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節 結識卡爾·榮格
1900年，25歲的瑞士醫生卡爾·榮格，成為尤根·布羅拉的助理醫生。榮格顯然接受了布羅拉的推薦，讀過《夢的解析》一書。他認為那是一本傑作。
精神分析在瑞士所受到的支持，不僅擴展了弗洛伊德思想生根的領域，並且也使它被運用到更寬廣的人類層麵中。
榮格對弗洛伊德的濃厚興趣起源於1905年，幾年後榮格寫道：
一方麵，我的科學良知不容許我讓弗洛伊德的好學說被忽略；另一方麵，我的良知也不容許我鼓勵他的理論中所出現的荒謬主張。
……
我立即懷疑，一部分窮凶極惡的性理論會使人們暈眩，我已經犧牲我的科學事業，應當盡我的努力來抵抗對精神病學的絕對貶抑。
1906年4月，榮格寄給弗洛伊德一本他新出版的《臨床聯想研究》。弗洛伊德曾經買過一本榮格的書，現在很熱忱地回信給榮格，並相信榮格將會永遠支持他的主張。
榮格曾經敘述他和弗洛伊德的首次見麵，認為從任何角度來說那都是曆史性的時刻。一方麵，榮格身材高大、挺拔，臉上刮得幹淨、頭發剪得很短，除了他的金邊眼鏡外，他簡直就是德國英雄齊格飛的翻版。
正如弗洛伊德的兒子馬丁形容的：“他不像一個研究科學和醫學的人，倒非常像一個魁梧的戰士。”另一方麵，比他大20歲的弗洛伊德，已經是一個學術領域的領袖，正在招募義勇軍，急於調兵遣將送上戰場。
榮格後來這樣寫道：
我們在一個下午見麵，連續談了13個小時。弗洛伊德是我所遇見過的第一個真正重要的人，以我那時候的經驗認為，沒有任何人可以和他相比。我發現他極有智慧、精明而且令人難忘。但是我對他的第一印象仍然有些紛亂，我不能完全了解他。
弗洛伊德相信，在布羅拉手下的瑞士人，不僅可以在瑞士擴展精神分析的使用，而且可能組織一個相當於“維也納精神分析學會”的組織，一旦如此，將更有助於福音的傳播。
弗洛伊德已經看出，榮格這個年輕人在未來的歲月裏，足以繼任為總司令。他在1907年春天寫信給榮格說：“我現在知道，我和任何人一樣都是可以替換的，除了你以外我想不到有更好的人選代替我。我有幸能認識你，去繼續完成我的工作。”
弗洛伊德研究精神分析的頭幾年，信徒幾乎完全是猶太人，使他產生了矛盾的心理。後來，當精神分析的理論逐漸穩定了，弗洛伊德才敢說：“我不知道，精神分析是猶太人精神的直接產物這種說法是否正確，但是如果真的這樣，我也不會感到慚愧。”
布羅拉的僚屬大都不是猶太人，榮格是亞利安種族的理想人物，無怪乎弗洛伊德會在原則上歡迎瑞士人，尤其歡迎榮格。榮格不僅能在意識形態上支持弗洛伊德，更可以使弗洛伊德不再被人攻擊為“種族主義者”。
弗洛伊德在他的學術論文中寫道：
亞利安種族的突擊隊員，正是我們不可或缺的，否則精神分析將陷於反猶太主義的浪潮中。
非常可笑的是，不到10年，當榮格離開弗洛伊德的圈子，開創他自己的學派時，弗洛伊德居然痛心疾首地抱怨榮格，說榮格是反叛猶太人。
美國對精神分析的接納，究竟到了什麽程度，仍然是一個“未知數”。因此，1908年年初，當弗洛伊德聽說有一個年輕人急於把他的作品翻譯為英文在北美洲出版時，感到了些許的詫異。榮格告訴他：“目前美國朝野對精神分析的興趣非常大，因此在那裏出版譯著，倒不是件壞事。”
那位年輕人是亞伯拉罕·布利爾。他15歲時離開故鄉奧地利，移居到美國，20世紀初曾接受精神分析醫生的訓練。1905年，他去觀摩維也納的診所，離開時，有一個年輕的奧地利人問他：“你為什麽不來維也納，向弗洛伊德學習呢？”
兩年以後，在一位哥倫比亞大學教授的介紹下，布利爾進入瑞士的布羅拉手下。他說：“在布羅拉教授明智的領導以及他主要助教榮格的蓬勃精神影響下，每個人都不懈怠地工作，來實踐弗洛伊德的理論。當我被任命為診所裏的常駐助手後，我更以全副精神做先鋒性的工作，測驗及應用弗洛伊德的理論架構。”他也開始研究榮格的“癡呆性心理學”。
下一步驟是將弗洛伊德早期的著作翻譯成英文。布利爾回憶道：“那時我根本不知道這個工作的艱巨，我被一股強大的迷惑力所鼓動，它把我10多年的閑暇時間全都占據了。我並沒有刻意地去創造美的文學辭藻；我感興趣的隻是把這些新的觀念轉變為可理解的英文。”
當精神分析開始向英語世界進軍時，新成立的組織中逐漸出現了分歧的意見。“維也納精神分析學會”內有了紛爭，並且和蘇黎世集團間有所摩擦。
弗洛伊德處理這些麻煩的態度很明智，他盡可能地對雙方采取撫慰的措施。在這裏以及後來那些大家各持己見卻都不了解焦灼點的爭執裏，弗洛伊德調和了法官的嚴肅與和藹可親的人道主義氣氛。
隻有到後來，當爭論涉及他個人，當別人對他這位精神分析運動的宗師角色發出挑釁時，他才呈現出一副不同的麵孔：他是一個總司令，在發現叛變的蛛絲馬跡時，他也會像一個久經風霜的成熟政治家，施展出無比堅定的鐵腕。
這個時候，大家正緊鑼密鼓地籌劃一個邀集所有對精神分析有興趣的在職人員參與的大會。榮格提議，這次大會應該在1908年春天舉行。
弗洛伊德在1907年12月把這個意見大綱告訴全體會員，次年元月初，就擬定了一份正式的邀請函，上麵寫道：
弗洛伊德學說的各地弟子，已經表示希望每年聚會一次，借以討論實際經驗和交換心得。雖然目前弗洛伊德的追隨者不多，但遍布在歐洲各地。因此有人建議，我們的第一次會議，應該緊接在今年於法蘭克福舉行的第三屆實驗心理學會後舉行。
榮格成為這件事情的主要承辦人，於1908年年初到蘇黎世去見恩斯特·鍾士。鍾士回憶道：“我記得我勸他不要執意地把它叫作弗洛伊德式的心理學大會，因為那名稱觸犯了科學的客觀性，但他不接受我的建議。”
這時候，弗洛伊德自己卻設法避免擔任主席，他向榮格強調：“如果由我的擁護者之中最資深和最具權威的布羅拉代替我領導這項運動，將可以在國外給人較好的印象。”
榮格知道，布羅拉一定會拒絕，所以根本就沒有去問布羅拉。因此，雖然大家都知道弗洛伊德是支配大局的人物，但這個會議卻在沒有主席的情況下進行。
大會於1908年4月27日在薩爾斯堡舉行，總共有42人出席：奧地利人占了半數以上，瑞士6人，德國5人，兩人來自匈牙利，布利爾代表美國，來自英國的有恩斯特·鍾士和他姐夫——英國的著名醫生威佛瑞·特洛特。
弗洛伊德在大會上發表演說，題目是後來國際知名的病例“老鼠人”。之所以患者有這麽個怪名字，是因為他對老鼠過度恐懼。他演講的過程以及背景的解釋，深深地吸引了他的聽眾。鍾士敘述那時的情景說：“弗洛伊德沒有帶演講稿，從8點鍾開始講，11點左右就要作結尾了。由於我們都如醉如癡地傾聽他那吸引人的剖析，因此要求他繼續講下去，於是他又延長了一小時。”
在薩爾斯堡，鍾士演講“日常生活的合理自圓化”，榮格講“癡呆症的病因”，而阿德勒講“在生活上和神經病因上的虐待狂”。
除了弗洛伊德以外，每個演講者有半小時的演講，接著是問題解答時間，中午休息後又繼續。
會議結束前，曾經討論要設立一個國際性的組織，並且決定開始發行一本年鑒，即精神分析學、精神病理學年鑒，在弗洛伊德和布羅拉的監督下，由榮格擔任編輯。這個決定，使維也納人敢怒而不敢言，他們覺得自己開始被冷落了。
早在薩爾斯堡大會以前，維也納人和瑞士人和睦相處的可能性就很小。榮格在蘇黎世對鍾士說：“弗洛伊德在維也納找不到一個舉足輕重的追隨者，那裏都是一些‘卑賤和狂放的群眾’，對他隻有貶損，而沒有益處！”
但是無論如何，薩爾斯堡的大會是成功了。重要標誌之一是成立了“維也納精神分析學會”。此外，大會使弗洛伊德與榮格間起初萌發的分歧意見冰釋了。
弗洛伊德在後來給榮格的信裏寫道：
原來你也很高興我們的見麵，它使我的精神重振了不少，留給我一個快樂的回味。我很高興發現你如此的朝氣蓬勃，當我再看見你和了解你時，任何的懷疑和憎恨也都消失得無影無蹤了。
薩爾斯堡大會以後，精神分析不再局限於一個小小的維也納團體。亞伯拉罕，他是柏林精神分析學會的創始人，在柏林努力地為此工作。恩斯特·鍾士是一個熱心的精兵，準備在北美洲大聲疾呼，法蘭基是在匈牙利的前哨，再加上瑞士學院進一步運用在治療上，精神分析已經成為一個國際性的運動。
此外，它已顯現出左右逢源的成功特質，開始吸引一年前仍對弗洛伊德的觀念掉以輕心的人們。
精神分析在瑞士所受到的支持，不僅擴展了弗洛伊德思想生根的領域，並且也使它被運用到更寬廣的人類層麵中。
榮格對弗洛伊德的濃厚興趣起源於1905年，幾年後榮格寫道：
一方麵，我的科學良知不容許我讓弗洛伊德的好學說被忽略；另一方麵，我的良知也不容許我鼓勵他的理論中所出現的荒謬主張。
……
我立即懷疑，一部分窮凶極惡的性理論會使人們暈眩，我已經犧牲我的科學事業，應當盡我的努力來抵抗對精神病學的絕對貶抑。
1906年4月，榮格寄給弗洛伊德一本他新出版的《臨床聯想研究》。弗洛伊德曾經買過一本榮格的書，現在很熱忱地回信給榮格，並相信榮格將會永遠支持他的主張。
榮格曾經敘述他和弗洛伊德的首次見麵，認為從任何角度來說那都是曆史性的時刻。一方麵，榮格身材高大、挺拔，臉上刮得幹淨、頭發剪得很短，除了他的金邊眼鏡外，他簡直就是德國英雄齊格飛的翻版。
正如弗洛伊德的兒子馬丁形容的：“他不像一個研究科學和醫學的人，倒非常像一個魁梧的戰士。”另一方麵，比他大20歲的弗洛伊德，已經是一個學術領域的領袖，正在招募義勇軍，急於調兵遣將送上戰場。
榮格後來這樣寫道：
我們在一個下午見麵，連續談了13個小時。弗洛伊德是我所遇見過的第一個真正重要的人，以我那時候的經驗認為，沒有任何人可以和他相比。我發現他極有智慧、精明而且令人難忘。但是我對他的第一印象仍然有些紛亂，我不能完全了解他。
弗洛伊德相信，在布羅拉手下的瑞士人，不僅可以在瑞士擴展精神分析的使用，而且可能組織一個相當於“維也納精神分析學會”的組織，一旦如此，將更有助於福音的傳播。
弗洛伊德已經看出，榮格這個年輕人在未來的歲月裏，足以繼任為總司令。他在1907年春天寫信給榮格說：“我現在知道，我和任何人一樣都是可以替換的，除了你以外我想不到有更好的人選代替我。我有幸能認識你，去繼續完成我的工作。”
弗洛伊德研究精神分析的頭幾年，信徒幾乎完全是猶太人，使他產生了矛盾的心理。後來，當精神分析的理論逐漸穩定了，弗洛伊德才敢說：“我不知道，精神分析是猶太人精神的直接產物這種說法是否正確，但是如果真的這樣，我也不會感到慚愧。”
布羅拉的僚屬大都不是猶太人，榮格是亞利安種族的理想人物，無怪乎弗洛伊德會在原則上歡迎瑞士人，尤其歡迎榮格。榮格不僅能在意識形態上支持弗洛伊德，更可以使弗洛伊德不再被人攻擊為“種族主義者”。
弗洛伊德在他的學術論文中寫道：
亞利安種族的突擊隊員，正是我們不可或缺的，否則精神分析將陷於反猶太主義的浪潮中。
非常可笑的是，不到10年，當榮格離開弗洛伊德的圈子，開創他自己的學派時，弗洛伊德居然痛心疾首地抱怨榮格，說榮格是反叛猶太人。
美國對精神分析的接納，究竟到了什麽程度，仍然是一個“未知數”。因此，1908年年初，當弗洛伊德聽說有一個年輕人急於把他的作品翻譯為英文在北美洲出版時，感到了些許的詫異。榮格告訴他：“目前美國朝野對精神分析的興趣非常大，因此在那裏出版譯著，倒不是件壞事。”
那位年輕人是亞伯拉罕·布利爾。他15歲時離開故鄉奧地利，移居到美國，20世紀初曾接受精神分析醫生的訓練。1905年，他去觀摩維也納的診所，離開時，有一個年輕的奧地利人問他：“你為什麽不來維也納，向弗洛伊德學習呢？”
兩年以後，在一位哥倫比亞大學教授的介紹下，布利爾進入瑞士的布羅拉手下。他說：“在布羅拉教授明智的領導以及他主要助教榮格的蓬勃精神影響下，每個人都不懈怠地工作，來實踐弗洛伊德的理論。當我被任命為診所裏的常駐助手後，我更以全副精神做先鋒性的工作，測驗及應用弗洛伊德的理論架構。”他也開始研究榮格的“癡呆性心理學”。
下一步驟是將弗洛伊德早期的著作翻譯成英文。布利爾回憶道：“那時我根本不知道這個工作的艱巨，我被一股強大的迷惑力所鼓動，它把我10多年的閑暇時間全都占據了。我並沒有刻意地去創造美的文學辭藻；我感興趣的隻是把這些新的觀念轉變為可理解的英文。”
當精神分析開始向英語世界進軍時，新成立的組織中逐漸出現了分歧的意見。“維也納精神分析學會”內有了紛爭，並且和蘇黎世集團間有所摩擦。
弗洛伊德處理這些麻煩的態度很明智，他盡可能地對雙方采取撫慰的措施。在這裏以及後來那些大家各持己見卻都不了解焦灼點的爭執裏，弗洛伊德調和了法官的嚴肅與和藹可親的人道主義氣氛。
隻有到後來，當爭論涉及他個人，當別人對他這位精神分析運動的宗師角色發出挑釁時，他才呈現出一副不同的麵孔：他是一個總司令，在發現叛變的蛛絲馬跡時，他也會像一個久經風霜的成熟政治家，施展出無比堅定的鐵腕。
這個時候，大家正緊鑼密鼓地籌劃一個邀集所有對精神分析有興趣的在職人員參與的大會。榮格提議，這次大會應該在1908年春天舉行。
弗洛伊德在1907年12月把這個意見大綱告訴全體會員，次年元月初，就擬定了一份正式的邀請函，上麵寫道：
弗洛伊德學說的各地弟子，已經表示希望每年聚會一次，借以討論實際經驗和交換心得。雖然目前弗洛伊德的追隨者不多，但遍布在歐洲各地。因此有人建議，我們的第一次會議，應該緊接在今年於法蘭克福舉行的第三屆實驗心理學會後舉行。
榮格成為這件事情的主要承辦人，於1908年年初到蘇黎世去見恩斯特·鍾士。鍾士回憶道：“我記得我勸他不要執意地把它叫作弗洛伊德式的心理學大會，因為那名稱觸犯了科學的客觀性，但他不接受我的建議。”
這時候，弗洛伊德自己卻設法避免擔任主席，他向榮格強調：“如果由我的擁護者之中最資深和最具權威的布羅拉代替我領導這項運動，將可以在國外給人較好的印象。”
榮格知道，布羅拉一定會拒絕，所以根本就沒有去問布羅拉。因此，雖然大家都知道弗洛伊德是支配大局的人物，但這個會議卻在沒有主席的情況下進行。
大會於1908年4月27日在薩爾斯堡舉行，總共有42人出席：奧地利人占了半數以上，瑞士6人，德國5人，兩人來自匈牙利，布利爾代表美國，來自英國的有恩斯特·鍾士和他姐夫——英國的著名醫生威佛瑞·特洛特。
弗洛伊德在大會上發表演說，題目是後來國際知名的病例“老鼠人”。之所以患者有這麽個怪名字，是因為他對老鼠過度恐懼。他演講的過程以及背景的解釋，深深地吸引了他的聽眾。鍾士敘述那時的情景說：“弗洛伊德沒有帶演講稿，從8點鍾開始講，11點左右就要作結尾了。由於我們都如醉如癡地傾聽他那吸引人的剖析，因此要求他繼續講下去，於是他又延長了一小時。”
在薩爾斯堡，鍾士演講“日常生活的合理自圓化”，榮格講“癡呆症的病因”，而阿德勒講“在生活上和神經病因上的虐待狂”。
除了弗洛伊德以外，每個演講者有半小時的演講，接著是問題解答時間，中午休息後又繼續。
會議結束前，曾經討論要設立一個國際性的組織，並且決定開始發行一本年鑒，即精神分析學、精神病理學年鑒，在弗洛伊德和布羅拉的監督下，由榮格擔任編輯。這個決定，使維也納人敢怒而不敢言，他們覺得自己開始被冷落了。
早在薩爾斯堡大會以前，維也納人和瑞士人和睦相處的可能性就很小。榮格在蘇黎世對鍾士說：“弗洛伊德在維也納找不到一個舉足輕重的追隨者，那裏都是一些‘卑賤和狂放的群眾’，對他隻有貶損，而沒有益處！”
但是無論如何，薩爾斯堡的大會是成功了。重要標誌之一是成立了“維也納精神分析學會”。此外，大會使弗洛伊德與榮格間起初萌發的分歧意見冰釋了。
弗洛伊德在後來給榮格的信裏寫道：
原來你也很高興我們的見麵，它使我的精神重振了不少，留給我一個快樂的回味。我很高興發現你如此的朝氣蓬勃，當我再看見你和了解你時，任何的懷疑和憎恨也都消失得無影無蹤了。
薩爾斯堡大會以後，精神分析不再局限於一個小小的維也納團體。亞伯拉罕，他是柏林精神分析學會的創始人，在柏林努力地為此工作。恩斯特·鍾士是一個熱心的精兵，準備在北美洲大聲疾呼，法蘭基是在匈牙利的前哨，再加上瑞士學院進一步運用在治療上，精神分析已經成為一個國際性的運動。
此外，它已顯現出左右逢源的成功特質，開始吸引一年前仍對弗洛伊德的觀念掉以輕心的人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