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神分析運動在第一次世界大戰前夕,分裂成為3個團體:一組追隨弗洛伊德;另一組追隨榮格;而另一組較不重要的阿德勒派則在外圍活動。分裂的原因是對精神病因及其治療有不同的見解。
弗洛伊德誓死領導精神分析運動,使它嚴格地在他自畫的界限裏,而榮格同樣對自己滿懷信心,於是競爭呈白熱化。雖然以往的爭執都集中在精神分析的醫學價值方麵,但這時候,卻有了新的發展。“人類的活動經常是由深藏在潛意識的不知名的衝動而造成的”,這種不容置疑的證據,已經逐漸使精神分析被非醫學界的人們重視與應用。
一旦學者們承認,人類可以被他們所不知道的各種動機驅使,那麽不可避免地,這個事實就應該被用來幫助解開曆史和傳記的謎。
推斷作家創造小說和戲劇中偉大人物的動機,的確是一項知識分子最感興趣的團體遊戲!但是我們應該記住,18世紀的英國小說家勞倫斯·斯特恩,為情節而創造及領導書中的人物,而莎士比亞也領導他書中的人物,使觀眾一直懸疑到劇終。
盡管有這麽多限製,但弗洛伊德仍然將精神分析運用到文學創作者和他們的作品上。19世紀末,他“對觸及大自然的最大奧秘之一”的信心已經增加。早在1897年,他已在考慮精神分析如何解開民俗文學的奧秘。
在他所倡導的“以精神分析解釋文學”還沒有獲得熱烈響應以前,他又提出另一種非臨床的運用。他相信:精神分析可以在法庭上,幫助法官判斷被告是否有罪。榮格曾經在維也納大學法律係學生研習會所舉行的假設法庭上,為他做了實驗。
1907年,弗洛伊德在海勒出版社的大廳裏,向一群專家發表演講,題目是“具有創意的作者和白日夢”,其主題又回到了對文學潛意識來源的揣測中。
1910年春天,弗洛伊德完成了他對文學和藝術的短程涉獵,發表了《達·芬奇和他幼年時的記憶》。除了30年以後的《摩西與神教》外,這篇文章比起其他非醫學著作,引起了更多的爭論。
其實弗洛伊德開始對達·芬奇感興趣是在1897年,那時他正和弗萊斯討論“左右手的使用習慣和兩性的關係”。
根據弗洛伊德的研究,達·芬奇是一個私生子,剛生下來的幾年裏,由他的母親單獨撫養,直至他的父親比埃洛娶了另一個門第相當的女人後,才被帶回家。他真正的母親,寂寞而且自怨自艾,把她全部的精神溺愛都放在達·芬奇身上,以致培養出他早年的性欲幻想,也造成他日後同性戀的傾向。
達·芬奇被帶到父親家後,我們可以認為他有兩個母親。第一個是卡德莉娜——生下他的農家女;第二個是他父親明媒正娶的妻子。這情形,解釋了為何達·芬奇在巴黎盧浮宮的一幅《聖安娜》畫裏聖母和聖安娜的年齡看起來一樣,而且兩個人都掛著謎一般的“蒙娜麗莎”式的微笑。
據弗洛伊德說,達·芬奇早年曾遇到“蒙娜麗莎”,她引起他潛伏著的性欲,喚醒他潛意識中對母親卡德莉娜的記憶,以致造成他兩個母親同時出現在一幅畫中的情形。毫無疑問,弗洛伊德的論文是“一個特別魯莽的例子,證明意外的家庭組合所發生的衝擊”。
“達·芬奇”研究顯示,精神分析已滲透到更廣泛的領域中,這種擴展引起許多反對,但弗洛伊德了解勢必如此。他也知道,精神分析的方法進入非醫學領域,將僅僅吸引完全夠理解資格的人,也會吸引第二流的人。
他有很充分的理由憂慮,他曾經寫道:
急速發展的結果是:精神分析師以及才智高低不齊的業餘人員,經常匆匆地集思廣益。這樣一來已經把研究的範圍伸展到神話學、文明史、人類學和宗教科學等領域。可是在那些方麵的專家以及一般大眾卻沒有善待他們。一開始時,他們的方法和發現稍稍受人注意,但不久就被無情地排斥了。
被排斥的一個原因是:不夠資格的從事者太多。另一個原因是:職業界的許多人仍舊對精神分析用在本身有所懷疑。第二個因素使弗洛伊德在做非醫學上的精神分析時小心翼翼。直至1912年,國際協會顯然已渡過難關,期刊《影像》才出版。這份刊物由漠斯·沙克斯創始,由弗洛伊德和蘭克共同編輯。
在第一期裏,弗洛伊德強調,把精神分析研究的範圍擴展到語言、風俗、宗教和法律等方麵是必要的。廣泛地說,諸如神話學、審美學、文學、藝術史、哲學、民俗學、刑事學和道德理論等科目都包括在內。這真是雄心萬丈的計劃!
隨著時間的演進,他更加雄心勃勃。20年以後,弗洛伊德寫道:
精神分析可以成為所有以人類文化的進化為中心的科學,以及其主要的學術如藝術、宗教和社會秩序等不可缺少的工具。
《影像》雜誌上也印行了弗洛伊德一係列文章中的第一篇,代表弗洛伊德把精神分析運用到了社會學和人類學上。那些簡短的文章,充分勾畫出他對於人類社會成立的見解。
弗洛伊德腦海中經常盤桓著用精神分析發現宗教的起源以及宗教與人類社會關係的可能性。
在寫於1907年的《心神困擾與宗教活動》書中,他拿強迫觀念形態的神經質病和宗教的儀式相比較,得到了一個不受人歡迎的結論:他認為宗教本身是一個“宇宙性的分神的神經質因”,而“心神困擾是一種個人化的宗教”。
1908年,在“文明化的性道德和現代的精神病”中,弗洛伊德討論到,當人類社會形成時,個人的本能將受到壓抑。
弗洛伊德在1911年春天開始寫《圖騰與禁忌》。他告訴榮格,希望能在夏天完成。他接著說:“為了這份工作,我需要一間可以獨處而且附近有森林的房間。”
將近8月時,他的看法有了改變,他說現在所研究的宗教信仰心理學,可能會占據他許多年的時間。他知道,那會和他對“性”的見解一樣不受人歡迎。
《圖騰與禁忌》在1913年出版。包括了《亂倫的恐怖》、《禁忌與感情的矛盾》、《靈魂論》、《巫術與思想的萬能》以及《幼年時代圖騰的回轉》等多篇論文。
弗洛伊德像榮格一樣,探求人類最遠古的祖先的過去。但是榮格的資料包括原始人的神話和幾乎不能理解的冒險故事;而弗洛伊德卻采取現在仍住在南太平洋和澳大利亞的當代野蠻人的報告,把他們的習俗和禁忌看作是一種社會進化的最終產物,借著精神分析之助,追溯那些習俗與禁忌的起源。
在第一篇長達18000字的論文裏,他調查研究了圖騰製度中的兩大禁忌——不殺圖騰與不和同圖騰係統的女人通婚。
在第四篇論文裏,弗洛伊德找到了事物的核心。他指出,圖騰即象征父親。事實上,圖騰動物往往被原始民族視為種族的先父,受到尊敬,整個部族的人都聲稱是這個動物的後代。但是,每個部族每年都會舉行一次儀式,將圖騰動物殺掉,然後大家搶食。
弗洛伊德認為,這種“殺父”的儀式就是圖騰製度的中心,也是宗教的起源。
弗洛伊德又斟酌了達爾文的“原始的群眾”中的見解——原始人類本是生活在一個部落裏,受一位強大而善妒的男人統治。弗洛伊德根據此論作了一項假說:
原始社會的統治者擁有絕對的權威,並將所有女人據為己有,久而久之,他的子民聯合起來反抗並把他推翻,甚至殺死而後吃掉。
但是,這次事件以後,他們又為爭奪權益而彼此殘殺,最後他們終於覺悟,於是團結起來,在象征父親的圖騰獸前,攜手合作。為了贖罪,他們決定不殺代表“父親”的圖騰獸;為了防止殺戮事件再發生,他們不再找那些曾導致其殺父的同部族的女人,而開始找陌生女人,於是開始有異族通婚。
由弗洛伊德指出的途徑,人們投入更多的精力,用精神分析的理論來研究古代的禮儀,那麽,精神分析的理論也一定能投入在藝術和藝術家身上。弗洛伊德本人立刻以行動顯示出這種可能性,因為在《圖騰與禁忌》之後,他立刻又推出了另一篇論文《米開朗基羅創作的摩西》。
弗洛伊德首次羅馬之行的第四天,去參觀了溫科裏的聖派特洛教堂,站在米開朗基羅所刻的巨大的雕像前,那個雕像是為裝飾教皇尤裏烏斯二世的陵墓而雕刻的,尚未完成。維也納的藝術學院有那個雕像的複製品。
弗洛伊德很可能早已把自己比擬為摩西,並作了研究。他寫了一張紀念明信片給瑪莎,透露出他的感覺:“我沉思米開朗基羅的意圖,已經了解那雕像的意義。”
米開朗基羅刻畫出一個憤怒的摩西,把他剛從西奈山上領到的十誡摔破。大多數的評論家推測,摩西將刻著十誡的石板摔破,是因為他下山後第一眼看見的是以色列人圍繞著金牛犢偶像跳舞。
但是,弗洛伊德的看法卻截然不同,他在《米開朗基羅創作的摩西》中寫道:
我們眼見的是動作發生後的靜止狀態,而非剛要發作時的暴烈動作。摩西在怒不可遏想要發作時,跳起來報複。但是他已克服了試探,他應該是鎮定地坐著,他的怒氣已經冰凍,他的苦痛和恥辱混合在一起。
《米開朗基羅創作的摩西》有許多地方影射了弗洛伊德本人。這篇論文寫作時正是他和榮格決裂的最後階段,而對於已經認同摩西的弗洛伊德來說,他很容易相信,米開朗基羅透視的摩西將成為一個他必須效仿的模範;他必須忍住他想發作於背叛者阿德勒、史鐵喀爾和榮格等一幫人的怒氣,他們像以色列人一樣,卑鄙地背叛了他們的領袖。
一年前,當他和榮格的戰爭正在進行時,他曾經寫信給法蘭基說:“目前在維也納的情況,使我覺得我像極了曆史上的摩西。”
弗洛伊德還竭力主張莎士比亞筆下的“哈姆雷特”受到“戀母情結”困擾。他能做任何事,就是不能向殺了他父親、搶奪他母親的人報仇,因為他在那個人身上,看到自己幼年時代被抑製的希望實現了。因此,原來那種不斷驅使他去報複的憎惡,被他內心的自我譴責、良心的躊躇所取代。它們提醒他,他自己並不比他要去懲罰的人好多少。
弗洛伊德老實承認:“鑽研心理傳記的基礎,事實上是建築在模糊的痕跡和微小的記號上。”這不啻是警告大家,當精神分析家涉足於高度技術性的藝術批評或傳記方麵時,就特別容易愚弄自己。他比自己的一些追隨者更清楚這個危險,幾年後還特別強調著。
但是,弗洛伊德仍然很不情願放棄他的“哈姆雷特之形成”理論,而在他寫於1924年的短短的自傳中,重複其在戲劇中的“戀母情結”觀念。他認為莎士比亞是在父親死了以後,才寫了《哈姆雷特》的。
他的“哈姆雷特之形成”理論,是他對於莎士比亞的其他作品作精神分析的試金石,同時也使他相信,精神分析又是了解其他作者創作動機的試金石。
研究莎士比亞的學者伊凡斯說:“根據定義,一位精神分析家,需要比戲劇家更可以或更應該提供出無限多的證據。”
但是,弗洛伊德的“哈姆雷特的戀母情結理論”所引起的爭論,仍然如火如荼地持續著。而這股以精神分析探討文學、藝術的潮流,也依舊年複一年地成長著。這是第一次世界大戰時,精神分析主義的前景被急劇地改革後,用精神分析解釋戲劇和小說增加的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