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節 成立精神分析協會
笑話給予我們快感，是通過把一個充滿能量和緊張度的有意識過程轉化為一個輕鬆的無意識過程。
——弗洛伊德
柏格街19號的日程表是非常規律而且幾乎不可能變更的。
弗洛伊德早上7時起床，他的理發師就為他修剪頭發和胡須。早餐後，8時開始上一節55分鍾的精神顧問課，一直持續到13時。然後吃午餐，每節中間有5分鍾休息。
午飯後休息時間，他會在散步時去吸雪茄——每天有固定的數量。下午15時他再度開始工作，一直工作至21時或更晚。晚餐後又有短程的散步，然後回到書房去寫作或回信。以獨處的方式結束一天的工作是很重要的。
弗洛伊德像一位戰區司令官一樣，相信聰明的指揮官“應該依照建議，於晚上吃完飯後回到他的營帳，以便有單獨的時間去安靜地反省”。
星期天，他會到母親住處，與她共進午餐。晚上，他母親則經常由女兒陪同，到柏格街19號進餐。周末，可能有同事來訪或和孩子們去散步。總之，凡事都依計劃而行。
弗洛伊德正在致力完善“國際精神分析學會”這個組織，他希望能指導精神分析使之發展於全世界，並且能受他的控製。這個主意曾經由他、榮格、法蘭基和鍾士等人在克拉克大學的慶祝會上討論過。
原則上他們都同意由前一年曾經組織過薩爾斯堡大會的榮格負責安排一個1910年的大會，並在會後使國際性的精神分析協會取代原來的“學會”，而成為一個永久性的機構。
鍾士後來回憶道：“如果一定要我指出，我們之間是誰領導著新協會章程的擬定，我應該說是法蘭基，因為當大會開始後，他也是推動方案必需的人。”
但是無論如何，鍾士本人是設立那個組織的一種主要影響力，後來他曾擔任會長許多年。在烏斯特，弗洛伊德注意到，鍾士曾經懷疑自己在這逐漸成長的運動中究竟該扮演什麽樣的角色，但這種疑慮在1910年春天已經完全消除了。
鍾士寫信給弗洛伊德，告訴他說：“大約七八個月以前，我決定不僅以我所有的力量和辦法來繼續推行精神分析學說，而且還要以您個人所決定的任何辦法來推行它，並且盡可能地完全遵照您的建議去做。”
現在所有的事情都已就緒，等待弗洛伊德的是創建這個組織——必要時他可以在幕後發號施令。他的動機是可以想象得到的。作為一個新治療法的創始人，他自然想要維持他的領袖地位，那是他20年來向上掙紮的回報：作為一種運動或一個主義的創始人，他有近乎宗教的信念，他有義務保持不容置疑的控製權。
在一封致布羅拉的私人函中，他又向前走了一步。他說：“我認為有必要設立一個組織，這個組織應該有一個中央機構可以執行對外政策，並且發布權威的消息，告知世人什麽是精神分析可行的措施。”
20世紀的頭10年，精神分析在歐洲的學術界隻得到一個小小的橋頭堡——瑞士蘇黎世布羅拉的伯赫茲醫院。如果要實現弗洛伊德所希望的目標，那個橋頭堡必須要擴大。在未來的歲月中，精神分析必須包含在已經發展的學術裏，才不致仍是一個孤立的信念或實踐的小島嶼。
弗洛伊德知道，為了使全世界接納他的理論，奮鬥將是漫長而困難的。不過，在1910年3月於紐倫堡舉行的大會上，卻可以報告一個令人振奮的消息。他將對未來的希望，通過演講《談精神分析治療與未來的展望》表現出來。
但是在紐倫堡，弗洛伊德腦海中所想的都是如何創設一個他能控製的國際性組織。因此，如何發展精神分析使其成為治療上的新方法的主題幾乎被掩蓋了。
他開始相信兩件事情：第一，精神分析被認為是“猶太人觀念”所造成的發展上的阻礙，不亞於被認為是“色情玩意”所招致的排斥；第二，現在必須要有一個有膽識的領袖人物，不受他在本世紀初期所招致的批評與重壓束縛。
弗洛伊德非常不相信一般人的能力，因此他不采用在科學社會裏的民主態度。他希望出現一個傑出的“領袖”來領導精神分析學會的分支社會和會員的行為。此外，他更希望那領袖居於永久性的地位。
在弗洛伊德的心目中，隻有一個候選人可以當那個“帝王”，那就是榮格。雖然在世人的眼中他是和維也納猶太人抗衡的力量。然而弗洛伊德認為，自己可以在他身上施行必要的影響和控製。
弗洛伊德到達紐倫堡，那裏雲集了50餘位精神分析師，主要的目的在於提拔榮格，但時機卻沒有成熟。盡管布羅拉和榮格逐漸不和，但瑞士派的這個集團的確可以和維也納的集團相抗衡，所以在這個時候，維也納人不可能幫助榮格坐上那個寶座。
但是，法蘭基這位匈牙利人，卻願意在奧地利和瑞士之間發生的任何不愉快中充當調和人角色；他還建議在紐倫堡建立國際精神分析協會，並以榮格為永久會長，賦予特殊的權力：委任及革除精神分析師、審核會員們所撰寫的關於精神分析的文章內容。法蘭基講了許多支持榮格的話，卻引起了威廉·史鐵喀爾的抗議。
大會並沒有留下討論的所有記錄，但是從口角發生、主席宣布休會持續到第二天這些事實來看，當時的火藥味一定很濃。複會以前，維也納的出席者由史鐵喀爾召集到他旅社的房間開會，他們沒有邀請弗洛伊德參加。
最後，各方終於達成了妥協。決定取消出版前的審核稿件權，再者，雖然會長應該由榮格擔任，但是那並非終身職務，而是隻有兩年。
1910年4月6日，“維也納精神分析學會的會員”聚會時，維也納和瑞士兩派之間又呈現不和。弗洛伊德指出，維也納學會必須按照國際協會的要求。又說直至現在，維也納的會員們一直是他的上賓，但是以後將不能再如此了，他們必須訂立規程，在別的地方正式聚會，並且選舉一位會長。
精神分析主義正在蓬勃發展，弗洛伊德以一種開闊的樂觀精神，開始準備一個大會，並希望能吸引美國人。因此，他和其他會員都認為會議應該在1911年秋天舉行，因為，秋天比春天更適合遠道的賓客。
鍾士留在加拿大的多倫多，因為他能夠為美國代表出席1911年秋季的大會鋪路。首先有人提出羅卡諾為大會地點，但是後來決議在威瑪，於是第三屆大會於9月舉行，地點就在威瑪。
美國隊伍包括布利爾、阿梅斯、何因可女士，最重要的是詹姆斯·普特南也參加了。他的出席，使大會增色不少。
1911年8月和9月初，弗洛伊德和家人到阿爾卑斯山的波爾查諾度假。接著起程到威瑪，路經蘇黎世和榮格見麵。榮格請弗洛伊德去他在柯斯納何的家，而普特南已經在那裏做客了。
——弗洛伊德
柏格街19號的日程表是非常規律而且幾乎不可能變更的。
弗洛伊德早上7時起床，他的理發師就為他修剪頭發和胡須。早餐後，8時開始上一節55分鍾的精神顧問課，一直持續到13時。然後吃午餐，每節中間有5分鍾休息。
午飯後休息時間，他會在散步時去吸雪茄——每天有固定的數量。下午15時他再度開始工作，一直工作至21時或更晚。晚餐後又有短程的散步，然後回到書房去寫作或回信。以獨處的方式結束一天的工作是很重要的。
弗洛伊德像一位戰區司令官一樣，相信聰明的指揮官“應該依照建議，於晚上吃完飯後回到他的營帳，以便有單獨的時間去安靜地反省”。
星期天，他會到母親住處，與她共進午餐。晚上，他母親則經常由女兒陪同，到柏格街19號進餐。周末，可能有同事來訪或和孩子們去散步。總之，凡事都依計劃而行。
弗洛伊德正在致力完善“國際精神分析學會”這個組織，他希望能指導精神分析使之發展於全世界，並且能受他的控製。這個主意曾經由他、榮格、法蘭基和鍾士等人在克拉克大學的慶祝會上討論過。
原則上他們都同意由前一年曾經組織過薩爾斯堡大會的榮格負責安排一個1910年的大會，並在會後使國際性的精神分析協會取代原來的“學會”，而成為一個永久性的機構。
鍾士後來回憶道：“如果一定要我指出，我們之間是誰領導著新協會章程的擬定，我應該說是法蘭基，因為當大會開始後，他也是推動方案必需的人。”
但是無論如何，鍾士本人是設立那個組織的一種主要影響力，後來他曾擔任會長許多年。在烏斯特，弗洛伊德注意到，鍾士曾經懷疑自己在這逐漸成長的運動中究竟該扮演什麽樣的角色，但這種疑慮在1910年春天已經完全消除了。
鍾士寫信給弗洛伊德，告訴他說：“大約七八個月以前，我決定不僅以我所有的力量和辦法來繼續推行精神分析學說，而且還要以您個人所決定的任何辦法來推行它，並且盡可能地完全遵照您的建議去做。”
現在所有的事情都已就緒，等待弗洛伊德的是創建這個組織——必要時他可以在幕後發號施令。他的動機是可以想象得到的。作為一個新治療法的創始人，他自然想要維持他的領袖地位，那是他20年來向上掙紮的回報：作為一種運動或一個主義的創始人，他有近乎宗教的信念，他有義務保持不容置疑的控製權。
在一封致布羅拉的私人函中，他又向前走了一步。他說：“我認為有必要設立一個組織，這個組織應該有一個中央機構可以執行對外政策，並且發布權威的消息，告知世人什麽是精神分析可行的措施。”
20世紀的頭10年，精神分析在歐洲的學術界隻得到一個小小的橋頭堡——瑞士蘇黎世布羅拉的伯赫茲醫院。如果要實現弗洛伊德所希望的目標，那個橋頭堡必須要擴大。在未來的歲月中，精神分析必須包含在已經發展的學術裏，才不致仍是一個孤立的信念或實踐的小島嶼。
弗洛伊德知道，為了使全世界接納他的理論，奮鬥將是漫長而困難的。不過，在1910年3月於紐倫堡舉行的大會上，卻可以報告一個令人振奮的消息。他將對未來的希望，通過演講《談精神分析治療與未來的展望》表現出來。
但是在紐倫堡，弗洛伊德腦海中所想的都是如何創設一個他能控製的國際性組織。因此，如何發展精神分析使其成為治療上的新方法的主題幾乎被掩蓋了。
他開始相信兩件事情：第一，精神分析被認為是“猶太人觀念”所造成的發展上的阻礙，不亞於被認為是“色情玩意”所招致的排斥；第二，現在必須要有一個有膽識的領袖人物，不受他在本世紀初期所招致的批評與重壓束縛。
弗洛伊德非常不相信一般人的能力，因此他不采用在科學社會裏的民主態度。他希望出現一個傑出的“領袖”來領導精神分析學會的分支社會和會員的行為。此外，他更希望那領袖居於永久性的地位。
在弗洛伊德的心目中，隻有一個候選人可以當那個“帝王”，那就是榮格。雖然在世人的眼中他是和維也納猶太人抗衡的力量。然而弗洛伊德認為，自己可以在他身上施行必要的影響和控製。
弗洛伊德到達紐倫堡，那裏雲集了50餘位精神分析師，主要的目的在於提拔榮格，但時機卻沒有成熟。盡管布羅拉和榮格逐漸不和，但瑞士派的這個集團的確可以和維也納的集團相抗衡，所以在這個時候，維也納人不可能幫助榮格坐上那個寶座。
但是，法蘭基這位匈牙利人，卻願意在奧地利和瑞士之間發生的任何不愉快中充當調和人角色；他還建議在紐倫堡建立國際精神分析協會，並以榮格為永久會長，賦予特殊的權力：委任及革除精神分析師、審核會員們所撰寫的關於精神分析的文章內容。法蘭基講了許多支持榮格的話，卻引起了威廉·史鐵喀爾的抗議。
大會並沒有留下討論的所有記錄，但是從口角發生、主席宣布休會持續到第二天這些事實來看，當時的火藥味一定很濃。複會以前，維也納的出席者由史鐵喀爾召集到他旅社的房間開會，他們沒有邀請弗洛伊德參加。
最後，各方終於達成了妥協。決定取消出版前的審核稿件權，再者，雖然會長應該由榮格擔任，但是那並非終身職務，而是隻有兩年。
1910年4月6日，“維也納精神分析學會的會員”聚會時，維也納和瑞士兩派之間又呈現不和。弗洛伊德指出，維也納學會必須按照國際協會的要求。又說直至現在，維也納的會員們一直是他的上賓，但是以後將不能再如此了，他們必須訂立規程，在別的地方正式聚會，並且選舉一位會長。
精神分析主義正在蓬勃發展，弗洛伊德以一種開闊的樂觀精神，開始準備一個大會，並希望能吸引美國人。因此，他和其他會員都認為會議應該在1911年秋天舉行，因為，秋天比春天更適合遠道的賓客。
鍾士留在加拿大的多倫多，因為他能夠為美國代表出席1911年秋季的大會鋪路。首先有人提出羅卡諾為大會地點，但是後來決議在威瑪，於是第三屆大會於9月舉行，地點就在威瑪。
美國隊伍包括布利爾、阿梅斯、何因可女士，最重要的是詹姆斯·普特南也參加了。他的出席，使大會增色不少。
1911年8月和9月初，弗洛伊德和家人到阿爾卑斯山的波爾查諾度假。接著起程到威瑪，路經蘇黎世和榮格見麵。榮格請弗洛伊德去他在柯斯納何的家，而普特南已經在那裏做客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