難忘歲月——餘貽驥回憶錄

不斷膨脹的科研行政管理工作

　　1980年，我被輕工業部任命為部科研院副院長，雖仍兼任院總工程師，卻不能不承擔較多科研行政管理工作。輕工業部下屬行業眾多，較重要的如造紙、食品、皮革、發酵、陶瓷、糖業、食鹽、煙草、鍾表、香料、玻璃、搪瓷等。“文革”前都成立了專業研究所推進行業的技術進步，它們部分集中在北京，部分分布全國各地，都屬輕工業部直接領導，“文革”期間都被下放地方，或被強製遷出北京，遷往地點較差的科研所，工作大多陷於停頓。“文革”結束以後，中央強調發展科技和實現現代化，我們的科研院負責收回管理一些下放地方的原部屬研究所，將外遷無法開展工作的研究所如遷往江西分宜的食品、發酵、皮革幾個研究所報經國務院批準，遷回北京，因其原有研究所所址已為其他單位占用，必須另覓新址建設，這些科研行政管理事務頗為繁重，而當時負責全麵主持科研院工作的葛春霖副院長，發展心切，不顧困難，極力擴大輕工係統的綜合科研機構。除了大量回收與回遷原部屬專業研究所的工作外，他又經申請在北京組建了輕工環境保護研究所、塑料製品研究所、輕工科技情報研究所；另外還在上海新組建包裝研究所，在杭州新建自動化研究所。葛老作為主持全麵院務的副院長，讓各個原領導和業務部門都必須為這些事務付出極大精力。我這個副院長當然不能例外，這減弱了科研院領導實際科研工作的精力，分散了有限的人才和物力，攤子鋪得大，領導疲於應急奔命，對具體科研工作卻顯得勞而少功。

　　1982年，輕工業部科研司經過重新組合被並入科研院，我被任命為新科研院的第一副院長（還掛部科技局副局長虛銜）。在這期間，科研院負責組織評選了全國輕工行業的優秀科技成果，並舉辦了全國輕工業科技成果表彰大會，我擔任部直屬單位代表團的團長率領部屬單位代表出席這次大會。1984年秋我66歲時，輕工業部免除我的副院長行政職務，保留總工程師職銜直到1988年退休，爭取讓我多發揮一點總工程師的作用。做副院長期間具體事務繁多，為了減少對行政事務的付出，我采用了讓權放權的方法，盡量讓各具體業務部門多發揮作用，我把主要精力放在培養選拔科技人才、關心重要科研項目、科技成果鑒定與推廣，以及學術交流活動上。

　　考核提升科技幹部

　　當時科研技術人員的待遇非常微薄，許多大學畢業參加工作十多年，職務職稱沒有變化，月薪仍不過56元，生活條件很艱苦。國家科技幹部局在1980年開始組織選拔晉升一批工程師為高級工程師，相應提升工資，這一政策受到全體技術幹部的重視。由於晉升名額有比例限製，評定工作必須體現公平合理才會避免副作用。經研究，我們決定晉升候選人由各所領導研究推薦，他們將考績資料和專題論文送交院部以後，我和人事處到各所聽取候選人的評審答辯，並組織全所技術人員投票薦舉個人認為值得晉升的同事。使我感到欣悅的是，得票最多的人基本上是所領導推薦的人選，甚至排名順序也頗為相似，領導與群眾看法上的一致說明所領導推薦公正，被推薦晉升的人的確得人心。輕工業部任命了九人組成的評審委員會，我是委員兼副主任。在部人事司科技幹部處的配合下，評審工作進展順利也很認真。受評審人員中有一位學精密機械出身且曾留學蘇聯的副局長報名申請晉升高工，科技幹部處對他直接領導的八位技術人員進行了民調，組織了兩次推薦投票，但兩次竟都無一人參與。科技幹部處認為，原因可能是屬員不讚同他的晉升，可是投了反對票又怕得罪這位直接主管遭受報複，所以大家都借故不參與。評委又一致認為這位幹部提交的論文質量較差，結果以全票反對他的晉升。他向部長們提出不服意見，評委又作複議仍未通過，部領導的最後的決定是尊重評委意見。這位副局長是我記憶中未獲評委通過晉升的極少數人之一。

　　中年科技幹部的期盼

　　為了了解當時院屬一些研究所科研骨幹的生活情況與期望，我在輕工業部太原日用化學品研究所邀請了十多位40歲左右的科研骨幹進行座談，他們對領導的意見要求歸納起來有如下三點：一是他們的住所過於擁擠，多數人一家幾口隻有一間房，可是研究所沒有經費建立新舍，因此住房問題無法解決，他們希望科研院增加為該所基建撥款，以便逐步解決他們的問題。二是他們都是中青年，上有老下有小，家庭負擔重，在人生精力最充沛的年齡是否在加重他們工作的同時也給他們適當增加待遇。三是他們大多有兒女在高中上學，晚上和周末要花很大精力為兒女補習學業，好讓兒女能考上大學，畢業後由國家統一分配工作。否則，自己為高中畢業的兒女找工作是極難的。這樣一來，他們就很少有自學提高的時間，因此建議所領導考慮為這些子弟統一開辦業餘補習班，為他們的父母創造自學時間。這些意見都合乎情理，我向他們表示：第一，我將盡力為日化所爭取適當的職工宿舍基建投資。第二，工資待遇的調整是牽一發動全身的全國性問題，當時任何部門都隻能向國家反映情況，聽候統一安排，因此我一定如實反映他們的意見。第三，我們可以與所領導商量以後統一組織職工高中子弟補習班。這些技術骨幹是通情達理的，他們知道我雖然支持他們的要求，但是我當時的答複隻能是這些。作為研究院的領導，我和所裏技術人員的關係是建立在相互同情、支持與諒解的基礎之上的。我對科研院院部中青年幹部的經濟困難很清楚，但卻無法幫助他們提高工資待遇。碰巧的是，1980年中瑞典的ELOF？SANDSON公司在我國廣州舉行造紙技術推介會，希望在我國開展業務，他們請我替他們翻譯了幾十萬字的英文技術資料，會後該公司付給我2萬元人民幣的酬勞，我將這筆錢贈交給科研院。院領導決定將這筆款項交財務處管理，如何使用仍由我核定。實際做法是逢到重要節日，由院辦公室提出需要補助的人名單，每人每次大致補助50元左右，經我同意即可發放。有困難的同事們能從中得到這點幫助使我很愉快。有人說我這種“散財童子”的做法實屬傻瓜行為。但當時這種微薄幫助，解決了一些中青年職工的實際困難，我感到比個人獨享內心更為愉快。

　　科研院開始招收培養碩士研究生

　　為培養各行業的專業後備力量，我們為科研院爭取到碩士學位授予權，輕工業部任命我擔任科研院碩士學位評審委員會主席，並組織具備條件的研究所招收和培養本碩士研究生。在這期間，我又擔任了輕工業部內高級技術職稱評審委員會副主任，北京輕工學院和輕工環境保護研究所聘請我作他們碩士研究生的導師，我幾乎每年都要去陝西的西北輕工學院參加該院造紙專業研究生的論文答辯。

　　科研成果的鑒定評審與推廣應用也是我在這個時期的主要活動，其中包括對許多較重要輕工業科研成果鑒定，受聘擔任輕工業部科技進步獎評審委員會副主任、國家發明創造獎評審委員會原化工組後輕工組成員，以及參與對多項重要科技進步和革新創造項目的評審推薦。1983年輕工業部主辦了全國輕工業先進科技工作者表彰大會，由院負責從全國輕工業主管部門、科研、生產、設計和教育等單位報送的請獎項目中選出一批應用效果突出的優秀科技成果，在表彰大會上對他們表揚獎勵，以此激勵先進，示範宣傳，進而推動輕工行業的全麵加速發展。為達到這些目的，我們要求各省市由輕工廳長率領代表團參加大會，輕工業部單獨組成各直屬單位的代表團參加，我是這個大會的重要組織者，還被指定擔任部直屬單位代表團的團長。大會確實受到輕工係統的廣泛重視，成為激勵科技幹部進取的動力。