。每件事情，小至每天例行工作的細節，大至舉足輕重的決定，都受到他的支配。”
在阿德勒事件上，弗洛伊德得了一個報應：阿德勒並沒有在“外麵的黑暗”中枯萎，相反地，不久後，阿德勒發起的每周聚會，呈現出將變為一個真正的精神治療運動核心的跡象，這種發展迅速成為困窘弗洛伊德的事情，使他不得不采取防範措施。
弗洛伊德和史鐵喀爾在1911年年初爆發的意見分歧之爭一直蔓延至秋天。史鐵喀爾對弗洛伊德說：“在巨人肩上的矮子，可以看得比巨人遠。”
弗洛伊德反唇相譏說：“那可能不錯，但是在天文學家身上的虱子卻不是如此。”
1911年11月初，史鐵喀爾退出維也納精神分析學會，但是他無意卸下會刊的編輯工作。
實際上，弗洛伊德是該刊的總負責人，後來鍾士問他：“為什麽你不行使權力去任命另外一個編輯？”
弗洛伊德沒有正麵作出回答，但鍾士則對這件事作出了解釋：“弗洛伊德告訴我，史鐵喀爾對出版商的影響力太大了，這極可能使他寧願撤退，也不願公開地戰鬥。”
據說，當時弗洛伊德親口告訴普特南說：“史鐵喀爾的背叛，迫使我放棄會刊。”
毫無疑問，弗洛伊德最不願意做的事就是和阿德勒妥協。但是，阿德勒和史鐵喀爾仍在主持《精神分析學中央學刊》的編務工作。弗洛伊德坦白地對榮格說：“自然，我隻有等待機會把他們兩個人攆走，但是他們都小心翼翼地保持友善的態度，所以我目前也拿他們沒辦法。我當然更牢牢地盯著他們，但是他們好像若無其事，其實我內心早已和他們一刀兩斷了。”
截至1912年秋天，弗洛伊德已經成功地擊敗了首度想要向他的權威挑戰的阿德勒。現在，他正在掌權並決定要一直如此。他的星座正在升起，他的追隨者和家人都知道這個事實。但是連弗洛伊德自己都不覺得與阿德勒的爭執令人快樂。阿德勒的確已經被迫棄船而逃，但他並沒有葬身海底。
“個人心理學”不至於玷汙弗洛伊德的名譽，也不能破壞“弗洛伊德用來治療和說服人的堅強職業”。可是，阿德勒還是很好地生存了下去。事實上，阿德勒的表現已經告訴人：他仍會繼續生存下去。
現在，事情已經越來越明顯，弗洛伊德將要處理一個更為重要的反叛事件：那就是他的“皇太子”兼總參謀長卡爾·榮格的背叛。當然，他們的分歧與決裂有一個深化的過程。
弗洛伊德和榮格早期通信和見麵時曾經有過分歧，但很快就消失了，而且有很長一段時間沒有再次出現。
1910年，第二次國際精神分析大會後不久，弗洛伊德在寫給費斯特的信中已經表達得很清楚。他說：“我希望你同意紐倫堡的決定，誠心地擁護我們的榮格，我想使他獲得一種權威，使他能名正言順地領導整個運動。”
1911年秋天，弗洛伊德仍然認為榮格不但是勝利的策劃者，而且是他自己年邁或死亡後接替掌權的“皇太子”。
對榮格自己來說，他毫不猶豫地扮演著弗洛伊德交給他的角色。事實上，有時候榮格給人的印象是：他當之無愧地享受著特權。但是盡管有許多環節聯係著這兩位有地位的人，彼此忠誠於基本上所相同的主義，但更有許多因素與力量即將使他們分道揚鑣，正麵相撞。
表麵上榮格對於弗洛伊德的信念已作了新的解釋，他貶損弗洛伊德一向強調的“性”的重要性。弗洛伊德漸漸發現榮格的骨子裏有一股偏見，並同時發現榮格有“外邦人的優越感”。
由此可知，他們兩人的衝突起源於許多複雜因素，包括職業的和個人的，兩人都認為自己的動機是無瑕疵的，以致情況更趨複雜。最後，弗洛伊德因為自己的領袖地位遭到挑戰而發怒，使得衝突更加激烈。
1912年5月底，弗洛伊德收到一封榮格寫的信，充滿了牢騷之詞。於是弗洛伊德在一封給鍾士的信中，透露出他的新態度。他在信中寫道：
榮格的信不能被“解釋為我們的友誼關係的正式否認”，我很難過，倒不是因為個人的利益，而是為協會和精神分析主義的前途著急。但是我決定讓事情順其自然，不再設法影響他了。精神分析已不再是我自己的事情，與你和許多其他人也息息相關！
阿德勒已經帶著一大群不愉快的維也納學會的人走了，史鐵喀爾也隨其後而去。大家很容易發現，榮格是一個比任何其他變節者更難以克服的人物，他不久就會樹立起自己的旗幟。因此，鍾士提議成立一個核心小圈子，組成一個委員會，使弗洛伊德可以經常和它的成員們討論國際組織的事務，而成員們必須同意：在未經全體成員討論以前，不宣布任何與精神分析的理論或實務相去甚遠的改革。
鍾士在創造以後所謂的“核心小圈子”時，究竟扮演了什麽樣角色，已不得而知。唯一可知的是，他在想出這個主意後不久，寫信給弗洛伊德說：“設計一個聯合的小團體，好像查理曼大帝的武士一般，保衛著他們主人的帝國和政策。這種想法是我自己的浪漫主義產物。在我向您陳述以前，我不敢和別人討論這件事情。”
但是，鍾士在40年後又在回憶錄中說：“我事前曾和法蘭基及蘭克討論過。”
1912年7月30日，鍾士寫信給弗洛伊德。他在信中稱：
我不禁希望環繞在您周圍的諸般大事，都更能令人滿意。
……在維也納，已經有人表示，希望您全權挑選一些人組織個小團體，代表不含有私人企圖的純正理論，從而在協會裏建立起一個非正式的內圈，作為初學者學習的中心。
弗洛伊德立刻回信，說自己很喜歡這個主意，因為它至少可讓他挽回一些在紐倫堡失去的控製權。
鍾士在建議設立委員會時，腦筋裏想到的隻是他所看見的榮格和弗洛伊德之間日益增大的裂痕。但是鍾士自己也免不了受人懷疑。在他獻計給弗洛伊德後不久，弗洛伊德接到一封法蘭基的信，信中寫道：
我從來沒有像現在那麽清楚過，精神分析對於天生的猶太人是多麽重要。您必須經常仔細地看住鍾士，免得他臨陣脫逃！
榮格就在這種漸增的不信任背景下，於早秋時離開了蘇黎世，第二次前往美國。布倫克斯的基督教福德漠大學邀請他，他在那裏向100位精神病醫生發表了9次關於“精神分析理論”的演講。
榮格的演講詞裏，貶低了弗洛伊德所認為的一些精神分析的中心教條，而這些講演使他獲得了個人的聲名。《紐約時報》的一位記者曾訪問他，並刊登了一篇5000字的文章，占了一頁的4/5版麵。
榮格在紐約受到了鼓勵。顯然，他根本不以離開弗洛伊德的陣營為羞恥。他準備回歐洲後，充分地解釋他的立場。
同時，他還寫給弗洛伊德一封非常傲慢的信：
當然，在我的演講中，我也談到我對精神分析現存的觀念有著不同的看法，尤其是關於性欲衝動的理論。我發現，我的精神分析見解已贏得了很多人的支持，直至現在他們仍為精神病的性問題困惑不已……
榮格又接著打擊了弗洛伊德的傷痛處，他這樣寫道：
一旦我的論文出版了，我將很高興地送你一本，希望你能慢慢地接受我對性欲衝動的一些見解。隻要你對我們的共同事業采取一種客觀的看法，我覺得沒有必要使你失望。
1912年10月18日，榮格寫了一封信給弗洛伊德，從每個角度來看，這兩個人的關係已告結束。
榮格承認他對弗洛伊德的感情很矛盾，信中寫道：
無論如何，我要指出：你以對待病人的做法來對待你的學生們，這是極大的錯誤！在這種方式下，成長的人不是奴隸的子民，就是卑鄙的傀儡，阿德勒和史鐵喀爾，以及粗野的一幫人正在維也納興風作浪。
我非常客觀地看破了你的小把戲。你到處走動，危言聳聽地說你周圍的人都有病；因此使每個人都變成你的兒女，羞愧地承認自己的錯誤。同時，你維持高高在上的地位，使自己好像威風凜凜的父親。為了迎合你，沒有人敢拔老虎嘴上的毛。
接下去有許多相似的指責，榮格在信尾寫道：
盡管我有自己的見解，我將繼續公開地支持你。但是在私底下，我將陸續地寫信告訴你我對你真正的看法。我認為這個步驟極為高尚。無疑地，你會為這種特殊的友誼表達方式發怒，但是它對你仍是有好處的，祝福你。
弗洛伊德的回信不曾顯出一絲憤怒。相反地，我們讀了弗洛伊德自認為比較高層麵的平靜回信後，不得不認為：終於按捺不住性子的榮格，恰恰做了弗洛伊德所希望他去做的事情。
弗洛伊德是這麽寫的：
我們精神分析家之間有一個習慣：
沒有任何人需要為他自己的神經質感到羞恥。但是一個人行為不正常時，如果一直自稱他是正常的，那就難免使人懷疑——他對自己的疾病缺少認識。
因此，我建議我們應完全放棄彼此的私人關係。這樣的分手，將不會使我失去什麽。
因為，長久以來我和你的唯一感情聯係，就隻是一條細線——過去失望的延續效應，而你可以得到許多東西，因為你最近不是曾在慕尼黑表示“你和我的密切關係，會抑製住你在科學上的自由”嗎？
弗洛伊德寫給榮格的另一封信還被保存著，那很可能是他寫給他以前的“皇太子”的最後一封信。
榮格1913年8月參加在倫敦舉行的第十七屆國際醫學大會，他在一連串的演講中勾畫出他的立場，為他的觀念取名為“分析心理學”，正好和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分庭抗禮。
他說：“精神分析理論，應該要免去純粹的性觀點！為了取代它，我想要介紹一種‘唯能說’的觀點。”而在夢的解析方麵，他發現自己“完全同意阿德勒的看法”，換句話說，完全不同意弗洛伊德的看法。
榮格仍是國際精神分析協會的會長。弗洛伊德心裏明白，在1914年的大會以後，他得做些事來對付榮格。弗洛伊德心裏也知道，情況不太樂觀。
他在1913年11月17日向鍾士傾訴道：“我們大部分人都寄望榮格做些傻事毀掉他自己！如果他聰明的話，我們就沒有機會了。”5天後，他重複自己的見解，他說：“我們知道，榮格的立場非常堅定，我們的希望仍是他會毀了他自己。由於他在英國和美國的影響，你必須去打擊他，但這可能是一場漫長而艱苦的鬥爭！”
弗洛伊德和榮格周旋時，在個人的感情和職業的感覺上糾纏不清。他寫信給普特南說：“我的經驗告訴我，在一門科學的發展中，理論的分歧是不可避免的，甚至錯誤也可能包含著進步的因素。但是這些分離和理論的創新，勢必會對個人的心理造成許多的傷害！”
1913年年底，弗洛伊德開始為《年鑒》的下一期寫一篇他自稱“勢必引起爭論”的文章：《論精神分析運動史》。
標準版的編者詹姆斯·史特其說：“它的目的是，清晰陳述精神分析的基本假說和立論，證明阿德勒和榮格的理論完全不能和他們相比。如果他們那些矛盾的見解也被冠以同樣的名稱，隻會使人們迷惑……”
1914年4月20日，榮格終於辭去會長的職務。他的理由含混不清，但是鍾士相信他的辭職是承認了“他的地位和能力不相配”。很可能他已經聽到弗洛伊德正在寫《精神分析運動史》的消息。
弗洛伊德欣喜若狂，寫信給亞伯拉罕說：“相信你們一定和我一樣地詫異，榮格為何會照我們的心願出此下策？我們的苦心的確沒有白費，無論如何，我們一定要掙脫他，甚至是整個瑞士派的人。”
但是榮格仍然是協會的會員，他正要去訪問英國。弗洛伊德曾告訴鍾士，他已經對寬大和仁慈感到厭煩，正在焦急地等待炸彈爆炸。他對鍾士說：“我不奢望能立刻成功，但卻要不斷地奮鬥。”
3個星期之內，炸彈的確發生了效果。榮格辭職了，並且肯定地說，蘇黎世的精神分析師，沒有一個會出席預定1914年9月在德勒斯登舉行的會議。
弗洛伊德在1914年7月18日寫信給亞伯拉罕說：“我不能抑製我的喜悅。”4天以後，蘇黎世集團投票，以15比1的票數通過撤出國際協會，理由之一是“國際協會危害了我們的獨立研究”。
弗洛伊德早在1914年夏天達到主要目標以前，就已經決定了他的下一步棋。榮格辭職時，他就寫信給6個歐洲分會的會長，建議第五屆大會的安排應該暫時停止。同時，應該選出一位代理會長，他自己的選擇是亞伯拉罕。表麵上，弗洛伊德大獲全勝。“理想的決裂”已經達到了，對於國際組織的控製權現在終於回到他手中，而委員會的成員拱衛在他左右，忠心耿耿地使事情不出現任何差錯。弗洛伊德的未來似乎已獲得保障。
1914年夏天，三個學派成為鼎足之勢：一個是弗洛伊德派，一個是阿德勒派，另一個則是榮格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