難忘歲月——餘貽驥回憶錄

創辦《中國造紙年鑒》

　　1984年末，我已年滿66歲，領導部門免除我的科研院副院長行政職務，但仍保留我的院總工程師職稱，直至1988年年滿70歲退休，這使我在退休前就能有較多時間從事我想作而缺少時間的事。

　　到1985年我已涉足造紙行業學習與工作40年，這期間我既參與過企業的具體生產實踐、全國造紙行業的專業管理，也參與造紙業的發展規劃編製，行業的科普宣傳、業務交流、專題谘詢等工作，這類工作常需查找一些具體數據和相關具體資料，特別是較係統的曆史資料和經過整理的零散信息，往往需要翻閱多種報刊雜誌、檔案資料，非常費時吃力。中國機製紙產量在新中國成立後也由1949年的10.8萬噸，增長到1985年的615.3萬噸，紙張品種大量增加，我深深感到對我國造紙這個重要行業，有編輯出版一種史料性工具書的必要，最好能每年出一本，也就是考慮出版《中國造紙年鑒》。我的這一想法得到一些同行朋友的支持讚同，但大家也感到問題不少：一是收資困難，特別第一本至少要上溯到1949年，最好更長遠一些的多年曆史，哪位專家願意承擔這種任務；二是編輯出版要花錢，售書收入如不抵出版支出，由誰承擔虧損；三是年鑒要公開發表許多不知是否要保密的具體統計數字，如有泄密，誰敢負責。這些都是實在問題，不考慮周到不行。我將我想辦造紙年鑒的設想和問題向中國造紙學會理事長王毅之（原輕工業部副部長）和學會副理事長王文哲（當時任輕工業部副部長）作了匯報，他們非常讚同，並在中國造紙學會常務理事會進行了討論，一致認可由造紙學會組成由王文哲擔任主編的造紙年鑒編委會，主要負責經費管理和保密審定。具體編輯工作則組成由我擔任主任的編輯部負責。重擔落在我的肩上，我考慮要努力辦好第一期作為示範。因而自己首先找到有關年鑒的基本知識認真學習，並謀求得力助手，以保證首部年鑒能順利出刊。其次，要設法爭取企業刊登廣告的經濟支持，年鑒能發揮行業資料工具和支持學會經濟的雙層作用，以保持其長期堅持出版。有關資料保密問題，因王文哲副部長是當時輕工業部保密委員會主任，有他負責把關審定，無需我擔心。我從1985年開始學習年鑒編輯的有關資料和參考國內已經出版的各類年鑒，大體認識到年鑒既要求具有典籍類工具書的真實準確性，又是一種內容具有連續性的編年史，需要製定基本內容能大體相對穩定的框架結構，這個框架結構經製定後，基本穩定無大變化。首冊年鑒的不少綜合資料，是我費很大工夫編寫並以編輯部綜合整理名義刊登，大量具體的編、審、校工作，必須有專職工作人員，經找輕工業部造紙研究所李威靈所長商量，得到他的大力支持，選派了該所工作多年的萬立和胡文利兩位擔任年鑒專職編輯相助，他們一直協助我編輯年鑒達十年之久。第一二期還邀請營口造紙廠退休老工程師陶登祥擔任常務副主編，共同努力，為造紙工業年鑒奠定了較好基礎。我原來隻打算創辦起來後就讓賢接替，但人選困難，因為年鑒主編，既要較熟悉行業較全麵情況，威望較高，又願認真負責，投入極大精力，在職人員缺少時間精力，當時對退休人員又不另給薪酬，聰明能幹的同誌竟無人願意接手，我隻得勉強擔任這個主編長達十年，才交給學會秘書長黃潤接替這項沒有酬勞的艱辛工作。與我共事十年的萬立和胡文利兩位同事，都很能幹並認真努力，與我相處融洽。我擔任年鑒主編至1996年離任，他們兩位也返回造紙研究所工作，似乎與我同進退。造紙年鑒這本行業的重要資料工具書，由於內容豐富，檢索方便，也提供了企業間相互了解交流的便利，一直得到業內好評與重視，而且企業刊登信息廣告多，學會也取得較好經濟效益，增加了開展學術與科普活動的經濟實力。

　　我還與張珂教授於1982年共同主編出版了《亞硫酸鎂鹽葦漿的製造》一書，我負責撰寫了“蒸煮廢液的回收與綜合利用”一章，是我當時跑遍全國各亞硫酸鹽法製漿廠實地調研，進行流化床紅液燃燒爐中試科研和考察瑞典芬蘭製漿廠的心得體會，受到國內亞硫酸法紙漿廠的重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