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節 成立個人診所
弗洛伊德去巴黎時，是一個初出茅廬的神經病理學學者，迫切希望在沙比特裏爾醫院學到有關神經係統解剖的全部學問。
他回來時，對這方麵的興趣或多或少地有所提高了，並且在沙考特出神入化的教導影響下，他決定集中精力研究精神問題，尤其是歇斯底裏病症的問題。他由一個基礎精神病學的學生，轉變為動力精神病學的提倡者。
弗洛伊德體會到：對歇斯底裏病症的了解，是開啟人類思維謎團的鑰匙。他準備在維也納開辦自己的精神病診所。開業時采取革命性的新態度。但是，他得先為同事們準備一份報告，敘述他在巴黎和柏林的所見所聞。
3個星期之後，他就完成了一份12頁的報告。文中，他直言不諱地說在梅納特門下學習以後，發現已不能在任何德國大學裏學到真正的新東西了。緊接著，他強調以梅納特為代表的德國學派，與沙考特領導的法國學派之間的不同。
他說：“我認為，法國的神經病理學派，似乎推陳出新，呈現出特殊的工作模式。此外，他們還為神經病理學的研究揭開了新的曙光。這些都值得德國和奧地利的科學工作者學習。”
醫學博士西格蒙德·弗洛伊德——維也納大學神經病理學係的講師，開始執業了。這是1886年4月份的事。他的診所設在拉瑟斯街7號。
他宣布開始門診的第一天，竟然是複活節。那是一個令人不可思議的開張日子，因為它是一個公定的假日，各行各業和政府機關都不辦公，甚至城市裏的每個急診處都沒有人值班。一年之中，除了聖誕節之外，這一天是最不適合一個醫生開業的。有許多人猜測，他之所以選擇這一天或許是因為他極不喜歡天主教教會的原因。
弗洛伊德的前途並不被看好。他的醫學技術還不成熟，還不是著名醫生，而且也沒有什麽資本可以幫助他度過營業上的淡季。
此外，他浪費了許多時間迂回地進入醫學這一行。他曾涉足藥劑學、醫事技術和小兒科疾病。如果他在任何地方曾顯示出聰敏的火花，那也似乎隻能是曇花一現。
雖然他現在專攻神經病理學，一廂情願地以為可以在維也納一展所長，可是不久後他卻偏重於使用那種令醫學界同事不信任以及病人不接受的診療方法。
他的猶太人身份對他也有影響。自從1873年財政危機以後，反猶太人的情緒不斷地滋長著。弗洛伊德開業的前幾年，在維也納以東40千米的普力斯堡，就發生過反猶太人的暴動。剛開始，他想先在維也納開業兩個月試試看，如果失敗了，可能會移居美國。
他後來回想到和瑪莎一起時的情形說：“我們兩個人都一無所有，更確切地說，我有一個人口眾多而又貧苦的家庭，而瑪莎隻從她叔父那裏繼承了3000多塊錢的財產……”除了打算移居美國，他還想投奔到英國的兩位同父異母的哥哥那裏，或者搬到奧地利的小鎮上去。他對維也納已沒有什麽特別的留戀。
可是他的想法終歸是一時的衝動，最後，他還是留在了維也納。幾乎沒有多少同事能想象得到，這個雄心勃勃的醫生，竟然會在奧地利的首都執業超過半個世紀。
5月份時，弗洛伊德向生理學學會演講催眠術，他對瑪莎嚴肅地說，月底時他還會在精神治療同業會以及醫學會作同樣的演說。他說：“現在，維也納已經戰雲密布了。”
事實上，現在已經有不止一場的戰鬥在進行了。那些批評弗洛伊德不應提倡催眠術的人，不久又抓住了另外一個把柄。5月底，爾但梅耶發表了第二篇文章，再度警告使用可卡因的危險，並且對弗洛伊德進行了猛烈的人身攻擊。
弗洛伊德很快發現，招來眾多敵人的最主要原因，是他讚成使用催眠術。剛回到維也納時，梅納特曾應允弗洛伊德使用自己診所裏的設備。但是當梅納特知道弗洛伊德將繼續使用催眠術時，就變了卦，並直截了當地表示不再歡迎弗洛伊德。
弗洛伊德就在這種不被理解紛至遝來、心神不安的氣氛下，開始一步步地建立起他自己的事業。
最初的幾個月——我們現在所知道的情形，是來自他寄給在溫斯柏克的瑪莎的書信——正如我們想象的，他有各式各樣的病人，但絕不是每個人都有他特別感興趣的精神病。不過，至少在秋季時，他的興趣都集中在歇斯底裏病症的治療上。
他在1886年10月13日寫信給卡爾·庫勒說道：“如果你想要送我一個我急需的東西，我希望是一台視野測定器。因為對一個以研究歇斯底裏病症為主的醫生來說，如果沒有視野測定器，我們就不能放手工作了。”
盡管他專注於這一方麵，但也非常高興有更多的普通病人。因為，如果他的精神病研究，尤其是歇斯底裏病症的工作不能收到預期效果，他還可以從普通病人那裏獲得生活保障。
有時候，候診室裏坐滿了病人，不過他曾向瑪莎訴苦說道：“大部分人都付不起錢。”有時候，他顯然拮據得狼狽不堪。
他寫道：
我在這裏每一分錢都得算計，曾被請到遙遠區域去為一個熟人看病，當然是沒有報酬的，光是走路我就花了兩個小時，因為我沒有錢坐車。
今天也是一樣，當我回到家，看到有人留下一張字條，要我趕去急診，當然，我必須搭車去。這樣一個來回我一連3天節省下的晚餐錢就報銷了。
但是在給卡爾·庫勒的信中，他卻描述出截然不同的樂觀景象，“無論如何，事情比我原來想象的要好得多，我不想推測到底這是布洛爾之助，還是沾了沙考特的光，或者因為我自己是一個傑出的人。我在3個半月中賺了1100塊錢。我想，如果情況繼續好下去，我就可以結婚了。”
就在這時候，瑪莎又得到了另一份遺產。因此，他們倆人有勇氣定下結婚的日子了，並預定在德國舉行婚禮。弗洛伊德本來打算，隻要公證的儀式就夠了，但是瑪莎提醒他說：“雖然在德國舉行一個簡單的儀式就過得去，但是奧地利法律規定，必須舉行宗教儀式的婚禮。如果我們不這麽做，回到維也納定居時，政府是不會承認我們已經結過婚的。”
弗洛伊德對宗教儀式深惡痛絕，但是後來卻被新娘的舅舅伊利亞斯強迫，進行了猶太人的正統婚禮儀式。
在新婚生活的最初的幾個星期裏，弗洛伊德夫婦不得不麵對許多問題。其中之一是缺少金錢，而弗洛伊德在新居第一天執業時，沒有足夠的椅子給病人坐，瑪莎隻得向鄰居借來。
毫無疑問，他們夫妻生活得很快樂，但是仍有一些小問題，其中一件就是弗洛伊德不喜歡某些猶太人的規矩。瑪莎的一個親戚後來寫道：“我記得很清楚，瑪莎告訴我說：弗洛伊德在他們婚後的第一個星期五晚上，不許她點燃安息日的燈，這是她一生中頗感懊惱的事情。”
他們的婚姻可以印證一句話：成功的男人背後，總有一個女人在支持他。身為女主人，瑪莎完全依照他的職業要求來理家，她對於精神分析所持的態度是：忠誠地隱藏住她的懷疑，隻是輕描淡寫地對一些訪客發出無關痛癢的牢騷。
瑪莎說：“你真的相信一個人可以用精神分析對待小孩子嗎？我不得不承認，如果我不知道我的丈夫對於他的研究是如此認真和執著，我就會認為精神分析是一種淫穢的東西！”
瑪莎建立起他們非常舒適的家庭，並默默地做一個順從的妻子。弗洛伊德晚年時，仍然認為那是任何一個成功的婦女命中注定的角色。
同年10月15日，弗洛伊德向一群聽眾包括維也納傑出的神經病學專家發表了《論男性的歇斯底裏症》的演說。
這時候，關於歇斯底裏病症的爭論，主要集中在“心態的來源”這方麵。這個觀念已經為許多英國醫生所接受，也受到了沙考特的支持；但在德國和奧地利卻被人議論紛紛。弗洛伊德特意選擇這個時機來宣讀他的論文。
他開始敘述他在巴黎的求學經驗，接著詳述一個歇斯底裏病症的病例：一個病人從建築物的腳手架上摔下後，有一隻手臂麻痹了。後來被弗洛伊德證實，這個受傷很重的男性歇斯底裏病症者，是由於精神上的打擊而麻痹的，而非肉體上的傷害。
弗洛伊德說：“這次大家都為我鼓掌，但是沒有進一步的興趣……不久以後，我被排除於腦解剖的實驗室外，沒有人再邀請我去演講。從此我退出了學術界圈子，不再加入知識分子的圈子，長達20年之久。”
維也納人對弗洛伊德不太關心，他們已經知道，他大膽地堅持自己的觀點是對的，但是他們對歇斯底裏病症的研究尚存觀望心理。此外，一位法國心理學家和神經病理學家派裏·珍尼特的崛起，使弗洛伊德終其一生和他打“遊擊戰”。弗洛伊德發表研究報告以後，兩人就展開關於學術地位的激烈辯論，兩人彼此指責對方抄襲剽竊。弗洛伊德晚年的故事裏對此比較介意，兩個人到死都相信自己是無辜的。很可能兩個人所說的都正確。
當弗洛伊德的事業尚在初創階段時，在這冷漠的環境中，對他幫助最大、影響最深的是他結交的一位忠實朋友。這個人就是弗萊斯，是一位年輕的柏林醫生。經由布洛爾的推介，弗萊斯開始去聽弗洛伊德偶爾在大學裏作的演講，爾後兩個人在1887年11月首次見麵。不久就開始通信，以後兩人一共寫了幾百封信，通過這些書信，我們可以了解早期心理分析學形成的過程。
弗洛伊德和弗萊斯的感情聯係，至少有一個完全合理的解釋。他們首次見麵後不久，彼此都知道對方正在研究一種容易引起爭論的新觀念，而且兩個人都是猶太人，因此覺得不會被對方嘲笑。他倆開誠布公地交換研究成果、假設、懷疑和希望，真是最自然不過！他們如流水般的通信，顯示出兩個人彼此互助的友誼。弗洛伊德承認：“我的朋友比我更有遠見。”
除此之外，弗洛伊德在奮力發展事業和鑽研人類思維運動時，也急需弗萊斯的精神支持。在弗洛伊德開業的剛開始10年，他開始緩慢而穩健地以引起社會爭論和醫學界關注的方法來醫治日漸增加的病人，最需要的是別人的了解、鼓舞和支持，而這些，弗萊斯都毫不吝惜地給了他。
弗洛伊德開業的早期，醫治精神病人所使用的方法，與其說是引起爭論的，倒不如說是非傳統性的。方法之一的電療法，是威漢·耳勃提出的，他是德國人，他使神經病理學成為一種專門的學問。耳勃為病人治療時，把電極放在病人身體的各部分，用輕微的電流使病人產生發麻的感覺或肌肉的痙攣。另外一種電療的方法叫作威爾米契係統，包括在床上休息、隔絕、按摩和電療，完全以嚴格規定的方法進行。
1887年快結束時，弗洛伊德沉醉於催眠術。但是，他並沒有完全放棄威爾米契係統。偶爾，他兩者並用，以輔助心理治療的不足。他解釋說：“這樣對我有好處，一方麵可以避免在心理治療中病人以為我亂出花樣而產生不良印象；另一方麵免除了平躺式治療的煩悶，使病人不致陷入白日夢的習慣中，這是屢屢可見的事實。”
弗洛伊德最初所使用的催眠術，是模仿沙考特的。他使一個病人昏迷，然後向他表示：當你恢複到正常知覺時，某些症狀就會消失。但是，不久以後弗洛伊德又使用另外一種截然不同的方法——他要求病人回憶症狀是在何時首次出現的。
這種方法源於19世紀80年代初期，由布洛爾主治的一個病例。他們師承的關係是如此的直接，以致許多年後，弗洛伊德在美國的克拉克大學演講時曾開門見山地宣布：“如果以出現症狀時的詳細情景心理分析為一項成就，那麽這項成就並不屬於我，因為在它草創之初，我並沒有參與。那時（在1880年至1882年）另一位維也納的醫生約瑟·布洛爾博士正在一個患歇斯底裏病症的女孩子身上使用這種方法。而我當時隻不過是一個學生，正在準備畢業考試而已。”
在梅納特診療所，弗洛伊德第一次親自得來精神病治療經驗。在工作期間，弗洛伊德深受他的老師梅納特的高尚品質感染。此時，他每天工作7個小時，並用剩餘時間大量研讀有關精神病的著作。這時候，弗洛伊德已經顯露出從事精神病研究工作的卓越才能。
至1885年2月，全科醫院院長通知弗洛伊德說，神經病科主任希望他離開那裏，這顯然是弗洛伊德與這位神經病科主任的矛盾的表麵化和尖銳化。
在此以前，神經病科主任舒爾茲一直對弗洛伊德有意見。舒爾茲是一位心胸狹窄、無所作為的醫生。他不希望弗洛伊德長期留在神經病科，因為他看到弗洛伊德在神經病方麵的研究成果不利於鞏固他自己的主任職位。
就這樣，弗洛伊德滿懷怨恨地轉入該院眼科。在這裏，他工作了3個月。1885年4月，弗洛伊德的父親的一隻眼患病，幾乎失明。弗洛伊德同他的同事、眼科醫生柯勒一起去診斷，他們診斷的結果是青光眼。
第二天，弗洛伊德請另一位更有經驗的眼科醫生柯尼斯坦給他父親的青光眼動手術，手術是很成功的。弗洛伊德、柯勒和柯尼斯坦三人都是應用可卡因的先驅。弗洛伊德為自己能與同事們一起使用可卡因給患病的父親做成功的眼科手術而高興。
弗洛伊德三年裏在醫院的各個部門都工作過，因此在醫學的各個方麵都得到了充分的訓練。在院實習期間，他發表過一些有關可卡因的綜合性研究成果，引起了醫學界對這種藥物的注意。
在弗洛伊德擔任神經病科醫生期間，他的興趣主要集中在神經病病理學方麵。他在這段時間內，曾連續在《醫藥科學中心雜誌》、《解剖學和生理學文庫》以及在英國倫敦出版的《大腦》雜誌上發表了多篇學術論文，受到了神經病理學界的廣泛重視。他的論文很快被譯成捷克文、英文、意大利文與俄文。
弗洛伊德一生的主要奮鬥目標——研究神經病和精神分析的事業正式開始了。
他回來時，對這方麵的興趣或多或少地有所提高了，並且在沙考特出神入化的教導影響下，他決定集中精力研究精神問題，尤其是歇斯底裏病症的問題。他由一個基礎精神病學的學生，轉變為動力精神病學的提倡者。
弗洛伊德體會到：對歇斯底裏病症的了解，是開啟人類思維謎團的鑰匙。他準備在維也納開辦自己的精神病診所。開業時采取革命性的新態度。但是，他得先為同事們準備一份報告，敘述他在巴黎和柏林的所見所聞。
3個星期之後，他就完成了一份12頁的報告。文中，他直言不諱地說在梅納特門下學習以後，發現已不能在任何德國大學裏學到真正的新東西了。緊接著，他強調以梅納特為代表的德國學派，與沙考特領導的法國學派之間的不同。
他說：“我認為，法國的神經病理學派，似乎推陳出新，呈現出特殊的工作模式。此外，他們還為神經病理學的研究揭開了新的曙光。這些都值得德國和奧地利的科學工作者學習。”
醫學博士西格蒙德·弗洛伊德——維也納大學神經病理學係的講師，開始執業了。這是1886年4月份的事。他的診所設在拉瑟斯街7號。
他宣布開始門診的第一天，竟然是複活節。那是一個令人不可思議的開張日子，因為它是一個公定的假日，各行各業和政府機關都不辦公，甚至城市裏的每個急診處都沒有人值班。一年之中，除了聖誕節之外，這一天是最不適合一個醫生開業的。有許多人猜測，他之所以選擇這一天或許是因為他極不喜歡天主教教會的原因。
弗洛伊德的前途並不被看好。他的醫學技術還不成熟，還不是著名醫生，而且也沒有什麽資本可以幫助他度過營業上的淡季。
此外，他浪費了許多時間迂回地進入醫學這一行。他曾涉足藥劑學、醫事技術和小兒科疾病。如果他在任何地方曾顯示出聰敏的火花，那也似乎隻能是曇花一現。
雖然他現在專攻神經病理學，一廂情願地以為可以在維也納一展所長，可是不久後他卻偏重於使用那種令醫學界同事不信任以及病人不接受的診療方法。
他的猶太人身份對他也有影響。自從1873年財政危機以後，反猶太人的情緒不斷地滋長著。弗洛伊德開業的前幾年，在維也納以東40千米的普力斯堡，就發生過反猶太人的暴動。剛開始，他想先在維也納開業兩個月試試看，如果失敗了，可能會移居美國。
他後來回想到和瑪莎一起時的情形說：“我們兩個人都一無所有，更確切地說，我有一個人口眾多而又貧苦的家庭，而瑪莎隻從她叔父那裏繼承了3000多塊錢的財產……”除了打算移居美國，他還想投奔到英國的兩位同父異母的哥哥那裏，或者搬到奧地利的小鎮上去。他對維也納已沒有什麽特別的留戀。
可是他的想法終歸是一時的衝動，最後，他還是留在了維也納。幾乎沒有多少同事能想象得到，這個雄心勃勃的醫生，竟然會在奧地利的首都執業超過半個世紀。
5月份時，弗洛伊德向生理學學會演講催眠術，他對瑪莎嚴肅地說，月底時他還會在精神治療同業會以及醫學會作同樣的演說。他說：“現在，維也納已經戰雲密布了。”
事實上，現在已經有不止一場的戰鬥在進行了。那些批評弗洛伊德不應提倡催眠術的人，不久又抓住了另外一個把柄。5月底，爾但梅耶發表了第二篇文章，再度警告使用可卡因的危險，並且對弗洛伊德進行了猛烈的人身攻擊。
弗洛伊德很快發現，招來眾多敵人的最主要原因，是他讚成使用催眠術。剛回到維也納時，梅納特曾應允弗洛伊德使用自己診所裏的設備。但是當梅納特知道弗洛伊德將繼續使用催眠術時，就變了卦，並直截了當地表示不再歡迎弗洛伊德。
弗洛伊德就在這種不被理解紛至遝來、心神不安的氣氛下，開始一步步地建立起他自己的事業。
最初的幾個月——我們現在所知道的情形，是來自他寄給在溫斯柏克的瑪莎的書信——正如我們想象的，他有各式各樣的病人，但絕不是每個人都有他特別感興趣的精神病。不過，至少在秋季時，他的興趣都集中在歇斯底裏病症的治療上。
他在1886年10月13日寫信給卡爾·庫勒說道：“如果你想要送我一個我急需的東西，我希望是一台視野測定器。因為對一個以研究歇斯底裏病症為主的醫生來說，如果沒有視野測定器，我們就不能放手工作了。”
盡管他專注於這一方麵，但也非常高興有更多的普通病人。因為，如果他的精神病研究，尤其是歇斯底裏病症的工作不能收到預期效果，他還可以從普通病人那裏獲得生活保障。
有時候，候診室裏坐滿了病人，不過他曾向瑪莎訴苦說道：“大部分人都付不起錢。”有時候，他顯然拮據得狼狽不堪。
他寫道：
我在這裏每一分錢都得算計，曾被請到遙遠區域去為一個熟人看病，當然是沒有報酬的，光是走路我就花了兩個小時，因為我沒有錢坐車。
今天也是一樣，當我回到家，看到有人留下一張字條，要我趕去急診，當然，我必須搭車去。這樣一個來回我一連3天節省下的晚餐錢就報銷了。
但是在給卡爾·庫勒的信中，他卻描述出截然不同的樂觀景象，“無論如何，事情比我原來想象的要好得多，我不想推測到底這是布洛爾之助，還是沾了沙考特的光，或者因為我自己是一個傑出的人。我在3個半月中賺了1100塊錢。我想，如果情況繼續好下去，我就可以結婚了。”
就在這時候，瑪莎又得到了另一份遺產。因此，他們倆人有勇氣定下結婚的日子了，並預定在德國舉行婚禮。弗洛伊德本來打算，隻要公證的儀式就夠了，但是瑪莎提醒他說：“雖然在德國舉行一個簡單的儀式就過得去，但是奧地利法律規定，必須舉行宗教儀式的婚禮。如果我們不這麽做，回到維也納定居時，政府是不會承認我們已經結過婚的。”
弗洛伊德對宗教儀式深惡痛絕，但是後來卻被新娘的舅舅伊利亞斯強迫，進行了猶太人的正統婚禮儀式。
在新婚生活的最初的幾個星期裏，弗洛伊德夫婦不得不麵對許多問題。其中之一是缺少金錢，而弗洛伊德在新居第一天執業時，沒有足夠的椅子給病人坐，瑪莎隻得向鄰居借來。
毫無疑問，他們夫妻生活得很快樂，但是仍有一些小問題，其中一件就是弗洛伊德不喜歡某些猶太人的規矩。瑪莎的一個親戚後來寫道：“我記得很清楚，瑪莎告訴我說：弗洛伊德在他們婚後的第一個星期五晚上，不許她點燃安息日的燈，這是她一生中頗感懊惱的事情。”
他們的婚姻可以印證一句話：成功的男人背後，總有一個女人在支持他。身為女主人，瑪莎完全依照他的職業要求來理家，她對於精神分析所持的態度是：忠誠地隱藏住她的懷疑，隻是輕描淡寫地對一些訪客發出無關痛癢的牢騷。
瑪莎說：“你真的相信一個人可以用精神分析對待小孩子嗎？我不得不承認，如果我不知道我的丈夫對於他的研究是如此認真和執著，我就會認為精神分析是一種淫穢的東西！”
瑪莎建立起他們非常舒適的家庭，並默默地做一個順從的妻子。弗洛伊德晚年時，仍然認為那是任何一個成功的婦女命中注定的角色。
同年10月15日，弗洛伊德向一群聽眾包括維也納傑出的神經病學專家發表了《論男性的歇斯底裏症》的演說。
這時候，關於歇斯底裏病症的爭論，主要集中在“心態的來源”這方麵。這個觀念已經為許多英國醫生所接受，也受到了沙考特的支持；但在德國和奧地利卻被人議論紛紛。弗洛伊德特意選擇這個時機來宣讀他的論文。
他開始敘述他在巴黎的求學經驗，接著詳述一個歇斯底裏病症的病例：一個病人從建築物的腳手架上摔下後，有一隻手臂麻痹了。後來被弗洛伊德證實，這個受傷很重的男性歇斯底裏病症者，是由於精神上的打擊而麻痹的，而非肉體上的傷害。
弗洛伊德說：“這次大家都為我鼓掌，但是沒有進一步的興趣……不久以後，我被排除於腦解剖的實驗室外，沒有人再邀請我去演講。從此我退出了學術界圈子，不再加入知識分子的圈子，長達20年之久。”
維也納人對弗洛伊德不太關心，他們已經知道，他大膽地堅持自己的觀點是對的，但是他們對歇斯底裏病症的研究尚存觀望心理。此外，一位法國心理學家和神經病理學家派裏·珍尼特的崛起，使弗洛伊德終其一生和他打“遊擊戰”。弗洛伊德發表研究報告以後，兩人就展開關於學術地位的激烈辯論，兩人彼此指責對方抄襲剽竊。弗洛伊德晚年的故事裏對此比較介意，兩個人到死都相信自己是無辜的。很可能兩個人所說的都正確。
當弗洛伊德的事業尚在初創階段時，在這冷漠的環境中，對他幫助最大、影響最深的是他結交的一位忠實朋友。這個人就是弗萊斯，是一位年輕的柏林醫生。經由布洛爾的推介，弗萊斯開始去聽弗洛伊德偶爾在大學裏作的演講，爾後兩個人在1887年11月首次見麵。不久就開始通信，以後兩人一共寫了幾百封信，通過這些書信，我們可以了解早期心理分析學形成的過程。
弗洛伊德和弗萊斯的感情聯係，至少有一個完全合理的解釋。他們首次見麵後不久，彼此都知道對方正在研究一種容易引起爭論的新觀念，而且兩個人都是猶太人，因此覺得不會被對方嘲笑。他倆開誠布公地交換研究成果、假設、懷疑和希望，真是最自然不過！他們如流水般的通信，顯示出兩個人彼此互助的友誼。弗洛伊德承認：“我的朋友比我更有遠見。”
除此之外，弗洛伊德在奮力發展事業和鑽研人類思維運動時，也急需弗萊斯的精神支持。在弗洛伊德開業的剛開始10年，他開始緩慢而穩健地以引起社會爭論和醫學界關注的方法來醫治日漸增加的病人，最需要的是別人的了解、鼓舞和支持，而這些，弗萊斯都毫不吝惜地給了他。
弗洛伊德開業的早期，醫治精神病人所使用的方法，與其說是引起爭論的，倒不如說是非傳統性的。方法之一的電療法，是威漢·耳勃提出的，他是德國人，他使神經病理學成為一種專門的學問。耳勃為病人治療時，把電極放在病人身體的各部分，用輕微的電流使病人產生發麻的感覺或肌肉的痙攣。另外一種電療的方法叫作威爾米契係統，包括在床上休息、隔絕、按摩和電療，完全以嚴格規定的方法進行。
1887年快結束時，弗洛伊德沉醉於催眠術。但是，他並沒有完全放棄威爾米契係統。偶爾，他兩者並用，以輔助心理治療的不足。他解釋說：“這樣對我有好處，一方麵可以避免在心理治療中病人以為我亂出花樣而產生不良印象；另一方麵免除了平躺式治療的煩悶，使病人不致陷入白日夢的習慣中，這是屢屢可見的事實。”
弗洛伊德最初所使用的催眠術，是模仿沙考特的。他使一個病人昏迷，然後向他表示：當你恢複到正常知覺時，某些症狀就會消失。但是，不久以後弗洛伊德又使用另外一種截然不同的方法——他要求病人回憶症狀是在何時首次出現的。
這種方法源於19世紀80年代初期，由布洛爾主治的一個病例。他們師承的關係是如此的直接，以致許多年後，弗洛伊德在美國的克拉克大學演講時曾開門見山地宣布：“如果以出現症狀時的詳細情景心理分析為一項成就，那麽這項成就並不屬於我，因為在它草創之初，我並沒有參與。那時（在1880年至1882年）另一位維也納的醫生約瑟·布洛爾博士正在一個患歇斯底裏病症的女孩子身上使用這種方法。而我當時隻不過是一個學生，正在準備畢業考試而已。”
在梅納特診療所，弗洛伊德第一次親自得來精神病治療經驗。在工作期間，弗洛伊德深受他的老師梅納特的高尚品質感染。此時，他每天工作7個小時，並用剩餘時間大量研讀有關精神病的著作。這時候，弗洛伊德已經顯露出從事精神病研究工作的卓越才能。
至1885年2月，全科醫院院長通知弗洛伊德說，神經病科主任希望他離開那裏，這顯然是弗洛伊德與這位神經病科主任的矛盾的表麵化和尖銳化。
在此以前，神經病科主任舒爾茲一直對弗洛伊德有意見。舒爾茲是一位心胸狹窄、無所作為的醫生。他不希望弗洛伊德長期留在神經病科，因為他看到弗洛伊德在神經病方麵的研究成果不利於鞏固他自己的主任職位。
就這樣，弗洛伊德滿懷怨恨地轉入該院眼科。在這裏，他工作了3個月。1885年4月，弗洛伊德的父親的一隻眼患病，幾乎失明。弗洛伊德同他的同事、眼科醫生柯勒一起去診斷，他們診斷的結果是青光眼。
第二天，弗洛伊德請另一位更有經驗的眼科醫生柯尼斯坦給他父親的青光眼動手術，手術是很成功的。弗洛伊德、柯勒和柯尼斯坦三人都是應用可卡因的先驅。弗洛伊德為自己能與同事們一起使用可卡因給患病的父親做成功的眼科手術而高興。
弗洛伊德三年裏在醫院的各個部門都工作過，因此在醫學的各個方麵都得到了充分的訓練。在院實習期間，他發表過一些有關可卡因的綜合性研究成果，引起了醫學界對這種藥物的注意。
在弗洛伊德擔任神經病科醫生期間，他的興趣主要集中在神經病病理學方麵。他在這段時間內，曾連續在《醫藥科學中心雜誌》、《解剖學和生理學文庫》以及在英國倫敦出版的《大腦》雜誌上發表了多篇學術論文，受到了神經病理學界的廣泛重視。他的論文很快被譯成捷克文、英文、意大利文與俄文。
弗洛伊德一生的主要奮鬥目標——研究神經病和精神分析的事業正式開始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