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節 離開美國定居瑞士
雖然卓別林在這幾年中離婚、結婚、發生“遺棄案”，被太多的事糾纏著，但他一直沒有放棄拍攝電影。
本來他預想由烏娜來主演他的新片《夢裏人生》，一定會拍成一部成功的影片，但烏娜決定不當演員後，卓別林便決定不再拍攝《夢裏人生》，因為在他心中，隻有烏娜才配得上《夢裏人生》的女主角。
而接下來卓別林隻好又開始拍攝《凡爾杜先生》，這是一個取材於法國著名的“藍胡子殺妻案”的故事。
當《凡爾杜先生》劇本剛剛寫完，旅居美國的德國戲劇大師布萊希特意味深長地對卓別林說：“哦，卓別林，你寫了一部中國風格的電影。”因為這部影片正是反映了一句中國古代哲人莊子的名言：“彼竊鉤者誅，竊國者為諸侯！”
卓別林將《凡爾杜先生》製作好，在好萊塢為托馬斯·曼、福伊希特萬格等朋友放映。他們看完後，站起來鼓掌足有10多分鍾。因此，他信心十足地赴紐約主持新片的初映。
在那裏，他受到各國記者的歡迎。但也受到為數不少的記者和天主教退伍軍團軍人的刁難、反對，他們在記者招待會上逼問卓別林為什麽不入美國籍？
卓別林說：“我認為無須改變我的國籍，我把自己看作是一個世界公民。”
“可是，你是在美國賺錢。”
卓別林笑道：“如果您要算賬，可得把問題談清楚。我做的買賣是國際性的，我的收入75%來自海外，美國從這些收入中大大地抽了一筆稅。可見，我還是一個花了大錢、應當受歡迎的旅客呢！”
退伍軍團的人又說：“我們這些參加第二次世界大戰、在法國登陸反攻德軍的人，對卓別林不做美國公民感到憤慨。”
卓別林嚴肅地回答道：“我的兩個兒子也在那兒，在巴頓的第三軍，在最前線。可他們並沒像您這樣發牢騷，或者誇耀這事。”
有個記者想起，大戰期間卓別林曾致電美術大師畢加索，要求發起抗議美國納粹分子驅逐反法西斯作曲家艾斯勒的運動。這個記者心懷叵測地問卓別林，是否知道艾斯勒是共產黨，是否喜歡共產黨員。
記者招待會成了政治圍攻，在場的作家吉姆·艾吉挺身而出，指責他們：“一位藝術家，他給世界上帶來了這麽多的歡樂，使我們對小人物有了這麽深的了解。可是所謂的美國報界代表，卻這樣嘲笑他，還故意要大家仇視和欺辱他。這樣，他會作何感想呢？”
1947年底，在紐約發生的反對《凡爾杜先生》的行動，不過是這整場醜劇的序曲的一部分。後來，影片在新澤西州一家影院放映時，一些別有用心的人組成了糾察隊，他們高舉著標語牌，牌子上寫著：
“卓別林是同路人（意即赤色分子）！”
“外國佬滾蛋！”
“卓別林是忘恩負義的共產黨同情者！”
“把卓別林趕到俄國去！”
由於這些壓力集團的恐嚇，許多預訂了《凡爾杜先生》的大戲院，紛紛取消了放映，一些小影院的賣座也越來越差。
聯美公司的西爾斯解釋說：“報刊上已經連續攻擊了你10多年，一般觀眾肯定是受到了影響，所以，賣座差也就不奇怪了。卓別林，老實說，這部電影是你的成功之作，觀眾是喜歡的，可是，他們是想利用你的影片搞政治呀！”
不久，一批進步的電影工作者逐一受到非美活動調查委員會的傳訊，卓別林也是其中之一。在這個艱難的年代，卓別林再一次證明，他是一個真正熱愛自由的、勇敢的人。
這年12月，卓別林忍無可忍，公開發表了《我對好萊塢宣戰》，他在文章中寫道：
我決然和好萊塢，和好萊塢那班人宣戰。我不喜歡背後批評的人，我認為這種人是自以為是和不起作用的。因為，我對整個好萊塢，特別是對美國電影，已不再抱任何信心，所以我決定公開宣布我的意見。
你們都知道，某些美國電影院對《凡爾杜先生》一片所抱的態度。
若幹造謠生事的人，開始把我當作“反對美國分子”來看待。這隻是因為我和整個社會的思想不一致，並且也不想一致，因為好萊塢的大人物們認為可以掃除任何不合意的東西。但他們不久就將從這種迷霧中驚醒過來，不得不認清一下某些現實情況。
我要公開宣布的就是這些：我，查理·卓別林，我宣布好萊塢已經瀕於死亡。電影是被稱為一種藝術的，但在那裏它已經不存在了，有的隻是千百米膠片在旋轉。我要附帶指出，在好萊塢，假如有人拒絕迎合一小撮狼群的意圖、要以革新者的姿態出現、敢於反對“大企業”的法則。那麽，無論這個人是誰，他也不可能在電影方麵獲得任何成功。
不久以後，我可能會離開美國，雖然我在美國也曾獲得過精神上和物質上的滿足。在那個我將度過我餘生的國家裏，我將嚐試恢複自己成為一個和別人沒有差別的普通人，因而也就能獲得和別人相同的權利。
毫無疑問，卓別林在他的影片中宣揚的和平思想和人道主義，是舉世公認的。1948年，卓別林在美國的日子不好過時，在《凡爾杜先生》一片故事的背景環境地法國，電影批評家聯合會與法國報界人士磋商後，卻一致同意，向挪威議會主席斯篤辛發出一封要求信：
卓別林先生的影片，最突出的特點是它們的擁護和平的思想，和影片中表現的對人類的熱愛。他的最近兩部作品《大獨裁者》和《凡爾杜先生》，尤其顯著地表現了這些特點，在這兩部影片的後半部裏，都出現了盡力宣揚亞弗雷特·諾貝爾先生的寶貴思想的宣言。
基於此點，法國電影批評家聯合會，建議把諾貝爾和平獎金授予查爾斯·卓別林先生。
但是，挪威議會主席一直沒有就此信作出答複。
卓別林隻顧拍電影，卻一直不過問聯美公司的經營狀況，到了《凡爾杜先生》虧了本，他才驚訝地發現，聯美公司竟然虧欠了100萬美元，已經跌到破產的邊緣。
而同時，加利福尼亞州一家大報卻在讀者中發起了一次替卓別林購買返回英國的單程船票的募捐活動。
離美之前，他還拍了一部令人稱道的悲劇影片《舞台生涯》。那時《凡爾杜先生》放映之後，“非美活動委員會”也暫時沒來找他的麻煩。素來樂觀的他拋開受審、聽證會、影片受攻擊這些給他帶來的痛苦，在1949年又開始思索新的電影題材。
影片於1951年開拍，第二年拍完，卓別林親自飾演卡伐羅一角。影片的背景是1914年夏天的倫敦，曾紅極一時到老喪失了青春、健康、名氣的卡伐羅，身上似乎有著卓別林父親那一輩人的影子，他的被人遺忘和喝倒彩，與卓別林本人當時在美國的遭際幾乎一樣。
從1949年開始編寫劇本，到1952年最後問世，曆時3年有餘。
結束影片拍攝後，卓別林對《法國影壇報》記者說：“我相信笑和哭的力量，它是消除憎恨和恐怖的良藥。好的影片是一種國際性語言，好的影片是一種工具，我們已經有了很多毫無理由的暴行、變態的性欲、戰爭、凶殺和歧視的影片。它們越來越助長了世界的緊張局勢。假如我們能使那些並不宣傳侵略，而是說著普通男女的普通言語的影片，獲得大規模國際交流的機會，這或者能幫助我們使這個世界免於毀滅。”
卓別林決定把《舞台生涯》拿到歐洲去放映，同時，卓別林與烏娜的孩子到了受教育的年齡，他不願孩子受到好萊塢的影響。早在3個月以前，他們夫婦就向美國政府申請再入境簽證。
但是簽證卻始終沒有批下來。在這個問題上，移民局進行了一係列刁難，甚至懷疑卓別林是否有道德問題。
卓別林異常氣憤：“聽我說，如果你們要找個理由，讓我離開這個國家，你們不妨直說出來，我不願意在任何一個國家做一個不受歡迎的人。”
“但是，你有一次發表演說，用了‘同誌們’這個詞，這是什麽意思？”
“這個嘛，你們可以到字典裏查一查，共產黨人並沒有使用這個詞的優先權。”
“那你為什麽要奉行共產黨的路線呢？”
“如果你們告訴我共產黨的路線是什麽，我就告訴你們我是否在奉行共產黨的路線。”
移民局抓不到什麽把柄，《舞台生涯》剪輯完畢一個星期之後，卓別林終於拿到了度假6個月的簽證。
1952年9月，他叫烏娜從銀行提取了些存款，帶上孩子離開了洛杉磯的家，趕忙買了船票逃離美國。他生怕突然又吃什麽官司，美國的法律他已領教夠了。
離開家的那一天，卓別林站在貝弗利山家中的草坪上，看著烏娜收拾著最後一批東西，心裏竟有些異樣的感覺。這幢房子，為他遮風避雨30多年，這些年中，又經曆了那麽多的歡樂和痛苦，如今，房屋、花園都顯得這麽寧靜和親切，一想到就要遠離這一切，卓別林不禁黯然神傷。
律師建議卓別林清晨5時在曉色朦朧中悄悄登上“伊麗莎白女王”號，說來也可憐，為的是避開記者和法警的耳目。輪船終於起錨，一聲汽笛長鳴，緩緩地駛離港灣。起航了，想到帶著妻兒回英國，卓別林心裏好激動。
但在第二天，卓別林和烏娜帶著孩子們正一同吃早飯，剛剛吃到一半，突然船上轉給他一封電報，電報內容如下：
美國杜魯門政府拒絕卓別林返美入境，除非先到移民局的調查委員會去，對某些涉及政治和道德敗壞問題申辯清楚。
卓別林接到這突如其來的消息，感到再次受到了欺騙和侮辱，他對充滿了仇恨氣氛的美國已經不再有任何留戀。但一想到全部財產還在美國，害怕當權者不擇手段沒收他的財產，隻好通過無線電發表一項言不由衷的聲明。說一定要回美國進行申辯。而且，堂堂美國政府發的再入境簽證也不是一張“廢紙”呀！
“伊麗莎白女王號”抵達南安普敦，卓別林帶著妻子和孩子轉乘火車前往倫敦。一路上，英國鄉間秀麗的景致蕩滌了卓別林心中的憂煩，也使第一次來到英國的烏娜和孩子們欣喜不已。
闊別20載重回倫敦，卓別林在其所到之處都受到優厚的禮遇。熱烈程度勝似當年。
鄉親們說：“回來吧，不要再受美國佬的氣了。”
“歡迎你回到祖國！”
“歡迎您，查理！”
“和我們住在一起吧，查理！”
“回家比什麽都好！”
卓別林沒有想到，他這個被拒絕再回美國的人，在倫敦，在自己的家鄉，竟受到如此熱情、誠摯的歡迎，他感動得幾乎落下淚來。
烏娜緊靠在他身邊輕聲說：“瞧，大家多愛你！我喜歡倫敦。”
新聞界朋友專門采訪，請他談談美國政府和報紙為什麽要攻擊誣陷他。
卓別林答道：“可能有三方麵原因。一是我的電影從《城市之光》起刺痛了一些大人物。《摩登時代》裏我替工廠裏的小人物說了話，大老板罵我左傾，把階級鬥爭戲劇化。《大獨裁者》更惹起軒然大波。第二方麵是我的演說。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我讚成援助俄國抗擊希特勒，呼籲開辟第二戰場。非美活動委員會就認為我同情共產黨。第三呢，因為我不願加入美國國籍。”
終於逃離美國了。現在最重要的事情是設法把他們的錢財從那邊銀行提取出來。這件事隻有烏娜才能辦到。她是美國公民，出入境手續比較容易；而且不引人注意，不像卓別林那樣行蹤隨時有記者盯著。
烏娜獨自悄然搭乘班機飛回洛杉磯。好在以前到銀行辦理存款手續都是她經手簽的字，倒沒遇到刁難阻礙。讓她取了現金，打開專戶保管箱把首飾及有價證券悉數取走。然後她回到家中，看見房屋花園依舊，家具陳設倒也整齊幹淨。留守的男仆亨利是盡了職責的。
亨利一看到女主人就訴說，你們走後聯邦調查局的人曾來過兩次，盤問了許多事情。烏娜聽罷心裏不是滋味，好似冷水澆頭，一腔對家園的眷戀對鄉土的情結通通變得冰涼。她意識到此處非久留之地，當機立斷訂了次日洛杉磯直飛倫敦的機票。
在倫敦首場放映《舞台生涯》，是為救濟盲人的慈善事業捐款，票價每張售25個金幣。伊麗莎白女王的妹妹瑪格麗特公主，代表皇室光臨到會觀看。
觀眾表現得很踴躍，打破了世界賣座紀錄。票房收入超過以往拍攝的任何一部片子。聯美公司倫敦分銷辦事處，詢問卓別林可否將《舞台生涯》送到丘吉爾首相官邸，放映給他看，卓別林當然很高興這樣做。幾天後，丘吉爾首相致信卓別林表示謝意，說他很喜歡這部影片。
卓別林對這部影片是有信心的，每看一次他自己都激動不已。他決定提前到巴黎去，那兒是文化高度發達的地方，肯定有更多的知音。
1952年10月29日，卓別林和烏娜帶著他們的4個子女，從倫敦飛往巴黎。友好的法國人民像迎接凱旋的戰士一樣歡迎他，在機場、旅館門前，人們有節奏地齊聲歡呼：“卓別林！卓別林！”
聽到這一消息，狂熱而守秩序的人們，突然更狂熱起來，警察們趕快把卓別林夫婦拉進候機室。他被請到電台的播音機前講話，卓別林想起在美國受到的迫害，感慨萬千地說：“這是我平生最自豪的時刻！我向法國致敬！”
第二次世界大戰後第一任法國總統樊尚·奧裏奧爾在愛麗舍宮設午宴款待卓別林，飯後一起欣賞了《舞台生涯》。英國駐法大使館也宴請卓別林夫婦。兩天後法國教育部長將一枚法國“榮譽軍團”玫瑰勳章授予卓別林。
法國戲劇電影作家協會向卓別林致敬，並聘請他為名譽會員。該協會主席羅歇·費達南先生寫給他一封熱情洋溢的信，對卓別林在電影上的貢獻、影響、作用作了扼要的分析。
首映典禮在愛麗舍大街上一家電影院舉行。所有的評論家和著名的電影工作者都來了。
卓別林對法國觀眾的期望沒有落空，在場的法國名導演、紅演員、藝術家、文化人看得欣喜若狂。真是慧眼識珍珠，在場的每個人都眼中含滿了淚水。巴黎人永遠喜愛這位“用笑和眼淚來表示憎惡戰爭”的人。
在意大利羅馬，卓別林受到了與在法國同樣的禮遇，意大利電影界的名流柴伐蒂尼、維斯康蒂、羅西裏尼、德·西卡等，與影迷、群眾到機場歡迎。總統和部長們接見了他，政府向他授予勳章，埃依諾地總統出席了10月22日《舞台生涯》在羅馬的首映式。
《舞台生涯》在意大利的公映，也盛況空前。早在12月22日首映前10天，一張票就被倒票的“黃牛”們“炒”到1.5萬裏拉的高價了。所以，盡管影片在美國受到冷遇，但它在整個歐洲和世界各地的收入，超過了卓別林此前所拍的任何一部影片。
他們回到倫敦後，卓別林和烏娜必須考慮定居的問題了，總不能一家人一直住在旅館裏吧。
原本卓別林是打算回英國定居的，因為這裏畢竟是自己的祖國。但倫敦號稱霧都，幾個孩子都感到不適應。後來有朋友建議，瑞士氣候宜人，不如去那裏定居。卓別林接受了這個建議。
卓別林帶著全家來到瑞士，在日內瓦湖湖畔、洛桑東郊，有一座風光秀麗的小城維威，他花4萬瑞士法郎買了一處別墅。這裏依山傍水，山頂積雪皚皚，與山間翠綠的森林靜靜地倒映在澄澈的湖水中，靜謐而安閑。
住所四周是蔥鬱的樹林，與遠處的群山、湖泊遙遙相望。附近的果園裏除常見水果外，還有黑櫻桃、青李、蘋果和梨；菜園種著草莓、玉米、蘆筍。每當水果成熟的時候，全家人不管外出走到哪裏，都要趕回來，享受新鮮的美味水果和田園的樂趣。
陽台前是一大片鬆軟的草坪，空閑的時候，卓別林常和孩子們在上麵玩耍。從這近望是藍色的萊蒙湖，遠眺是白色的阿爾卑斯山群峰。他們聘雇了幾位得力的助手：管家、秘書、保姆、廚師，協助他們管理這伊甸園一般的山莊別墅。
卓別林如今是妻子賢惠體貼，子女繞膝承歡，家庭溫暖其樂融融。他自己對朋友們說：“我懂得什麽叫幸福，我有幸成為一個非凡的女子的丈夫。我和烏娜生活在一起時，她性格中那種深沉的與恬靜的美，對我永遠是一種啟示。”
他們決意避免世俗紛擾在此長期過隱居生活。從此社會上關於他的新聞變得稀少了。
1953年4月16日，卓別林走進了美國駐洛桑領事館，交回了他的再入境簽證，對領事說：“鄙人查爾斯·卓別林，曾在美國居住40年。去年8月離美，移民局給了我一張再入境簽證。但是，本人不想再使用它了，現交還給您。請您轉交貴國政府。我永遠不再去美國了。向您致敬，領事先生。”
領事又向他征求一次意見，他說：“不去了，我年紀太老了，再招惹不起那些無謂的麻煩了。”
“好吧，您如果再要回去，隨時憑普通簽證都可以回去。”
“謝謝您，領事先生，我已經決定在瑞士長住下去了。”
卓別林從美國領事館出來，長長地吸了一口氣。這一天，恰好是卓別林的64歲生日，他用這種方式來表示慶祝。也作為新生活的開始。不久，烏娜依法放棄她的美國國籍，隨同丈夫入了英國國籍。
本來他預想由烏娜來主演他的新片《夢裏人生》，一定會拍成一部成功的影片，但烏娜決定不當演員後，卓別林便決定不再拍攝《夢裏人生》，因為在他心中，隻有烏娜才配得上《夢裏人生》的女主角。
而接下來卓別林隻好又開始拍攝《凡爾杜先生》，這是一個取材於法國著名的“藍胡子殺妻案”的故事。
當《凡爾杜先生》劇本剛剛寫完，旅居美國的德國戲劇大師布萊希特意味深長地對卓別林說：“哦，卓別林，你寫了一部中國風格的電影。”因為這部影片正是反映了一句中國古代哲人莊子的名言：“彼竊鉤者誅，竊國者為諸侯！”
卓別林將《凡爾杜先生》製作好，在好萊塢為托馬斯·曼、福伊希特萬格等朋友放映。他們看完後，站起來鼓掌足有10多分鍾。因此，他信心十足地赴紐約主持新片的初映。
在那裏，他受到各國記者的歡迎。但也受到為數不少的記者和天主教退伍軍團軍人的刁難、反對，他們在記者招待會上逼問卓別林為什麽不入美國籍？
卓別林說：“我認為無須改變我的國籍，我把自己看作是一個世界公民。”
“可是，你是在美國賺錢。”
卓別林笑道：“如果您要算賬，可得把問題談清楚。我做的買賣是國際性的，我的收入75%來自海外，美國從這些收入中大大地抽了一筆稅。可見，我還是一個花了大錢、應當受歡迎的旅客呢！”
退伍軍團的人又說：“我們這些參加第二次世界大戰、在法國登陸反攻德軍的人，對卓別林不做美國公民感到憤慨。”
卓別林嚴肅地回答道：“我的兩個兒子也在那兒，在巴頓的第三軍，在最前線。可他們並沒像您這樣發牢騷，或者誇耀這事。”
有個記者想起，大戰期間卓別林曾致電美術大師畢加索，要求發起抗議美國納粹分子驅逐反法西斯作曲家艾斯勒的運動。這個記者心懷叵測地問卓別林，是否知道艾斯勒是共產黨，是否喜歡共產黨員。
記者招待會成了政治圍攻，在場的作家吉姆·艾吉挺身而出，指責他們：“一位藝術家，他給世界上帶來了這麽多的歡樂，使我們對小人物有了這麽深的了解。可是所謂的美國報界代表，卻這樣嘲笑他，還故意要大家仇視和欺辱他。這樣，他會作何感想呢？”
1947年底，在紐約發生的反對《凡爾杜先生》的行動，不過是這整場醜劇的序曲的一部分。後來，影片在新澤西州一家影院放映時，一些別有用心的人組成了糾察隊，他們高舉著標語牌，牌子上寫著：
“卓別林是同路人（意即赤色分子）！”
“外國佬滾蛋！”
“卓別林是忘恩負義的共產黨同情者！”
“把卓別林趕到俄國去！”
由於這些壓力集團的恐嚇，許多預訂了《凡爾杜先生》的大戲院，紛紛取消了放映，一些小影院的賣座也越來越差。
聯美公司的西爾斯解釋說：“報刊上已經連續攻擊了你10多年，一般觀眾肯定是受到了影響，所以，賣座差也就不奇怪了。卓別林，老實說，這部電影是你的成功之作，觀眾是喜歡的，可是，他們是想利用你的影片搞政治呀！”
不久，一批進步的電影工作者逐一受到非美活動調查委員會的傳訊，卓別林也是其中之一。在這個艱難的年代，卓別林再一次證明，他是一個真正熱愛自由的、勇敢的人。
這年12月，卓別林忍無可忍，公開發表了《我對好萊塢宣戰》，他在文章中寫道：
我決然和好萊塢，和好萊塢那班人宣戰。我不喜歡背後批評的人，我認為這種人是自以為是和不起作用的。因為，我對整個好萊塢，特別是對美國電影，已不再抱任何信心，所以我決定公開宣布我的意見。
你們都知道，某些美國電影院對《凡爾杜先生》一片所抱的態度。
若幹造謠生事的人，開始把我當作“反對美國分子”來看待。這隻是因為我和整個社會的思想不一致，並且也不想一致，因為好萊塢的大人物們認為可以掃除任何不合意的東西。但他們不久就將從這種迷霧中驚醒過來，不得不認清一下某些現實情況。
我要公開宣布的就是這些：我，查理·卓別林，我宣布好萊塢已經瀕於死亡。電影是被稱為一種藝術的，但在那裏它已經不存在了，有的隻是千百米膠片在旋轉。我要附帶指出，在好萊塢，假如有人拒絕迎合一小撮狼群的意圖、要以革新者的姿態出現、敢於反對“大企業”的法則。那麽，無論這個人是誰，他也不可能在電影方麵獲得任何成功。
不久以後，我可能會離開美國，雖然我在美國也曾獲得過精神上和物質上的滿足。在那個我將度過我餘生的國家裏，我將嚐試恢複自己成為一個和別人沒有差別的普通人，因而也就能獲得和別人相同的權利。
毫無疑問，卓別林在他的影片中宣揚的和平思想和人道主義，是舉世公認的。1948年，卓別林在美國的日子不好過時，在《凡爾杜先生》一片故事的背景環境地法國，電影批評家聯合會與法國報界人士磋商後，卻一致同意，向挪威議會主席斯篤辛發出一封要求信：
卓別林先生的影片，最突出的特點是它們的擁護和平的思想，和影片中表現的對人類的熱愛。他的最近兩部作品《大獨裁者》和《凡爾杜先生》，尤其顯著地表現了這些特點，在這兩部影片的後半部裏，都出現了盡力宣揚亞弗雷特·諾貝爾先生的寶貴思想的宣言。
基於此點，法國電影批評家聯合會，建議把諾貝爾和平獎金授予查爾斯·卓別林先生。
但是，挪威議會主席一直沒有就此信作出答複。
卓別林隻顧拍電影，卻一直不過問聯美公司的經營狀況，到了《凡爾杜先生》虧了本，他才驚訝地發現，聯美公司竟然虧欠了100萬美元，已經跌到破產的邊緣。
而同時，加利福尼亞州一家大報卻在讀者中發起了一次替卓別林購買返回英國的單程船票的募捐活動。
離美之前，他還拍了一部令人稱道的悲劇影片《舞台生涯》。那時《凡爾杜先生》放映之後，“非美活動委員會”也暫時沒來找他的麻煩。素來樂觀的他拋開受審、聽證會、影片受攻擊這些給他帶來的痛苦，在1949年又開始思索新的電影題材。
影片於1951年開拍，第二年拍完，卓別林親自飾演卡伐羅一角。影片的背景是1914年夏天的倫敦，曾紅極一時到老喪失了青春、健康、名氣的卡伐羅，身上似乎有著卓別林父親那一輩人的影子，他的被人遺忘和喝倒彩，與卓別林本人當時在美國的遭際幾乎一樣。
從1949年開始編寫劇本，到1952年最後問世，曆時3年有餘。
結束影片拍攝後，卓別林對《法國影壇報》記者說：“我相信笑和哭的力量，它是消除憎恨和恐怖的良藥。好的影片是一種國際性語言，好的影片是一種工具，我們已經有了很多毫無理由的暴行、變態的性欲、戰爭、凶殺和歧視的影片。它們越來越助長了世界的緊張局勢。假如我們能使那些並不宣傳侵略，而是說著普通男女的普通言語的影片，獲得大規模國際交流的機會，這或者能幫助我們使這個世界免於毀滅。”
卓別林決定把《舞台生涯》拿到歐洲去放映，同時，卓別林與烏娜的孩子到了受教育的年齡，他不願孩子受到好萊塢的影響。早在3個月以前，他們夫婦就向美國政府申請再入境簽證。
但是簽證卻始終沒有批下來。在這個問題上，移民局進行了一係列刁難，甚至懷疑卓別林是否有道德問題。
卓別林異常氣憤：“聽我說，如果你們要找個理由，讓我離開這個國家，你們不妨直說出來，我不願意在任何一個國家做一個不受歡迎的人。”
“但是，你有一次發表演說，用了‘同誌們’這個詞，這是什麽意思？”
“這個嘛，你們可以到字典裏查一查，共產黨人並沒有使用這個詞的優先權。”
“那你為什麽要奉行共產黨的路線呢？”
“如果你們告訴我共產黨的路線是什麽，我就告訴你們我是否在奉行共產黨的路線。”
移民局抓不到什麽把柄，《舞台生涯》剪輯完畢一個星期之後，卓別林終於拿到了度假6個月的簽證。
1952年9月，他叫烏娜從銀行提取了些存款，帶上孩子離開了洛杉磯的家，趕忙買了船票逃離美國。他生怕突然又吃什麽官司，美國的法律他已領教夠了。
離開家的那一天，卓別林站在貝弗利山家中的草坪上，看著烏娜收拾著最後一批東西，心裏竟有些異樣的感覺。這幢房子，為他遮風避雨30多年，這些年中，又經曆了那麽多的歡樂和痛苦，如今，房屋、花園都顯得這麽寧靜和親切，一想到就要遠離這一切，卓別林不禁黯然神傷。
律師建議卓別林清晨5時在曉色朦朧中悄悄登上“伊麗莎白女王”號，說來也可憐，為的是避開記者和法警的耳目。輪船終於起錨，一聲汽笛長鳴，緩緩地駛離港灣。起航了，想到帶著妻兒回英國，卓別林心裏好激動。
但在第二天，卓別林和烏娜帶著孩子們正一同吃早飯，剛剛吃到一半，突然船上轉給他一封電報，電報內容如下：
美國杜魯門政府拒絕卓別林返美入境，除非先到移民局的調查委員會去，對某些涉及政治和道德敗壞問題申辯清楚。
卓別林接到這突如其來的消息，感到再次受到了欺騙和侮辱，他對充滿了仇恨氣氛的美國已經不再有任何留戀。但一想到全部財產還在美國，害怕當權者不擇手段沒收他的財產，隻好通過無線電發表一項言不由衷的聲明。說一定要回美國進行申辯。而且，堂堂美國政府發的再入境簽證也不是一張“廢紙”呀！
“伊麗莎白女王號”抵達南安普敦，卓別林帶著妻子和孩子轉乘火車前往倫敦。一路上，英國鄉間秀麗的景致蕩滌了卓別林心中的憂煩，也使第一次來到英國的烏娜和孩子們欣喜不已。
闊別20載重回倫敦，卓別林在其所到之處都受到優厚的禮遇。熱烈程度勝似當年。
鄉親們說：“回來吧，不要再受美國佬的氣了。”
“歡迎你回到祖國！”
“歡迎您，查理！”
“和我們住在一起吧，查理！”
“回家比什麽都好！”
卓別林沒有想到，他這個被拒絕再回美國的人，在倫敦，在自己的家鄉，竟受到如此熱情、誠摯的歡迎，他感動得幾乎落下淚來。
烏娜緊靠在他身邊輕聲說：“瞧，大家多愛你！我喜歡倫敦。”
新聞界朋友專門采訪，請他談談美國政府和報紙為什麽要攻擊誣陷他。
卓別林答道：“可能有三方麵原因。一是我的電影從《城市之光》起刺痛了一些大人物。《摩登時代》裏我替工廠裏的小人物說了話，大老板罵我左傾，把階級鬥爭戲劇化。《大獨裁者》更惹起軒然大波。第二方麵是我的演說。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我讚成援助俄國抗擊希特勒，呼籲開辟第二戰場。非美活動委員會就認為我同情共產黨。第三呢，因為我不願加入美國國籍。”
終於逃離美國了。現在最重要的事情是設法把他們的錢財從那邊銀行提取出來。這件事隻有烏娜才能辦到。她是美國公民，出入境手續比較容易；而且不引人注意，不像卓別林那樣行蹤隨時有記者盯著。
烏娜獨自悄然搭乘班機飛回洛杉磯。好在以前到銀行辦理存款手續都是她經手簽的字，倒沒遇到刁難阻礙。讓她取了現金，打開專戶保管箱把首飾及有價證券悉數取走。然後她回到家中，看見房屋花園依舊，家具陳設倒也整齊幹淨。留守的男仆亨利是盡了職責的。
亨利一看到女主人就訴說，你們走後聯邦調查局的人曾來過兩次，盤問了許多事情。烏娜聽罷心裏不是滋味，好似冷水澆頭，一腔對家園的眷戀對鄉土的情結通通變得冰涼。她意識到此處非久留之地，當機立斷訂了次日洛杉磯直飛倫敦的機票。
在倫敦首場放映《舞台生涯》，是為救濟盲人的慈善事業捐款，票價每張售25個金幣。伊麗莎白女王的妹妹瑪格麗特公主，代表皇室光臨到會觀看。
觀眾表現得很踴躍，打破了世界賣座紀錄。票房收入超過以往拍攝的任何一部片子。聯美公司倫敦分銷辦事處，詢問卓別林可否將《舞台生涯》送到丘吉爾首相官邸，放映給他看，卓別林當然很高興這樣做。幾天後，丘吉爾首相致信卓別林表示謝意，說他很喜歡這部影片。
卓別林對這部影片是有信心的，每看一次他自己都激動不已。他決定提前到巴黎去，那兒是文化高度發達的地方，肯定有更多的知音。
1952年10月29日，卓別林和烏娜帶著他們的4個子女，從倫敦飛往巴黎。友好的法國人民像迎接凱旋的戰士一樣歡迎他，在機場、旅館門前，人們有節奏地齊聲歡呼：“卓別林！卓別林！”
聽到這一消息，狂熱而守秩序的人們，突然更狂熱起來，警察們趕快把卓別林夫婦拉進候機室。他被請到電台的播音機前講話，卓別林想起在美國受到的迫害，感慨萬千地說：“這是我平生最自豪的時刻！我向法國致敬！”
第二次世界大戰後第一任法國總統樊尚·奧裏奧爾在愛麗舍宮設午宴款待卓別林，飯後一起欣賞了《舞台生涯》。英國駐法大使館也宴請卓別林夫婦。兩天後法國教育部長將一枚法國“榮譽軍團”玫瑰勳章授予卓別林。
法國戲劇電影作家協會向卓別林致敬，並聘請他為名譽會員。該協會主席羅歇·費達南先生寫給他一封熱情洋溢的信，對卓別林在電影上的貢獻、影響、作用作了扼要的分析。
首映典禮在愛麗舍大街上一家電影院舉行。所有的評論家和著名的電影工作者都來了。
卓別林對法國觀眾的期望沒有落空，在場的法國名導演、紅演員、藝術家、文化人看得欣喜若狂。真是慧眼識珍珠，在場的每個人都眼中含滿了淚水。巴黎人永遠喜愛這位“用笑和眼淚來表示憎惡戰爭”的人。
在意大利羅馬，卓別林受到了與在法國同樣的禮遇，意大利電影界的名流柴伐蒂尼、維斯康蒂、羅西裏尼、德·西卡等，與影迷、群眾到機場歡迎。總統和部長們接見了他，政府向他授予勳章，埃依諾地總統出席了10月22日《舞台生涯》在羅馬的首映式。
《舞台生涯》在意大利的公映，也盛況空前。早在12月22日首映前10天，一張票就被倒票的“黃牛”們“炒”到1.5萬裏拉的高價了。所以，盡管影片在美國受到冷遇，但它在整個歐洲和世界各地的收入，超過了卓別林此前所拍的任何一部影片。
他們回到倫敦後，卓別林和烏娜必須考慮定居的問題了，總不能一家人一直住在旅館裏吧。
原本卓別林是打算回英國定居的，因為這裏畢竟是自己的祖國。但倫敦號稱霧都，幾個孩子都感到不適應。後來有朋友建議，瑞士氣候宜人，不如去那裏定居。卓別林接受了這個建議。
卓別林帶著全家來到瑞士，在日內瓦湖湖畔、洛桑東郊，有一座風光秀麗的小城維威，他花4萬瑞士法郎買了一處別墅。這裏依山傍水，山頂積雪皚皚，與山間翠綠的森林靜靜地倒映在澄澈的湖水中，靜謐而安閑。
住所四周是蔥鬱的樹林，與遠處的群山、湖泊遙遙相望。附近的果園裏除常見水果外，還有黑櫻桃、青李、蘋果和梨；菜園種著草莓、玉米、蘆筍。每當水果成熟的時候，全家人不管外出走到哪裏，都要趕回來，享受新鮮的美味水果和田園的樂趣。
陽台前是一大片鬆軟的草坪，空閑的時候，卓別林常和孩子們在上麵玩耍。從這近望是藍色的萊蒙湖，遠眺是白色的阿爾卑斯山群峰。他們聘雇了幾位得力的助手：管家、秘書、保姆、廚師，協助他們管理這伊甸園一般的山莊別墅。
卓別林如今是妻子賢惠體貼，子女繞膝承歡，家庭溫暖其樂融融。他自己對朋友們說：“我懂得什麽叫幸福，我有幸成為一個非凡的女子的丈夫。我和烏娜生活在一起時，她性格中那種深沉的與恬靜的美，對我永遠是一種啟示。”
他們決意避免世俗紛擾在此長期過隱居生活。從此社會上關於他的新聞變得稀少了。
1953年4月16日，卓別林走進了美國駐洛桑領事館，交回了他的再入境簽證，對領事說：“鄙人查爾斯·卓別林，曾在美國居住40年。去年8月離美，移民局給了我一張再入境簽證。但是，本人不想再使用它了，現交還給您。請您轉交貴國政府。我永遠不再去美國了。向您致敬，領事先生。”
領事又向他征求一次意見，他說：“不去了，我年紀太老了，再招惹不起那些無謂的麻煩了。”
“好吧，您如果再要回去，隨時憑普通簽證都可以回去。”
“謝謝您，領事先生，我已經決定在瑞士長住下去了。”
卓別林從美國領事館出來，長長地吸了一口氣。這一天，恰好是卓別林的64歲生日，他用這種方式來表示慶祝。也作為新生活的開始。不久，烏娜依法放棄她的美國國籍，隨同丈夫入了英國國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